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李奶奶走了，《红灯记》背后的故事谁还记得

源济

李奶奶走了，《红灯记》背后的故事谁还记得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18-12-24

92岁的高玉倩去世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无比陌生，最熟悉的，还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的丈母娘——高夫人。

对于我们的父母一辈来说，高玉倩是《红灯记》里永远的李奶奶。即使是我这样对于样板戏有些反感的传统戏爱好者，也偶尔会把那句“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你爹也不是你的亲爹”的台词拿出来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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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源于《红灯记》在那个年代的炙手可热，这种国民热度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不过，当高玉倩的讣告登出，大家忽然看到“梅兰芳弟子”五个字，才忽然意识到，她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老旦演员。

一出戏，改变了不仅一个人。

1927年出生的北京姑娘高晨8岁入山东省戏剧院，后转入焦菊隐创办的北平国立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中华戏校培养了五届学生，“德、和、金、玉、永”，高晨是永字班学员，改名高永蒨，工青衣和花旦。

1940年，中华戏校解散，高永蒨成了高玉倩，开始四处搭班演出。行里有句话，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当时，高玉倩去上海，还有一个小插曲。黄金大戏院的老板打算乘着袁美云主演的《红楼梦》大红，约一些北京演员去上海演京剧《红楼梦》。为着噱头，打算全用年轻女学生。十二金钗凑齐了，缺一个贾宝玉，徐兰沅就推荐了高玉倩。演完十二场之后，黄金大戏院接档的是周信芳，他邀请高玉倩和张曼君（张曼君的妹妹是程派演员张曼玲，《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戏曲指导老师）留下来继续演出。

在上海，高玉倩最难忘的经历是陪着周信芳演《坐楼杀惜》。电影明星李丽华到后台，见高玉倩扮的阎惜娇手上空空，连戒指也没有，二话不说，就把自己手上的钻戒戴到高玉倩手上。

京剧演员一般只懂唱戏，高玉倩的革命觉悟显然更高。1949年，她进入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书，第二年入党，不久就调入了中国京剧院。一开始，她进了李少春领衔的三团，1958年剧团整合，高玉倩被分到了二团，那里有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江新蓉，还有她在中华戏校永字班的同学景荣庆（景荣庆在永字班名叫景永成，改投荣春社后改名。）

但高玉倩仍是配角，1955年梅兰芳和周信芳演《二堂舍子》，她来个秋儿；1960年李和曾演《凤凰二乔》，她来个大乔。

▲  《二堂舍子》，梅兰芳饰王桂英，周信芳饰刘彦昌。

如果没有1963年的一通电话，她或许会一直这样演下去。

1938年7月，延安组织了一台“抗战戏剧节”，在延安钟楼东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则是文艺演出，压轴戏是一出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演出非常成功，毛泽东在演出后特意接见了演员，大家都说，扮演萧恩和萧桂英的两个人“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扮演萧恩的是当时延安的“头牌老生”阿甲，这时候，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将被舞台上的女儿萧桂英而彻底改变；不仅是阿甲，恐怕谁也想不到，蝴蝶翅膀微微震颤，整个中国的命运被小舞台上的这出戏改变了。

演萧桂英的女演员，叫江青。

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故事最早脱胎于沈默君写的电影《自有后来人》。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劳改，1961年底摘帽，遂将其在当地收集的生活素材写成电影剧本，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

这个剧本不仅被改编成京剧，上海爱华沪剧团也曾将此改成沪剧剧本《红灯记》。1963年2月，江青偶然在上海红都剧场观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不错，“但是沪剧影响力太局限了”，她决定将《红灯记》改编成京剧，这是她“创作”的第一个戏。

最初，江青不能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她就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就交給了中国京剧院，由时任副院长的阿甲来主抓。

李少春 A 角李玉和和袁世海的 A 角鸠山被第一批定下来，李铁梅的扮演者是杜近芳，其他配角也基本选定，唯独李奶奶这个角色，迟迟定不下来。

高玉倩接到的电话，正是阿甲打来的。

高玉倩应邀去见了阿甲，阿甲给她看了《红灯记》的剧本。看完，她完全摸不着头脑，这里面哪里有什么角色适合自己？

有些结巴的阿甲告诉了她答案，他觉得高玉倩可以试一试李奶奶。

▲  高玉倩和阿甲

高玉倩觉得这简直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事情，毕竟自己是一个旦角演员，从青衣改老旦，意味着要从小嗓改大嗓，连表演形式也要改变。

“那还回得去吗？”

“演了这个，就不用再演别的了。”阿甲对她说。

这句话打动了高玉倩。公开选拔的那一天，高玉倩用从前反串过《借东风》的大嗓，获得了李奶奶这个角色。

这一年，她37岁。

对于高玉倩来说，获得李奶奶这个角色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她一直用“荣幸而惶恐”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从第一次获得江青接见开始，她就觉察出了异常。

江青上来就说“彭德怀如何如何”，高玉倩吓得不敢作声：“我们不就是唱戏的吗？怎么对我们说这个。”

官方资料记载，她先后七次接见了《红灯记》剧组，并且给出了许多特别细节的指示：

铁梅举红灯跑圆场，可缩短些；奶奶的补丁补的不是地方；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江青提出，杜近芳的脸盘子大，演小姑娘不合适，于是换成了荀派花旦刘长瑜；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本来胡子拉碴，是个不修边幅的铁路工人，高大英俊的B角钱浩梁渐渐取代了年纪偏大的李少春。钱浩梁在上海演出《伐子都》的时候，江青曾经给他拍过照，她第二次见他时特别指出：“钱浩梁，你的戏演得很好，可是我不能给你鼓掌。因为你不去表现工农兵，却演‘伐子都’这样的戏，这些帝王将相的东西，你说我怎么能给你鼓掌呢？”

