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2018「年度面孔」

源济

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
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  2019-01-07

《人物》2018「年度面孔」，以影响力为首要标准，评选呈现10位对2018年中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人物。但与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今年《人物》的年度面孔首次全部由女性呈现，她们是真正在国家层面上拥有现象级意义的女士。

在这一年，来自女性的讲述、提问、发声正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与郑重，她们尝试着打破既有文化为其塑造的外壳，以尽可能丰富的面貌去生长，探索，推动变革。

你将从10位年度女性的故事中看到，那些了不起的女性如何寻找通往自由之路。长期在外界目光中摇摆和自我怀疑的演员姚晨，在39岁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特与美，她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个充满说服力的都市职场妈妈的形象。制片人黄澜放弃了更容易引爆情绪的宫斗戏码，试图通过《如懿传》重新审视婚姻与女性价值。82岁的古生物学家张弥曼孤独而自在地对待艰苦的学术工作，她在数亿年之间漫步，并获得丰厚的精神回报。

这一年，我们决定以年度特刊书写女性的故事。我们所记录的并非女性的成功，而是在成长之路上她们所遭遇的困境、展现的勇气。这一年，我们关注性别标签中的阶层板结，其实也在关注每一个群体中曾经失语的那一方。这是真正有关平等的议题。

今天我们推出《人物》杂志年度人物第一篇——年度科学家张弥曼。

文｜李斐然

编辑｜柏栎

摄影｜黎晓亮

造型师｜崔彦

世界的深夜

张弥曼觉得2018年太吵了。她不止一次跟身边的人抱怨这件事，跟美国归来的老友，跟自己的学生，甚至告诉来访的陌生人，2018年很热闹，可是太吵了。

这一年，热闹和光环一起涌到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面前。3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她到法国参加典礼，授予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每年只颁给全球5位女性。几个月后，何梁何利基金为表彰她对科学的贡献，颁给她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此前她并不为公众所熟知，而这一年自联合国的奖项开始她意外地被注意到了，上了很多次舞台，录过好几次电视节目，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致过感谢辞。许多陌生人被她渊博的学识惊住了，闯进了她的生活，人们管她叫先生，称呼她「大家」。

人们像是发现恐龙化石一样，突然察觉到一个近乎伟大的科学家的存在，发现了她在古生物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尽管在过去60年中，她一直就在北京二环边最热闹的一条街旁的古脊椎所，日复一日地默默工作。

她几乎是全世界最了解古鱼的中国专家，大部分古生物学家所研究的时间范畴在几百万年内，但张弥曼从古生代鱼类开始一直研究到新生代鱼类，研究范畴纵贯数亿年，且每个领域都有扎实严谨的发现，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

在科学的世界，她早已声名显赫，上世纪就担任过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2016年获得了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最高荣誉「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她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生院荣誉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在此之前，获得最后这项荣誉的中国人只有胡适和古文字学家裘锡圭。

迄今为止，世界已有许多古生物以她的名字命名，这是受到张弥曼影响的科学家以此向她致敬。它们包括一种现已灭绝的古鱼，一种在中国热河发现的恐龙，还有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一种今鸟型类的鸟……

古生物学家苗德岁现在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他曾和张弥曼长期合作研究，也是她的老朋友。说到张弥曼的时候，他常想起爱因斯坦为庆祝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60岁生日时的一番讲话。爱因斯坦说，普朗克是「科学庙堂中被天使宠爱的那种人」，有点怪，沉默少言，孤身一人，把他引向科学庙堂的动机不是官爵名利，也不是虚荣私心，而是一种渴望「纯粹世界」的愿望，希望从嘈杂的窄巷逃向宁静的山顶，找到在个人经验范围内所找不到的宁静与安定。

「爱因斯坦说，在科学的领域里面，像普朗克这样纯粹的科学家是很少的。同样在我们国家，像张先生这样纯粹的科学家也是很少的。」苗德岁告诉《人物》，「她一辈子直到今年之前，基本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尽管圈子里，甚至在国外很有名，国内普通人没几个人知道她，她也不在乎，因为她根本不是为了这些。」

评奖、采访、上电视、拍纪录片，这些都是她害怕的热闹事儿，能推都推掉了。只有跟她说到鱼，她才会突然来了精神，主动拉着人逛她的办公室。在古脊椎所，好多人的房间都像是囤积爆仓的仓库，整个房间只有一条人类可以通行的窄道，遍地堆着等待研究的化石，老虎的牙齿、狮子的头颅、恐龙蛋标本……但张弥曼的房间非常整齐，这里的每一样标本都分门别类地整齐排放，连书桌上的文具都会近乎摆成一条直线。她滔滔不绝地讲鱼的故事，还热情地拿出标本盒挨个介绍与她朝夕相处的朋友——4.1亿年前的杨氏鱼，1.25亿年前的孟氏中生鳗，还有370万年前的伍氏献文鱼，它们的骨头特别粗……

在这里，时间以另一种尺度计算，不是去考虑一年365天，而是去思考地球已有的46亿年。如果把它压缩成人类纪年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直到3月中旬，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迹象，到12月初，地球才出现大规模沼泽地与大片森林，恐龙在12月中旬称霸地球，可是好景不长，它们于12月26日灭亡。直到12月31日接近午夜时分，人类才登场，这样算起来，罗马统治西方世界的时间只有5秒。一个古生物学家能研究透一个礼拜已经是高手，张弥曼却在临近午夜的不到一秒钟内，研究了横跨12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许多鱼，探寻那些失落其中的故事。

对张弥曼来说，让她毕生着迷的是这个万物演化的世界，这个又热闹又孤单的学科。面对化石那一刻，房间里仿佛重现许多遥远时代的生命；但那一刻，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

第一条鱼

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很难看出张弥曼是一个院士。她永远要自己拎包，自己搬石头，「她会不计成本地去做一些外人看来很小的事情。」很多项目从头至尾都只有她一个人，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直到现在，很多标本都还是她亲自修复的，这花费很多时间，但她不放心交给别人。同步辐射扫描标本的过程是要熬通宵的，每隔20分钟要去重启一次机器，很多人会找助理帮忙，但张弥曼始终坚持自己做。那一年，她已经70岁了。

张弥曼的学科解锁的都是遥远的历史，没有人亲历过现场，人们只能从偶然锁在石头里的痕迹推测当时的状况，所以，一切判断都要特别小心——你可能是几亿年来，第一个认识这种生物的人，但你也可能成了几亿年来，第一个毁了它的人。

用最小心的推测来看，地球数十亿年演进中，鱼类可能开启了关键的一幕：脊椎动物诞生后的近1亿年时间里，它们都只能生活在水里。直到3.7亿年前，一群勇敢的鱼终于决定离开熟悉的海洋，爬上陆地，开始新的生活，它们从此改名为「四足动物」，而其中一个遥远分支就成为了正在阅读这段话的人类。

神奇的是，这是有证据的。1938年，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条很奇怪的鱼。它个头特别大，身长跟人差不多，鱼鳍里面长了肉和骨骼，就像是四足动物的四肢。在水中，它的游泳姿势也不像平常的鱼类，而更像四足动物划动四肢在水里行走。它叫做拉蒂迈鱼，是一种最早生活在4.1亿年前的空棘鱼类，古生物学家一直认为它早已和恐龙一起在7000万年前灭绝了，但这类鱼藏在几百米下近乎平静的深海，躲过了自然选择的鞭策，成了今天人们回顾过往的「活化石」。

