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然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村里说缺志愿者。我犹豫了会儿,决定去。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进行村里的拦堵工作的。这天正月十六,天气晴朗,钟南山口中的第二个14天隔离期刚刚开始,乡里开始实行新的防控措施。
早上雾很大。我很久没看见这么大的雾了。出发前我戴了两层一次性医用口罩,太阳帽和近视眼镜。妈妈给我找了一副薄手套,我也戴上了。
口罩是我在年前买的。1月22日,我感到疫情严重,跑了几家药店,买到五个医用白色棉布口罩,五块钱一只。但都说没用。23日晚上又去药房,药房说口罩卖完了,隔壁超市有,我又去超市,买了30个。24日,新闻中感染者数字攀升,早上离开安庆市区前,我跑到超市,店里只剩下13包。我心想,给别人也留一点,就买了10包,共100只,100块钱。
这么多口罩四、五个人用。不出门还好,老出门,就不够用了。我带妈妈去医院那天一下子就用了两三包,现在只剩下四包。
回过头来说这天。我爬上江堤,江堤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小汽车和三轮车经过,车上的人也戴着口罩。雾很大。可见距离不过5米。
村部在我的小学对面。小学现在变成了一家生态环境相关的公司。里面建筑和布局没啥变化,但是招牌变了。
村子位于三市交界处,沿江而建。距离市区开车1个小时左右。江堤是通向市区的主要道路。现在,村部卡点是村里唯一的出口。其它从村民家通向江堤的路都被封死,封路的方法同很多乡村一样简单粗暴,挖掘机挖土堵住了路口。
村里目前的防控工作主要是在不同位置设卡,安排人每天守着卡点,登记出入人员,劝返来村或出村人员,给进村人员测量体温,在村里宣传防疫信息。
村里的卡点设在小学对面的小卖部里。小卖部和学校的墙之间用一条红色的布拉起,算是临时的屏障。这屏障若是人想要冲过去,也很简单。但在这里,屏障本身的功能不大,重要的是它起到的心理震慑作用。
村部在小卖部的门口摆了一条长桌。长桌上放着出入登记簿和一些通行证、文件等,一瓶免洗消毒洗手液,两包纸巾。小卖部里的货柜都被挪到最里面靠墙,透明玻璃柜下面有圆规、作业本、卷笔刀、橡皮等,但都粘着灰,那灰粘了很多年没人打扫,看着有点油腻的样子。玻璃柜上放着一台身体检测仪,连着一只测量体温的“枪”,旁边是一只红色喇叭。身体检测仪除了测体温,还能测血压、血氧等简单身体指标。
口罩是村里唯一的防护设备。一个戴口罩的女生坐在那儿,她是村妇联主任。我们是小学校友,她比我小一岁。她让我坐下来,跟我说怎么登记,要做什么。大致就是,遇到有人想进来,不放进来,除非有通行证;遇到想出去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出去,尽量劝返。总之,就是严进严出。
乡里给村里发了上班通行证和临时出入证。上班通行证有效期是9天,需要当事人所在的公司开具一份工作证明,盖好章,再交给村委,村委填好相应信息再发上班通行证,有了上班通行证,就可以在9天内往返村里,但如果超过9天又要重新办理。临时出入证,有效期3天,3天内只能往返一次,用于非上班者临时出村。
我的任务是在卡点登记出入人员,以及测体温。村部要求我们详细记录出入村的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为什么出去或者进来,从哪里到哪里,具体到家庭住址。
在此之前,村里实施的是另一套管理方法。他们给村民发出入证,有了出入证就能自由进出。不过现在出入证无效了。尽管依然有人拿着出入证过来,或者询问能不能办出入证。规定每天变,谁也不知道现在的通行证又能持续到哪天。
除了我和那个女生,又来了四五个男人,两个是乡里派来的工作人员,大约是来监督的。还有三个,分别是书记和两个副书记。大家都戴着口罩。
路刚封的时候,村民们极其不满。看到挖掘机正在挖土堵住村里唯一的出口,人们都聚集观看,有些人走上去争论,但无效。书记站在江堤上俯瞰挖掘机和人们。他看到我在拍摄,说拍了不要上传到网上。
前几天,一个小伙子,开车想要去市区取东西。书记拦住他,说出去找死啊。下午,书记开车经过小伙子家门口时,小伙子开出卡车挡住书记的路,书记把警察喊来了。一大群人围观。小伙子气愤不已,书记也气愤。最后警察把人群劝走。
那天警察和书记走后,村民们很愤怒,聚在一起回忆起了旧事。他们说,有次村干部为了收田,如何把刚刚成熟的玉米毁掉。一个阿姨很激愤,她不断说着自己如何被人强迫架走。
书记还说,你们以为这里安全,这里很不安全。直至2月25日,我们市确诊83例,55例治愈,0死亡。暂无增量。目前我所知道的,村里是零感染。
这几年,村里的小学关闭,因为没有学生,学生都去市区读书了。年轻人都在外地或者市区打工,平时不在家,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
