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了，以我的专业出去之后又能干什么呢？现在疫情，企业纷纷倒闭，活下来的公司也都在裁员，我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稳定的国企上班，多少人羡慕不来，干一辈子都够了。
寻业中国丨连载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疫情走向仍不明朗，找工作愈发艰难。而此时，大专学历的我放弃了国企五险一金的待遇和辛苦一年的年终奖，裸辞离开了地铁。
裸辞的前两个月，我搜了关于抑郁症的各种药——太贵了，我买不起。
我所在学校的绝大部分专业都与铁路行业对口，毕业生八成都进了地铁或高铁工作。即便如此，我们对这个行业也称不上有多了解，2018年毕业前夕，班里同学甚至对地铁上不上夜班这件事产生了分歧——大多数人都觉得晚上地铁里都没人，“哪来的夜班”？当时的我也这么认为，同时暗想：就算上夜班又怎么样，累一点罢了。
这年6月，我通过校招进了地铁公司，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应届生一起报到。公司给我们统一分班，并且安排好住宿点，我和另外5个女生住一个宿舍，相处还算和谐。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室友有2个：琳琳，很漂亮，长得很像韩国明星金敏喜，情商也很高，会在周末休息的时候自费给大家点奶茶；田田，记忆力出众且上进，一直在自学英语。
培训期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各种关于地铁的知识：一般来说，一个地铁站包括“一线岗位”和“二线岗位”，一线岗位里有站务、工班（负责各类设施维修）、司机和行车调度（简称“行调”，负责一条地铁线各项事务的监管把控）等，二线岗位基本就是站长等管理基层的各类小领导。除了这些基本岗位，地铁里最常见的就是安检，但他们属于“委外人员”，是跟地铁公司合作的乙方安检公司派遣过来的，工作十分辛苦，需要一直白夜倒班，甚至24小时连上。
我干的就是一线岗位里的站务（员），升职之后是值班员，然后是值班站长（值站），再往上升就是二线岗位的站长。培训老师调侃说，站务是“地铁的门面”，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常遇见的地铁员工，要负责车站内日常的运营——解决乘客票务问题，给不认路的乘客做引导，在站台随时观察站台门及列车运行情况，好在站台门开关异常或乘客“闯门”时及时做出相应的安全措施，保护乘客的安全。同时，站务还需要对车站内部进行巡视，查看有无可疑人员、环境是否卫生整洁等。
老师还告诉我们，地铁工作是需要上夜班的，原因很简单：地铁里的各种设备，比如FAS火灾报警系统、BAS环境监测系统、各种监控设备、站台门等都是需要定期维护检修的，这些设备白天基本都在运行，所以会在晚上安排检修。检修由各种类型的工班负责，但在检修过程中，站务要监管部分作业规范，还要给在夜晚进入车站工作的各类工人开地铁口的卷帘门和站台的端门。
除了监管设备维修，站务人员还需要在夜里进行多种演练，以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并维持车站正常运作。我们需要演练如何应对“车站大面积停电”、“突发大客流”、“车站水管爆管”、“踩踏事件”和“恐怖袭击”等各种情况，要知晓在地铁停运时如何提供公交接驳服务等信息。虽然这些演练并非每个夜班都会进行，但通常每个月会进行两三次。
除了各种演练，我们夜里每两个小时还要巡一次站。所谓“巡站”，就是把车站各个角落都巡视一遍，包括乘客无法进入的放置设施设备的设备层。这是没办法偷懒的，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巡更棒”，到了一个地方，要用它打一下对应的“巡更点”，这个地方才算“巡”完。一般只有4个出入口的普通车站，需要“打点”的地方就有30多个，若是被分到有6、7个出入口的大车站，巡更点多达60个左右，一趟下来要走1个多小时。
不只是我们站务岗位，地铁站其他一线岗位也各有各的辛苦：
工班分不同工种，通风工班负责地铁内空气与地面空气的接壤流通，如果地下层没有新鲜空气输入，人在底下基本是待不了半天的；通信工班负责各种通讯设备的维修，地铁员工上岗是不允许带手机的，我们用手持台和座机相互联系，通讯设备坏了，可以找他们维修；此外，地铁还有站台门工班、轨道工班、信号工班、水电风工班、电扶梯工班等等，各司其职。
地铁司机负责整条列车的安全，普通情况下，列车虽说是“ATO自动驾驶模式（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但也是要司机操控全局的，若列车遇到恐怖分子袭击、火灾、站台门夹人等不可测因素，更需要人介入处理。司机岗位最辛苦的地方在于，他们呼吸的是整个地铁里最劣质的空气，许多司机上岗一年就会出现鼻窦炎等各种呼吸道疾病。他们工作时长时间一个人待在司机室里，面对压抑的地铁通道，时间长了心理难免会出现点问题，所以公司为司机岗聘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
