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血钻故事

源济

冷战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原创 血钻故事编辑部 血钻故事 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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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钻观察

我与世界相遇，我自与世界相蚀，

我自不辱使命，使我与众生相聚。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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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

1993年，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随着争议的日渐增多，其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将人类文明分为了包括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在内的八个文明。他指出：文明和文明之间以核心国家为主体，其影响力向边缘地区逐渐衰减，并最终在边缘线上兵戎相见，相互攻伐。

一幅即将开启的世界文明大战的画卷在他笔下缓缓展开，并通过一系列的建构向西方的政治精英发出了警告：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其他文明正在缓缓崛起，西方正面临着来自其他文明体的挑战。

就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引起争论的同时，或者说稍早些的时候，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学说——“历史终结论”，却获得了整个西方主流的掌声。该学说的创造者弗兰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里，向人们提出：人类社会历史形态已经走向历史的顶点。

这位日裔学者认为，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是一种谋求获得他人承认的向往。而福山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经实现了这种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向终结，因为西方的政治社会模式已然到达了人类的最高峰。

而福山最大的理论支撑则是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着的三色旗。1991年12月，在万众瞩目下，以俄罗斯为首的十一个加盟共和国正式签订了《阿拉木图宣言》，扮演着冷战社会主义阵营一方领头羊角色的苏联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冷战时代宣告结束。

《阿拉木图宣言》签署，苏联消失

红色镰刀旗降下，三色旗的升起将历史终结的狂欢气氛推到了高潮。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言人，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姿态审视着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浪潮中支离破碎，只剩下包括中国在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仍高举着红色旗帜。

在历史终结的欢呼声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何去何从成了摆在华盛顿精英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时代里，他们徐徐拉开了答案的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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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克林顿时代

1993年5月28日，一道行政命令从白宫中发出，要求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是否在1994年7月后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提出建议。发出这道命令的，是刚上任不久的总统新人威廉·杰斐逊·克林顿。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克林顿曾六任阿肯色州州长，民主党出身的他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干练的形象在1992年大选中击败了老布什，成为白宫新主人。而当春风得意的克林顿从老布什手里接过象征着当世第一强国的权杖时，一同交到他的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中美关系遗产。

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中国内部亦出现了一些动荡，闻声而至的老布什政府趁机发动对中国的制裁。西方资本全部从中国撤资，美国大使馆的车辆载着丰厚的物资驶离中国，中美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1992年9月，老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军备，刚刚缓和的中美关系又再次紧张。

继承了老布什政治遗产的克林顿，凭借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冲劲，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极具当世第一强国的霸道气势，而1993年5月28日发出的行政命令，就是他给中国的一个下马威。在落笔签字之前，意气风发的克林顿对周围的幕僚说：“我明年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取决于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

将“人权”作为外交武器对目标国施压，这既是对自卡特以后历代美国总统外交手段的继承，同时也是对自身优越性的绝对自信。

除了在经贸上对华施压，在台海问题上克林顿也有着自己的看法。随着其内部“以台制华”口号的提出，克林顿一度尝试将美国政府和台湾地方政府的官方来往合法化。

1995年5月，白宫正式对外宣布允许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对美做“私人访问”，而李登辉当时正是岛内台独的领袖人物。出生于日本殖民时代的李登辉，在日本的“皇民化”运动中改名自称“岩里政男”，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成为了日本日军高射炮部队的士官生，虽然祖籍是福建，但他心里刻印着的却是富士山下的樱花。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总统”一职，此后连任十年。这位对日本抱有极度狂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任期间一反他在蒋经国时期一个中国的态度，大力鼓吹两国论，是台独势力的标杆性人物。克林顿政府对于李登辉的“外交优待”致使中美双方外交关系一度降为代办级别，随之而来多次穿过台湾海峡的美军航母编队更是直接加剧了紧张的态势，酿成第五次台海危机的爆发。

如果说最惠国问题和台湾问题只是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局部调整，那么“银河号事件”的发生，则尽显其政治主流对华的真实态度。1993年7月，美国宣称在中国前往伊朗的远洋货轮“银河号”上，载有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材料，随后要求银河号停船接受美国的检查。