在古生物学家的眼中，人类就是改版后的鱼。直到现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来自遥远祖先的痕迹——我们从鱼类祖先继承了绵长曲折的喉部神经路径，胎儿出生之前还有过鳃裂消失的阶段，背部和腕关节的主要骨骼都是从水生生物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走路久了可能背疼，长时间打字手腕酸痛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的鱼类祖先平常可不干这些事情。

那么，第一条鱼如何爬上陆地？离开完全熟悉的水的世界，鱼类登陆后发生了什么？它要如何呼吸、如何支撑自己的身体、如何活下来？从它们身上反推，当时陆地是什么样子的？它在演化中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些是张弥曼和她的古鱼类学同行们所感兴趣的终极命题。将所有古生物学家对遥远过去的认识一点点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绵延至今分支复杂的生命演化树。越靠近演化树根基，越接近人类起源的根本命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了给这些命题一个尽可能准确的答案，张弥曼付出了毕生的时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能够拼尽全力的时候，她从没吝啬过一丝力气。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搞明白在浙江发现的中生代鱼化石的归属细节，她一到周末就带着化石去挨个拜访当时出名的鱼类专家，向他们求教。

她最为出名的研究是伍氏献文鱼，这种鱼的特点是骨骼异常粗大，比人类手指还粗，几乎没多少空间长肉，这样的鱼非常少见。参与这项研究的吴飞翔说，「这么特别的鱼其实故事早就可以讲了，有完整标本，形态解剖也很详细，但张老师除了传统观察方法，还特意把标本带到国外做CT，把它整个科学信息掌握到了极致，做到很完美的程度，她才去做讨论。在解释这个粗骨头鱼的时候，她找到了地中海地区类似的化石，找到了一例类似的证据，但她还是觉得不保险，还去找反向证据，跟很多非古生物学的专家探讨，这个粗骨头到底是病理还是自然的形态。直到把它掌握到十足的状态了，她才愿意发表。」

严谨的科学态度或许算得上一个家庭传统。张弥曼的父亲张宗汉是中国生理学先驱，曾凭庚子赔款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参与筹建了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也最早向国内引入巴甫洛夫的理论。在讲解神经系统时，哪怕是抗战流亡期间，他也会亲自下溪捞鱼做实验材料，绝不凑合。

苗德岁回忆说，当时所里负责《古脊椎动物学报》的老先生，常常拿着张弥曼的投稿感慨。那时候论文全靠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在方格稿纸里。论文动辄上万字，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会有些许修改，只有张弥曼的稿子，哪怕交来的只是底稿，也从头到尾工工整整，从没有过一个字的改动，哪怕这一页最后一行有一个错字，她都会把这一页从头再抄一遍。

张弥曼的学生说，在她身上，既有文气，又有匪气。她很谦逊，是大家闺秀，可是胆子也很大，敢跟人叫板。《自然》杂志对她的特写里面，同行转述了一则 1950年代的往事，那时候她作为学生代表，带队去哈萨克斯坦危险区域考察，当时旅馆拒绝接待这些中国人，她当时拍着桌子，毫不退缩地跟前台理论，要求入住，并反复大声说着：「我能付钱！我有钱！」最后，她得到了应得的房间。

上大学的时候，这门学科被视作「祖国的眼睛」，她被选派留苏，通过鱼类化石去判断地层，为国找油找矿。可等学成回国，这个学科已经在政治风波中成了「祖国的花瓶」。

苗德岁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古脊椎所的研究生，当时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给他们开欢迎座谈会。吴先生一针刺破了所有人理想里的泡沫：「这不是一个热闹的学科，我们是小众的纯学术研究，很多时候很冷清，所以你要做这门学问，就得能够耐得住寂寞。好的时候人家把你当一门学问，不好的时候，也要自己能安静地坐得住，坚持做下去才行。」

这成为了考验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核心命题——一个活在光圈之外的科学家的乐趣是什么？

事实证明，最迷人的还是那些原始命题，第一条鱼的故事。「这门学科带来的最大乐趣，无非就是由不知到知。」与张弥曼一同留苏的古动物学家邱占祥说。「科学是个非常大的东西。一种生物，我这一代人原来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一点点去知道，这对我来说就很足够了。你知道的每一点，都可能是将来别人继续知道的基础，就这样一点点滚雪球，这就是科学的前进。」

就这样，古生物学家还在一次次奔赴野外，用地质锤敲击着大地，寻找锁在石头里的鱼。努力也好，运气也好，大家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去推进一点科学的前进，解锁演化树最接近树根的关键节点—第一条从海洋爬上陆地的鱼，到底是谁？

反对

机会来了。1980年，46岁的张弥曼再次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那时候，瑞典学派还处于极盛状态，这里被称为「动物学家的麦加」。她的老师正是瑞典学派最主要的三位代表人物、早期脊椎动物研究的绝对权威。

特别是导师雅尔维克（Jarvik），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连续磨片及蜡质模型方法，对真掌鳍鱼的完整化石进行了长达25年的精心研究，使其被学界称为「史上被了解最详细的化石脊椎动物」。也正是因为雅尔维克所发表的专著，「四足动物起源于总鳍鱼类」这一论点成了教科书上的公认观点。他认为，3.5亿年前，总鳍鱼类是陆地上最高等的动物，它们长着内鼻孔，可以不用鳃就直接呼吸空气，这是鱼类从海洋登陆的一大先决条件，所以，很可能就是这种鱼第一个从水中爬上陆地，从两栖类、爬行类一路进化到哺乳类，一直到人类。

不过，当时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认为瑞典学派推导出的结论只是推测，却几乎被当作既定事实，这反过来会严重影响人类对祖先类群结构的认识。

张弥曼带去了从云南发现的先驱杨氏鱼的化石，这是距今4.1亿年前的中国总鳍鱼类，她想用连续磨片法进行研究。雅尔维克全力帮助了她，把反驳自己的文章拿给她看，他希望能够借助张弥曼所带来的新的化石材料，佐证自己的假说。

她开始一场异常艰辛的大工程。连续磨片法要一次磨掉化石的50微米，那只有一毫米的20分之一，给磨出来的断面拍照后，放大投影，精细地画出这一断面所呈现的骨骼结构，然后把蜂蜡制成的薄片按照断面结构进行细致的切割，如是往复，直到把整个化石结构全部磨完，再将所有蜡片按顺序叠摞一起，构成化石的完整结构，从原理上说，这和现代的3D打印完全一致。

这是在现代CT技术出现之前，研究化石内部结构的最精确办法。但它耗时耗力，对细微之处要求极高，当时世界上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并完成。那时候，张弥曼经常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因为哪怕只是画一张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就得花上10个小时。为了看清楚标本，她还需要在化石表面涂抹有毒的二甲苯，这会熏得人头晕眼花。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在两年时间内将2.8厘米大小的杨氏鱼头颅磨出了540多张断面磨片，制作出了20倍的放大模型。