论工资水准，行调是超出站务、司机、工班的，一上岗就有5位数。但这份薪水绝没有半分钱是白拿的——在上岗前，他们要先在其他3个岗位轮流实习半年左右，等东西学会了且通过公司的考试，才能变成“跟岗行调”。“跟岗行调”拿很低的实习工资，得2年甚至更久的才能转正。能上这个岗位的人，可以说基本没有一个是废物——光站务的工作内容和规矩，要背的东西就至少近万字，司机岗要背的东西更多，工班的动手操作性比站务工作更复杂，而这些，行调都得过硬。所以，地铁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调侃的话，“有头发的行调不是好行调”。他们通常要远程操控管理一条线的各种大小事务，其他3个岗位的日常事务多是要先向他们汇报申请，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才可以进行。比如，工班需要在轨道上施工，施工前由站务向行调“请点”，行调要在监控上确定轨道内没有异常且没有列车运行等情况，才会同意工班施工。
当然，每个城市的地铁内部规划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邻市的地铁，行调每个月也就4000多的工资，但相对来说，他们的地铁线路少，里程短，事情不多，上岗要求也很低。
为期2个月的培训结束后，老师给我们实习生安排了综合测试，通过后才能跟岗实习，实习结束，才能独立上岗。
综合测试就是独自面对3个领导，然后分别回答他们的问题。测试的难点在于，不会给你划重点，考的内容全在一本4厘米厚的专业技能书上。我们这些新人只能背诵各路老员工“流传”下来的资料。室友们都是在测试前1周才开始突袭背书，而我在前1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彼时的我怀着一腔热血，想要在工作中改变自己，在一众人中脱颖而出。
测试当天，我自认很顺利，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但结果却是，我没通过，而室友们都通过了。后来在公司待久了，我才慢慢对综合测试的玄妙之处心领神会——它虽有运气成分，但那运气绝不是像电脑抽题一样自动、智能，它是“人工”的。
第二次复测，我不出意外地通过了。9月，我顺利“下站”，穿上实习马甲，成为一名实习站务员，工作是两班倒，白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一周休息2天。
我的带教师傅人很好，对我有问必答。我和她一起坐在售票岗，看着她和路过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打招呼，半天下来，当班、值班的同事全都招呼了个遍。我心里开始暗暗羡慕她的高情商与好人缘。
不过，在相对轻松的实习期中我发现，自己的体质真的不适合上夜班——我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学过的东西很快会忘或者干脆记不住。大脑的衰退使我在工作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加上我本身就是个一出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路痴，所以，我经常在“打点”结束之后又在担心某个巡更点究竟有没有“打”过，然后重新跑到走过的地方，十分形式化地将“打点棒”按在巡更点上。这导致我巡一次站要比别人多花10分钟，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即便多花20分钟也没有关系，只要能把“点”打全。
那时的我还是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死呆子”，没有经历所谓的“社会的毒打”。新员工入职手册里面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车站员工穿统一的制服是为了和谐统一的平等观念，弱化等级制度。其实制服的作用有很多种：树立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凝聚力，规范员工行为甚至只是为了好看，我没有细想过“平等”为什么要单独拎出来说——这就类似草坪里“禁止踩踏”的标识，这个标识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之前有人做了、并且之后还可能会有人继续做标识上禁止的内容，如果我早明白这个道理，或许会少走很多弯路。
同事之中有像师傅一样善良能力又强的人，当然也有不那么“善良”的人。一个车站几十个人，人多了，不善良的人的比例就容易变多。因为我是实习生，比我转正之后还高一级的老员工可能就会在我夜班后小眯一会儿时去踢一脚我脚底下的瓶子，又或者在我晚上站了2个多小时的站台、关完电扶梯，费力地用脚爬上来时，才告诉我上来之前要在站台完整地转一圈才行……我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也许只是闲着无聊戏耍别人一下解解闷。
漫长的2个月实习期结束后，我转正了，进了王值站的班组。
在车站，每过12小时都会有一次班组之间的交接班——值站与值站、值班员与值班员之间先把事情交接好，然后由值站组织班组开会。值站会先把问题以及车站重点情况念一遍，然后点名抽问。
每次王值站强调重点时，我都会全神贯注地听，拼命尝试去记住他的每一句话——因为我们是新人，经验不足，很多问题都会先问我们。但是，我学东西慢，不熟悉的知识和专业术语又太多了——像什么“互锁解除”“好了信号”，它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只是一种动词或者名词——可我真记不全，每次回答问题时总是磕磕巴巴的，于是就成了每次交班时抽问的重点对象。这是那段时间我最为痛苦的事儿，但这没彻底打消我对工作的热情。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