疫情发生时,人们同往常一样回来过年,以为四五天后就该去上班了。但没想到,一直滞留家中。村里人互相都认识,谁也不觉得病毒会到这个地方。村里的老人和中年人都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比农村回乡邻居间的串门更诡异的了。你还不能说別串门了。别人来了不能不接待,要请人家吃饭,喝茶,人家有可能会拒绝,说站会儿就走,这拒绝里分不清是恐惧还是客气,这邀请里也分不清是客套多一点还是热情多一点。反正在疫情里,他们总还要把那点人与人之间的规矩贯彻到底。
我爸爸此前一直不戴口罩,总爱出门。我每天跟他争吵。他是慢慢感知到疫情的严重性的。
正月初二那天,我妈妈本想去上班,我劝了一整天,无效。那天晚上,她收到老板通知,餐厅暂停营业。
当晚,我妈妈发烧39.2度。但是爸妈瞒着我和弟弟。直到第二天傍晚,我让村医给她量体温,39.9度,才知道她已经高烧。马上决定带她去医院检测。当时村里已经开始要求村医每天上午在村卫生所上班,排查发热病人,遇到发热病人一律要求去发热门诊。村医不敢治疗她,哪怕降温措施也不能采取。再到后来,卫生所被关闭,村医也需要在卡口值班。
医院采血处
我带妈妈去了市里排第二的医院的发热门诊。考虑到市里唯一的一家定点医院人会很多,而且那时我们市也有不少从武汉回来的人,已有感染案例,他们被集中在定点医院治疗,易发生交叉感染。
晚上医院没有什么人。刚进门就看到门诊挂号处放着牌子,写着发热门诊。我们循着箭头找到发热门诊处。那里有个护士坐在一张临时设的桌子前接待病人,大厅的角落里有个医院工作人员坐着在挂水。护士只简单戴着一只一次性口罩,我还看到一个没有戴口罩的医护人员走过去。
先量体温,我妈体温39.4度。护士让我带她上二楼发热门诊找医生。诊室在二楼一角,楼梯在外,只有一位中年男医生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这是我在这家医院看到的唯一一套防护服,但医生穿的很不舒服,没人时他会拿下护目镜。
有几个病人戴着口罩围在医生身边,大家互相看看,眼神凝重,都不说话,有人似乎在和医生争论什么。医生的样子很慌乱,有种一个人被派来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但又必须得做的无奈。有个女人戴着口罩,让我妈妈坐得离医生远一点。
医院放射科
血检,拍CT。我本以为可以直接检测核酸,但是去了才知道,根本无法确诊。只能等待。CT显示我妈妈肺部有感染,发热门诊的医生说是普通肺炎,直接给我们开住院单,让她在呼吸科住院。但是去了后,呼吸科医生拒收,认为不能排除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生说如果是以往,就是普通肺炎,但是现在,没有人敢担起责任,只是建议我妈妈住到感染科。那时,医院的医生大都被调到定点医院,或是支援武汉,只有一两个年轻医生在。
突发的疫情让一切都变得魔幻。每个人都变成这场人祸中的承受者和受害者。一开始武汉疫情没有太多人知晓,但被曝光后,各地管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发热者都是疑似,以致连正常的医疗都被打乱。人们每日生活在恐慌中。我所在的城市还不缺床位,但在武汉,没有床位的求助声不绝于耳。
考虑了两个小时,我决定让医生开药,带我妈回乡下自行隔离。三天后,我妈体温如果降下来,稳定,就可以继续居家隔离。如果不能,就要送到感染科隔离。
那三天,我很紧张,晚上无法入睡。一回家,我让我爸单独睡到别的房间,给我妈准备单独碗筷。我们尽量不进入她的房间,进去必须戴口罩。我也让她随时戴口罩,即使睡觉都戴上。一开始,她吃不下饭,想呕吐。我担心她没有抵抗力,让她喝维C泡腾片。我们每隔两个小时就给她测一次体温。第三天,她的体温开始降到38度以下。第四天又降到37度以下。之后保持稳定。这才逐渐转好。
我们听说,有从武汉开车回来的人,被带走隔离。我舅妈的妈妈因为感冒发烧直接被送到感染病房隔离。1月31日,村里开始封路设卡,人们进出都被严密把控。
联系我的说,现在基本没什么人进出。因此我预想这会是很闲的一天。其实不然。
晌午,雾气渐渐散去,太阳出来了。不一会儿,出村的人陆陆续续来了。后来人越来越多。村民们直接往小屋里涌。多到有时小屋子里站满了人,有的人戴着口罩,有的人没戴口罩。
遇到不戴口罩的人,书记就无奈大喊:爹爹哎(奶奶哎),你出来把口罩戴着啊!要是遇到实在没口罩也不知道自己戴口罩的老人家,他们就拿给他一只一次性口罩使用。
进入第二个14天隔离期,开始面临着食物不够的问题。米快没了,菜也吃完了。由于我们平时不住在村里,田地早已被征收或荒芜,我家就全靠村里亲邻送菜吃。
亲戚送来的蔬菜
