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生病后，我被裁员了丨人间

源济

老妈生病后，我被裁员了丨人间

原创： 夏语冰 人间theLivings 2019-04-01

感谢我的同事们，在我要照顾生病的妈妈、最困难的那段时期，在我不停地被老板“变相劝退”的日子里，他们用低头玩手机的善良，保全了我的脸面。

配图 |《离巢》剧照

化用王小波的话，生活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老去、绝望，人最后会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但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没有预见到这样的未来，那时我才22岁，我以为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直到我妈生病了，我被公司裁员了。

对我来说，我妈生病是一件稀奇的事。早春时节，我还在穿长袖，她已经换上了短裙，有时还会嘲笑我：“年轻小姑娘，裹成了粽子！”

就是这么一个健康爱美的女人，去年5月的一天，忽然头不梳、脸不洗，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我非常惊讶，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我就是腿有点疼。”

为了证明自己没事，妈妈瘸着腿也要做饭。不过，又时不时在饭桌上抱怨，她的腿好疼、腰也疼。我说要陪她去医院，她又不屑地笑了。

没过几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她再一次疼得趴在床上，连喘气都不敢用力。

“要不要换衣服？我们去医院。”这不是商量，而是通知。妈妈有点不高兴，因为“痛”这个理由似乎也上不了急诊的台面，更会让人的拖延症发作。“我现在很痛，动不了。等我痛过这股劲，我就和你去医院。”

“你都躺了大半天了，痛劲有过去吗？”

“我都这么痛了，你还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疼痛像一场台风雨，说来就来，我和妈妈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和“病人”说话，年近50岁的妈妈也忘了自己已经到了需要应对衰老的年纪，我们都被平静的日常麻痹了。僵持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决定出门。

平日里，我从不翻妈妈的东西，也不问她有什么宝贝。我不知道她的医保卡、身份证，甚至钱包放在哪里。当妈妈挨着床沿，艰难地换衣服的时候，我忙着翻箱倒柜，试图把证件找全。临出门，妈妈问我：“我的钱包带了吗？”

“带了，放心。”我拿着自己的钱包。

那时候，我的银行卡就剩下几毛钱了，流动资金几乎没有，日常生活只能靠花呗和信用卡撑过月头月尾最难熬的几天。到了医院，医药费要花多少，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想了想，我还是没有向妈妈开口，她自己的事就已经够烦的了，我就别给她添堵了。

其实，从2018年初开始，公司的财务就出了问题。工资迟发成了惯例，最晚的一次，所有同事都完美错过各种还款日。有人在群里问老板，也只敢问许久之前的报销什么时候到。结果，老板一个字都没回，没多久，那个人就在群里消失了。有人偷偷地问财务，财务就义正言辞地回复：钱不会少了大家的。

出于对各位同事的尊重，财务后来又换了一套话术：发工资晚，是为了适应银行汇兑政策的要求。有同事收到通知以后，笑眯眯地说：“我就拿几千块工资，还值得‘银行’这么多借口？”

而我的经济情况，也比之前更加困窘。工资一旦断流，花呗和信用卡就岌岌可危。更不要说眼下垫付的医药费了。

夜里的急诊医生不多，我借了一张轮椅，推着妈妈在各种房间穿梭，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腰椎上长了一根骨刺。查出了病因、开了药，我们打算回家，但医生说不行——之前剧烈的疼痛让妈妈心情紧张、血压已升高到200，她需要留院观察。

病房里的病人们睡得鼾声四起，我睁着眼望着天花板。妈妈在床上眯了一会以后，忽然睁眼问我，“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现在走，还赶得上夜班车。”我摇了摇头，宁可坐在椅子上，有一阵没一阵地睡觉。医生护士都忙得脚不沾地，妈妈要是想上厕所，谁来扶她呢？

好不容易等到天蒙蒙发亮，妈妈的点滴打完了，疼痛缓解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在早班车上才有一点笑意，“哎呀，我真没想到骨刺疼起来这么要命！但要怎么治这个毛病，现在心里还没谱呢……”那点笑意像泡沫一样，被忧虑的刀尖戳破。

