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生死坎的换肾夫妻，被人言说散了丨人间

源济

熬过生死坎的换肾夫妻，被人言说散了丨人间

原创 老歌 人间theLivings 2020-07-13

回忆过往，徐有庆和陈水英都不否认，他们在这个狭小的家里共同迎接苦难、面对生死。然而，当一切开始慢慢变好的时候，陈水英出走了，再也没有踏进来半步。

配图 |《双面胶》剧照

1

那是2010年10月21日，上午9点，门卫把一对陌生的中年男女带进我的办公室。男人40多岁，个子不高，大概只有1米6左右，他说自己叫徐有庆，又指着一旁的女人说：“她是我老婆，叫陈水英。”

陈水英的脸色不太对，泛着黑黄，身体有些浮肿。她咧嘴冲我一笑，牙齿很白。

“你们有什么事吗？”我问。

徐有庆连忙给我递烟，说他们找县电视台是想求助。这时，陈水英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开始擦眼泪：“我得了尿毒症，我老公要把一只肾捐给我，医院说只要凑够手术费用就可以马上动手术。我们没钱，真的没钱。”

那几年，我们电视台开设了一档民生新闻栏目，内容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停电、缺水、被骗、纠纷、投诉、求助……虽然琐碎，但收视率挺高，主动找上门求报道的人也不少。

陈水英告诉我，从2010年5月开始，她感觉自己特别容易累，“踩三轮车也没有以前有劲了”。有一天，她突然大口吐血，但没有声张，瞒着家里人去药店配了一些中草药。没想到喝了一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脸色还开始泛黄，腿也肿得厉害。

徐有庆也说，他看到老婆这个样子，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就把上大学的女儿喊了回来。女儿是学医的，立即带陈水英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陈水英的两个肾都已经萎缩，是尿毒症晚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短短几个月的血液透析治疗，花了2万多元，他们实在负担不起。医生也说，最好的治疗手段还是换肾，如果亲属中有身体条件符合医学要求、又愿意为亲人捐肾的，患者就可以尽快做手术了。

徐有庆愿意摘一只肾给老婆，9月1日，经过检查，他们竟然撞上了几万分之一的概率，肾源配型成功了。可陈水英却对医生说：“我很怕，我不知道老公一旦把肾给了我，他会变得怎样。我们都是农村的，只有干活才能挣钱，如果他也垮了，这个家可怎么办？”

陈水英的忧虑不虚。他们的儿子很小就得了一种“怪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们花了十几万，欠下一屁股的债。徐有庆安慰了妻子一番，还跟她畅想未来，可十几万元的换肾手术费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实在没办法，就想到了县里的电视台。

家有患病的孩子，丈夫愿意拿出自己的一只肾脏救尿毒症妻子，而且还配型成功了，这样的新闻题材本身就很有看点。我和程记者立即对这对夫妻展开了采访。

期间，有一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陈水英看着摄像机镜头，并不扭捏，她的言语中透出了一种渴望：“好心人帮帮忙，救我一条命吧！”

当天晚上新闻播出，我们收到了好几笔社会捐款，但跟换肾的巨额手术费相比，杯水车薪。徐有庆捐肾救妻的举动也感动了我，我捐了1000元，决定再帮他们想想办法。

我和程记者商量之后，联系了县里的一位企业家符总。他经营着一家纺织厂，经常参与公益活动。听说这件事，符总当即表示他个人要捐款，还会发动自己的员工。

11月2日傍晚，我准备把募集到的5万多元给徐有庆和陈水英送过去。联系后得知，他们租住在梅园小区。

这处地方是县城里的一个老小区，房龄可能有20多年了，里面的40多幢楼，清一色只有5层高。去了之后我才发现，每栋楼底层的储藏室，许多都已经被主人改成了出租房，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一大批人入住，有的是从外地来的，有的是从乡下来县城讨生活的。