为了迫使银河号听从命令，美军军舰尾随在后，武装直升机多次盘旋抵近威胁，扬言如果银河号不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美军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其实施武力击沉。处于枪口之下的银河号被迫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停船抛锚十余天，静待双方政府的沟通谈判。

适时势弱的中国政府并未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制，而美方却富有余力地对中国实施了贸易制裁，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拒绝了由美国政府直接上船查验的要求，改由中立国沙特查验，美方人员以沙特专家的名义参与其中。

在对运往伊朗的货物检查中，美方并未发现情报中的物品，美驻沙特使馆参赞马克尤姆随之向负责谈判的中方人员要求扩大查验范围，且必须直至结果获得华盛顿的承认为止。

“银河号事件”的发生对当时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政治精英在取得冷战胜利后表现出来的霸主高姿态和优越感从中一览无余，尽管二十余年过去了，时任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参赞的沙祖康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连说十余个“窝囊”。

虽然上任后的对华政策十分强势，但克林顿也明白“主义归主义，生意归生意”。比起通过不断的施压将中美关系拖入泥沼，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获得经济利益才是一名优秀的资本主义代言人所应该做的，为此，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全面接触”的对华战略。

对于这个战略的解释，克林顿憨厚地对世人宣告是因为“美中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只有通过两国建设性的交往才能实现”，但同时，他也精明地对美国的政治精英说这是“促进中国自由化的最佳途径”。

在这个新的政策下，克林顿推翻了之前发布的“5·28政令”，将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最惠国问题脱钩，给予中方1994年-1995年期间最惠国地位，并在2000年签订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取消最惠国年度审议。

在经济合作加速的同时，中美之间的高层联系亦日益密切，在1997年和1998年之间，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互相访问，而在1999年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出访美国更是15年里中国总理首次访美，双方关系在冷战后继续向前发展。

现实远比童话更加残酷。在中美友好这一童话在谱写的同时，冲突和矛盾也是现实中不可忽视的因素。1999年5月，美军的隐形战机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投下五枚炸弹，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被炸身亡，数十名中国外交人员受伤，这一事件直接将正在缓和的中美关系再次推至谷底。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牺牲的记者

美方对于该事件仅以误炸进行解释，而克林顿对于此事也仅仅是表示“遗憾和哀悼”，并未有任何道歉，直至1999年年底中美双方方才正式就此事达成协议，给予中方经济赔偿。

如果说要对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做一个评价，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霸主气息是贯穿其中的一个特点。不论是对台问题、人权问题还是银河号事件以及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美国的强硬态度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根刺。

但在对华遏制的同时，“全面接触”政策又对缓和中美关系、加强双方经济合作提供了空间。随着任期将尽，克林顿时代也在逐步落下帷幕，就像浪花一般，在一个时代走向尽头的同时，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随之而来的后浪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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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小布什时代

2001年7月28日，钓鱼台国宾馆，随着两道身影慢慢步入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在场的数十名中外记者纷纷举起相机将两名国家政要友好握手的画面用胶卷记录了下来。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面带微笑，眼神自信而又带有一丝喜悦，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同样面带微笑的美国客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比·鲍威尔。

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鲍威尔向世人透露了一个消息：美国希望能够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当记者问到他对北京的印象时，他回答说“我非常渴望了解北京，但我只能通过车窗看北京，透过车窗，我看到很多建筑正在建设，北京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当然，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不仅仅是北京，还有迈入新世纪后的中美关系。

2001年1月，在克林顿任期期满，白宫迎来了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就是小布什。这位看起来略显憨厚的55岁老人，在年轻时候喜好饮酒，个人私生活亦放荡不羁，但步入政坛后他始终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强调保守派价值观。

虽然跟随了父亲的脚步当上了美国总统，但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比起老布什，小布什更像是一头猎鹰，霸道而又充满雄心壮志。早在竞选的过程中，小布什就面对着媒体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向美国人表明在他眼里：“中国是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

在台海问题上，小布什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一改以往“战略模糊”的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就是使台海问题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具体化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2001年4月小布什政府对台湾地方政府宣布不再逐年审查对台出售武器的议案，而改为“根据需要作出决定。”