但是，眼前却是意外的结果。按照导师的假说，杨氏鱼应该可以看到内鼻孔，这是在陆地生活呼吸空气的先决条件。「我当时很吃惊。我一边磨，一边感觉很奇怪，我发现它应该出来的东西没出来。」张弥曼说，「起初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骨鳞鱼类（注：总鳍鱼类中的一类，真掌鳍鱼即属于骨鳞鱼类），有一个内鼻孔一个外鼻孔，我在1966年开会的时候写摘要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它并没有。」

自己的学生要反对自己，导师对此很不满意，他不断跟张弥曼抱怨，「够了，你已经做了够多了，你不要再做了。」他告诉张弥曼，这是条「魔鬼一样的鱼（Damned fish）」！

反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她所挑战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敬畏的绝对权威。张弥曼说，当时自己很苦恼，也很犹豫。「我的朋友里头，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坚持，有些人就在那儿看，看我会怎么办。」当时有个一起工作的研究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同意我的意见；雅尔维克在场的时候，他就反对我的意见」。身在异乡的她只能写信给父亲，坦陈自己的困境，「我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同为学者的父亲鼓励了她，教她去寻找事实。张弥曼仔细对照了导师所用作依据的标本，和英美古鱼类学家修复的相关标本，发现了细微处的显著不同——雅尔维克描述的标本中，内鼻孔所在部分保存都不完整，这说明导师那份教科书级别结论「只是一种想象，而不是事实」。

「雅尔维克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帮过我无数的忙。瑞典的每一个节日，他都请我到家去，他总是拿车带我去，在他们家吃完饭，再把我送回博物馆，他知道我要继续工作，每一次都这样。我觉得他对我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个阶段，我没有办法同意他的意见。」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弥曼告诉《人物》，「我非常尊重雅尔维克，他的书我直到现在还在参考，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好，我看见了嘛，将来别人也会看见的，这就是事实嘛。」

1982年3月31日，张弥曼博士论文答辩。这一天来旁听的人比平时都要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古鱼类学家带着自己的标本，从其他国家赶去斯德哥尔摩，去见张弥曼。

她的论文题目叫做《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在论文中，她明确提出，540多张连续磨片的结果显示，杨氏鱼没有内鼻孔。美国著名的鱼类学家罗森在写给张弥曼的信中说，「这一发现动摇了传统理论」。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地质系让维也（Philippe Janvier）博士在答辩会上说，「她提出的问题，几十年内都要被各种文章和教科书引用。」

这是古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对。鱼类登陆呼吸需要内鼻孔，但属于总鳍鱼类的杨氏鱼没有发现内鼻孔，这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判定，改变了此后的教科书。张弥曼赢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也为中国科学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30多年后，年轻的古生物学家朱敏和卢静接手了张弥曼当年的研究。现在可以依靠CT扫描和同步辐射等新技术，在较短时间内精确复原古鱼化石的脑颅。为了对照研究，卢静用CT扫描了杨氏鱼化石，计算机重建出的结果和张弥曼30多年前手工做出来的模型对比，令人惊愕的是，哪怕是最精细的地方，差别都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张弥曼所做的连续磨片，清晰细腻地复原出杨氏鱼脑颅、脑腔、脑腔血管甚至神经通道的极其微小的细节，这是连目前最先进的CT方法和数字还原也无法获得的准确信息，是再精密的机器也无法实现的极致还原。哪怕已经过去30多年，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为什么连绝对权威也不得不服气。

最近去瑞典，卢静借来了当时瑞典学派的蜡片。第一次看到那些上世纪的磨片模型时，她感到了巨大的冲击，虽然那是原始又辛苦的方法，但因为人的投入，只有2.8厘米的小小化石，每一个科学细节都舒展到了极致的状态，「很景仰，也很激动，它所展现出的科学，有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是一种令人窒息、也令人敬畏的战栗感」。

张弥曼在1981年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先驱杨氏鱼，日以继夜地制作连续磨片，将2.8厘米的杨氏鱼头颅磨成了540多张蜡制磨片，并将每一张都精细画出来，工作量极大，对精细程度要求也很高，但张弥曼却在较短时间拼命完成了。图为外国艺术家向她这份惊人的科学精神致敬的漫画。 图为受访者提供

科学的伙伴

讲起这段科学史上著名的反对时，张弥曼一个人坐在她的显微镜前。时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科学上的伙伴，在杨氏鱼论文期间最支持她的美国古生物学家患脑癌离世，还有曾跟她畅谈鱼的另一位瑞典泰斗史天秀，他在人生的最后生了病，像是忘记了曾经所有见证过的化石故事，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们再没有聊起过鱼。

房间里唯一见证过那段过往的老朋友，只剩标本盒里另一份杨氏鱼的脑颅化石。父亲去世前，最清楚的回忆仍是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尽管不愉快，导师雅尔维克还在世时，偶尔会在圣诞节给她寄来贺卡。

她说这件事给她的最大感触是，在科学上，如果学生赞同我，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他反对了我，我也可以很高兴，「毕竟，我们又进了一步，是我们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了解又进了一步。」

数十年里，她影响了许多「人类又进一步」的发现。在研究古生代鱼类有所突破后，她又对中国中生代鱼类、青藏高原新生代鱼化石展开研究。在她的推动下，以30多岁年轻人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开始研究辽西热河生物群，使中国成为国际古生物研究的焦点。

2005年秋天，北美古脊椎动物学年会组织了一整个上午的「荣誉学术研讨会」，来自全世界的最顶尖古脊椎动物学家、各个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最知名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们齐聚一堂，这一场研讨会上每一份论文报告都是献给张弥曼的，科学家用这种方式向张弥曼致敬，表彰她的学术贡献。迄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这类国际学术会议上获此殊荣。

在研讨会上，曾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费城科学院院长的汤姆森教授赞叹：「40年前，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年轻女学者张弥曼，将云南泥盆纪鱼化石标本带到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给传统的四足类起源理论闹了个底朝天！」西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江朗教授说：「我今年原未打算来开年会的，会太多了，要做的事更多。但一听说有弥曼的荣誉学术研讨会，我无论如何也得来——她对我们太重要了!」

与张弥曼同在瑞典工作过的舒尔茨教授，当时刚从德国柏林洪堡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位置上退休卸任，他用「礼赞百折不挠的英才」（Ode to an Unbreakable Spirit）为题，分享了他眼中这位中国女科学家的经历。

瑞典学派以苦干在世界闻名，清洁工早上打扫的时候，常常在实验室发现彻夜未归的研究者。但即便在这里，张弥曼也是出了名的「不睡觉的中国女人」。博物馆午夜巡逻人带着的两只相貌凶恶的大狗，起初还会从楼下一路叫，后来看她夜夜都在，熟悉起来，不但变得安静，还很友好。有时候，张弥曼桌上还会出现人们悄悄留下的代表敬意的鲜花。

「她外表贤淑恬静、说话轻声慢语，可做起事来干脆果断，骨子里坚韧不拔，委实令人钦佩不已。」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包尔特教授会后这样评价。

这样的场景让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科学记者雷克斯·戴尔顿都感到惊讶，「类似的场面，我在各个学科的国际会议上见过不少，可像张弥曼院士今天这样能受到那么多同行如此高度尊敬和景仰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毕竟『同行相轻』不乏其例，真是不可思议。 」