徐有庆正在一间储藏室门外的水池里洗衣服，他看到我，赶忙把我引进了屋。他家住的这间储藏室8平米左右，一横一竖摆着两张床，墙壁上只有一眼小小的气窗，里面阴暗潮湿，有股说不清的味道。

夜色渐浓，徐有庆开了灯，冷风从门口吹进来，悬挂的电灯晃动着，人和物的影子也跟着晃动起来。陈水英刚做完血透，躺在床上休息，她的儿子徐明在一旁看动画片。

徐明4岁时出现异常，经常用拳头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脑袋和墙壁。随后，智力似乎也停止了发育，9岁了，也只能吐出几个简单的音节。

“真不好意思，才凑了这点钱。”我把大家的捐款递了过去。

陈水英从床上坐起来，接过现金，搂在怀里，大概又觉得要先表示感谢才是，她把钱放在床上，然后双手合十说：“已经十分感谢你们了，好人有好报。”

和我说话的时候，陈水英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那些钱。

2

之后，徐有庆给我打电话，说手术时间定在了2011年1月13日，杭州某医院要求他们提前去住院，做术前的准备。

他们离家的前一天，我买了些水果去送行。南方的冬天十分阴冷，天空欲雪欲雨，我到储藏室的时候，他们的行李已经装在几只蛇皮袋里，堆放在墙角了。陈水英穿着厚厚的藏青色棉衣，外面又裹了一件黑风衣，头发油油的，好像很久都没洗过。她的神情中有期盼，但更多的是不安。徐有庆站在门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医生要求他禁烟禁酒，但他总禁不了。

那天，他们的房东刘清芳也来了，她住在这间储藏室的头顶。5年前，徐有庆一家搬到县城谋生，想租刘清芳家的储藏室落脚。了解这家人的情况后，每月150元的租金刘清芳不要了，还经常跟邻居们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怜的一家人，他们的租金，我怎么收得下？”

那天，陈水英握住刘清芳的手，请求道：“清芳姐，徐明拜托你照顾了。”他们去杭州做手术，生死未卜，一旁的徐明什么也不懂，依然沉浸在动画片的世界里。

刘清芳没有丝毫的犹豫，一口答应了，临走前还拿出了自己1万元的私房钱：“这钱你们拿着用。你们放心去吧，徐明我会照顾好的。”

1月12日，捐肾手术的前一天，我和程记者驱车260多公里赶到杭州，打算在医院做一条现场新闻。次日早上，在手术室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了徐有庆的女儿。她叫徐晓霞，个子瘦瘦小小的，焦虑又无助。

那个早上，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样一组镜头：

徐有庆给陈水英围上了一条红色围巾，红色代表吉祥，他说：“老婆，我们一定能活下去。”陈水英有些害羞，她眼里含着泪：“老公，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场手术是由经验丰富的主任亲自操刀，非常成功。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陈水英和徐有庆也都顺利地度过了术后的危险期。

两周后，医院为徐有庆夫妇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浙江大学、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的领导们也到场表示祝贺。虽然这家医院接诊过很多类似的病例，但丈夫捐肾给妻子实属罕见，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医院又减免了他们的手术费用。

仪式结束后第二天，徐有庆就要求出院。手术费免了，但住院费还得交，他心疼钱又放心不下家里的儿子，因为陈水英还要留院观察，他就独自先回去了。

4个多小时的车程颠得虚弱的徐有庆非常难受，刘清芳得知他回来了，特地送来几条清蒸鲫鱼给他补充营养。徐有庆很感谢，刘清芳就挥挥手说：“谢什么谢，我把你和水英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来对待的。”

除夕的头两天，陈水英也回了家。年夜饭是女儿张罗的，主菜是红烧鸭子，炒了红糖年糕，还下了灌汤水饺。一家四口围坐在狭小的储藏室里，高高兴兴地吃了顿年夜饭。

兔年的钟声敲响，整个小县城都沉浸在喧哗的鞭炮和绚烂的礼花声中，但这一切热闹都不属于徐有庆一家人。

他们早早睡下了。他们累了。

春节过后，徐晓霞去杭州上大学，徐明被评定为二级智力残疾，上了培智学校。徐有庆和陈水英留在家中休养，刘清芳和她的家人照顾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陈水英要去杭州的医院复查。