这天想要出卡口的就有很多想出村买菜的村民。村里说,如果村民想要出村买菜和食品,可以登记村民想买的必需物品,再统一购买。比如有个男生要买鸡爪、辣椒,被村里人指出这不是必需品,比如我想买红糖、方便面,也不是必需品。鱼和肉可以算必需品。因为村里没有肉铺。村里有小卖部,小卖部如果可以买到,就不算必需品。
有个村民驮着液化气罐想出村灌气,不能走。他们让他把液化气灌留下,统一灌好,他再来取。还有个女人带着女儿想要回城取尿不湿,取完之后再回村。也不行。凡是除上班之外的,要出村,且还要回来的,都不放行。女人家里有很多尿不湿,如果临时去买新的,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女儿又不能习惯。她不知道怎么办。后来离开了。
还有一种人不用办通行证。去外地上班不回来的,或者去市区居住不回来的。村部的人也要统计,并让他们签字表明自己在疫情期间不会回村。我舅舅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市区,因为他的孩子需要在网上上课。
不仅出去麻烦,回到村里也不容易。有个男人前几天偷偷从村里跑出去了,现在他想回村,被卡在乡里的卡口,而通往市区的卡口也不让他通过,他被卡在中间,退不能,进也不能。他老婆来到村里求情,请书记开通行证,书记很生气,说他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的?他老婆求了半天,话都是从书记的角度说,讲到他们的工作多么不容易,都是为了村民好,回来要让老公跟书记道歉,诸如此类,书记听了很受用。虽然板着脸,但是最后还是开了通行证给她,他老公才得以回来。
但也有年轻小伙子不认同封路,下车就跟书记吵,国家规定了不能封路,你们凭什么封。书记说,我们有上面的政策。小伙子愤然,引来很多人围观,小伙子站在拉起的红绳子一边,书记和副书记们站在红绳的另一边,双方都没有跨过或者钻过红绳。村民们或远或近观看。书记坚持不放行,小伙子坚持不走。双方僵持不下。很久之后,小伙子上车走了。
村部一整天人都很多。村民们很多人不识字,尤其是老人,也不熟悉怎么操作微信或者手机,办理通行证的过程曲折复杂。人们都在跟自己的公司打电话,让开工作证明。
书记看到工作证明,就很开心地开具通行证。书记说,只要单位给他们开证明就行,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而是单位负责了。在我这,我就得负责。
一天里,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会轮流来把关。上午乡里的书记先来,乡里的书记穿得更体面,斯斯文文。坐在小卖部里头,也不怎么说话。村里的书记坐在桌前亲自在给村民开通行证,有时村民问问题,就转头跟乡里的书记汇报一下。乡里的书记满意了,后来就走了。下午五点左右,乡长又来了。跟乡长一起来的还有个年轻女人,对着登记簿一通指责。书记只能连连说是。
最初村里还有人打麻将,后来也不怎么被允许。前几天,我弟弟去河边钓鱼。看到两个人在江边钓鱼,一辆警车过来,没收了他们的鱼竿,人也被警车带走了。我弟弟问为什么不能钓鱼,警察没有告诉他。
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出来晒太阳,但都不会走远。天气不好的时候,都各自窝在家里不出门。好在农村地方大,倦了还能在院子里走一走。我爸爸每天坐在院子里,借着邻居的Wi-Fi,刷抖音和新闻,一边感叹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村民聊天的话题已经被疫情占领,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彻底被疫情打乱了,他们不能出去打工,就不能挣钱,作为普通百姓,很是焦虑。
天气越来越好,很快距离新年已经一个月了。院子里都是阳光,衣服一层层少了。第二个14天隔离期也已经结束。
2月24日,住在市区的邻居终于回村,说市区的路障都清除了。邻居是爸爸的从小到大的朋友,过去一个月,他们每天在微信上交流疫情,见面了,便很开心地都聚到家里吃饭,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两个邻居也来了,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异常温暖的天气加上突然到来的客人,让人感到春天已经来到,病毒似乎正在离去。但我知道,阳光并不能遮住病毒的本质。那些仍在继续的,需要被记住的,并不会因为阳光出来就消失了。
疫情并未结束,仍有很多武汉人、湖北人及其他地方的病人还在煎熬。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快迎来鸟语花香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