那次的研讨会就像是一场热闹的朋友聚会，直到报告全讲完，这些科学伙伴们还聚在一起聊了很久。张弥曼还收到了来自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同事带来的很多礼物，在那个「著名的反对」发生的地方，瑞典同事告诉她，「过去40年来，我们从来都把弥曼视为我们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并以此为荣，希望今后的40年里，弥曼还能常回家里来……」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雅尔维克寄给她的最后一封贺卡，那上面写的是在瑞典过圣诞节时所有人都会一起唱的一首歌，歌颂的是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的使者露西亚。时隔多年，雅尔维克寄给反对自己的学生的一段话，恰恰正是这首颂歌：

夜幕降临，笼罩庭院和屋宅；

在没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四处阴沉暗淡；

她走进了我们黑暗的家园，带来了点燃的蜡烛，

圣露西亚，圣露西亚。

21世纪的古生物学家

张弥曼过7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朱敏将一种新的鱼献给自己的导师。他给它取名为「晨晓弥曼鱼」。他说，这条鱼很像是他的这位老师。它是最原始的辐鳍鱼，在演化中地位很重要，位于进化树的关键分叉点上，影响了后来无数鱼。

「对科学家而言，如果你的发现和观察，能够给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留下一笔，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这辈子没白过。比如张老师做的杨氏鱼，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上留下一笔，这就是她的成就所在。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重要发现，但她会留在那个关键的节点上。」朱敏说。

事实上，张弥曼所带来的关键节点不止一个。1980年代，她任古脊椎所所长。苗德岁说，这是一个敢做敢当的领导。那时她促成的中加联合恐龙考察，是当时国内罕见的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那么大一个deal，她一个人就拍板决定了。当时由于加方支持科考的基金会领导在华行程很满，把张先生抓上私人飞机，项目就在飞机上谈成的。限于当年的通讯条件，她既没法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时间层层打报告上去申请，当场就同意了。」如果层层上报，恐怕未必能顺利获准，但她清楚这对科学本身的意义，她就敢抓住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后来的结果证明，那次科考发现了大量恐龙珍品标本，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极大促进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

她最近在研究鲤科鱼，特别是草鱼长在咽喉的小牙齿。研究这些小牙齿很难有轰动的成果，几乎没可能上《自然》，但是这些不到3毫米的小牙齿，让她有无数好奇：草鱼喜欢水草丰沃的地方，但为什么会在内蒙古、甘肃这些地方找到草鱼化石？辽河流域能找到草鱼化石，却找不到现生的草鱼，这里发生了什么？仔细看小牙齿的咀嚼面，更久之前的草鱼牙上长了小钩子，那是吃虫子的鱼才有的牙齿特征，也就是说，这种吃草的鱼曾经可能并不吃素，那么，它们本身又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样？

「科学很多时候都是从很小的东西里头做起的，人们觉得非常小、没意思的事情里头，做得多了，说不定就有好的大发现。可要是没人提出看法来，将来永远没人来解决嘛。」张弥曼这样说。

「张老师很纯粹，做一些自己很开心的事，但很多事情在现在的语境下是不好谈的。如果让一个年轻人去这么做事，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头，以后怕是连饭都吃不上的。他的确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很难发文章。」朱敏说。「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一个科学家怎么保持住你的纯真，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因为，活在2018年的古生物学家，面对的是另一种挑战。在古生代鱼类研究上，朱敏的研究组是世界级的明星团队，所做研究成果屡次刷新人类对进化的认知，但即便他也会被现实击溃。

张弥曼在上世纪发掘杨氏鱼的化石点，徐霞客游历山川时就去过，民国最出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去过，这个地质学上留下无数记载的西南小城，如今却快要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吞没了。站在那个密布着4亿年前古鱼化石的小山头，不到500米外马路对面就是新建的工业园，新盖的工厂和农民的回迁房。有次去考察，他发现化石点前面堆满了生活垃圾，附近的人把这儿当作垃圾场了。朱敏急了，这可是上了《科学》杂志的世界知名化石点，「在我这一代弄掉，那是不行的。以后有一天人类寻远祖，寻来寻去发现是这个样，这怎么行？」

最近几年，他花了更大的功夫去给地方政府作报告，写了好多PPT，跟他们科普「化石是什么」，劝说他们不要在这里盖工业园，而应该去申请世界级自然遗产地，最后每次都用最大号的粗体字写着「科技……是可以带来GDP的」。他本来只是想打动主要负责领导的，但往往听完报告，第一个激动地跑来找他要名片的都是当地招商局的人，他们看上了PPT里说的「文化遗产提振房价」，拉着这位古生物学家，邀请他去招商大会「再聊聊，再聊聊」。

没多少人能真正明白，古生物学的乐趣和意义是什么。在「张弥曼获得联合国杰出女科学家大奖」的新闻刷屏之前，古生物学这个关键词的相关新闻是：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应届毕业生照合影，只有一个人。

和科学上解决一个问题相比，朱敏说这样的问题逻辑上简单得多，只是不容易纠正。他也只能用一些不得已的办法。2018年夏天，朱敏邀请张弥曼重回30年前的杨氏鱼化石点，为了避免老人看了伤心，在她去之前，朱敏特意提前在化石点旁边树了几块告示牌——「禁止倾倒垃圾」。

活在2018年的张弥曼，也不得不就着环境去做一些适应。2018年夏天，从不接受任何挂职头衔的她，答应担任化石点附近一所学校的荣誉主任，借助今年的热闹带来的一点影响，保护一段4亿年前的历史。她还不想停下来，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尚能西」，因为她喜欢这个古老的寓意，「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

吵吵闹闹的2018年终于要结束了。电视台邀请她去上节目，讲讲去法国拿联合国大奖的事。现场有人提问，给您这么大的奖，为什么您下台的时候没拿奖杯呀？老太太答，因为我老了啊，老了爱忘事，所以就忘了拿啊。编导把这段掐了没录，让人又问她一遍，给您这么大的奖，最后为什么没拿呀？您好好想想。

结果直到结束，这段也没播成。这位老人不愿意说别的答案。「他们想让我说，我没拿是因为淡泊名利。」坐在众人散去的房间里，张弥曼说起来还是有点不服气。82岁了，她还是那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女人，原则从没变过。「我没说。我的确是老了所以忘了。我说的是事实。」

见证过鱼类数亿年的生命变迁，时间也逐渐在自己身上有了更清晰的感知。她更容易感觉到累，明亮的闪光灯会刺得眼睛疼，就算只是坐在房间里，也会常常犯心房颤动，心脏突然停一拍。青藏高原的化石点去不了了，她每个星期都得去医生那里报到，做心脏定期检查。终于，衰老是她不得不面对的新事实，再也无法事事亲为了。现在她会请同事帮忙提装满书的背包，但也会小声地跟他们道歉：「这个我拿不动了……只能让你们拿啦……对不起……」

来采访拍摄的人们挤在她的小房间里，她反复跟人推辞，「这些照片你们用也没关系，不用也没关系，我并不值得上封面的。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值得学习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我只是在做一点点最微不足道的事情。」

送走了陆续而来的访客后，她想回到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世界」里面去了。草鱼的咽喉齿每颗只有不到3毫米，张弥曼把它们一颗一颗分门类收纳在透明的小盒子里，整齐地排列在她的显微镜旁边。