我顾不得这么多了，把妈妈送回家以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上班了——在那个我待了快一年的公司，有个奇怪的计薪规定，请假一天扣的钱比工作一天赚的要多，不到挺不住的时候，我不想请假，甚至连迟到都觉得亏。

2017年夏天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这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为了避免踩坑，面试之前，我在网上认真搜查过公司的信息：融资已经走到B轮，高管声称有望几年内上市；总有大小领导到公司参观，还接二连三地上了各种榜单。

能搜到的创始人的信息都十分好看——“系出名门”，行业经验丰富，而且每个人的职业照都拍出了乔布斯的风格。

看样子，这应该是一家发展得不错的公司。当时我是这样判断的。心存幻想地去了面试，觉得“试一试，也不亏”。

只不过那时候的我还太天真，确实没有被社会的铁拳锤打过，不懂得光看这些好看的没用，更应该看看公司的风险信息：有没有（失信）被执行、有没有被起诉、近段时间高管换得频不频繁。哪怕只是查查公司有没有劳动纠纷，也比看这些通稿要实在。

当然，这是我后来才学会的。

面试结束，HR对我很满意，热情地向我介绍：“我司很注重员工福利，一拿到融资就把公司翻新了，现在的办公环境特别好，还有下午茶供应，一个月至少一次团建。最重要的是，我司没有办公室政治——大家都是90后，年轻人，有什么说什么。”

HR很爽快，当场决定录用我，还问我什么时候来上班。虽然HR开出来的工资本来就不高，还要分绩效和底薪，能到手的就更低了。但在好前景、好环境面前，工资的确有些微不足道了，“我下周一就来入职。”

然而，入职的第一天，我就遭遇了一个十分尴尬的状况。

“我没有提出用人需求。”部门经理似乎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存在，当HR领着我去入职的时候，他直接这么说。

我站在HR身后，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但我隐约感觉到，现实和想象还是有差距的。在这个无所适从的关口，总经理忽然站起来了——当然，他若不站起来，我肯定不会察觉到这个穿T恤、踩拖鞋的大男孩是“总经理”——这可能是创业公司层级扁平的好处，高管们不会坐到“玻璃屋”里，而是隐藏在普通的工位中。

他在面色不善的部门经理和HR中间打了个圆场，“小姑娘来都来了，试一试也不打紧。”我这才没有陷入刚入职就被离职的困境。

后来，我从同事们鸡零狗碎的午饭谈话中，拼凑出总经理说“试一试”的底气：公司刚拿下一轮融资，弹药充足，网上发的通稿一页接一页，光是火线提拔上来的“总经理”就有四、五个，再多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屁孩又有何妨？

“不要因为没事做就觉得不好意思，就算做人肉背景板也是岗位内容。天天被各种人当猴子一样参观，谁的压力能小？”同事们会好心地安慰我，但我觉得他们只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尽管同事们都爱瞎说大实话，但我还是觉得一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

坦率地讲，那时候的公司的确算得上是年轻人的伊甸园——翻新过后的办公环境是当红的工业风，随便怎么拍照都好看；楼下就是公司开的餐厅，虽然菜品不便宜，但每到早餐、午餐、下午茶时段，公司的微信群里会变得非常热闹，好像同事们都不差钱似的。

“我要两碗！”

“我也要！”

“老板说，他请客。”

有吃有喝，哪怕开会时间定在下班后，这些就都不算事了。

妈妈倒是不太满意我的这份工作，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便用“梦想”做盾牌，告诉妈妈，这份工作我很喜欢。

“给的钱不多，下班倒挺晚，你的梦想还真奇怪。”妈妈当时是这么回我的。

连续几天，不是陪着痛得下不了床的妈妈半夜打车去医院，就是顶着蒙蒙发亮的天光去赶公交车上班，我已经脚底发软，脑子发烫，全靠一口气吊着。我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生活少一些变化，不至于继续失衡。

平时，如果7点能下班，回到家也要8点了。我甩着装了便当的袋子推开家门，还没脱下鞋子，妈妈就指着水槽发难：“这都是多少顿的碗了，你也不洗，是等着谁来洗？”