梅园小区里住户多，物业就在公共绿地上装了单杠、双杠等健身器材，还摆了些石桌石椅，供大家休闲。每天上午和傍晚，一些人吃了饭，就三三两两聚在这里，聊天说笑。

这些人大都没什么正经事，有的是小区居民，有的是储藏室的租客，以家庭妇女居多，还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们聊家长里短，有时能因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嘴巴里甩出的话很难听。

陈水英在家休养，有时会去公共绿地呼吸新鲜空气。好几次，一群人撮在一起正说着话，陈水英一走近，他们又不说了。陈水英讪讪的。

终于有一天，陈水英去散步的时候，几个人围住了她……

一次，她回来后欲言又止，晚上把门关上，她对徐有庆说：“要不我们搬到别的地方住？”

“搬到哪里？这里住着不是挺好的吗？”徐有庆说。

陈水英的嗓门大了起来：“怪不得最近老有人提醒我，说你跟刘清芳有男女关系。”

徐有庆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这种乱嚼舌根的话你也相信？人家还借1万元钱救你命呢。”

陈水英说无风不起浪：“我在杭州住院的时候，她侍候你吃侍候你穿，没有这种关系，谁会这么做？”

而且，陈水英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徐有庆跟刘清芳一起出去，走到灯光阴暗的地方，两人还拉手，“不害臊！”

然而这一切刘清芳并不知情，依旧来找徐有庆夫妇聊天。见到刘清芳进门，陈水英就站起身，说要到药店里配点药，把他俩撇在狭窄的空间里。离开储藏室时，她还故意将铁门甩得很响。

次数多了，刘清芳也察觉到了异样，问徐有庆这是怎么了。徐有庆没好气地说：“她的肾病治好了，可能又得了神经病。”

3

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徐有庆夫妇分居的事情。

徐有庆的老家是一个名叫“浮河”的小村庄，距离县城18公里。

1992年，经人介绍，徐有庆和比自己大2岁的陈水英相识。朋友笑他干嘛要找个比自己大的女人，徐有庆说：“我们农村里不是有这样一句俗话吗——‘娶得起，娶大姐’。”

陈水英是家中的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小学只读了4年，父母就不让她继续读了。她会干各种农活儿，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般，农村的女子到了20来岁，孩子都满地爬了，可能是由于家里穷，再加上长得显老，面相还有点凶，陈水英的亲事到了27岁才定下来。

徐有庆不在意陈水英的外貌，他看中了她手脚勤快又能吃苦，是个过日子的人。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2001年，儿子出生，这个小家庭凑足了一个“好”。

夫妻俩打算把家里的老房子推倒造楼房，然后好好培养两个孩子。为此，他们努力攒钱。徐有庆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进城打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陈水英在家照顾孩子，闲时做来料加工，每天赚20多元。

可是，这种有奔头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2005年，徐明发病，他们欠债十几万，全家干脆搬到县城里谋生。那时候，县城的公交车还不是很便捷，私家车也不多，踩三轮车是个不错的营生。白天，徐有庆出去拉活儿，陈水英在家照顾孩子。晚上，夫妻俩换班。

县里有一条路，全是上坡，遇到客人要去，一些男车夫都发怵，骑到半路得下车推一段，但陈水英可以一口气骑到目的地。她性子强势，嗓门也大，做生意，一般的男人抢不过她。经常到凌晨2点多，陈水英才会回家休息。

靠着勤劳，夫妻用微薄的收入养活了一家四口，还不时能带徐明去大城市看病。一晃5年过去，女儿上了大学，不料陈水英又得了尿毒症，这才有了我与他们认识的后续。

2011年7月，徐有庆得知老母亲生病了，就准备带儿子回乡下看望。临走之前，他问陈水英要不要一起去？陈水英摇摇头：“以后再去。”

