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将磨洗认前朝:日本在其现代战争中的战略抉择
新浪军事 2019年01月08日
在之前的《出鞘:日本在其近代战争中战略抉择》中我们简单回顾了日本在其进入近代史后的两场战争。在这两场以有限的胜利为目标的近代战争中,日本展现出了与其“刚刚开化的国家”完全不相称的、惊人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这种精准而高效的战争机器,不仅为日本赢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也使这种“倾举国之力搏其一隅”的军事战略定格成为日本战略决策的基石。而此后百年,日本国家命运的兴衰荣辱,也无不出于这一“本源”。那么本期《出鞘》我们就来接着谈谈日本在现代战争中战略决策的得与失。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宣告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帝国输得溃不成军、日本人同样赢得溃不成军。由于过度的透支了国力,且并未在停战协议中获得足够弥补的短期利益,日本大规模对外扩张的脚步也随之暂停。取而代之的是与邻国关系的全面缓和。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日本迎来了文化、思想、艺术、经济大发展的“大正民主”时代。
但好时代来得快去的也快,大正天皇中后期,随着西方各国逐渐走出一战阴霾,日本“战争经济”泡沫迅速破裂。1919年一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外贸出超国变成入超国,这导致了1920年代日本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可以说大正天皇的长子,他的接班人裕仁从一开始接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在政治上,“和平发展”的总体基调已经不能满足其国家发展的需求;在经济上,匮乏的自然资源制约了日本的工业化发展,石油、钢铁、橡胶、有色金属……我们能想到的任何工业资源日本都极为稀缺。凡此种种,决定了现在军迷们津津乐道的“昭和”必然重新走回其祖父“明治”的老路——对外扩张。
既然要对外扩张就必然要发动战争,既然要发动战争就必须有一个指导思想,制定完整而周密的作战计划并付诸实施。这里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在本系列的上一篇中不断提到的“有限战争”,而这种思想指导的第一个理论即是日本著名参谋官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
受数年前一系列文章的影响,中国的军迷们很多会有意无意的拔高石原莞尔在日本战略学界的地位。但实际上所谓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只是在石原莞尔众多荒谬逻辑中挑出了一条“还算正常”的,而这一理论也完全是按照日本从明治以来的战略实践中得出的,就算没有石原莞尔,也还会有石原良介、石原聪美、石原夏织、石原裕次郎去提出这一理论。
国内对于石原莞尔的溢美主要源自于其 “对华战争有限”的主张。即石原莞尔主张将中日战争的规模限制在山海关以外。这种观点在当时不无道理,但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核心在于增强其脆弱的“工业自持力”,而当时的东北产出的资源只有少量钢铁、煤炭产业,在农业上也仅仅能够自给自足,不足以将日本本国的人力资源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所以入侵东北仅仅可以作为日本对外战争的第一步,而绝非最后一步。
解决了部分煤炭、钢铁的问题,接下来又要解决石油、橡胶的问题。这意味着日本必须南下去夺取荷属印支和英属马来亚。而日本军队确信,如果日本真的对荷属印支、英属马来亚动手,美国绝对不会置之不理。那么为了解决通往东南亚道路上的侧翼威胁,就一定需要抢先占领菲律宾——同一时期美国的彩虹战争计划正是以菲律宾为基地对日本进行进攻。要实现如此宏大的战略规划,又要先去解决在背后的“后顾之忧”——日渐统一的中国。
上世纪20年代,军阀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兼并战争,军阀混战的混乱局势已经逐渐变得稳定起来。至上世纪30年代早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逐渐坐大,大有一统中华之势。这使得此时已经占据了东北的日本完全没有办法保证在同英、美两国作战的时候不会“背后挨刀”,遭到中国针对其“满蒙生命线”的复仇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中国问题”就成了日本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即使不能鲸吞之,也要使中国继续保持分裂状态,无力对其发起反攻。
所以说,发起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本身亦是服务于石原莞尔所鼓吹的“最终战”理论。或者我们可以更加直接的说,石原莞尔的“最终战”理论可以直接推导出日本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结果——无论其本人是否赞同在那个时间点,以那种方式扩大这场战争。但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也仅仅是日本当时战略目标的一个更加“亲民”的衍生版本。而从其实际执行来看,日本从未把西方国家的发展命运放在战争的天平上称量,其对美英发起的战争并非一场决定“东西方命运的全面战争”,而仍旧是一场意在“获取有限胜利”的有限战争。
在此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所面对的对手是中俄两个陆地国家和工业弱国。两场战争均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日本可以利用其海权优势孤立有限的目标并对其各个击破——如牙山、平壤、旅顺、威海等。但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所要面对的目标是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和工业强国。前者决定了日本无法再度通过制海权优势对战场进行分割,而后者决定了美英两国有充足的资本与日本进行消耗并最终将其击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