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原来那个物资部主任裁了不久,陈力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你怎么回事?把总经理的侄子给裁了,你还想不想混了?”
听到这话,我脑袋里“嗡”地一声——没想到那家伙的关系这么硬,我还是大意了。
陈力在电话里狠狠数落了我一顿:“你太莽撞了吧?你要是觉得人不好用,你给他安排一个得力的副手就行了。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干了那么久,怎么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像这种油水部门,你觉得没有点关系能进得来吗?你这个项目要是能好好地做,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你下来的,可是现在我怎么保?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位子给你真是浪费了!”
他没听我任何解释就把电话挂了,我重新审视项目组成员,发现这些人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根本理不清楚,想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
还没等我喘过气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装公司的印度工人不知为何倒在工地里,安装公司气势汹汹,罢工要求巨额赔偿。赔偿谈不拢,那些工人就围在食堂,几天不肯散去。业主也许是收了安装公司的好处,在一旁边袖手旁观不说,还一个劲催促项目部尽快处理。
我想了很多解决办法,唯独不敢送礼,怕引火烧身——总部与安装公司签了严苛的反腐条约,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工期拖不起,最后不得已我以总部的名义,给安装公司的负责人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要求立刻复工,否则就要他们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
邮件发出去之后,听说安装公司按捺不住要组织游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要闯祸。”后来保安队长说,安装公司只是在工地内部游行,没到市区去,我才松了一口气——要是那样,极有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处理起来就更棘手了。
几天之后,安装公司停止游行,每天只是在项目部静坐示威,项目经理口口声声要求巨额赔偿。为了给他们施压,我从国内调配了十多个工人来,并扬言如果他们再不恢复施工,项目部就从国内再聘请安装公司。安装公司见状,选择性地恢复了施工,但每天项目部依旧有印度工人喊着口号。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我还是一筹莫展。
一天我又看了眼那个死者的名字,突然心中一动——这好像是个“达利特(印度种姓制度里的‘贱民’)”人?
这个想法经过多方确认后,我带着钱私下去找安装公司负责人,没有想到他连中国式的客气都没有,就直接收下了。当天下午,安装公司全面复工。
项目部象征性地赔了些钱给死者家属,这笔钱有多少能到死者家属手中,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安装公司私下按印度的风俗,把死者拉到工地附近的海边火化了,挑了些骨灰送回了印度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