等徐有庆返回，发现储藏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仔细一看，锁被换掉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就带着儿子到处找陈水英，结果找了一圈，发现自家的屋里又有了灯光。

徐有庆敲门，陈水英不肯开，最后说：“你已经有了别的女人，你找她去过日子好了。”

徐有庆一头雾水，骂她发神经，陈水英就在里面声嘶力竭地叫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不是早就跟楼上的女人勾搭上了？你给我一个肾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你，可你跟别的女人有关系，我接受不了，我们过不下去了。”

一直闹到警察都来了，门才打开。谈到夜里11点，工作还没做通，警察说：“你们的事情，我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过，走到现在不容易，何必呢？”

结婚多年，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陈水英的不信任令徐有庆既伤心又生气，他希望老婆向自己赔礼道歉，但两人都是倔脾气，谁也不让谁。徐有庆吞不下这口气，当天晚上带着儿子去住旅馆。

过了两天，陈水英悄无声息地搬出了梅园小区。那天晚上，徐有庆接到女儿的电话，她一直哭，最后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要跟那女人？她有什么好？妈妈都这么苦了，你还要这样去伤害她？”

徐有庆说：“如果当时没有刘阿姨，我和你妈还有你弟弟可能就没有今天，人要讲良心。”

电话里，徐晓霞的嗓门很大，她要求徐有庆立刻搬出去跟妈妈一起住，“不然，以后你别怪我不叫你爸爸”。

徐有庆的脑子“嗡”的一声，当即把电话挂断了，然后带着儿子回到储藏室，发现里面已经空荡荡的了。

徐有庆后来在给我讲述这些事时，对我的震动很大——这对换肾夫妻从生死相依，走到彼此怨恨，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我只能不停地自言自语：“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4

离家后，陈水英的身体好些了，就在市场边摆了个流动小摊，卖鞋垫、袜子和水果，生意一直都不太好。

小县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有时陈水英远远看到刘清芳，就破口大骂，说她抢走了自己老公，引来许多人围观。刘清芳很委屈，但也不想纠缠出洋相，一直尽量避免与陈水英有交集。

每次看到我，陈水英会喋喋不休地诉说：“没有那种关系，她会待他那么好？”我不堪其扰，曾专门把徐有庆和刘清芳叫出来询问这件事。

刘清芳说话很直接：“我真要找男人，也不会找少掉一个肾的男人。我图他什么？他能给我什么？”

刘清芳56岁了，丈夫是县里的公务员，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家庭条件不错。而且，她帮助徐有庆一家，全家人不仅没有异议，还会帮忙，“要是我真跟他有什么关系，家里早就闹翻了”。

刘清芳说自己是真看徐有庆可怜，还佩服他把肾捐给老婆，“这样的男人有情有义，陈水英离开他，说明她做人不地道、忘恩负义！”

送走刘清芳，徐有庆才偷偷跟我说，捐了一只肾之后，他的身体差了很多，很容易疲倦，也干不了重活，“再说都这么大岁数，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了”。

就这样，3年过去，徐有庆和陈水英谁都没有低头。到了2014年3月，徐有庆给陈水英打过一次电话，提出离婚，他觉得这样拖着没意思。陈水英不肯，说就是要拖着，就是不让他光明正大地找女人。

徐有庆叹口气，然后把陈水英的电话号码删了。

徐晓霞坚定地站在母亲那边，大学毕业后，她进了一家乡镇卫生院工作，也割断了和父亲的联系。2015年1月，徐晓霞结婚，都没有通知父亲。有一次，陈水英的弟弟打电话约徐有庆去一个朋友家吃饭，他们正吃着，徐晓霞走了进来。徐有庆非常吃惊，叫了一声“晓霞”，徐晓霞没有吱声，直接进了房间，场面相当尴尬。