「做科学，你做一辈子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我很欣赏这个过程。」她很喜欢鱼类学家朱元鼎的故事，他研究鲤科鱼的专著是1931年发表的，可即便过去这么久，现在人们要看这个领域，还是要看这本1931年的书，「这就是他给人类做的贡献」。「科学给人类做的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垫脚石的工作，真的很显眼的工作很少。」

她深知再大的热闹迟早都是要散去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不变——夜晚是终将到来的。「我相信从演化的角度看，人类这个种最后也会灭绝的，我们也只能在世界上活一生，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们作为个体，也只不过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我的时间比你们少得多了，也许明天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无论什么事情都尽量地enjoy。」张弥曼告诉《人物》，「我觉得你活过了，努过力了，enjoy过所有你的事情，失败过，小小地成功过，就很好了，这样就行了。至于别人承不承认，感没感觉到，不重要，因为被人发现是各种特殊原因凑成的，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开心就很好。」

还差几个月，张弥曼就要迎来83岁的生日了。她在等待这一年的热闹过去，就像等待窗台上还未成熟的柿子，还在不断变化的草鱼小牙齿，和其他藏在石头里的地球秘密。在给学生的赠书上，她题上了这样的话：

自由比权利重要，知识比金钱永恒，

平凡比盛名可贵，执着比聪明难得。

共勉。弥曼。

夜晚到来的时候，再度回到了安静，房间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不过，等化石里的秘密复活，热闹又会回来的，就像她的学生朱敏所记下的那样，」深夜，在显微镜下静静地观察云南的古鱼化石，四亿年的时空穿梭，肉鳍鱼在中国南方古海洋中畅游，同样闪耀着逼人的美丽蓝光，但不是在深海避难所中，而是在滨海，在海湾，因为它们是当时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古生物学家毕其一生追寻的就是这项遥望过去的迷人事业，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乐趣，那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

（感谢朱幼安、房庚雨对本文古生物学事实方面的帮助）

源济

姚晨：找到你，找自己
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  2019-01-09

长久以来在电影领域被视作存在代表作焦虑的演员姚晨，因为《找到你》，找到了做演员的快乐和成就感，而开设公司「曲线救国」，想要更加主动去创造角色的电影人姚晨，也因为这些行动在2018年找到了自己。

今天我们推出《人物》杂志年度人物第二篇——年度演员姚晨。

文｜安小庆

编辑｜柏栎

摄影｜黎晓亮

化妆｜唐子昕

较真

穿紧身皮裤坐在地板上的姚晨女士，拿起叉子面对眼前的一整盘蔬菜沙拉犯了难。

摄影师告诉正略微皱眉和不解的女明星，她需要在众人和相机面前再现平日吃饭的样子。「明白了。」她的脸上出现标志性的大笑，「我平常爱吃的是毛血旺啊什么的，不太吃沙拉，如果以后还拍这样的，可以点一些我们平时真的吃的东西。」

姚晨较真。

在2018年10月上映并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为姚晨获得第一座最佳女主角奖杯的电影——《找到你》中，有一个镜头是姚晨饰演的律师李捷，坐在卧室床边叠衣服。姚晨认为，即使是谈话时随手在叠的衣服也一定要符合角色在生活中的穿着习惯，色调不能是乍眼和艳丽的。最终她和服装师一起完成了这部分的准备工作。

「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小的细节，那种镜头有谁真的会仔细去看呢？」姚晨的好朋友、「坏兔子」影业合伙人之一的刘一有些不解。她想起公司做的另外一部电影《送我上青云》里，姚晨要演一位记者。剧本里没有对这个角色的工作状态做太多描述。姚晨找到身边曾经做过记者的几位朋友，详细询问她们每个人出差时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裤子和鞋，甚至遇到门卫阻拦时应该如何应对和突破。

在另一部担任主演的新作——电视剧《都挺好》里，姚晨饰演精工厂的一位销售总监。为了避免演出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开机之前她提前去了苏州，找到当地几家工厂的销售总监，跟他们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在他们身上，姚晨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平时去见客户的时候，不敢开特别好的车，只能开一个中档车，因为他们不希望让客户觉得你已经很成功，为什么还要压我的价」。

去年姚晨还在一部青春剧里客串一位老师，只有两三场戏。她请公司同事在网络上找了很多大学或者中学老师的视频。「她会去观察现实中那些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心想，你就两三场戏，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刘一觉得挺吃惊的，「因为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些的呀。而且最后可能也不会剪进去，就是你做的很多大量的这种东西，真的是需要的吗？但她是不惜力的，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些。」

在电影《找到你》中，姚晨还根据时间线对自己头发出油的程度和发丝的脏乱、卷曲程度进行了设计和控制。她先用婴儿油从头发根部抹上，让头发呈现出自然出油的效果。「后面又会多弄一些干粉，让它看上去更毛躁……包括头发一开始还会有点儿弧度，后来越来越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姚晨说，「这些都是拍摄过程中有意识的处理。也许观众注意不到，但十分有必要。这种细节越细越真实，传递的信息就会越准确。」

很难说以上这些专业精神的表现是否被充分注意到了，在2018年的新片《找到你》出现之前，她是以一场公开演讲重回了大众热议的焦点。2018年7月，姚晨在「星空演讲」所做的分享——「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以一些看上去过于真实和详尽的细节，打破了这个愈发保守的时代，人们对一个女明星生存状态的想象和期待。

这个工作前后沟通了近一年的时间，姚晨拒绝和推脱了很多次。对方希望她来分享这些年的成功经验，但她认为自己这些年是「喝凉水都塞牙的一个状态，每天一睁眼真的，一地鸡毛，一堆的事情，披头散发、蓬头垢面」。

「我说你真要让我聊，我只能聊一个不得志女演员的尴尬。他们说，这主题很好嘛！」

她谈到自己面对生育和工作的两难：「过去5年里，生了两个孩子，错过了很多好导演的好项目，等再回到职场中时，事业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明明到了一个演员最成熟的状态，但市场上，适合我这个年龄段演员的戏却越来越少。」

又谈到做演员近20年，始终被贴上喜剧标签和无法在电影创作中获得成就感的巨大困惑。并且，她开始真的面对所有明星都想过的那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不红了会怎么样？」而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她的面前。

最直接的感受来自微博。她明显感到自己微博的转发量低了，互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其间遇到的几次舆论风波，更让她感受到声名、影响力、知名度一夜之间就可能会被倾覆。另一方面，时代和行业也已经发生巨变，曾在微博早中期拥有巨大粉丝数量和影响力的姚晨早已告别「微博女王」的名号，和所有人一起进入一个流量数据几乎宰制一切生产消费环节的新世界。

姚晨认为这些年自己生活的关键词是「彷徨、沮丧、无力和失败」。演讲里分享的故事和细节，如果放在几年前，她承认自己说不出来，因为「会有顾虑和心理负担」。但「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最好的一点就是开始会懂得跟失败做朋友了，比如『电影代表作』这件事情，对啊，在这篇演讲之前，我也根本不知道《找到你》上映了到底怎么样呢，真的。所以你接受了失败这个事实，你也开始明白一个东西，其实失败才是一个人生常态。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成功，你误以为成功是常态，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可能你就这一次」。