在独立上岗的初期，我在巡站时还是经常漏掉巡更点。王值站忍无可忍，在考核本上扣了我4分——总分100分，4分算是比较重的处罚了，一般犯错扣分只会扣1到2分，如果我不小心再犯个什么错，这个季度的站区评比，我就会得C，不仅要扣钱，还会变成车站一两天的热门话题。但这4分，我认。
季度末，我果然没能平安度过，我的评分不是C，而是更差的D——因为夜班行走电扶梯，又被扣了2分。那天夜里上厕所，一个“打点”结束的同事和我打招呼，然后从电扶梯上走下来，我还冲他点了个头。等到凌晨2点我“打点”时，疲惫的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电扶梯似乎比步行楼梯少了几级台阶，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电扶梯。碰巧那天上边发邮件通知车站，查一查前天夜班有没有人不按规定行走关闭的电扶梯，我就被查到了。事后出于好奇，又或者是试图寻求安慰，我悄悄打开考核本，翻了又翻，却始终没有看到那个跟我打招呼的同事的名字。我握紧了手中的本子，不愿深思。
没过几天，和我同期“下站”的一个男实习生扛不住了，辞职了，而琳琳已经顺利考上了值班员。我打开公司内部软件搜了一下，同宿舍的女生，已经有2人离职了。
也许是因为不适应地铁站的氛围，我变得沉默寡言，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也许是夜班凌晨1点的演练、凌晨2点和4点的“打点”、4点10分的“运检”的摧残，让我身体发抖，头脑越发灵光。总之，由于我绩效不达标，偏见也随之而来。
车站员工如果有事要请假，一个月可以有2次和同岗位同事换班的机会，我用了这个机会，换到了秦值站的班组上白班。
那段时间，下午的客流高峰期站台要“双人立岗”，但排班的时候由于人手不够，售票岗和站台岗的人员安排总会发生冲突，所以，部分班组会在指定的半个小时内只留一个站务“立岗”，另一个人则去售票结算。于是有天我在结算完后，以为不用再回去“立岗”了，就点了一份外卖，打算享受一下难得的休息时间。我刚吃到一半，秦值站进来了，他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饭，问：“你为什么不在站台？”我愣了一下，赶忙放下手中的筷子，回答说我在的班组就是这样安排的。
秦值站是个老员工，平时和大家嘻嘻哈哈的，人也随和。当时站台有人，同站的许多同事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下站台，然而，秦值站罕见地板起了脸：“‘脱岗’是很严重的，弄不好是要被公司通报批评的。”
大概是感受到了气氛的凝重，在一旁小声聊天的同事们也都瞬间沉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有人替我插了一句：“有的班组确实是这样（单人立岗）的。”
可秦值站不买账，冷着脸对我说：“等下我打电话问你们王值站，如果你们班组不是这样的，你等着！”
我手里的饭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王值站曾经当着我的面说过：“我们班组没有懒人，不像其他班组，总有一两个不肯干活的。”这让累死累活的我有点欣慰，觉得自己的努力别人是能感受到的。我自认从业以来没有半点态度问题，我总试图以勤补拙，即便最累的活总是轮给我，也没半句怨言。接班时，我甚至提前几分钟去，让同事早点下班，就这样以最笨最实在的方式试图博取别人的好感。
像秦值站这样的老值站，阅人无数，什么离谱的员工都见过。我明白，他的态度是用来应对那种软硬不吃的懒散人的，但地铁站的消息传播速度很快，他的那番话传出去，别人又会用怎样的话来描述我呢？
此刻，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的努力只是对自己而言有意义，对别人的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
网上说，如果寂寞能分等级，最高一级和次高一级分别是“一个人过春节”和“一个人看病”。
工作第一年，我就经历了一个人的春节，2019年的5月，我又体验了一个人看病。
当站务员，一坐就是3小时，一站就是2小时。起初，我只是腰酸不适应，时间久了，偶尔站3、4个小时也能勉强熬住，但我没想到自己的身体会坏得那么快。
那天夜班，我没敢麻烦同事，自己扛着腰疼着硬是站完了2个小时。我以为我还年轻，回宿舍睡一觉就好了，没想到腰竟疼到睡不着觉。眼看觉是睡不成了，我洗了把脸，咬着牙自己去了医院。
打车要103块，我有点舍不得，骑共享单车先去坐地铁。到了医院，我努力用一个不那么狼狈的姿势将上半身撑在护士台的询问口，问：“你好，请问核磁共振往哪里走？”
护士看了我一眼，说：“现在都（下午）3点多了，做核磁要排队，你今天不一定来得及。”
“你能不能用医院座机帮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那边，前面还有几个人？我一个人来的。”
护士没有打电话，脸上很平静：“那你的家人呢？”
“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
“同事呢？”
“在上班。要不你问一下吧，打一下很快的。”我眼睛看向她手边的座机。
护士终于拨了电话，我还是在当天拿到了核磁共振的片子，并从医生口中听到了一个很耳熟但又让我觉得不应该与自己这个年龄有关的词：腰椎间盘突出。
在身心双重负荷之下，我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对我的重要性和价值，是不是值得我拿自己的健康去换。我多想有个人商量一下，告诉我下一步怎么走，可爸爸联系不上，妈妈又是一个靠想象去想象社会的人，她只会觉得我不懂事，吃不了苦：“这份工作又好又稳定，别人想上还上不了。”
