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大逃港》

源济

记者被打依然爱香港：那段血浓于水的隐秘历史，不该被遗忘

原创： 书单君 书单 2019-08-18

8月14日，在香港机场被围攻的内地记者付国豪出院，他表示很幸运没受致命伤，依然爱香港。

爱香港的理由千千万。

今天，书单君用一段钩沉的往事，告诉大家一个最有力的爱香港的理由。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内地近百万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称大逃港。

为弄清这段历史，作家陈秉安，用了22年时间，写出《大逃港》一书。

陈秉安说，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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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逃离饥饿

大逃港，源于贫穷和饥饿。

1962年3月，一份报告递到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的案头。

报告里说，据不完全统计，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出现严重饥荒。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逃荒，25家卖小孩，甚至有一个男人，因无法养活孩子而自杀。

许多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绝迹，青菜罕见，饿急眼的人，只好吃焦头、焦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蕃薯藤、观音土。

当时，中央有文件，禁止逃荒，对于四处流窜的“盲流”，要坚决遣送。

广东则不同，没有把逃荒者当盲流，而是鼓励他们，出外找一口饭吃。

对于广东难民，最理想的去处，莫过于香港。

广东一些开明领导，在各种场合，传达“逃港”思维。

陶铸公开表示，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时任广东政法委主任的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

1961年7月20日，广东公安厅召开会议，放宽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阳、东莞、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口岸出港。

那些啼饥号寒的人，多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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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头角事件

六二大逃港的导火索，是沙头角事件。

沙头角这地方，一直多事。一条街分成两半，中间有一块界碑，是晚清光绪年间立的。街北边中方管辖，街南边英方管辖。

南北相隔很近，小孩子滚个铁环，就滚到那边去了，十分便于偷渡。

那天，几个英国兵巡逻，嚼着口香糖，抱着饼干筒，在界碑附近嬉闹，引得街北的中国儿童，馋着嘴跟着，父母拉都拉不回。

英国兵越过界碑，给小孩派糖，引发一阵骚动。

沙头角书记曾福，打电话给宝安县县委书记李富林，他妈的，黄毛佬，敢越过界碑，给小孩派糖了，这不是欺负人吗？李书记，抓不抓？

李富林回复，别乱动，我过去看看。

李富林赶到沙头角，英国兵已走，小孩家长拿出糖果，伸到他面前，你看这个，还有英文呢，我崽没吃啊。

沙头角的人们群情激愤，觉得受了外国人侮辱，孩子的叔叔，拿着枪杆子，跳着脚嚷，吊他老母，老子一枪崩噻渠（他）！

几个吃了糖的孩子，在学校被同学开玩笑，吃了英国糖，就会生“英国仔”。家长们憋着一口气，说要揍英国佬一顿才甘心。

几天后，派糖的英国兵再次出现，刚走到界碑边，小孩那位习过武的叔叔，冲上来就是两拳，打得英国兵哇哇乱叫，逃进界碑南边的商店。

半晌，被打的英国兵，叫来了二十几个同伙，开着吉普车，端着枪，在界碑边乱喊乱叫。

见此情景，中国士兵也不甘示弱，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荷枪实弹，脸对着脸，只相隔几米。

得知消息后，李富林往北京去电，寻求指示。当时有个规定，遇到紧急外事，宝安县可联系最高层，电话直通周恩来办公室。

传来的指示是：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

几天后，陶铸亲临宝安县，对李富林说，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把岗哨撤了！

30多年后，李富林回忆这段往事，内心仍难平静，他对《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说，沙头角事件，只是个表面现象，其实不那样简单。陶书记打过那么多年仗，是个精明透顶的人，他怎么会一时冲动就开口，说放十万人到香港去呢？

陈秉安问，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富林说，那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粤北饿死了好多人，与其让老百姓在大陆等着饿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

1962年5月前后，数十万人涌入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顿时陷入一片骚乱。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人群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冲边界）。”

“边个（谁）拦我，我就同边个（谁）拼了。”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集中了两三千逃荒难民，他们冲到边境线时，被铁丝网拦住。人群中有人大喊，推倒它！

“一、二、三，推！”

