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下，女性议题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一面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恶性新闻频频曝光，另一方面则是以女性消费群体为受众的综艺、电视剧频频引起关于女性家庭、职场的热烈讨论。
但矛盾的是，在互联网的极端生态之下，性别话题已成为了一场随处可见的“战争”。对性别议题的热议，能否代表着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性别意识的提升，又能否简单等同于社会进步？对于近年来女性议题的观察，我们在上次造就WOMEN的演讲录制之后专访了戴锦华教授，她对于互联网上热议的性别意识的提升的态度是“不能简单评判或为之欢呼”，也不相信通过消费力能够。她更关注的是，“如何将类似变化和进步，坐落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之中；如何超越一己的伤痛，或诉求，以类似的自觉去关注其他社群及整个世界”。对于席卷美国的BLM运动及对政治正确的质疑和讨论，对于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结构性反思，对于性别话题为何会成为今天流行文化中的主流，以及对新冠疫情席卷世界带来的警醒与思考，戴锦华教授都在采访中表露了她的观点。
造就：近期互联网上女性话题非常多，您关注过这些话题吗？这是否能代表中国整体的女性意识的提升？
戴锦华：坦率地说，相对于网络话题的热度，我的关注度不足。当然有所关注——有选择地关注，但是我没有全情投入并追踪。因为一方面我认为近年来的网络生态逐渐恶化，“火焰战争”会迅速淹没真问题，很快、甚至即刻分裂为绝对对立的态度，形成一种高度极化的情感对峙。而另外一方面，你所说的女性意识的提升，有个前提：在网上或网络文化中。但就像其他的中国问题一样，网上的曝光与言说，始终为网络用户主体限定。如果说性别意识的确在提升，那我们说的是网络的主要使用群体中的提升。尽管近年来网络使用者的群体在持续扩大，但其主体——我还是那句话，是相对年轻的、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的、受教育程度足够高的、有充分消费力的社会人群。所谓的女性意识的提升，有个前提：在网上或网络文化中在诸多规定性之下，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提升，的确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我无法简单地予以评判，或者说我无法简单地为之而欢呼的原因，是我难于确认，这种性别意识、性别自觉的提升，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的整体变化互动或正相关。对此，我抱有迷惑与怀疑。因为我相信，资本牟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令其从不恪守任何“主义”，包括性别本质主义；我同时相信，自由和权利不可能用钱买到。而在我的观察中，网上的性别话题集中在两类矛盾：一类是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上、或针对女性的恶性新闻：强暴、虐杀、性骚扰，由此引发的网上热议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而另一些围绕着流行文化、社会时尚话题中的女性的主体表述或女性声音的强化，后者无疑联系着（某些）女性群体的消费力、购买力的直线上升。她们的消费能力和潜能，为她们赢得了或提高了在文化市场上的谈判资格。这一矛盾事实，是我在回应你的提问时感到迟疑的原因。在我的认知中，这与我对另一个世界议题的矛盾状态的观察相类似。一边是国际热点的新闻：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众多的天主教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宣告同性婚姻成为合法。同性恋，这个基督教世界或者基督教文化当中的“原罪”广泛而快速地非罪化并合法化。更引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出柜”的同性恋者，成为西方国家的元首政要。对此，你似乎会毫不迟疑地称之为性别议题上的社会进步。然而，矛盾状态在于，当这一性别议题的“原罪”、禁忌、歧视、排斥结构，在世界各国势如破竹般地获得破解的同时，性别的总体状况、女性、性少数和各种弱势群体的总体状况，却在普遍、持续的恶化之中。岔开一句，我的另一个带痛感的观察是，当各种被压迫者、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包括女性、性少数）尝试谋求自己生存状况的些许改善时，都必然经历旷日持久的社会抗争。并不夸张地说，甚至需要流血、坐牢、乃至付出生命代价才有望达成。从今年入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巴西的《民主的边缘》里，你会看到经历了漫长、艰难的抗争，巴西社会终于结束了黑暗的军政权统治，实现了社会民主化之后，右翼军人势力却可能以何其迅猛的势头再度入主。这些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可能即刻占据高台和话筒，用最恶毒、丑陋的语言，去诅咒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一如昔日纳粹。回到原来的讨论，我不相信权利的获取与社会平等，将伴随经济成长而自然发生。我更不相信能够通过展示我们的消费力，自然赎买到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女性地位的全面改善。我相信平等是可能的，如果平等已是我们的内在诉求和文化共识。而社会的平等意识与实践，无疑不仅是“我”和我所在的——比如说亚文化群体、圈层的权利，而且是对他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与呼吁。所以，我确信网络上性别意识的提高是一重真实；问题是我们如何将类似变化和进步坐落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之中，如何超越一己的伤痛，或诉求，以类似的自觉去关注其他社群及整个世界。