我开始沉寂、默默无闻，试图隐身、试图讨好，只想和其他人一样随便混日子。
我们每年有2次升职的机会，都是通过机考、实操考试、综合测试来决定的。
机考和考驾照的“科目一”差不多，需要背书本上关于值班员的题目，然后在电脑上考试，这种考试有点呆板，据我所知，很多值班员在升为值站后，都不知道考的那些专业名词是什么意思；实操考试就是考对各类设备的操作，比如自动售票机卡票该怎么处理，消防设备的操作，IBP盘（综合控制后备盘）的操作等；综合测试依然和实习培训时一样，3个级别比你高的人依次对你进行提问。
为了保护我的腰背，我开始蓄力升职。一切都很顺利，虽然最后的综合测试我是第一个进去的，但我准备的确实不少，甚至还扩展答出了考官问题以外的知识点。
2020年1月，我升了值班员。工资加了1000左右，每月到手能有6000多，工作内容在我看来也变轻松了——不再需要每天站4、5个小时了，只是在车站控制室内记录台账、监控设备是否异常、统筹联系各方车站人员。
这时，恰逢有一条地铁新线路要“开荒”，我就报名去了。
进行“开荒”工作时，我们要驻站值守，监管未开通地铁线的剩余施工，确保安全。同时，我们也要看守地铁通道，防止闲杂人群进入，并在后续阶段协助地铁进行试运行。在地铁站正式对外开放前，我们需要保证一切运行正常，为运营做好准备。
此前我听人说“开荒”很累，也有人说“开荒”很爽。我的体验是，去“开荒站”比待在“开通站”要舒服很多——至少是朝九晚五的作息，女生甚至不用上夜班。有了之前的经验积累，我的紧张感少了很多，很多事也变得得心应手，我能感受到工作氛围明显轻快了起来，大家一起点奶茶的时候也不会“漏了”某个不起眼的站务员。
我以为自己又可以继续每天努力工作了，直到那天下班，我站在小区门口的黄泥地上，腿上裹着厚厚的过冬打底裤，尿了出来。
“开荒”相对轻松，但工作环境也恶劣，开荒中的地铁站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封闭的地铁隧道。戴上白色的N95下站台，口罩不到半天就开始发黄，一天下来直接发黑。最要命的是，这里第一个建好的，并不是厕所——地底下的工人太多了，以前有过很多先把厕所建好、然后他们不规范使用的案例，所以后来干脆把厕所安排在最后建。
和我一起守站台的保安小哥，在混熟了之后跟我透露：站台这层有一个隐蔽的小房间，男生大多会在那里解决“小需求”。我面上做出一副“真的假的”的表情，心里暗暗皱眉：这帮男生……
但这还算文明的，毕竟只是解决“小需求”，工人们大多没有那么文雅，我有一次巡站时有幸亲临现场——走到工地上没有门的门口时，看见一个戴着顶安全帽的人蹲在空地上，我没敢看真切便退了出去。等我巡完一圈再回来时，地上果然多了排泄物。
在这个地方，男生尚且可以用手一遮，然后毫无顾忌地酣畅淋漓，女生呢？站外有一条泥巴小“路”，通往一个临时的公厕。说那是路，实在是勉强，它只是开垦的湿泥地里较为好走的硬泥。为周边建筑工人使用的临时公厕往往没有排水系统，寿命通常只有两三年——地铁站完工了，它自然是要推掉的，建得那么好，没有必要。我去的女厕臭气熏天，每个坑的落脚处甚至排水道里都丢满了卫生用品。厕所的门还是坏的，冬天风裹挟着雪“呼呼”往里刮，夏天蚊子苍蝇的数量堪比一个养蜂场。
那个冬季多雨，一下雨泥巴路就会变得湿滑软塌，踩一脚鞋都能陷在里面拔不出来，然后人还可能因为惯性摔在又冰又水的泥巴里。我的裤子常混着工地上的泥巴湿上一下午，次数多了，我也不愿意去厕所了。工地里不再有人问喝不喝奶茶，连饮用水消耗得都比别的站慢一半——女生基本不喝水，我们一般会憋着，基本上一天只去一次厕所。
但在那一天，快撑到家门口的时候，我还是憋不住了。24岁、刚毕业没多久的女生，像一个尿失禁的老年人一样尿在了裤子上。为了保持仅有的尊严，我站在了小区路边的草地上，我不想让尿液渗到水泥路面，这样水泥路上会一直有我尿液的气味。天空飘起了小雨，我担心尿液的气味会因为下雨变得更浓，又愚蠢地祈求这些雨可以让别人以为那沿着我小腿滴下的液体只是雨滴。
自此之后，我的泌尿系统出现了毛病，我明明什么都没喝，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上厕所，我开始尿频、尿急，赶去医院的路上，坐一站地铁我就得下车，体会血液伴随着尿液一起被排出体外的刺痛感，然后继续循环。医生说我这是尿路感染，复发率很高，确实，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痊愈。
2020年的7月底，“开荒”结束，新车站开始投入“正线运营”，我不用再忍受临时公厕了。有乘客入站乘车，要处理的事务和台账的记录也更多了，随着第一年疫情进入了人人自危的时期，车站里隔一段时间就发现“黄码”的乘客，我们又得抽出额外的十几分钟去处理这件事，一天至少得3个。
仿佛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都游刃有余。尤其是和我搭班的新值站程程，她聪明、漂亮、情商高，无论男女，她都可以谈笑风生，从不因为自己的职位等级对谁颐指气使。就算新地铁第一天向乘客开放，整个车站忙成一团乱麻的时候，她说话依然笑呵呵的，一开口，让整个氛围都变轻快了，我顶礼膜拜。
正式运营的第一天中午，我们都忙得没有空吃午饭，程程一边在电脑上飞快地打字，一边和安检交代注意事项。我一边接行调的电话，一边在本子上写台账。临近下班，车站又出现了一名“黄码”乘客，程程放下手中的活就跑了出去，我吃了一口晚饭，和她在对讲机里沟通一句，手上的笔都没有停过。这时，接班的值站老魏来到车控室，他扫了一眼满桌面的台账稿纸，皱眉问我：“怎么那么乱，真的连收拾的时间都没有吗？”