不过，小布什的强硬并不止通过对台政策来体现，他选择了用一种更极端的手法来表现美国的强大。2001年4月，美军EP-3侦察机飞进海南岛附近的中国空域进行探查，中方在雷达探测后派出两架歼—8战机进行驱逐，在海南岛东南距离70海里处，美方一架侦察僚机与中方81192号战机发生碰撞，81192号战机坠落海面，飞行员王伟牺牲，生前最后一句话是：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说了句“我们已经表示了遗憾，我们表示了我们的悲痛，我们为一条生命的丧失感到对不起”。

在美军机组人员回国之后，小布什甚至对外宣称责任在于中国。之后，美国空军为了以“保障今后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侦察飞行”为由，在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开始实施侦察飞行的预演训练。中美关系降到了新世纪以来最冰点。

2001年7月份的鲍威尔访华，是南海撞机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寻求缓和中美关系而做出的决定，尽管小布什将“遏制”作为对华政策的大棒，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中美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在经济上则更多的强调“建设性关系”这一胡萝卜，以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

2001年7月，美国国会在小布什的敦促下通过了延长中美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将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延长一年，而在此前6月的上海会谈中，小布什同样表示将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如果说鲍威尔在缓和中美关系上功不可没，那么本·拉登则可以说从根本上扭转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2001年9月11日，两架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分别撞向了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超过2000人在这次事件中死亡。

这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小布什身上。而小布什也十分清楚，如果这件事处理得不好，那么刚上台不久的他很快就会遭到各方势力的攻击——美国人民需要在他那里得到一个解释。

在这种情境之下，根据FBI的可靠情报，小布什政府将本·拉登作为911事件的头号凶手，在塔利班的万般否认和美国民众的欢呼声中出兵阿富汗。

随着小布什政府政策重心向反恐转移，其对华定位也发生了改变，在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发表的讲话中，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与美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与责任”。

在这种重新定位下，中美关系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有了新的发展。不论是在2002年的克劳福德会晤中，还是在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之后，小布什都明确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2004年，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经济上，在取得美国的表态后，2001年12月，中国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2003年上升到1263.3亿美元，至2005年达到2116.3亿。

不过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在2005年美日发表的联合声明里，仍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在小布什执政的初期，对华政策以强硬遏制为主。911事件发生之后，随着美国政策重心的转移中美关系快速升温，在经济领域上获得空前的发展，双方关系也达到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层面。

随着小布什时代的结束，美国对华政策是否会做出改变成为了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奥巴马的演讲声中逐渐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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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奥巴马时代

2008年11月5日，芝加哥格兰特公园，一名身着正装、眼神之中带着喜悦的黑人正对着台下的支持者发表属于他的胜利演讲，他用一种极富情感又铿锵有力的语调向世人宣告：

“那些所有怀疑美国能否继续照亮世界发展前景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在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血统总统——奥巴马。

出生于1961年的奥巴马，在幼年时期曾跟随母亲与继父居住于雅加达，10岁后随祖父母定居于夏威夷。199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位后，又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了12年的宪法课，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凭借着“变革”一词获得民众的青睐，在资本和媒体的帮助下顺利成为了白宫里的第一位黑人领袖。

比起小布什刚上任时的强硬与霸道，这位白宫的新主人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显得更为老练而成熟。在对台政策上，他一方面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以一种让人无法怀疑的语气向中国保证将会遵守《中美联合公报》中“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他又用一种独有的悲怆音调为台湾地方政府摇旗呐喊。

奥巴马在2010年1月签订了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数额上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而在2009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白宫也毫不讳言认为“中国军队武器的发展将用来威胁和攻击台湾”。

如果说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只是秉承着先辈们的“荣光”，老调重弹，试图实现两岸均势的战略，那么在西藏问题上面热点化则可以称作他对华“人权外交”的新手段。

在2010、2011和2014年三次会见达赖之后，2015年，奥巴马更与达赖共同出现在全美祈祷早餐会上，宣称“达赖喇嘛激励我们为全人类的尊严与自由大声疾呼”。在西藏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对中国保证西藏归属于中国，但另一方面又延续了卡特以来的“人权外交”，以“人权”为借口向中国施压，其背后的逻辑仍是延续了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