“这几天实在累得不想动了，你别生气，我等等就洗。”

“别生气？你要是主动洗了，我怎么会生气？”

吵到最后，我还是没弄明白妈妈想要怎么样，忍不住流眼泪。我太累了，脑子甚至感受不到该哭的情绪，就像只装了一半的迟钝水罐，但一块又一块的石头砸过来，不仅在我的“水罐”里激起涟漪，还把水溅出来了——就是我流出来的眼泪。

无关爱恨，眼泪只是情绪满溢的水花，所以我擦擦眼泪就去睡了。本来我以为自己睡不着，结果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梦里只有一片安静的黑。等我起床的时候，妈妈站起来，瘸着腿、抿着嘴，从厨房给我拿出一碟煎鱼、一碗白饭，甚至还配上了一点青菜，“自己到厨房拿筷子。”

我知道，只是简单做一顿饭也不容易——葱要切，肉要洗，蒸鱼要讲火候，每一餐都是心意。这个世上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该糊涂的时候，还是得糊涂，我高高兴兴地吃了几天以来第一顿有温度的饭。

然后收拾收拾继续去上班——如果我所做的工作也可以称之为上班的话。

刚进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天到晚没有正事可做。多数时候都也就坐在会议室里，听高管们介绍产品。年纪大的高管稳重，会不经意地提起自己在大公司的经历；年纪轻的高管俏皮，反复拿自己的年龄说事：“其实我没比你们大几岁，前年才来这家公司。”

言下之意，不是说自己年轻有为，就是说公司的发展前景好，尽管我会配合地拍手，但我还是不喜欢拿年龄说事——谁没有老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那也太不幸了——但这家创业公司似乎不这么认为。

在这里，一个项目从头脑风暴到上升为公司的新核心，最快只需要一个月。大概老板认为，在这种节奏下，“老”的标准就非常严格了，他甚至在会议上开玩笑：“哪个部门要招一个80后，部门老大就得过来给我解释下原因。”

我开始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认真想想，如果说年轻真的有什么红利可言，那可能也就是不担心失败，也还有接受伤害的空间。对员工而言，这就太可怕了。

可是，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不可能试用期没干完就跑。我抱定了主意，哪怕已经掉到坑底，我也要弄清楚坑的套路，再想办法出坑。不然，我连被坑的经验都没有，这一趟就白来了。

在我忍气吞声了一个月之后，经理终于给我找到事做了：写会议纪要。

这项任务合情合理，因为公司的会议太多太长了：先开一个小组会确定方向，再开一个部门会统筹规划，然后联合隔壁部门沙盘演练。运气好的话，议题在各种会里洄游打磨；运气不好，就直接会被总经理打回原点。

参加会议的几十个人，除了滔滔不绝的运营、板书写了一墙的策划、若有所思的管理层，其余都是会议上偷偷打哈欠的“背景板”，包括我。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了新的一年，当我思考工作意义的频率越来越高时，又有新同事入职了，经理终于让我把写会议纪要的差事移交给他，我又无事可做了。

几次简单的碰头会以后，管理层决定开展一个不费钱的新项目：新媒体，我也被纳入其中。上司们说了，这个项目的重点在于产出好内容，摔跟头不要紧。

这听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但我们要产出什么好内容呢？上司们只是一再强调，新项目不要局限于公司现有的产品。这种愿景更了不起了，但什么才是我们要重点发掘的内容呢？我不知道，也没人说得清。

我问经理，“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为公司发展新用户。”经理斩钉截铁地说。

对话让问题回到原点。出于“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朴素正义，我们按照上司们的指示，从公众号折腾到短视频，始终没能“做起来”。但为了完成新增粉丝的KPI，不管是同事、同学还是亲戚朋友，我们的小组成员都没有放过。

“我朋友说，已经把我的朋友圈屏蔽了。”

“那你的朋友还不错，我的朋友说，再发就拉黑。”

“刚刚不小心，把链接发到开白群，不得不发了个大红包。”