虽然我们叫他老魏，但他也比我早2年来地铁。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开过荒，有没有时间收拾，看我的样子不就知道？但我默认了他的不满，继续搞我乌七八糟的台账，程程还在窗外马不停蹄地处理事务，老魏很潇洒地签到打卡，去男更衣室换衣服了。我那时候还是很天真，为了讨好老魏，我又留下来加了1个多小时的班，后来程程进来，和他交接，我才感觉他对我说话好像缓和了一点。
第二天我是来接老魏他们的班，我特意看了下桌面，也是乱的。老魏瘫在椅子上，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而他的值班员在赶台账。我抿了抿嘴唇，不敢张嘴。
后来，有同事请假，我上了他的夜班。夜里1点多，我一边处理手头所剩不多的事一边和当班的值站冉冉闲聊。冉冉也是管人事的值站，请假调休都要经过她的手。我俩正聊到“干到50岁还有没有命上夜班”时，她的手机声响了，她要打字干活，就把手机开了免提：“喂？”
“喂。”对面的声音带着哭腔，嗓子里像是卡着一滩没来得及咽不下的痰。
双方很有默契地沉默了一会，电话那头的声音又虚弱地开口了：“冉冉，我生病了，明天要请个假。”
“你怎么了，人没事吧？”
“我癫痫……医生说我太累了。”
电话那头的女孩好像快哭了，冉冉赶紧安慰了几句，老练地和她沟通好了请假流程，末了嘱咐她好好休息，不要太累——我抬眼看了一眼排班表，程程是明天唯一的女生。
程程生病期间，我一直和老魏搭班。我以为自己的努力会得到他的认可，直到某天，他翻开了一本台账，皱着眉，几乎是用训斥的声音问我：“这条记录你怎么没写？”
当时恰逢站长也在，我为难又尴尬，只好强笑着说：“我看前面的人也没写。”
因为这本台账写得少，“开荒”期间又完全没有用过，对于它的格式，整条地铁线十几个站都争议，没有定论。老魏没有翻我前一天的台账，而是翻到更前面的人的台账：“他不是写了吗？”
我只好笑得更加小心翼翼：“我第一次遇到，不知道。”
对于我的退让，老魏完全不买账，大有考核我的架势：“第一次？现在你又跟我扯‘第一次’，你知不知道这个本子没搞好要扣6分的？”
考核最终没有落到我身上，但是我每天花费心血最多的就是这本台账：翻看前面的人怎么写，再打电话问隔壁站怎么写，甚至下了班我们几个值班员都会私下讨论怎么写。没有人教我们，值站们也不会，这些内容全都是我们自己按照上面下发的不清不楚的模板，瞎子一样摸索出来的。
过了几天，这本台账格式终于被摸索清楚，趋于统一——跟我之前写的格式是一样的。委屈愤恨自然是有的，可笑的是，我更庆幸我没有被考核。此时，我更加体会到新员工入职手册上摆放那句“平等”的必要性。我升职成了值班员，但似乎还远远不够，我变得老练了，又好像不够老道。
我再次开始怀疑自己，我一面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觉得自己很废，一面又逼迫自己强打起精神变得更完美、更优秀。那以后，我常常白天很亢奋，夜晚也很亢奋，上了一夜的夜班老魏瘫在椅子上起不来，我却能跟刚睡醒一样精神百倍。
我知道我病了。
深夜，一切都很安静，我闭眼躺在床上，呼吸平缓，听着自己强劲有力的心脏在我的身体里跳动，一下一下，一下一下……我猛地从床上坐起。
生不如死。我的心里自动浮现出这个词，一遍又一遍。
我让自己的身体给自己穿好衣服，直奔下楼，在凌晨3点半的昏黄路灯下，我拨了自杀干预热线，一边听着电话那头“嘟嘟”的排队等候音，一边焦躁又绝望地踱步让自己冷静，电话自动挂断，我就继续打。我在夜里看到了一只又一只野猫。这时离医院开门太早了，心理援助热线得不到回应，我不知道该怎么熬过这漫长的4小时2分钟——我不记得后来我那天是怎么一个人到的医院，只记得医生很和蔼，诊断单上的诊断结果是“重度焦虑”。
那些日子，我只能靠佐匹克隆片入睡。我打开公司内部软件，搜了当初同宿舍的几个女生，想看看她们如今怎么样了——不是很意外的，琳琳升了值站，田田升了值班员，别人全都搜不到了。
辞职吧。
这个想法一次次在我脑海浮现，又一次次被我立刻否定——辞职了，以我的专业出去之后又能干什么呢？现在疫情，企业纷纷倒闭，活下来的公司也都在裁员，我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稳定的国企上班，多少人羡慕不来，干一辈子都够了。
焦虑症的事我不敢说出去，别人能扛得住压力而我扛不住，这理所当然地被我归结为自己的错。家人那边我也要瞒得严严实实，因为以往我对妈妈形容我的压力时说：“我脑子里总是会浮现出用直尺插进自己脑袋的画面。”她便会生气地反驳我：“说什么屁话。”
我本该继续这样浑浑噩噩下去，然而在第二次去医院的路上，我对着医院门口一个履行自己职责的保安爆发了，起因是我进去的时候没有给他看行程码。
“我刚刚才（从门诊楼）出来，里面信号不好，我就是出来找个信号！”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努力控制情绪，那已经是我当时能控制得最好的状态了，我以为我在讲道理，并且语气和以前一样平和。
但他的反应告诉我：不是的。于是我觉得下不来台，像别人想象中的泼妇一样，在公共场合与他争执、吵闹。如果是10年前，有人告诉我会像现在一样撒泼耍赖，我一定会骂他神经病然后扭过头去，继续像小鸟一样和同学聊天。
我感觉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这份工作真的还有那么重要吗？
2021年3月，我向老站长提出了离职。
老站长并不惊讶，因为这行辞职的人平均下来每天都有两三个。他和蔼地问我原因，我不能说我焦虑症，扯了个谎说适应不了夜班。
按流程，他应该先对我进行心理辅导，问我是否考虑清楚，然后才能同意我走离职流程。但这次，他沉吟着对我说：“我这里有个机会，你再等等，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争取到。”