演讲内容迅速引发共鸣。过去10年来，一向不惮在公共领域公开分享和输出观点、意见的姚晨，在微博时代的喧嚣之后，又经历了自媒体时代的狂欢。演讲内容迅速传播开来，姚晨作为中年女演员和母亲在职场和生育中所遭遇的困惑和尴尬，引发大量女性的共鸣和媒体讨论。大S就曾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表示，姚晨在演讲中谈到两次怀孕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和工作室员工全部离职等经历，同样也道出了她的心声。

当然有些时候她的故事也仅只被简单化地处理为姚晨「无戏可拍」。这并非事实，最近几年，每年大概有近百个剧本找到她。但她觉得这些剧本里的女性角色大都非常单一。

「哪怕通过一个事件得到拯救，也是通过男性或者别的力量，不是真正的自我觉醒。甚至改变之后，她还在取悦男性，或者证明某种非常表层的女性价值，穿得更好看，变得更漂亮，如此而已。」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她这样分析自己接戏不多的原因。

姚晨的看法也得到《找到你》总制片人陈洁的认同。陈洁告诉《人物》，作为电影行业从业者，一直以来她「有两个比较不服的点」。

「第一个是我们很多优秀的女演员，其实在电影里面没有特别饱满的角色机会，因为我们大部分电影的生产者是男性同行，主流片给到女性表演者丰富饱满空间的，是比较少的。第二个是职业妈妈的心态在我们国产片里面也挺少有机会表达的。」

陈洁认为，所谓「职业妈妈的心态」，就是一边计划着自己的事业，一边计划着家庭，「她就是两头烧的，这两头烧的东西跟爱情没有关系，跟一个女人怎么安置自己有关。」但是，「目前大部分主流电影里面讲的还是爱情对女人是第一位的。这两种现状是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和不服的地方，我一直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电影载体可以实现这些思考。」

2016年初，作为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的陈洁，买下《找到你》韩国版权并着手做中国落地改编，她找到姚晨和马伊琍出演电影的两位女性角色。而在生活的一地鸡毛和事业的现实困境里，姚晨也开始了自救行动。在开设电影公司后，她主演和参与出品的《找到你》在2018年10月上映。这部小成本电影获得了2.85亿的票房。

长久以来在电影领域被视作存在代表作焦虑的演员姚晨，因为《找到你》，找到了做演员的快乐和成就感，而开设公司「曲线救国」，想要更加主动去创造角色的电影人姚晨，也因为这些行动在2018年找到了自己。

抿嘴

在过去39年的生命历程中，姚晨并不是每一时刻都能找到自己。反而在很多命运图景发生变动的时刻，她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总是在被一股力量所左右」。

比如，学舞蹈这件事。

虽然14岁考进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民间舞，但在姚晨看来，自己和舞蹈这个曾经的职业之间，是一种「稀里糊涂地就去了」的过程。

在进入舞蹈学院附中之前，她的舞蹈几乎可以称为零基础。那时，小镇女孩姚晨觉得自己成年以后，「顺理成章是会去接父母的班，到邮电，或者到铁路」。

去参加舞蹈学院附中的考试，也只是因为学校文艺老师的一句话，「你个子挺高的，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了，去试试吧。」去之前，老师临时给她编了一段花灯舞。到考试现场一跳，僵硬得像根棍子。而现场的「各种小美女们，人家动不动『咵』，那脚就到（头）这儿了」。

除了舞蹈，姚晨对自己的外表也没有自信。她从小就有一张笑起来灿烂同时也令人惊讶的大嘴。

父亲是个有着传统审美的男人，从她幼年起，他就忧心忡忡地看着女儿，「哎，这孩子嘴怎么这么大。」他认真地做示范和纠正女儿，「笑的时候要这样抿着笑」。一直到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姚晨都遵从着父亲希望她抿嘴笑的行为要求。「作为生命中最早接触的一个男性，爸爸他并不认同我的长相」，姚晨承认这是让她比较郁闷的一件事情。

拍集体照时，她「总感觉自己长得跟大家不太一样」。前几日，姚晨从家里翻出一张13岁时跳舞的光碟。画质模糊，丈夫曹郁看了笑得从床上掉到床底下，「他说我神情完全像一个外国人混进了一个中国舞蹈队里头，就是我的整个轮廓长得就不太东方那个样子，我会觉得我为什么长得不像大家的那种样子，就是其他同学那种细眉细眼，五官比较淡一些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舞蹈演员堆里头，还蛮自卑的。」

但最终，14岁的姚晨，「就这样稀里糊涂上了舞蹈学院附中」。姚晨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种老是被别人牵着拽着走的那个感觉，老是稀里糊涂地就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人生是被周围人的评价拉扯的。进校第一天，姚晨听老师说，「人家是千里挑一，你们都是万里挑一，你们都是天之骄子。」走路的时候都是鼻孔朝前，「莫名其妙地很自信」。

但完全零基础的她，刚去的时候，对舞蹈谈不上喜欢，只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因为个子高，近视，姚晨老被放在最后一排，每次学动作都学得特别慢，至今「想起来都是挥之不去的焦虑」。为了赶上其他有基础的同学，姚晨吃完晚饭还会去压腿练功。她也清楚地知道，「比如芭蕾舞，民间舞，古典舞，每一个动作应该做到哪个位置上是最好的」。

但问题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到那个最美效果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折磨」。那个感觉「就像是我非常暗恋这个男人，但这个人很不鸟我，有种爱是不对等的感觉」。

唯一和短暂的甜蜜期来自一位代课老师。姚晨记得，班主任请假后，代课老师对她特别好，老让她给大家做示范动作。

「来，姚晨，你来做个阿拉C杠，来，做一个小跳，哎呀，你们看，你们看看姚晨的爆发力，你看，哎呦，这个小腿骨骼长的，舞蹈学院50年都招不到这样的腿！」

那段时间，姚晨「天天像过年一样」。「就是老师他那种宠溺你，对一个小孩来讲简直太，就是太珍贵了，那是对你的那种自信培养简直是……让你突然觉得说，其实我挺好的，我没有那么差。」

但绝大多数时间，姚晨要面对的是一种长久和日常的自信匮乏。她曾一度用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她幻想也许自己只是暂时隐藏在民间的天才舞蹈家，有一天她的才华会经过不懈的努力而被世人发现。但练到第三年的时候，姚晨放弃了这种自我安慰，她开始承认自己「真的没有什么舞蹈天赋」。

来自外界的那股「牵着拽着走」的力量，在这时又出现了。

舞蹈附中一位老师因为担心姚晨未来的生计 ，帮她找了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学习唱歌。后来姚晨又在声乐老师的帮助下，认识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的老师牛娜。牛娜认定姚晨的样子「太适合当演员了」。

对一个始终对自己外表和专业都不自信的女孩来说，姚晨第一次在一位老师那里获得如此重大和明确的认同和评价。来自外界的指引，就像初一时学校老师叫她去考舞蹈学院附中的那句话一样，再次改变了姚晨人生的方向。

一个最明显的改变，是外界对她外表的评价。过去十几年里，在父亲、同学、自己眼里长得跟别人「很难融入」的那张脸，开始被赋予独特的价值。在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姚晨能感受到老师们「格外的重视」。

「我们老师拿着我的艺术照，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梅艳芳，所以上电影学院你才知道，你的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老师说你是天生有一张大银幕的脸，说你就适合拍电影。所以你就开始认可自己的样子。」

