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985年,一位师兄在台上讲着讲着,“邦当”一下栽倒在地,撒手人寰。易中天去嫂夫人家慰问时,看到穷得只有几张小板凳。
在挽联上,易中天写道: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
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当时易中天就想: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就活该受穷吗?
那年头还有个更有趣的现象,为了评职称,很多学人从工资里省钱,自费出书。出个几千本,到处送亲戚朋友。
除了这些人,书根本没人看。
易中天不禁想起刚入厦大时前辈学者林兴宅教授嘱咐的话:“作为学者,要么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1987年开始,易老师就琢磨着学术自救了。读完《万历十五年》和《美的历程》,他回屋写了个《走出美学的迷惘》,很不幸,只卖出了800册。1995年,他又用更大众的文风,一口气写了“品读中国”系列,《品人录》《读城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这种写作风格,已经和他讲话差不多了。
再次很不幸的是,1995年,还是余秋雨老师的时代。那一年,《文化苦旅》不断再版,余老师的收入从再版30元每千字,变更为8个点的版税,正一步步迈入作家富豪榜。而易老师的“品读”,想必没卖到什么钱,否则不至于1998年连3万块都拿不出来。
直到2006年,央十让他去《百家讲坛》,说讲一期给1000块,一周录一期。易老师一算账,一年下来,那可是四万块钱啊,夹着包就去了。他没想到自己会火得一塌糊涂,也没料到会一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如果不是来自四面八方七嘴八舌的质疑,我们也无法深入了解易老师硬核的灵魂。在这件事上,首先得感谢早年一个又一个勇于采访的主持人。
多年以后,当王志以副市长身份接待杨振宁时,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想起作为“面对面”主持人采访易中天教授的那个遥远的午后。
与其说那是一次采访,毋如说是一次揭秘。是王主持的一次次追问,帮我们揭开了易中天身上诸如“明星学者”“学术超男”“富豪作家”这一类的世俗标签,看到了他那颗闪亮、硕大的——朋克之心。
尽管王志准备充分,带来了网友各种尖锐的声音,深谙朋克话术的易老师却不慌不忙、见招拆招,谈笑之间,樯橹灰飞烟灭。
那天,针对讲述风格,王志提到:“有历史学者说,你把历史庸俗化、娱乐化。”
易老师并不着急反驳,先来一句:
王志:“比如拿现代的‘潜力股’‘打电动游戏’这一类说法来做比方。”
只见易老师轻轻抬起下巴:
然后轻飘飘地丢出证据,无懈可击:“这种讲法古已有之啊。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里就说,做郎官就是做公务员。”
“还说您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相。”
“这是观众的意见还是专家的意见?”
见王志语焉不详,易老师立马怼道:
“您还说,刘表见上帝去了。”
“就是说刘表只能见阎王,不能见上帝?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只能说‘薨’?”
王志:“还有人说,把诸葛亮这个英才说成是帅哥,这有点贻笑大方。”
易老师朋克迷之微笑,还以夺命三问:
“《三国志》里面,是怎么描述诸葛亮的?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一套漂亮的硬核反击,完成得举重若轻。
在当时,各大媒体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易老师为何要上电视。王志也绕不开地问了句:“选择上电视,有没有想到名利?”
擅长“朋克式反问”的易老师:“为什么现在媒体最关心的就是出名、赚钱?”
假如王志回答,这是媒体关心的。易老师一定会批评你为什么媒体不关心关心老百姓在意什么。于是乎,王志只好顺着他的话:“也许这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学者反差比较大。”
易老师顺着对方的逻辑,一举反杀:
王志啊王志,还是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