事实证明，我们的哀叹来得太早、太小布尔乔亚了——我们之所以能混口饭吃，无非是当时公司有钱。等泡沫消散了，不只我们，还有我们做的项目，都要回到本质了。

公司拿到上一笔融资，已经是去年的事。虽然老板在开会的时候一直强调，公司已经实现了盈利，没有融资我们也能活下去。但谁都知道，所谓创业公司，大多数都是靠投资人的钱活着。没有投资，公司就被判了死缓，就看缓多长时间了。

我反而觉得轻松，下班以后的时间终于能归自己所有了——之前，在这家年轻的公司里，每天晚上七八点下班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局，不仅要花钱，还累。现在好了，同事们都勒紧裤腰带，我也终于可以按时回家照顾我妈了。

再过几天，HR又带着一茬新人来报到。

“今年才毕业，现在毕业证还没到手，怎么签劳动合同？公司又省了好几个月的五险一金。”有同事在新同事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悄悄地说。

在创业公司，人的保质期可能只有一年，基础岗位更是不缺新面孔，超过一年的就能叫做老员工了。

“没签的，叫用爱发电。”另一个同事微笑着，好像在嘲讽过去的自己。

抱怨归抱怨，生活还是要继续，只不过同事们的精神状态，跟去年已经大不一样了。有门路的人，赶紧换一个项目来跟；没有门路的，被HR悄悄地约谈，没过几天就消失了。

如果只是普通员工大批离职，那可能真的是业务调整。当剩下的人发现，一直在公司宣传网页上闪闪发光的创始人们也一个个出走的时候，恐慌情绪终于开始遏制不住地蔓延了——“连他都走了，我还怎么留得住！”

某个创始人一离开，他主管的部门就被裁撤了。有人把怨气撒到HR身上，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连HR都承受不了裁员谈判的压力，先走为敬了。一边是成建制的裁撤，一边是新项目草草上马，这大概就是公司所说的“结构优化”。

这一轮调整以后，跟我同期进公司的同事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办公区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热闹。5月初，有同事在临走的时候问我：“公司都这样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等等再说。”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年轻人？”

我笑着摇头。之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份工作确实越来越不如意，但贸然辞职，让自己没有退路，只会更不如意。

“你要是混不进新项目，结局是一样的。”同事做出了他的预言。

骑驴找下家是我本来的应对措施，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即便开始了治疗，妈妈的腰还是痛得整夜睡不着觉，给她找一个更合适的治疗方案，成了我生活的最高优先级。

她害怕上手术台，我也不放心，还好骨刺不算大病，我与她还有从长计议的余地。有亲戚建议去试试针灸，我就到处给她找医生。但好医生不好找，公立医院的挂不上号，其他医院又鱼龙混杂。好不容易选定了医生，说服妈妈接受新疗法也需要时间。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没过多久，前同事的预言就实现了——经理曾经施加在前同事身上的那些软刀子，现在一把不落地插到我的头上——这似乎是他喜欢的套路，只是他这次有点着急。

作为一个鸡肋项目的执行者，我向来只是小组会议的背景板，属于我的汇报时间一般都被控制在10分钟以内。但几个工作日以后，我突然就成了小组会议的主角。

一天开着会，正事儿还没说几句，经理突然调转矛头，指向我说，“你最近的工作不行。”然后从批评我工作能力不行、工作态度不好，到我上厕所次数多，足足花了一个小时。

被上司大张旗鼓地批评，我心里有些发虚。会不会被炒倒在其次，我更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领导得罪了。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同事，结果同事却笑了。

“我们现在还有正事做吗？”同事反问我。

我想了一想，摇头，“还真的没有了。”

公司近来很缺钱，最起码看上去是，能停的旧项目都停了，仅有的资源全给了新项目。这倒不是因为新项目能赚钱，而是指望新项目能拉来融资。留守公司的人大部分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办公室也会打开招聘网站。

“无事可做，还能做错事吗？”同事看向我，轻描淡写地说，“除了搞点小动作恶心人，他还能怎么办？你别管他说什么，只要每天准时打卡上班，他们就得给你发工资，你何苦跟钱斗气。”