同时，在舞蹈学习里始终无法得到的成就感，在戏剧学习里，姚晨很快就得到了。她记得一年级上解放天性课时，经常自己写东西。第一次周一课堂点评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哪个组要是抢到了姚晨，那你们这个组就捡了宝了。」

姚晨写过一个叫「鸟人」的故事，「一个公务员下班回到家，忍受妻子的责骂和孩子的尖叫，最后终于在一个夜晚打开窗，从窗户里跳了出去，但他没有死，因为他突然间长出了一对翅膀，就飞向远方。」

老师持续的认可和表扬，「好像是招到了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学生」，也让进了大学的姚晨感觉「像进了天堂一样」。

慌乱

事实上，在外界看来，演员姚晨从一出道起，就有着很多同行没有的持续性幸运。大学毕业仅两年，就因拍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成为具有国民认知度的大众明星，紧接着三年后，又因为拍摄电视剧《潜伏》和「微博女王」的头衔，成为一线演员和明星。

但在姚晨心里，一种错位感始终存在。在电影学院学习时，姚晨没有想过自己未来有一天会以一个喜剧的角色被最广泛的人群认识。在学校排戏时，老师让她演的角色，是麦克白夫人，《暗恋桃花源》的云之凡和《大明宫词》的武则天。

「那时候老师肯定不会想让你去演春花，你自己也没有想过，你有一天可能能演春花这样的角色，但很显然你毕业以后演了一个像春花一样的角色，也红了，你也说不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什么。我们老师还曾经很惋惜地跟我们同班同学说，你看这年头演员多不好混，连姚晨都去演情景喜剧了。」

很多年里，姚晨曾经在不只一次采访中说过，「从进电影学院第一天我就想了，我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在有了两部电视剧代表作后，那种想要在电影里创造一个让自己满意角色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然而这一次，并没有那么顺利。

很长时间里，她在自信与自我怀疑中反复摇摆。有时，幸运和声名的暴起会让她觉得，「就像突然间坐上一列快速疾驶的列车，莫名其妙地奔向了一个目的地，停都停不下来，又接连《潜伏》，它会让你有一种误会，你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幸运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吧。」但又有些时候，那种从少年时期起就长期潜伏在她内心的不自信和自我怀疑，在这时又出现了。「是不是我又误会了自己？是不是我不适合做演员啊，我又错怪了自己？」

大学毕业的头两年，因为无戏可拍，她曾经想过去上海学习服装设计。也曾在每天买菜、做饭的下午，戴个耳机就上地铁了，然后坐到五道口下来晃一圈，晃到天黑，再坐地铁晃回去。

在电影表演中的挫败，再度让她感受到那两年的那种「慌乱感」。她会「经常一会儿觉得自己是个好演员，一会儿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干这个，日子也是一天快乐，一天忧伤」。

姚晨有一种感觉，「就是命运之神牵着你的手，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又松开手，此后的路你得靠自己走，你得脚沾地，一步一步地走，再没有那么多幸运，后来就是这种感受。」

《看电影》杂志主编阿郎、资深媒体人易立竞早年间分别通过微博和采访，与姚晨结识，并在之后的交往中逐渐成为好朋友。他们是在一旁观察到姚晨焦虑和自我怀疑的那些人。

在同为创作者的易立竞看来，「只要创作的人，每个人都想有代表作。姚晨的这个焦虑感是，因为之前她的电影作品里，没有一个很完整或者说真的表现出她优势的那样一个作品。」

「两三年前吧，她特别的焦虑。」阿郎觉得，不论是角色塑造还是个人生活，「她有一个壳，一直破不开。」

「就是她总想用电影向观众传达一种她理解的什么东西，但有时候这不是电影的第一使命。还有，她有时候会纠结于事实的真相，她觉得外界所理解的真相和她所知的真相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当中，也有些误会，总之是出现了一个鸿沟。」

阿郎告诉姚晨，这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角落所看到的事实。而所有职业上的焦虑，在他看来，其实都是她个人成长上的一种焦虑。

阿郎觉得，「如果一个演员有幸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迅速成名，大家都发现了她那些非常好的一面，然后最后她也在自己身上发现自己不愿接受那一面的时候，如果她能够坦然面对这一面，这个人的人生可能会变得非常开阔。」

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吃饭。阿郎很明确地说，「姚晨，你应该反思自己。」阿郎记得所有人都悻悻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觉得不可以跟一个大明星这么说话，但是姚晨并没有表现出被冒犯的感觉。

「我特别跟她说过一点，我说大家这么狂热地追星，会给明星或者是演员造成一个错觉，觉得他们狂热地喜欢我的一点，就真的是我的。是，真的是有这一点，但也一定是被人夸大了的。反观，人家痛骂你或者反对你的一点，也许真的你身上有那样的缺点，但是也毫无疑问被人夸大了。两者同样是夸大，你怎么面对这个夸大和那个夸大的问题——这真的是人生做人和做明星需要面对的课题，需要阅历，需要知识。」

破壳

姚晨最近打了耳洞。在媒体采访中，她把「打耳洞」界定为「一件很大的事」。

前30多年，她都不想改变这一切。现在她突然就想明白了一件事，「人就活这一辈子，好像什么都不愿意去尝试一下，改变一个固有的认知，也挺可惜的。但其实也许你自己还有更多别的可能性，也许你自己还不太了解自己。」

「别的可能性」在最近这两年的姚晨这里，开始多了起来。她开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不到两年的时间，主演和参与出品了《找到你》，主演并监制了目前还未上映的《送我上青云》。

在朋友们眼中，过去几年，姚晨的焦虑是真的，准备也是真的。易立竞告诉《人物》，两人一起逛街，「很多时候就是淘碟，有一个地方我们经常去。好的时候，她能淘到十几张，她喜欢看碟，就是特别老套的一个方法。」

阿郎觉得同时作为明星和演员的姚晨，跟真实生活之间是「不隔」的，「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她都在思考，都在观察，都在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去想、去做。」平常阿郎会和两位演员朋友大量而频繁地谈论电影、阅读和几乎所有领域的时事和社会公共话题，「一个是姚晨，一个是张译」。

刘一印象里，姚晨和爱人曹郁会在家里一起看很多电影。「两个人在家里大量地拉片，比如像《卡罗尔》、《三个广告牌》，都拉过好几次，就是对业务的学习和钻研，随时需要知道你的同行，不管是中国和外国，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表达，电影工业的水准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016年，姚晨有了自己开公司做电影的想法。最初这些想法来自她对欧美许多电影演员的了解。她发现她喜欢的很多演员，都在做自己的影视公司，与其说是依靠公司来获得赢利，毋宁说他们是为了更有自主权地进行价值观和艺术表达在开拓全新的方式。

「比如我很喜欢《地心引力》女演员桑德拉·布洛克，她在电影里给我们印象都是一个很悲情的女演员，但她做的那个影视公司拍的都是喜剧，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很酷爱喜剧和喜欢演喜剧的人。然后又看到乔·克鲁尼，因为他对政治很感兴趣，所以他做的很多电影是跟政治有关系的，有很多政治背景，像《逃离德黑兰》就是他做的。包括强尼·德普，在《加勒比海盗》这个跟他捆绑的最紧项目之外，他的公司做的全是很哥特、很暗黑系的类型电影，那也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这里头最成功的是布拉德·皮特，他是个非常有眼光的制片人。他做很多的艺术片，兼具商业性，像那个《巴别塔》。」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她展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和光彩。