在女性运动当中，我经常感动于妇女组织支持、声援、参与其他的少数群体、弱势群体为争取自己权益的抗争，有时甚至是跨国、跨性别与种族的相互支持和连接。我们今天会获知哪里爆发了新冠疫情，哪里被迫封闭了社区。有没有人关心并追问，比如印度的贫民窟遭封闭意味着什么？那些人每天早上离开贫民窟去找今日一天的衣食，在封闭状态下如何存活？比如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其他地方发生的盲婚哑嫁，那里的女性遭到的侵犯和强暴，我们能不能感同身受？我们还有没有感觉他人的痛苦的共情能力？就像今天甚至不需要演员，便可以拍电影一样。我们刚刚在一片绿幕前录制节目，在绿幕上可以制造出一切。但是，电影原本就是一个看见他人、看向他人的艺术。在其中，女性则长久地处于被看——被他人的目光侵犯、逼视、占有的状态之中。当女性终于可以“看”、可以欲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平等的，而不是支配的、强势的目光望向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玛丽苏，也不喜欢逆苏。我不希望我们陷于自恋、自我凝视的YY，我更不希望沉溺于支配、占有他人的幻想，尤其是当这仅仅是用金钱买到的满足和想象。我真的不喜欢，也许我老了。
玛丽苏：即Mary Sue的音译。玛丽苏（Mary Sue）一词据说出于国外的同人小说圈。某外国作者创造了一个名叫Mary Sue的虚构女主角，在自编的科幻同人文里尽情YY。玛丽苏文，即在作品中虚构出一个真实剧情中没有的主角，此主角往往很美好很强大，与真实剧情中的人气角色纠缠不清，暧昧不断，桃花朵朵开。名声大振，这个虚构名字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心态名词。
逆苏：指一类女性粉丝的心态，喜欢女化男爱豆，把男爱豆看做楚楚可人的小姑娘，自己代入男性的视角，幻想让男爱豆当自己的女朋友。
造就：您关注像《美国夫人》等流行现象引起的对女性主义的反思吗？
戴锦华：我还没有看过，但注意到了有关的讨论，也计划无论如何要看。因为没有看，我不能对这个文本发言，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今天仍然处在20世纪的回声、阴影和幽灵的纠缠之间。我认为20世纪是、至少是500年以来现代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纪，一个充满了激变与灾难的世纪，一个被革命和战争所充满的年代。或许因为如此众多的世界性的灾难，人类文明史上大概都不曾出现过的，人类的多数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要改变这个世界。因此，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部，社会批判的三个主轴是阶级、性别、种族。但是，随着20世纪末的所谓“大失败”，阶级的议题被非法化，20世纪的阶级结构被摧毁或变形，斗争理论甚至为受压迫的民众所拒绝。阶级的现实和话题几乎无法获得讲述。尽管大家都知道，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是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此后，是种族的议题与民族解放的议题相相剥离，再度与种族主义彼此缠绕，并随着全球移民与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纠缠、重叠。可奇怪的是，性别议题幸免于难或曰硕果仅存。尽管性别层面的倒退持续发生，性别的议题也不断地被压缩、被碾薄，但是它仍然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批判性的或者抗衡性言说的场域。我常举的例子，是特朗普当选之后，在公共媒体上，唯一可见的反抗群体是“粉红兔”。女性团体扮成粉红调的兔女郎，用这样的性感形象来对抗一个显然是右翼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在美国的胜利。但是，往深里推，为什么是性别议题硕果仅存？我个人有很多方面的思考，尚且没有结论。我的思考路径之一是，新技术革命在其高端、在其顶层结构当中，当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多少改变、松动了性别议题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性别分工已不再是最重要的社会分工及社会分工的基础结构了。因此，性别议题的曾携带的批判力与威胁性也因此而有所削弱。另一组演讲时没时间涉及到的例子，则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性主题、性别主题、性侵主题，连续数年入围或者赢得奥斯卡。因此，今年的最佳影片得主《寄生虫》，才成为异样的声音，释放了不同的信号。与此相关，《寄生虫》、《小偷家族》、《燃烧》、《罗马》这样一批影片的涌现，再度带回了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底层社会的无望。这是否是阶级议题的回归？我以为《美国夫人》这样的影视作品，类似于几年前的《妇女参政论者》——我很喜欢那个片子。但类似作品出现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已经曲终奏雅，可以回首当年了？还是再度扣访历史，汲取新的现实力量？围绕着剧版的《使女的故事》，我曾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或女性运动的领导者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这部名作，一直被视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围绕着小说和剧，人们经常会讨论女性的身体、暴力机器对女性身体的征用，现代女性转瞬间被贬斥为行走的子宫。我提示的是，这些讨论大都忽略了故事的开始。故事开始是女主人公早上上班路上发现自己没带烟，便去路边的7-11买烟，发现自己信用卡失灵（因为我是吸烟者，所以这个细节很有代入感）。