他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先应下来，在岗位上苟着，想着再找个机会提离职。
没过几天，程程回来了，和她搭班，我的日子松快许多。她依然处事得当，接人待物中仍旧能听到她标志性的笑声。如果不是那天夜班意外听到她和冉冉的电话，我只会觉得她是家里有事请假了。
至于老魏，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一直找我的茬。某天，我路过站长室，隐约听到里面传出来老魏的声音：“又是她们班组……”
隔壁几个站都在传，我们站长要升走了。老站长走了，谁当新站长呢？几个值站之中，能者居上。但我想，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要离开了。
不过，我等来的不是离职流程，而是老站长所说的“机会”——借调集团的后勤部，做五休二，朝九晚六，通勤有公司专门的接驳车到固定地点接送，工作清闲，就是工资和晋升渠道可能会少点。
其实老站长没有必要这么设身处地为我着想，大可以按照流程让我走人。他做到这一步，若我再走人，实在是有点不知好歹了。我想不到拒绝的理由，直到现在，我仍是很感谢他的。
老站长打开富光杯，吹散浮在表面的热气，喝了一口茶：“你们这些孩子啊……”然后头也不抬地向我一抬手，示意我“走吧”。
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到底怎么样呢？
2021年5月，我侥幸通过面试，调到了后勤部，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算是过上了闲适的生活。去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名额本来就是集团总部下发给一线工作人员的，要我们自愿报名，因为工资不高，升职也难，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来。
当时和我一起面试的还有5个女生，等待时我问过她们，她们并不想来，都是被拉过去谈话之后“自愿”要求来的。我所在站区除了我以外，也有几个人也想来混日子，但都被拒绝了。我猜测，也许是下发的邮件被拦截，由上一层挑选合适的人，毕竟，车站某些重点岗位的人离职，于车站整体运作不是什么好事。
但后勤和车站完全不同，因为在集团总部，楼里随处都是在车站八卦里才能听到的大领导。人生地不熟，我走路都得挑选路线，生怕不小心碰到大领导，给他们留下一个我支支吾吾、不会说话的印象。
车站那种快节奏的压抑生活一步步离我而去，后勤岗位的工作内容本就不多，薪资也随之调整，很多同事都是家里有矿来混个五险的。我本该在这种环境下慢慢地重新变回正常，但因为一个人对我的态度，这事变得困难了。
我办公室的同事有3个人——奈德，满满和富贵。
奈德执行能力强，一个人几乎承包了办公室所有的事务。在我看来根本搞不定的事，他一个电话就能处理好，为人处事面面俱到，对接任务发条消息都要三思而行。和他比起来，之前的搭档程程简直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很是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在这里存活得更舒适：“领导给你发任务，不管多简单，你都不要马上做好，你做好之后要等到最后一天再交上去，因为活儿是永远干不完的。”
满满很呆。我第一次跟她交流工作事项的时候，她一边打字一边回答我提出的简单问题，打字速度慢得像个老年人，大脑转动速度也像老年人。话说到一半，她甚至会忘记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我试图引导话题，将她往正轨上带，但她彻底屏蔽了外界，仿佛她在说话的时候，大脑就无法接收别人的信息。那次她花半个小时交代了我下午的两件任务是什么，那感觉就像有人花了半个小时断断续续地给我念了一遍26个英文字母。
富贵人如其名，家里资产千万。有钱真的可以解决大部分烦恼，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阶级装都装不出来的宽和安逸的心态。
我刚来后勤部的时候，部门领导大手一挥，将我交给奈德“培养”，嘱咐他好好教。跟着奈德的第一天，他在电脑上打开钉钉，拉开公司的部门框架结构，指着上面问我：“你看这里，你看出了什么？”
上面先是几个大领导的职位和名字，然后就是各部门。我看了半天，什么门道都没看出来。他神秘一笑，鼠标在后勤部上晃了几个圈：“知道以后各部门的老大是谁了吗？”我配合着他点头，恍然大悟般地拖着声音回了个略为夸张的“哦”。他接着对我说：“新人进来之后一般都会问我‘晋升快不快’，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大领导，你干得好，领导看得见，升职机会肯定比车站多。”
后面我一直跟着他，上班前几天他对我还像同事一样，来时打招呼，走时说再见。但是很快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优点：精简人物关系，从来不会在不重要的人身上花精力。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按规矩给奈德“敬香”，他对我冷淡下来。他没有教我在后勤部会接触什么工作内容，也没有告诉我做什么事应该找哪个部门、哪些人我们以后会经常接触到。我甚至不知道我当下该做什么才能尽快融入这个群体、接触到我将来的本职事务。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和奈德打招呼他大多不会听见，他忽视我的肢体动作、口头语言，戴着耳机低头看着路，直接走到他的工位上去。即便如此，我下次、下下次还是要和他打招呼——我们看似是同事，可他随便一个动作就能让我焦头烂额。
