城市不只是旅行的中转站,更是了解不同文化的开端。
游历不同城市时,刘子超察觉到世界有不同的“时间”,一个地方的滞后或高速发展,都有自身的阶段和原因,城市则更容易反映出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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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往黑海、地中海等地的旅行计划都泡汤了,刘子超觉得自己就像失业了一样。五年来,他第一次长时间待在北京。
平日里,他很少出门,对北京早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每天,他会沿着固定的路线跑6公里,旅行在外,则会放弃这个习惯。
“陌生的城市,你跑远了,可能就回不来。不想一边跑,一边看手机。”刘子超说。
这几年,刘子超行走在中亚、东南亚、欧洲等地,他尽可能走得更远。
△2018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圆顶集市内的摊贩。图/刘子超
他去过的一些乡村、小镇,大多数旅行者也很少涉足,但最先抵达的总是大城市,曼谷、马尼拉、孟买、塔什干……它们不只是旅行的中转站,更是了解不同文化的开端。
“城市最能集中反映这个国家的不同方面,它有时间和空间的折叠感。”刘子超说。
游历不同城市时,刘子超察觉到世界有不同的“时间”。一个地方的滞后或发展,都有自身的阶段和原因,城市更容易反映这种变化。
△泰国曼谷的水上市场/pixabay
刘子超说,年轻人应该多去不同的城市走走,这样不仅能更好地观察这个世界,也可以对习以为常的当下生活进行反思。
“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各自不同的活法。比如你认为的机会,有时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去了中亚的城市,会发现当地没什么机会。现在你拥有的机会,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和所在的国家以及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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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瞬间,世界同步”
一次,斋月前夜,刘子超来到雅加达一个位于52楼的酒吧,俯瞰城市的夜色。他心想:这和广州四季酒店顶层看到的也许没什么不同。
他更想弄明白的,是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想走进更具体、更生活气息的街道。
每去一个新地方,刘子超都会把当地社会分成不同的切面,以此对应具体的人。而每个人都会展现他所在的城市、国家的面貌的一部分。
他说:“比如我要写纽约,我就会去拜访福音派的白人、‘左派’白人,还会找美国本土黑人、外来黑人、拉美裔人,以及性少数人群。纽约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地方,需要找很多切片,找不同的人,才能理解这个城市。”
△纽约时代广场/pixabay
游览一座城市时,刘子超一定会去当地贫民区以及少数族裔居住地。
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时,他去了“小乌兹别克斯坦”;在东南亚城市,他会去逛逛“小印度”“中国城”。
他说,这些地方就像一片飞地:“我一直迷恋主流之外的东西。它们会保留着和城市的主流不一样的东西,那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文化、食物,过着自己的生活。”
△伊斯坦布尔/pixabay
每个人眼中的城市都不一样。在印度,刘子超明显感觉到,受教育阶层认为自己接近西方主流,当地普通人看起来则更挣扎,更常面临生存问题。
“印度、拉美等地,好的社区和贫民区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从来不会涉足对方的区域。同一个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美国也一样,中产阶层社区和犯罪频繁的社区,差别也很大。”刘子超说。
△印度贫民窟的小孩/pixabay
第二次去孟买旅行时,他特意住在富人区班德拉。
四周都是新建的昂贵公寓楼,咖啡店里,人们穿着衬衫、西裤,身上散发出淡淡古龙味。
听到周围的人用英语谈着商业项目,那种雄心勃勃的感觉,让刘子超想到了北京、上海某些商务区的咖啡店,“这一瞬间,世界同步”。
一河之隔的右岸,曾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这里方圆1.7平方公里,处于两条铁路干道的节点,有着众多错综复杂的小巷,约有100万人居住于此。
△河对岸的印度富人区班德拉/pixabay
《印度时报》称,2011年后,孟买有四个贫民窟的规模超过了达拉维。
“印度的贫民窟很友好,外来者不会有危险,入口还写着‘欢迎来到达拉维’。”在书里,刘子超这样形容充满热情的达拉维居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热带植物。”
△达拉维的入口之一/wiki
在印度,有些人认为,达拉维是孟买这个现代化城市的耻辱。
而刘子超认为,贫民窟的存在,恰好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给不太有钱的人提供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印度人和中国人很像,小城市的人都雄心勃勃,想去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闯一番。达拉维在印度是很特殊的存在,这么多人口,除了拥挤的聚集方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从印度农村出来,在孟买有个落脚点,就很不容易了,有许多人住在街边、公寓楼顶。你在达拉维有个铁皮小屋,至少是个有地址的人了。”刘子超说。
△达拉维内部的一条街道/wiki
在中亚五国,刘子超去过苏联时代修建的芭蕾舞剧院,它可能是城市中最好的建筑;马路上随处可见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拉达汽车。
这些城市明显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滞后感:“时钟像往前又拨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它们没有了苏联时代的辉煌。”
“中亚五国原本是世界大国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五个非常小的国家,离任何发达国家都很远,全球化也没有进入这个地带。这是一片被遗忘的区域。”刘子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