随着几千人有组织的呐喊，只听“轰”的一声，几十米长的铁丝网被推倒在地。

伴随惊天动地的吼声，滚滚人流涌过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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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顿饱饭

冲过深港边界第一道防线，偷渡者如同洪流，宣泄在香港新界的马路上，拖儿带女，络绎不绝。

这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难民，来到霓虹闪烁的香港街头，随处向人乞讨，拉住路人衣衫不放，走进食品店，不给吃的就不走。

他们太饿了。

为应对大陆逃港难民，港英政府连日举行会议，做出决定，必要时使用军队。

港英政府出动了5000多军警，上百条警犬，18架直升机。

上千名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组成人墙，阻挡冒死前来的人群。他们用警棍打，放警犬咬，就差没有开枪了。

港英政府对外宣布，从14日起，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不再允许难民在港停留。

但是，十万逃港者，不是马上就能走的，他们要喝水，要吃饭，要地方住，就是整个香港，临时赶搭十万人的帐篷也来不及。

关键时刻，香港市民行动起来。

香港各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的行动，自发给逃港者送衣服、送食物、送水。

5月15日，金庸创立的《明报》，发表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

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瞬间变成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香港市民和逃港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

许多逃港者，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有的是妻子来港找丈夫，有的是儿女来港找父母，有的是弟妹来港找哥嫂。甚至还有些逃港者，就是在亲人的指导下，逃过来的。

港英政府的“即捕即遣”决策，遭到香港市民普遍反对。

报纸和电台，都有港民抗议，充斥着反对之声。

港英政府不为所动，坚持拦截遣返，但出于人道考量，在遣返之前，会让那些饥饿的难民，好好吃一顿饱饭。

在新界一带，港英政府建了十几个收容所。草草搭起帐篷，为逃港者提供晚餐，有鱼有肉，有香肠有面包，采取自助餐形式，想吃多少吃多少。

逃港者在北面，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美餐，许多人更是闻所未闻。

饿到极点的人们，敞开肚皮猛吃。

一个姓黄的农民，一顿吃了8个面包，10个包子，3大碗米饭，外加大量鱼、肉、青菜。由于暴饮暴食，他在第二天，死在遣返的车上。

吃过一餐饱饭的难民，于次日被押上汽车、火车，遣送回大陆，据报载，仅5月23日一天，开出的火车就达5班之多。

为了不被遣返，逃港者牵衣顿足，哭声震天，跪在地上，向港警苦苦哀求，不肯上车。

打鼓岭边境，一个妇女哀求不过，取出随身携带的利刃，当场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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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山泪雨

在边境和香港市区之间，有一座华山，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中转站。

3万多逃港者，经过长途跋涉，停驻在这里，等候闻讯而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据香港媒体统计，一个逃港者，就牵动着10个香港居民，包括亲人、同乡、同学、朋友。也就是说，华山上的3万人，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山下。

5月16日，《星岛日报》刊登《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出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紧上山来救他们。

消息传遍全城，香港的舆论沸腾了，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香港媒体倾巢出动，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等到达现场，他们看到了一幅催人泪下的画面。

成千上万逃港者聚集在华山之上，他们衣衫褴褛，因害怕被抓，像无助的小野兽那样，躲在草丛中，一些孩子，更是恐惧得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男子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他们看到背着相机的记者，以为救星到了，一时间，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跪在地上，磕头求助。哭泣之声，直上云霄，震动草木。

港英政府作出决策，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应立即全部抓捕，遣送回大陆。

很快，数千名军警来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

香港大小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来自华山的消息。

消息传到山下，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纷纷赶往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

自1962年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物、饮用水赶到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军警对抗。

据《星岛日报》报道，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华山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在这场明里暗里的对抗中，香港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逃港者保护起来，那些被接走、藏匿家中或市区里的人不可计数。

一个名叫叶若英的香港市民，接到家书，得知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已到达边境。

叶若英在华山一带，寻找数日，高呼妻子名字，终于在山头找到妻子和儿子，却意外得知，他的女儿已在两天前的纷乱中失踪。夫妻抱头痛哭。

像叶若英一家的悲喜剧，在华山上不知有多少。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太多，山梁的地面都被打湿了。