让我觉得融入困难的不仅是奈德对我的冷淡——开会时我发现，我所要接触的人中，不仅是同事，包括领导，除了满满，全是男性，乌压压一片。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谈论工作，可工作上的事奈德几乎一点都没有交给我。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和他们任何人都不熟悉，一天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几次，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建立联系。
更糟糕的是，这里分工不是十分明确，本该和我对接的人，也是从其他部门拉过来临时兼任的。这就像，我是学校的专职老师，到了学期末的时候被告知要接手兼职老师带的班。兼职老师时间一到就会走，才不会管那个班的成绩如何，而我得使出吃奶的劲把这个班的成绩拉上去。我不可避免地被“兼职老师”坑了不少——他对我的到来表示十分高兴，然后在他离开这个岗位还有2个月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将我拉进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也就是说，这2个月里，他还是这个岗位的员工，但所有的责任和工作，都是我这个实习员工来包揽。
更绝的是，他还交给了我一个十分离谱的活儿：排除一楼和负一楼的消火栓，并画出消防疏散图，截止日期是1个月之后。两层楼的消火栓有100多个，光一个个找一遍，没有两三天的工夫是不行的。更麻烦的是要画图——不是简简单单在纸上画，而是要先用app建立一个区域模型，再将模型里消火栓的位置一个个标出来。这活儿画图老手就要3天，我这样连模型都不会建的人，估计一整个月可能都要耗在这件事上。而这件事是1个多月之前就安排下来的，他纹丝不动地在任职期就留给了我，傻子都知道有问题。
我和满满在办公室讨论了这件事，她强烈表示这种事不应该让我这个新手来做。奈德则一直低头刷着手机，不语。
临近任务结束期，“兼职老师”给我发来了微信，问我画图完成得怎么样了。我委婉地表示，这个活我干不了。第二天，他部门的主任级别的领导就来找我谈话了。
我并不属于那个领导管辖的员工，而他说的话也十分微妙。他并没有像其他领导一样先寒暄几句新工作适不适应，而是后仰在椅子上觑着我，隐晦地表示，“新工作要做好”。我估计是“兼职老师”向他吹了什么风，他部门不想接这个活，又觉得我这个新来的好糊弄，所以才有了这次谈话。
我微笑点头诺诺应下，心里却不以为然。回去后，我把这件事和满满说了，她和我一起吐槽了好长时间，并表示会和领导反应。中午我和满满在食堂排队的时候，又好巧不巧地遇见了上午谈话的领导，他和上午的表情神态完全不一样，主动和满满打了招呼，脸上恨不得笑出一朵花。他们随意攀谈了几句，又各自找了位置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满满的哥哥，级别比那位领导还大上许多，属于我们基层员工见不了面的那种。满满很笨，她自己清楚这一点，但从未因此庸人自扰，工作对她来说很难，她就耐心地坐在工位上用食指将该录入的文字一个一个敲进去。像她这么有“背景”的人，在整个公司里都屈指可数，但她半点架子都没有，她似乎就不像一个在国企混了那么些年的人，不会只看利益说话，她曾经给以前的同事打了一下午的电话，就为了给我弄到一个奈德一句话就可以搞定的内部电话。
就是这样一个能力薄弱至此的人，在那个时候成了照亮我的微弱光束。
在我来后勤部的第二个月，满满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安全部来检查，发现安全通道里的一扇窗户不够稳固，当风吹来时会有声响。通道是满满的管辖范围，整改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她的头上。
她和奈德讨论的时候，我想学点经验，就在旁边听着。这件事在我和满满看来，牵扯颇多：
窗户是设施维修部负责维修的，大可以让他们来处理，但通道又是满满的辖区，且安全部是向满满交代的问题，维修部自然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推诿扯皮，更何况我们的工作以后少不了维修部帮忙，就这么大手大脚把问题一甩，似乎也不大合适 。
当年安装窗户的是外单位的施工部门，他们愿意过来修，但现在他们远在安徽，因为疫情工人们回来至少也要7天，但安全部要求窗户不仅要在7天内修好，还要走审批，系统上领导挨个看过觉得没问题才算通过，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奈德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私下里找维修部关系较好的工班来修；二，打电话给维修部的工程师，让他交代手下的人把事情接过去。
“一个工程师而已。”说到第二个方案的时候，奈德的语气很轻巧，仿佛部门工程师遍地走。
在地铁单位，工程师几乎是和站长一个级别的，区别在于站长多接触基层，工程师多接触高层。奈德的级别和这两者差了不止十年光阴，却能说出这样看似初生牛犊的言论，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他的职位放在古代皇宫，相当于皇帝身边的大内总管，官衔不高，门门道道不少，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经过他的手。在我和满满看来进退两难的事情，对于奈德来说，只需要一个电话，一个人情。在国企，级别也并不完全能压制一切。