而我苦笑着，接受了同事的好意。

短暂的失落以后，我开始考虑要怎么保护自己。

我知道公司永远有辞退我的权利，但我更清楚，公司不能用“逼”的方式让我“主动”走。我想起在大学上过一门职业教育课，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劳动法》保护劳动者。”所以，在给自己列了一份疑问清单以后，我打电话给12333（劳动局电话），把问题都弄明白了。

然后，我又联系了做HR的同学。抱怨、排解都是其次，我想知道他们遇到类似的状况会怎么处理，得到的答案一个比一个心寒——强行开除、编造理由开除、以扣起离职证明来逼辞职等。我的心里一片冰凉，但末了，还是厚着脸皮拜托他们：“要是你见到有合适我的岗位，记得推荐我呀！”

不管怎么样，生活必须继续。

当我做好准备，哪怕仅仅只是心理准备，我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开会的时候，我依然被骂。也许是想给我树立更多的对立面，除了之前那些骂我的理由，上司又说我拖累了小组的进度——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进度，但我无法反驳——的确，按照上司的说法，要是我识相辞职了，会议确实没有开的必要。

这不能算是我的错，但我还是忍不住向同事道歉。同事显得很体谅，“别放在心上！我也只是在带薪玩手机。”

他们就这样，用低头玩手机的善良，保全了我的脸面。

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后，上司可能没想到我会忍这么久。之前他用类似的办法“劝退”另一位同事时，那个同事很快就请了长假，没多久找了个工作就走了。但我没有，我一直心平气和地听他批评我，最终，他只能主动找我谈话。

果然，那天在他办公室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辞职？”

这是他最想弄明白的问题，但我想问的是，我为什么要辞职。上司找茬劝退，我没有生气，因为这不过是公事，我们有各自的立场。但他对我如此质问，其实就是一种霸凌了。我很生气，怒火烧在嗓子里，但还是尽量清楚地说：“我不会辞职。如果公司要我走，那就要给补偿。”

上司愣了几秒，然后才开始翻来覆去地恐吓我，但又担心说多错多，所以很快就变成了翻来覆去的复读机：

“你自己走，不然就炒你。”

“辞职比辞退的离职证明好看。”

简而言之，就是公司想开除我很容易，我最好识相自行离开。但对我来说，基于此前的咨询和多方了解，面对这样的情况，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我不被他激怒，不说自己要辞职，他就拿我没办法，只能悻悻地让我继续上班。

忽然从工位消失了大半个小时，只有被约谈这一种可能。已经闲得发慌的同事们都兴奋了起来。“先过寒冬！”我刚一出来，就有同事凑上来劝我。他们说，我没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因为我坐在工位上，就是给上司最大的不痛快，“现在这个时间，工作不好找。就算你找到新的工作，现在入职也没有年终奖。”

同事们还想和我说什么，但下班时间到了，我连忙收拾东西往家里赶。就在谈话的这段时候，我已经收到妈妈好几条信息：她的腰又开始痛了。上司刚刚才和我撕破脸，我不好意思向他请假，只好拜托一位长辈到家里，现在我该去换班了。

刚推开家门，就听见妈妈骂我：“你不知道我有多痛！我都说了，没办法就做手术，切了就完事了，你非要我试试针灸，结果你还不上心——叫你预约到医生就带我去，这都多少天了！”

我一直把妈妈放在心上，但我的生活不只有妈妈，我要上班，要联系医生的时间，还要做家务……可到头来，我还是只能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医生已经预约好了，星期六就去。你要是很痛，我们现在可以先去急诊。”

“等到星期六，我都要痛死了。”

“那就明天。明天医生也在，我请假，一早带你去。”

好不容易等妈妈的情绪稳定了一些，我才试着对她说：“妈妈，我知道你很痛，但你不能老冲我发脾气。我已经很累了，你这样做，我只会更累。要是累坏了我，谁和你一起去看医生？”