原来，这个“朋友家”就是徐晓霞的婆家，陈水英的弟弟有意安排这场聚会，是想让两个亲家见个面，同时调和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可是直到徐有庆离开，徐晓霞也没有踏出房门一步。

走出亲家家的大门，徐有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机把女儿的电话号码删了。他们原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把对方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

5

“东门外”是一个城中村，里面的房子大多建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低矮、狭窄又破旧。陈水英住在这里，300元一个月的出租房既是她的住所，也是早餐作坊。

2017年，陈水英做起了早餐生意，卖糯米饭。每天早上7点，她的早餐车会出现在县城文峰东路的白马桥头。摊子摆在电视台对面，每次我路过，陈水英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如果遇到有人来买早餐，她就一边捏糯米团，一边向别人介绍：“他是电视台的记者，是我的半个救命恩人呢。”

我喜欢吃糯米饭，但自从陈水英在我们单位门口摆摊，我就“不喜欢”吃了。只要我经过，陈水英总要捏一大团糯米，加足了菜料再塞到我手上。我只能连连摆手，说自己胃不好，吃不得糯米饭。她赚钱不容易，几块钱，也是钱。

几年前，村里取消了陈水英的低保资格，理由是：“你女儿已经有了工作，可以赡养你了。”

之后，陈水英又查出了高血压和高血糖，加上换肾后终身使用的免疫抑制剂，每个月除了可以报销的部分，她要掏3000元左右的药费。早餐摊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除去各项开支，还有2000多元的缺口，都是徐晓霞补上的。

在这个小县城，卖糯米饭的早餐摊点大概有20来个，摊主们各有地盘，还有家人搭把手、帮个忙，只有陈水英的摊点，总是她一个人操持着。

陈水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长久地站立，没人光顾时，她就坐在小板凳上，眼巴巴地望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流，有些寂寞，有些孤单。

徐有庆住的储藏室与陈水英的出租房，大概相距800多米，走起来不要10分钟。但自从分开以后，他们再没有相向而行。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徐有庆谋到了一份差事——在县自来水公司做安装工，负责一个片区的水表安装、维修和查漏。每个月交了各种保险金，能到手2000元左右。

每天，徐有庆去自来水公司上班，从文峰东路经过，既方便又快捷。但自从陈水英把早餐摊设在这里，他宁愿多绕1里多路，也不从这儿过了。

徐有庆不想看到陈水英。

不忙的时候，我会去陈水英的摊位前跟她聊会儿，问问她的身体情况，问问她跟徐有庆打算以后怎么办？

已经55岁的陈水英说：“我死活他不会管，他死活我也不会关心了。他现在跟别的女人，鲜活着呢。”

“说真的，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有那种关系。”我说。

“整个梅园小区的人都说，他们肯定有这种关系。”陈水英一口咬定。

有段时间，早餐摊边上总有个女人，是陈水英的老相识。听我提起“徐有庆”，她像是亲眼看到了，不仅咬定他在外有奸情，还鼓动陈水英上门去打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女人过得不好，她租住东门外的老房子里，二婚，无正当职业。

徐有庆一家四口在刘清芳家的储藏室里，曾一起度过了5年多的时光。那时候，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夜里就跟母亲挤一张床，徐有庆就陪着儿子睡。数年之后，一家人再也凑不到一起，两张床依然保持着刚住进来时的模样，一横一竖地放着。

徐明上的培智学校离县城6公里远，可以寄宿，但徐有庆担心儿子在学校受委屈，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晚都坚持骑电瓶车接送。徐明的智力没有特别明显的提高，个子却不断往上窜，现在他不自残了，也比过去安静多了。动画片，是这个19岁青年的全部。

平常，父子俩不开火，都是刘清芳做好以后拿到储藏室里给他们吃。每个月，徐有庆付1500元的搭伙费。当初去杭州给陈水英做换肾手术，刘清芳给了他们1万元，现在，徐有庆每个月还300元。