在这里的第三个月，我突然被通知要调回车站，会有一个新来的女生来接替我的岗位。
我坐在工位上，一天没有说话，无意义地刷着手机里的短视频。
奈德难得语气缓和地问我：“晴晴，车站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我头也没抬：“没有。”
到了下班时间，想着以后可能跟他们再也不会有交集了，我刻意没有打招呼，以免发生没人回应的难堪，只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想要悄悄地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在打字的满满目光移向我，随意又自然地说了一声“再见”，跟着，富贵似乎也发现我要走了，抬头笑着说了一声“再见”，奈德依然低着头，刷着自己的手机。
晚上，我歪坐在床上，眼睛看着斜上方。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可看的，一个空调，什么都没有。我只好盯着空调发呆——我已经3个月没在车站待了，专业知识我已经忘了四五分，更别说操作那些一个按钮摁错就会满盘皆输的仪器。
从前的焦虑又在我的脑海里自动播放，恐惧慌乱从我的心脏蔓延至四肢百骸，再通过一个个颤抖的细胞重新输送回去。我忍不住像剧烈运动时一样张大嘴不停地大口呼吸。那晚的痛苦比以往每一次都要猛烈，理智驱使我强行控制住颤抖的手，手指敲击手机上的键盘搜索抑郁症相关内容：安眠药，一盒150元；帕罗西汀，一盒236元；氟伏明，一盒389元；氟西汀，一盒472元；喜太乐，一盒569元。
工资就这么点，还得付房租，一个疗程下来，我怎么负担得起。
我关闭手机，合上了双眼。
2021年的8月，我回到了车站。程程成了新站长，老魏还是原岗位，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
冉冉先我一步辞职，原因是作为人事值站，在疫情期间，竟连自己的年假和调休，都因为车站人手短缺无法请到。11月份，她放弃年终奖和十几天没休完的假期，毅然走人。
我点开钉钉，她的头像还在，点进去，个人资料变成一片空白。她的朋友圈发了一张钉钉主页的空白截图，配文，“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我又点开了同一批次进来的琳琳和田田的头像，她们主页正常，琳琳还是值站，田田还是值班员。
之前，我一直在这条赛道里拼命奔跑，但是现在，我也许该离开了。
第二天我找到程程，第二次提出了离职。她和我谈话时笑容里多了点和蔼可亲，少了她标志性的笑声，整个人显得更加沉稳：“现在疫情那么难，多少公司因为疫情倒闭，你要出去，真的考虑好了吗？”
我笑了笑：“我已经考虑8个月了。”
待在车站的最后一个月，程程给我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岗位。走完流程从人事部离开的那一天，我站在马路上，远处过往车辆行人川流不息，绿化带的植物红的红、紫的紫——周围的景象随着我的辞职离开流动起来，事物又开始有了色彩。很快，我的焦虑症不治而愈。
我将我离职的消息分享到了大学宿舍群里。不出我所料，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们都很好奇我为什么要离职，我大概说了一下原因，他们都纷纷安慰我。我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当初和我同一批去那个地铁公司的同班同学，都早于我离职了。
每个城市地铁的管理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我私下里稍微问了一下在邻市工作的同学，她那里的地铁只通了一条线，虽然日常工作也繁杂，但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回头想想，在这份工作里我也有收获，至少我再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职场小白了，让无数年轻人叫苦叫累的工作，我甚至觉得还算轻松。
在家休养了2个月，我凭借平时对素描的练习积累找了一份教培的工作，做六休一，每天工作7个小时，工资待遇确实没有地铁好，但是我觉得轻松许多，连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不少。
干了一段时间后，前台老师找我闲聊：“小姑娘，你真的能吃苦，之前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小姑娘，和你差不多大，干了没几天就觉得累，走了，我看你好像一点都不怕苦的样子嘛。”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哪有人天生会吃苦？我爸爸腿上有一道疤，肩膀上有一道疤。腿上的疤缝了6针，那是1993年他为了跑业务骑摩托车路过泥泞的河道摔的；肩膀上的缝了13针，离脖子几厘米远，那是他1995年外出跑业务时遇到抢劫被砍的；他的脚底板老茧特别厚，他睡着后我用指甲挠，他都没有反应，那是连摩托车都没有的时候，为了跑业务磨出来的。
离职的事我始终没有和父母说，毕竟在上一代人眼里，现在工作的苦还算什么苦呢？
狗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