长辈连忙对我打眼色，但我还是继续说：“你是我妈妈，不管你怎样对我，我都会爱你、照顾你，这是我该做的。但你冲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伤心，这样不好——你嘴里骂的，根本不是你心里想的。”

我们是朝夕相对的母女，但我们很少有机会互诉衷肠，因为没时间，她忙我也忙，心里有话也只能靠猜。这是我第一次对妈妈说“爱”，她似乎很惊讶，半天没吭声。我也觉得很惊讶，为她的惊讶而惊讶。

临睡前，我思前想后，还是硬着头皮给领导请了假，他倒也准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了一张轮椅，又叫了一辆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妈妈送到医院。进去的时候，妈妈的表情很紧张，但出来的时候，她甚至和医生开了两句玩笑，所以我问她，“好些了？”

“好一些。”

等医生回诊室以后，妈妈悄悄地问我：“做一次治疗多少钱？”这种地方当然不便宜，医保也不能报销，但我没有回应问题，推着妈妈就出门了。好医生是疗效的关键，我愿意因此多花钱，只要妈妈少受罪就行了。

但妈妈还在追问，我只好说：“不痛要紧，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怎么不管？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不是我给钱？”

“那就我给。”虽然手头很紧，但是这钱，还得花。

我们又沉默了。在等车的间隙，妈妈忽然念了一串数字，我不明所以。“自己的生日也记不住吗？这是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要付账的时候，就拿我的银行卡去。你妈还不要你养，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不喜欢的工作就别做，反正钱那么少。”

说完，妈妈打量了我一眼，又说我太懒，发型都不弄，还天天穿长裤格子衫，“你是年轻女孩子，该打扮一下自己——没有男孩子想在垃圾堆里找女朋友。”妈妈继续教训我，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教训过我了。

“妈妈离婚了，不觉得自己幸福，但妈妈很希望你得到幸福。去恋爱，去尝试，不要像个老婆子一样。”

我觉得有些难为情。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眼圈一红就站在路边哭，显得自己的情绪一点都不稳定。为了转移视线，我只好问了妈妈一个很不识相的问题：“你每张卡都是同一个密码吗？”

“神经病，当然不一样啊。”妈妈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

我觉得不习惯，忽然感受到的温情让我觉得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晕乎乎的，像一颗被体温融化的巧克力。我拼命地想找些话来说，只好问了另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你还没告诉我银行卡放在哪。”

“这是这种氛围该问的问题吗？怪不得你没有男朋友！”这是妈妈给我的第二个白眼。

这是鸡飞狗跳的两个多月以来，我觉得最轻松的一天。

隔天，HR如约来找我，开门第一句，他问我：“你是要辞职吗？”

“不是辞职，是辞退。”我耐心地纠正了HR的说法，妈妈的那句“不喜欢的工作就别做”让我也更有底气了。在这种寒冬时刻，创业公司只会欢迎员工“辞职”。

第一句话就对不上，HR和我的表情都变得凝重，但我不想为难任何人。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也曾对这里有过很高的期望，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好聚好散，“搞到劳动仲裁的话，我也不想。”

HR松了一口气，“那我们好好谈谈。”

和HR谈离职，而不是和上司谈，是员工处理劳动关系的策略，这是当HR的同学此前给我的提醒。他说，和员工谈离职，本来就是HR的职责。经理才不担心劳动仲裁带来的影响，但HR就不一样了，HR最怕自己掉到劳动仲裁的泥淖里。赢了还好说，输了的话，在HR这一行就不好混了。

而且，和HR谈也是一种缓冲，比直接和上司谈舒服多了。

果然，公司的HR最终还是帮我完满地解决了这件事。很快，我便办完了离职手续。

尾声

经过治疗以后，妈妈的病情稳定了很多，不再喊痛了。

我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一份新工作。

当然，这一切对我来说，仅仅是另一个开始，还远不是“快乐结局”：花呗、信用卡该还了，我也要在一个新行业、新岗位上重新开始了。

我知道，寒冬或许会过去，但困难也会层出不穷。前路漫漫，坚持向前走，似乎就是我唯一的方法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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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语 冰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