余钱不多，徐有庆就打点小牌，一个晚上输赢在几十元之间。他这个人，脸上藏不住事，如果抓到一手好牌，就兴高采烈，如果抓到臭牌，就愁眉苦脸的，牌友们都知道怎么应对他。

牌局散了，回到储藏室，徐有庆安排儿子洗漱、睡觉，自己就坐在门口，点一根烟慢慢地抽。梅园小区里的楼房很密集，一些窗口还亮着灯光，隐约传出一些声音。

而徐有庆身后的“家”，冷清得一如深秋的河水。

回忆过往，徐有庆和陈水英都不否认，他们在这个狭小的家里共同迎接苦难、面对生死。然而，当一切开始慢慢变好的时候，陈水英出走了，再也没有踏进来半步。

6

2019年，徐晓霞的二胎出生。只要一有空，她就带两个孩子去母亲那里，这是陈水英最惬意的时刻。然而，徐有庆享受不到这样的亲情，两个外孙，他没见过一面，看过的人都说，孩子的下巴跟他长得像。徐有庆跟我说，他回到家对着镜子照了很长时间。

陈水英也非常挂念儿子，有时会去学校给徐明送点吃的。她买过几次衣服，但徐明穿上总显小，陈水英有些自责。徐晓霞也去学校看过弟弟，他们很久都没在一起了。

徐明看妈妈和姐姐的眼神，很空洞、很陌生。

看着这家人变成这个样子，我挺难受，曾试着问他们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徐有庆说不可能，“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她不信任我，一切就无从说起”。

我问他后不后悔当初把一只肾捐给陈水英，徐有庆表现得很坦然：“捐都捐了，又要不回来，后悔也没用。再说了，她毕竟是我孩子的妈妈。”

面对同样的问题，陈水英也说不可能。

“他毕竟给了你一个肾。”

陈水英沉默了一下，说：“就当是他上半辈子欠我的。”

---

陈水英走后，刘清芳虽然背负着小区里的舆论压力，但对这对父子的帮助也没有停止过。渐渐地，她的丈夫、儿子、媳妇都颇有微词，私下劝她：“我们相信你跟徐有庆没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但别人老是说闲话，我们面子上也有些挂不住。”

刘清芳委屈得直哭：“你说我图他什么？我出于同情帮帮他们，闹出了这么大的误会。”

前年，刘清芳得了一场大病，因为化疗，身体大不如前。一直以来，父子俩的衣服是她帮着洗的，她生病之后自顾不暇，就建议徐有庆不要再大包大揽，得教徐明洗衣服：“你要教会他生活自理，你不能跟他一辈子。”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现在，徐明基本能将衣服洗干净了。而且他还给了徐有庆一个惊喜——一次，徐有庆应酬时喝了点酒，回到家非常难受，正要呕吐时，徐明主动在他的床前放了一个垃圾桶，还倒了一杯水。当时，徐有庆差点都要流泪了。再过一年，徐明就要从培智学校毕业了，徐有庆不知道儿子走上社会能做什么。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会怎样，头发花白的他也不敢想。

尾声

今年6月底，徐有庆打电话给我，说他打算从刘清芳家的储藏室里搬出去。他正在到处物色出租房，希望我能帮忙留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处安静又便宜的地方。

后来，他自己在自来水公司附近找到了一处平房，等房东将房子腾空，10月份就可以搬进去。而且自来水公司办了食堂，他们父子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问起搬家的原因，徐有庆说：“人多嘴杂，人的唾沫真的能淹死人。我倒无所谓，人家刘清芳一个女的，会有伤害，人家待我好，我不能负人家。”

当我告诉徐晓霞，她爸爸要从刘清芳的储藏室里搬出来住的时候，她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连声问：“是真的吧！是真的吗？”

编辑 | 罗诗如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老 歌

一个喜欢文字的电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