而原本《红灯记》的编剧阿甲因为延安的老资格，和江青产生了矛盾，针对江青提出的意见，阿甲背后不时冒出怨言：“领导上最好抓原则问题，艺术处理不要管得太宽”“领导意见固然要尊重，艺术问题也要考虑考虑”……这些后来都成为了阿甲的罪状。根据林默涵的回忆，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周恩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总理无奈，回复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看完《红灯记》之后，热泪盈眶。根据中央指示，1965年2月起，《红灯记》先后到深圳、广州、上海巡回演出，观众达到十七万五千多人次。《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云：“受到广大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观众称它是思想上、艺术上的‘一盏革命的红灯’。”

《红灯记》成功了，《红灯记》的演职人员们却走上了各不相同的命运之路。

1965年2月起，钱浩梁便一路担任《红灯记》主演，独挑大梁，轰动一时。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

在排练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时候，江青还亲自给钱浩梁改了名字：“你改个名字，别要你那个钱字了，无产阶级是不要钱的，你就叫浩亮吧，这样名字笔画少好听好叫还很响亮，比钱浩梁好。”

钱浩梁官运亨通的时候，阿甲却成为了“破坏《红灯记》的修正主义分子”。1967年8月，江青接见参加《红灯记》演出人员时说：“阿甲有好些事情不告诉你们。过去每次看戏都是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可厉害了，不好斗。”1968年6月，江青接见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演员时再次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 又是现行反革命, 他老婆也很坏，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

阿甲的老婆方华最终被殴打致死。

被猛烈批斗的还有李玉和的最初A角李少春。在“文革”期间，他遭到猛烈批斗，甚至被叫去背粪桶。1975年，一代名角李少春去世，年仅56岁。这一年，他身处革委会要职的学生浩亮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样板戏编年史：后篇1967-1976年》里记载了1967年8月2日，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叶群一起审查《红灯记》的谈话意见。这时，江青已经变成了《红灯记》的总指挥，她对于这出戏的意见确实仔细，对每个演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

在这次谈话上，江青显得和演员们都很熟悉，但的高玉倩，已经从刚开始的兴奋到了胆战心惊。1968年2月4日，江青在观看完《红灯记》之后讲话，把高玉倩点名为“她和阿甲是一条线”。

而所谓的“一条线”，其实就是高玉倩扮演李奶奶，是阿甲的推荐。

根据高玉倩的回忆，江青曾经问阿甲，谁让她演的李奶奶？阿甲有点结巴，回答：“我我我我我”。

江青说，你写出来，这是你的罪行。但是等到晚上演出结束之后，江青又问高玉倩，玉倩，谁让你演的李奶奶？高玉倩不敢回答，江青说：“是我，阿甲贪污了我的指示。”

文革一开始，高玉倩就受到了冲击。1946年，高玉倩曾经在北京灯市口学过一段中英文打字，后来做过一段时间南苑机场汽车修理所的打字员。这段“黑历史”成了高玉倩的罪状，她被安排日复一日地安装烟囱和摇煤球。冬天，她被安排用铁刷子刷布景、用碱面洗演员“水衣”。拍摄《红灯记》电影时，高玉倩被“解放”出来重登舞台，但决定拍摄影片的前一天，她又接到通知，要演出，“必须写退党申请”……

《红灯记》的电影版本与原来阿甲排的演出本相比，有了许多改动，由原来的三个小时压缩成两个小时，为了突出李玉和，把李奶奶的戏减去了不少。高玉倩已经无暇顾及，她所有的希望，是家里不要再被抄家，她本人不要再受批斗。为了避免被批斗，她索性住在八一厂里，几乎不回家：

样片出来一部分，大家都去看，我躲在化妆间里不敢去，怕砸了吃罪不起，整个楼就我一人坐在那儿发抖。因为之前听人说过，拍样板戏电影用的是进口伊思曼胶片，非常昂贵，一尺就得很多很多钱。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一见到我就大声说，老高啊，演吧！你就放开了演吧！这回行了啊！我这悬着的一颗心吧嗒一下子就放下。这种滋味啊，真是旁人难理会，唯有自身知！——高玉倩口述

“文革”结束，样板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寂了。

《红灯记》的头牌演员浩亮又变成了钱浩梁。坊间流传的是他和于会泳等和江青的“特殊关系”，最可笑而桃色的一则是江青穿透明纱衣单独接见庄则栋。但浩亮显然是他们当中较为幸运的一个，于会泳在1977年喝来苏尔药水自杀，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浩亮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隔离审查5年后，他重新回到中国京剧院等候分配。

对于李玉和这个角色，他几乎闭口不提，尽管无论他走到哪里，大家都还是管他叫李玉和，叫“浩亮”。他多次说：“观众们以为《红灯记》是我的代表作，其实《伐子都》才是，可是大家不认。”无论什么演出，只要他上台，大家都不停地喊《红灯记》，不唱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不让他下台。

而高玉倩真的如阿甲所说，再也没能回到青衣行当。我听过1983年她和江世玉在香港演出的《评雪辨踪》，说实话，差一点味道。

*参考文献：

1.饮水思源“李奶奶”——记高玉倩，徐城北，中国戏剧，1992-01-31  

2.饮水思源“李奶奶”(续)——记高玉倩，徐城北，中国戏剧，1992-02-15

3.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员人选内幕，沈国凡，文史精华，2012-02-06

4.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年，李松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5.1967-1976年-樣板戲編年史-後篇，李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