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烧往事｜迟到20年，这部国产片差点没过审，上映后改变了历史

源济

迟到20年，这部国产片差点没过审，上映后改变了历史

原创： 叉少 叉烧往事 2019-06-25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比如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美国《生活》杂志，193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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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年初六，满载着《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拍摄器材和物资的九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

 

导演杨光远先行一步，在85年底就赶赴徐州、枣庄和台儿庄实地采景。在当年的战斗发生地，《血战台儿庄》结尾那幅震撼人心的“血肉长城”画面被确定下来。

 

为了拍出这个场面，济南部队派了七八百个战士来演尸体。拍摄当天相当辛苦，有的士兵需要头朝下倒挂在城墙檐下一整天时间。泡在“血水”里一动不动的战士也有很多。

 

战士们的坚强让摄制组动容，很多人都入了戏，哭得拍不下去。杨光远只能不停地用喇叭喊：“摄制组的同志们不要哭！”

 

拍摄结束后，部队首长打电话“抗议”：“杨导演，您把我们的战士们都累坏了，有的人鼻子都悬出了血。”

 

< 《血战台儿庄》拍摄现场 >

 

这场戏的灵感来自《新华日报》记者陆诒1938年4月7日的前线报道。

 

“下午一点半，踏进台儿庄西门，眼前是一幅断墙残垣的焦土景象！全城再也找不出完整的房屋……在寨子内，还有不少忠勇的我军的尸首，有的虽然全身焦黑了，但仍屹立在墙角旁，左手持着手榴弹，右手持着步枪，作奋勇搏击状，在殉国的一刹那，依然保持‘死而不已’的战斗姿态……”

 

当天，《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也从西门进入台儿庄，在一间存放战利品的屋子里，他翻开一个日本兵的日记本，上面写了一首打油诗：“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竟如此困难！”

 

这是一场改变国运的大战，后来催生出《血战台儿庄》这部推动历史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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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句话：“仗打成这样，中国军人都该死。”抗战初期，中国前景一片黯淡，自南京失陷以来，历经平津、忻口、淞沪几大战役，中国损兵百万，失地千里。

 

日军挟连胜之势不断推进，意图拿下津浦线攻占徐州。台儿庄是攻取徐州的门户，1938年3月，日军最精锐的板垣第5师团和矶谷第10师团，兵分两路对临沂、滕县发起进攻，一旦得手，两股日军将迅速合流直取台儿庄。

 

指挥台儿庄会战的，是47岁的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当时，没人看好第五战区能打好这一仗，因为李宗仁手上几乎都是人员不整、装备落后的杂牌军。

 

< 李宗仁于津浦线台儿庄站 >

 

但是，这次大战前，从将军到士兵想的不再是怎么撤退，而是如何取得一场胜利。在连年军阀混战中消耗内斗的各地军队，都想和日军搏命一次，洗去身上的污名。

 

李宗仁清楚，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中国军人都是哀兵，要想活命只能团结奋起，和敌人拼命了。

 

临沂保卫战中，曾在中原大战兵戎相见的张自忠和庞炳勋冰释前嫌，带领59军和第三军团合力杀敌，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把板垣师团击溃数十里，使其无法和矶谷师团汇合。

 

滕县保卫战中，川军122师少将师长王铭章，在城破之时亲自上阵指挥，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其余将士在失去师长的悲痛下，仍然顽强抵抗，全排、全连、全营乃至全团地战死。

 

 

《血战台儿庄》中，有一场四五个战士抬着担架往前走的画面。

 

“站住，抬的什么人？”

“报告长官，这是我们营长。”

“你们营还剩多少人？”

“全营都在这儿了。”

 

< 受伤的士兵重返战场 >

 

这场保卫战川军几乎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把日军拖延在滕县3天之久，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到了生死攸关的时间。

 

没有临沂和滕县荡气回肠的保卫战，就没有台儿庄的大捷。

 

计划受挫的日军，把全部凶狠都发泄到了台儿庄的战斗中。飞机、重炮、坦克轮番上阵，催泪弹、毒瓦斯、燃烧瓶无所不用其极，誓要把台儿庄变成一片焦土。

 

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台儿庄四分之三都被日军占据，他们每天都企图用广播动摇中国守军的信心。

 

但是，正面防守的第2集团军31师官兵仍然相信自己能赢。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在最危迫的时候，对长官报告的最后一句是“不要紧！”，对下面官兵的最后一句则是“没关系！”。