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告知，所有女性的财产已遭剥夺，交与她们“最近的男性亲属”掌管。现代女性、自由女性权利的丧失从剥夺经济自主开始。在这儿，我想再次强调前面的观点，漫长的、旷日持久的抗争和转瞬之间的父权之名的回归——以暴政之名、以军政权之名、以“美丽新世界”的形态，剥夺其合法性，恢复“古老”的“公序良俗”。今天，我们已走得更远了，我们已实施电子支付与货币化，比信用（卡）经济更高程度地将自己的金钱、财务交付给系统，交付给机构。在这种新的生存和生态中，性别议题自身真的完成了吗？真的已经曲终奏雅了吗？性别议题真的可以自足了吗？我们是否、能否应该参与保卫我们的社会？我确实会抱有某些古老的忧患感，没有那么雀跃、乐观。戴锦华：性别议题经常是有独立性与特殊性的，但是它不该是孤立起来予以讨论的独立的议题。一经完全独立处理，我们难于避免以议题中具体的主体、群体不自觉地取代、覆盖女性的整体议题；而另一边，女性议题必须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打开、审视，思考。
举个例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日本的女性创作群体——少女漫的女画手、轻小说的女作家涌入了文化工业的生产线。她们参与创造的这轮日本流行文化直接冲击了全世界，包括好莱坞，直接参与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欲望想象与流行文化中的性别结构。如果我们将此议题独立起来看，将议题单纯集中在女性书写、女性主体和欲望上，便会毫不迟疑地得出此乃社会性别进步的结论。但是此时，我们无疑忽略了这一性别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结构：战后日本于美军占领之下的民主化进程，的确使得女性越来越普遍地接受高等教育，但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整体结构，尤其是婚姻与家庭制度却远滞后于上述变化。又是一个“公约民俗”：已婚妇女不（得）参与全职工作；没有什么机构会全职雇佣已婚妇女。因此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被限定在东亚的家庭空间之中，这正是她们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群体和表达的社会成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用进步、倒退来形容和定位的。也是在这同一过程中，出现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过程当中的女性的公司高管层。其默认前提是这些女性必须是单身未婚，由此出现了所谓“一克拉-五克拉女郎”，自己买一个钻戒/婚戒戴在手上。如果这是女性个体的自主选择，那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事实上是一个结构性的约定：你要继续发展你的职业生涯，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婚姻的前景；你若选择了婚姻，就意味着你将被剥夺了职业生涯。重复一遍，不将类似性别议题放入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当中，便很难去理解讨论这类问题。造就：您觉得粉丝文化这种新现象，有没有透过经济结构的变化去打开一些新的可能性？
戴锦华：粉丝文化也可以视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但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文化工业生产，使之成为生产与消费主要的环节，则是新的文化现象。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这同样始自日本。粉丝及其由此产生的同人文化事实上成了多种亚文化圈层。他们的创作：某种同人写作、某种形象、旋律或故事不时开启着新的文本或文化产品链条。然而，就今天狭义的粉丝经济而言，更多地是指追星、制造并贡献流量、购买“爱豆”代言的商品。其强大的消费力不时创造着“奇迹”。诸如短时间内，募集几十万、上千万资金，诸如打榜与购买狂潮，诸如大规模的节日狂欢般地集聚……当然，我不会把今天在中国城市舞台上十分打眼的粉丝现象，与突出的、近乎荒诞的粉丝消费，简单地等同于少女-女性群体的特有行为。不错，尽管女性是人类的一半，但一个文化现象能够在中国达成现象级，便不会仅仅是单一性别的创造。但不可否认，青年女性群体在类似现象中十分突出。她们以这种方式在文化市场上了显影了自己的在场，显影了自己的文化谈判能力和谈判资格。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大认可这种可以“买到”的地位提升。而且，我以为，在今日中国，所谓粉丝经济变得如此突出，应该和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的代际社会生态相关。作为在中国经济快速起飞之后，在富裕的环境之下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她们的登场与他们/她们非常态的消费能力相关，也与这代人的历史感相关。而这里的历史感更多地表现为断裂与遗忘。我最近读到的一则微博，提到一个好聪明的孩子开了个脑洞，表示消灭手机充电口的问题，可以通过可替换电池得到解决。而在我的记忆中，随时携带一块手机备用电池的记忆似乎只是昨天。这是今日记忆与遗忘的速率。换个角度，今日中国粉丝文化，似乎缺少某种必须的结构性的互动与制约。我认为，讨论新的流行文化与性别生存间的联系，更好的切入点不是粉丝文化，而是更广义而多元的亚文化。因为在极为丰富、繁复的亚文化中，蕴藏着更多另类选择与表述，蕴藏着更丰富的能量与可能。尽管全力发掘与收割亚文化的资本运行，也在随时剪除着种种亚文化提供的反抗与创造。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8-31 07: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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