现场有许多警察，为悲惨画面打动，不听从命令，宁愿干站着，就是不动手抓人。

指挥官见状，只好下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把行动重点改为阻止香港市民上山。

此刻，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逃港者呼唤着“妈妈”、“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妹妹”。

相隔咫尺，不能接近，圈里圈外，哭声震天。

几个小时后，在强制命令下，警察开始行动，强行把一个个抱在一起的亲人扯开。

一批批逃港者，被拖上一辆辆汽车，开往边境。

看见亲人被带走，香港市民的队伍中爆发出山呼海啸的痛哭声，成千上万的人尾随着汽车的烟尘，追向边境的收容营。

港英政府决定，逃港者被送入收容营后，给予两份免费餐，待次日天一亮，就将他们由罗湖桥送回大陆。

月光下，在收容营外面的公路上、山边上，到处都是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他们不肯离去，守在营外，露天而卧。

天亮了。

当遣返车队开出时，警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绵延数公里的公路，被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中有许多人，趁着天微明，从市内驱车而来，手里攥着饼干、面包、粮袋。

汽车驶出营门，香港市民不约而同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并把手中的吃食，向车上抛去。在这种情形下，车队只能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在车队缓缓前行时，突然，有人跳到马路中央，躺在地上，紧接着，一个又一个人跳了出来，将几十辆汽车挡在身后，无法前行。

人墙里爆发出一阵吼叫：跳车！跳啊！

车上的逃港者突然醒悟，纷纷往下跳，人群中传来欢呼声。

无奈之下，警察吹了哨子，大批武装军警和防暴队被调来，将躺在地上的香港市民强行拉起，驱赶人群。

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再次开动起来，在不绝于耳的哭喊声中，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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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爱香港

六二大逃港事件后，一位名叫连云山的中央党报记者，化名李进山，秘密来到香港九龙，了解相关情况。

当时，大陆这边有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对香港是这样描述的：

1.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2.香港黑社会横行；

3.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4.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

连云山来到九龙后，看到深圳边民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到处都是，跟他们聊天，他们就哭，说我们也是党员、贫下中农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

虽然他们哭得厉害，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亲眼看过香港的景况后，连云山说，全部是谎言，香港不是人间地狱，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

据《大逃港》显示，从1955年出现逃港现象起，历史上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

仅在六二大逃港中，就有三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饥民，侥幸留在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此外，还有作家倪匡、歌手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属于逃港者中的一员。

香港一位企业家，曾这样对《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说，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1978年，邓小平听到逃港汇报后，平静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大逃港的桥头堡，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2008年，深圳人均GDP雄踞全国第一；2010年，深圳GDP达到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2018年，深圳GDP达到24221.98亿元，首次超过香港。

今时今日，随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崛起，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可能看起来不如以往那么璀璨。

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在过去许许多多个苦难时刻，香港同胞向我们伸出的援助之手。

在六二大逃港期间，香港民众涌上街头，为救大陆饥民，组成一排排人墙，挡住了港英军警的警棍。

汶川地震后，不到48小时，香港立法会就通过3.5亿港币赈灾拨款，随即又成立救灾专属基金，拨款90亿。

李嘉诚、李兆基等香港富豪，纷纷向灾区发起援助。101岁的邵逸夫，更是第一时间捐款1亿港币，坐着轮椅，参加香港艺人的赈灾晚会，为灾区打气。

不只是港府和富豪，普通香港市民也都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有调查显示，95%的港人曾为四川地震捐款。一位60多岁的阿婆，把子女给的近3万元生活费都捐给了灾区。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那个长得平平无奇，在内地捐建了100所小学的演员古天乐，很少有人知道，他除了捐钱，还会跑到学校监察工程进展，确保质量安全，甚至空闲时，跑到各个偏远山区支教。

回望历史，香港之于大陆，不仅是血浓于水，不可分离，更是一种启示。

正如《大逃港》这本书所展示的，大逃港事件，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之一。香港，永远不可替代，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主笔 | 哲空空  编辑 | 黑羊图源 | 《大逃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