 

日军打进庄内之后，双方往往只有一墙之隔，互相只能凿洞放枪。遇到日军从墙洞捅过来的刺刀，有的战士直接用双手握住，任凭鲜血淋漓也不松手。

 

< 台儿庄巷战 >

 

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日军在战斗纪录中写道：

敌决死奋战，据壕死守，尸体垒垒，令人感叹。透过传译劝告投降，无一人接受。由此可见所谓尸山血海坚守至最后一兵一卒，并非日军所独有之事。

 

《血战台儿庄》里，有一幕让人难以忘怀。守卫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给官兵开动员会，将李宗仁特批的10万大洋发给大家，没想到众人都把大洋撒在地上。

 

< 《血战台儿庄》截图 >

 

有个军官向他报告：“长官，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留着这点钱，等抗战胜利后，别忘了，给咱立块碑就行。”

 

实际战斗中，李宗仁确实悬赏了十万大洋。

 

在台儿庄岌岌可危的时候，李宗仁命令，只要是还能拿枪的，不管是担架兵还是炊事兵，全部与前线士兵集合，组织敢死队。

 

于是，前线各部队纷纷组织敢死队。31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王范堂回忆，当他接到组织敢死队的命令时，唯一能管够的就是大洋和子弹，因为人都打光了，预备队也没了。

 

王范堂向自己的班排长提出组织敢死队、夜袭敌阵时，无一退缩，也没人提到大洋。

 

当天夜里，由王范堂组织的57人敢死队手握大刀，身绑手榴弹杀向日军，夺回了事关对外联络的阵地。

 

活着回来的只有13人。其中1人在返回途中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任务。

 

< 王范堂 >

 

1987年，听闻《血战台儿庄》开拍的消息，79岁的王范堂激动得痛哭失声。但是，他最终没能等到电影上映，在这年的5月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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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流亡美国16年的李宗仁回到大陆。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对电影界的人士说：“李先生有两件事能拍电影，一是台儿庄大捷，二是今天落叶归根。”

 

二十年后，拍电影的事终于提上日程。

 

1985年夏天，在军事博物馆举行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展览上，导演杨光远看到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照片下面有讲话的原文：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蒋介石庐山讲话 >

 

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陈敦德找上来，说他在杂志上看到一个剧本，是两个年轻人写的，叫《血战台儿庄》。两人都觉得，台儿庄大捷可以拍了。

 

55岁的杨光远认为中国到了拍史诗大片的时候，黑泽明的《乱》、沙夫纳的《巴顿将军》、阿滕伯勒的《甘地传》让他很羡慕。“八十年代的导演没拍过巨片，简直等于没当过导演”。

 

在原始的剧本里，主要人物是爱国将领张自忠，后来陈敦德建议，如果要拍出宏大的历史感，主要人物应该改成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并且采用纪实风格。

 

要拍《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在电影界炸了锅，有人说：“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

 

还有人说：“解放军的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的。”

 

最后，有人点出了要害问题：“拍这样的巨片不仅经济压力大，政治上能通过吗？”

 

1985年11月，《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参会的人物都很重头，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还有台儿庄战役的亲历者、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和军队的专家。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没人提不能拍的事。最后，曾经给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当过秘书的程思远老先生作了总结：

“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银幕上国民党官兵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银幕后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有了官方层面的支持，《血战台儿庄》拿到了240万的“天价”制作费。1986年3月25日，电影在位于京杭大运河中心的古镇台儿庄开拍。

 

拍摄现场，化妆师掀开一个群众演员的帽子。“这个不行，头发太长，必须剪短。”被说的小伙子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又看了看身边的“军人”和“伤兵”，义无反顾地说：“只要战斗需要，剔成光头也行！”

 

< 拍摄现场 >

 

现场浓烟滚滚，枪炮声、军号声、冲杀声、战马嘶鸣声此起彼伏，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八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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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2日，杨光远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血战台儿庄》的审片会。因为担心通不过审查，他特意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有对台儿庄的正面评价：

 

“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审查过程意外地顺利，中央的领导同志还对杨光远表示了感谢。但是转过年来的1月份，广西电影制片厂就接到了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的通知。

 

原来，在看过样片后，宣传部门和统战部门的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宣传国民党抗战可以，但不能太过，这个片子就过了，所以不做“大手术”不能公映。

 