乔治·凯南

尽管遏制政策同样也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但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为国内的资本家赚钱仍旧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2012年，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双方的贸易额为4386亿美元，达到了历史之最。不过这种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系同样也给了奥巴马政府危机感，虽然双方贸易额同比上升了了8.2%，但其中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额为3194亿美元，而中国从美国进口数额为1192亿美元，双方的贸易差额达到了2002亿美元。

在贸易差额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同样在经济上也对中国采取了遏制措施，除了多次要求促使人民币升值以图改善贸易差额外，《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是这种遏制政策的体现。

美国历史学会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认为历史上东南亚诸国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保持一个长时间段的和平态势，原因在于他们在经济上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利益体系。奥巴马正式提出加入TPP谈判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历史体系的重新建构，以实现亚太各国在经济上加强对美国的依赖，从而维护其亚太老大的地位。

TPP的前身是由智利、新西兰、文莱、新加坡在2005年发起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P4协议”，但在美国加入了之后，TPP国家数额很快就从4个国家扩展至包括日韩等美国传统盟友国家在内的12国，而中国则被排除在外。

从宏观的角度上看，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重返亚太”这个基调之上的，虽然是世界霸主，但是凭借着联合整个西方将苏联打趴下的美国也明白“双拳难敌四手”的道理，因此在中国周围笼络一批小弟也就成了奥巴马对华政策中的“巧实力”之一。

2010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向世人表示“南海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支持和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号召南海相关各国要反对“胁迫”，矛头直指中国。在同一个月，在老大的带领下，太平洋里先后举行了“环太平洋”和“不屈意志”两场联合军演。

除了强硬的态度和军事行动之外，2013年发生的“南海仲裁案”同样也是由美国一手筹谋的对华遏制手段。2013年1月，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海主权纠纷正式向联合国联合海洋法法庭递交了诉状，要求确认菲在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利。

在美国的帮助下，菲律宾成立了仲裁法庭。在中国表明了对于该事件的态度是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态度之后，菲律宾政府自费替中国缴纳了诉讼费用。经过三年多的自导自演，“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正式宣布菲律宾胜诉。

这次的仲裁闹剧，美国始终扮演着菲律宾幕后大佬角色，在“仲裁结果”出来之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放话“美军已经做好今夜与中国开战的准备”，随之带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声势浩大地开进南海。

作为回应，中方三大舰队在四名上将的带领下齐聚南海，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南海局势一时如同上弦之箭，一触即发，双方在菲律宾等国的注视下大有兵刃出鞘之势。但随着“仲裁案”结果的出台和美军航母群的改道航行，南海局面重归平静，而菲律宾也在杜特尔特强势扫毒之后恢复了理智。

2017年1月，随着新总统的走马上任，奥巴马时代亦逐渐成为过去。尽管只有一半的黑人血统，但奥巴马的上台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史上具有历史性的一幕。他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秉持着先辈遏制政策，时不时露出獠牙。不论如何，奥巴马时期在表面上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较为平稳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随着新总统上任后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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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潮流

当福山以一种高傲者的姿态向世人宣布“历史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

紧随而至的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在高举着从乔治·凯南那里继承而来“人权遏制大棒”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和平演变”的祖辈训诫和为资本谋福利的责任担当，在摩擦和合作中推动着中美关系跌跌撞撞向前发展。

2017年1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成为了美国第45任总统。凭借着“没人比我更懂”的天赋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雄心壮志，上台之后便急匆匆地对中美关系做了调整：贸易战、企业封杀、南海航行……旧时代的霸主以一种极致的疯狂维护其赖以生存的四根支柱：美元、科技、军事和网络垄断，中美关系似乎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当中美关系将会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再次摆上台面时，华盛顿的精英们所拥有的已然不是取得大胜之后的高傲心态，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回答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需要以何种姿态去迎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下全新的历史潮流的到来。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新的幕布正在徐徐揭开。

END

本文作者：黄金洲 ，血钻故事研究员。

部分参考资料：

1、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吴心伯：“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复旦学报》，1996年第04期；

3、吕香芝：“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简论”，《运城学报》，2019年第05期；

4、郭勇虎：“奥巴马时代美国对西藏政策探析”，《藏学学刊》，2017年第02期；

5、Jean Garrison：“The Rise of Hedging and Regionalism: An Expla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esident Obama’s China Policy”，《An American Review》，2016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