不再像过去一样等待运气或者那股来自外界的神秘力量来引导自己做决定的姚晨，在2018年有了一个能够称为电影代表作的作品——《找到你》。这确实让她有一种「舒了一口气」的感觉。

在上海电影节看完《找到你》后，阿郎告诉姚晨，「我说你完全已经打破了那个壳，因为在她勇于谈到了她中年女明星的困惑的时候，我就觉得OK，你能够在这种场合说出这话，这点很重要，说明她整个人生整个开始开阔了，可能真的要打破壳了，她学会了放下她一直以来那些想不通的，或者是想不通的地方开始想通了。」

他看到，「一个女演员跨越了一个状态，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的女演员其实是很难的，就是中国的演员，女演员，银幕上永远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女孩，一种是老人。」在两个极端之间，很少有成熟中年女性的角色生存空间。

阿郎发现过去那种典型的属于「姚晨式的表演模式」消失了。

光很爱你

除了《找到你》背后所代表的专业自救，这几年的姚晨也在性别和身体的自我认知上，实现了「破壳」和救赎。

一直以来，一双来自外界的眼睛和一股神秘的力量，似乎一直在打量和左右着她过去39年的生命历程。

姚晨感到，「不管自己看着自己，还是别人看着你」，过去她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存在。但在一些时候，「会觉得，总有一层，那个东西，一层纸，它始终没有被捅破，没有被穿越过去，放不下，好多东西还没有放下。我那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存在，我只是在我不同的表演阶段的时候我有意识，我会有意识地去反省自己」。

「对，以前就是别人，都是别人来告诉你说你很好。」

当她快40岁的时候，她开始对自己产生一种深远的愧意。「就是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是最青春美妙的时候，但其实仔细回想，我从来没有，从镜子里头，真正地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身体。包括自己的面容，对，都没有。」

在舞蹈学院附中穿着紧身练功服的时候，姚晨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发育得太丰满。舞蹈学院是以平胸为美，和「前平后平」的同学们相比，她总是感到自己的「丑和格格不入」。她记得有一个女同学老喜欢「啪」地打她屁股，然后说「哎呀，你屁股长得真翘啊」。那时她很生气并且懊恼，也不愿意穿文胸，一直试图穿半截的棉质背心把胸压平。

身体最美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姚晨完全没有印象了，「好可惜啊，我真的没有仔细观察过。」

令她重新观察自我的其中一束光，来自丈夫曹郁。姚晨觉得除了自己，曹郁也带着她去「认知了一部分自我，甚至打开了一部分的自我」。

她记起前两年两人回福建老家。曹郁看到姚晨18岁时的照片特别震惊，「他说这是你什么时候，我说十七八岁从北京刚回福州的时候，他说天哪，你那时候这么性感，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了。」

姚晨仔细地去观察那张老照片上的自己，穿着丝绸衬衫，紧身牛仔裤，一头直发，化了一个浓妆，「确实有种天然的不自知的性感」。并且两人有一种同感，「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挺接近的，反而是最接近的。」

但如果用一种简便和功利的视线去回看那个阶段的岁月，那时十八九岁的姚晨，或许正在经历生命里最低谷和迷茫的一段。

1997年，从舞蹈学院附中毕业的姚晨本已考上军艺表演系，但为了遵守委托培养的合约，她从北京回到福州歌舞剧院。生活突然进入了一种很缓慢的节奏。

很多时候，她坐在宿舍的阳台上，看着对面的老平房。老平房的石棉瓦，一层又一层，下午的阳光也很强烈。远处，老有一只猫，一会儿睡觉，一会儿醒来就蹦来蹦去，然后一会儿它又睡觉，后来醒了又蹦来蹦去。

「我觉得生活不能这样吧，你的身体里和你的脑子里老有一个声音在问你自己说，难道我就这样了吗？难道我就这样了吗？」

为了打破这种平静，她骑着单车去福州泰康路的肯德基给自己找了一份第二职业。白天去剧院报到，有演出就去做伴舞，下午没事就去肯德基上班。一开始进去是打扫厕所，表现不错做了收银员。后来去了总配室和厨房，炸鸡块，调配可乐，学会每一个工种，最终顺利地通过考试成为了接待员。

如果有人在1997和1998年经过福州泰康路的肯德基，大概率会在店外的空地上看到一位穿着肯德基接待员的小裙子带着小朋友一起跳《洗澡舞》的大嘴姑娘。「特别开心，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快乐，就把我的青春在肯德基安放了一段时间。」

20年过去了，曹郁又在39岁的姚晨脸上，看到了旧照片记录下来的，十八九岁时的天然和性感。

姚晨也开始回望自己的过去。「就在我30岁之前的，将近快有10年的时间，比如说我的穿衣风格，可能是穿卡通的，运动鞋，如果穿衬衫，我一定会把扣子扣得非常严实，就是我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一段生活，而且很准确认定说就是应该那样生活的，就是你那时候完全不会欣赏自己的美，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样子，还是你的脸，没有关注过。你很轻视自己。」在接受《十三邀》采访中，姚晨这样回忆过去的一段生活。

2010年拍摄电影《爱出色》时，姚晨记得拍摄都快到尾声了，导演要拍一个表现她和男主角「爱情美好的镜头」。导演准备了条花裙子，但试穿上后，姚晨非常生气，说绝对不可以这么拍。

「我觉得太露了，特别气，导演就说，你出来让我看一眼，就看一眼，如果这裙子真的是太露了，就不让你穿。后来一出来，所有人看完，都同时说太气人了，这也叫露？」

姚晨回忆，「其实都不是深V，就是后背有露一块儿。」姚晨感到，其实演员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跟当时的生命体验勾连在一起的，「跟你的成长是完全同步」。

现在，姚晨会经常观察自己，「以前会觉得观察自己身体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丈夫曹郁也在不断地赞美她，「毫不吝啬」。

「他会鼓励你去观察自己，他也会把你很多觉得很美好的瞬间拍下来，然后给你看，他说，光很爱你，摄影师就是跟光打交道，你每次站在镜头前，站在光下的时候，所有的光都被你吸引来了。你的每一个轮廓，不管你站在哪儿，都是非常美的。」

曹郁随时随地用相机做记录，在姚晨过生日时，来自曹郁的礼物是由她的照片组成的一册影集。刚开始时，姚晨很不适应，「其实我不是个很爱拍照的人，我其实用很长时间我慢慢才适应拍照这件事情，虽然我是个演员。但他就会随时随地地拿相机记录每一个时刻，我就很惊喜地看见自己在他的镜头里头还是蛮好看的。过去，没有，真的没有，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其实，就是没有关心过自己。」

对生命体验的拓宽和更新，也让姚晨的表演发生了共振。

在新片《送我上青云》里，姚晨第一次在作品中完成了情欲戏的拍摄，「第一次那么大胆地，那么勇敢地把自己的身体非常坦诚地呈现在一个众人的一个场合里。如果以前，一定是不接受的，因为我没有勇气，我也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认知，我也不认为我可以拍这样的戏。」

正像她在演讲中所说的，那些曾经绑缚她的枷锁在一层层被破开。也正如演员伊莎贝拉·于佩尔曾说过的，「做演员，最终是学会做个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