这时候，有关部门又开了一场审片会，程思远也应邀参加。在这个决定《血战台儿庄》命运的会上，有人问程思远：“您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这个电影到底符不符合历史真实？”

 

程老在回答提问之前，又耐心地把台儿庄之战的历史讲了一遍，然后说：“我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十分真实、感人。我还相信，它不仅会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还可能在海外打响。”

 

一个月后，广西厂收到关于影片发行的最后指示：

 

第一，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1987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第二，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主席语录。可以不加。第三，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决定。

 

1987年，《血战台儿庄》上映，成为当年上座率最高的电影。

 

< 《血战台儿庄》截图 >

 

在桂林的首映仪式上，一位烈士的后代突然跑到台上，一边呜咽一边讲话。原来他的父亲何信抗战时是中央空军的中队长，早年在日本学习。台儿庄之战，何信率队打下了六架敌机，最后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又与一架敌机同归于尽。

 

开那架敌机的正是他在日本学习时的教官。

 

1987年6月11日，《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上映，取得了年度第三的票房成绩。剧中王铭章将军的扮演者翟俊杰赴港宣传，在一次放映完毕后，两个姑娘搀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过来，姑娘对他说这是王铭章将军的夫人，老人家突然抱着翟俊杰哭了起来。

 

< 王铭章灵柩经过武汉，民众送行 >

 

关于王铭章殉国，电影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报告师长，城南、城东、城北三面阵地已被日军占领。”

“赵参谋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赵参谋长和740团王团长死战不退，已和阵地上的官兵们一起战死殉国了！”

“我方援军现在在什么地方？”

“联系不上，没有一点消息。”

“既然如此，你马上替我发个电报。”

“是。”

“十万火急。徐州李长官，并转蒋委员长，目前，日军已攻破藤县城防，我方援军至今杳无音讯，职部王铭章及全师官兵决心以死报效国家，以遂成仁之志。谨此急电。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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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之战和电影都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

 

会战结束后，日本军部拒绝承认战败，他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战略撤退。也有日本史学家认为，台儿庄战役不过是把徐州的陷落时间推迟了两个月而已。

 

当时担任驻华武官的美国上校史迪威不这么看。他本来对中国的抗战抱有悲观的态度，但是经过台儿庄一战，这位日后的四星上将改变了看法。

 

“中国可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称台儿庄之战是“日本自建立陆军以来第一次显要的战败”。

 

< 《血战台儿庄》截图 >

 

对于当时的中国军民来说，这场大捷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远超军事，它告诉世界，也告诉我们自己，侵略者是可以被打败的。

 

电影上映后，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台湾“中央社”驻香港负责人在看完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蒋经国很惊讶，让对方“搞一个拷贝来看看”。看完之后，他沉思良久。

 

“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几个月后，台湾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大门就此打开。

 

< 国民党老兵回乡探亲 >

 

现在，大运河旁的台儿庄古城已经是著名的旅游文化景点，每年都有不少台湾游客前来参观。

 

2011年，台儿庄重建的施工现场，两具头戴钢盔的战士遗体被工人发现。根据姿态推断，这两位烈士是在冲锋的路上，被炮火掩埋。

 

如果今日重拍这场战争，该是何等悲壮的一幅画面。

 

《血战台儿庄》之所以引起轰动，推动历史前进，就在于它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那场战役，还原了抗战中的将领和士兵。

 

当然，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这遗憾也包含技术的原因。导演杨光远就曾对片中的音响效果感到可惜，因为有几处脚步声像是从舞台上响起来的。

 

这真的是当时的技术原因。

 

但这些瑕疵并没有掩盖《血战台儿庄》的光芒。除了还原历史，它还向两岸三地的观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正走在开放的路上，中国电影也在向前探索。

 

探索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最近，又有一部反映抗战的电影因“技术原因”缺席上海电影节，以至于有人说它可能无法公映。

 

我不相信会这样。三十二年前，我们用赤诚之心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又有什么理由在今日畏惧不前呢？

 

三十几年前我们就能做到的事，今天也一定能做到。

而没能做到的，更不应该再成为今天的遗憾。

 

部分参考资料：

 

当代电影，《血战台儿庄》艺术对话录

红岩春秋，《战地记者陆诒烽火中采访台儿庄》

党史文苑，《战地记者范长江见证台儿庄大战》

海内与海外，《程思远先生与<血战台儿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