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只有大叔大婶才会走进歌厅

源济

在台北，只有大叔大婶才会走进歌厅

2018-12-11  张海律  大家


导读

“有人情味”的歌厅情结，只属于所剩不多的老兵、三十多年前跟着歌手们长大并老去的邻里，以及极少数有心的时代记录者。

全台北还剩下四家歌厅，都位于热闹的西门町。三家位于汉中街42号的不同楼层，而名叫凤凰歌厅的那家则孤零零地缩在西宁南路5号二层。我和高中同学顺着贴满大妈级歌女形象照的墙壁摸到二楼，冷静而直接地打探消费问题。“有小姐陪，每小时1000（新台币），啤酒三四百一瓶。”知道我们不是来喝花酒后，前台纳闷：“哦，你们年轻人也会来歌厅啊，凤凰是隔壁那个。”

被一众夜店掩盖的凤凰大歌厅

凤凰歌厅黑灯瞎火的大厅里，成弧形整齐码着几排餐桌，被围出的半圆形舞台上，是简陋的蓝色调音台，上世纪90年代那种镭射转灯悬在顶上，周五晚上10点半，却已经打烊下班了。会计大姐迎出来解释：“我们的驻场歌手只是下午1点到5点，晚上7点到10点表演，别的时候也可以唱K的，但你们两个男的不会来唱吧，要么明天下午再来玩？”。大陆同胞对即将消逝的歌厅文化感兴趣，这让会计姐很欣慰：“我在这儿干了三十年了，如今你们也看到了，就剩下四家。明天再来吧，300块的最低消费（约65元人民币），买酒买茶，喜欢的歌手再包红包递上台，100到1000都行。”

“去台北时，一定要去歌厅看看，很好玩，很多过气的或从没成名过的歌手会在那唱歌。”见我人在台湾，导演耿军强烈推荐这个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的夜生活，却又没有具体多说。在我的想象中，这种独特的歌厅，要么是稍稍带点荤的夜场，如同原汁原味没绿色化了的二人转；要么是过气已久出来玩玩或讨晚年生活的大牌歌星吧，姜育恒、童安格、林淑蓉、潘美辰……有可能是这种级别的吗？

不过，我一直没把导演的独特口味挂在心上。直至有一晚在西门町闲逛，看到汉中街42号楼道里刷满满墙的女人照片，我才意识到这儿是不是就是耿军心心念念的歌厅。因为墙上的照片明显不是出卖色相的漂亮女孩，而是可以说有些韵味的老阿姨们。“带女性朋友过来合适吗？”

“当然合适，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场所。”导演回复。

汉中街42号介绍歌手的歌厅广告墙

我这才开始想着搜索一下台北歌厅到底是一番怎样正儿八经的面貌。

台北的歌厅文化最初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为抚恤老兵越来越不切实际的回乡心愿，兴起了一些仿照旧时上海歌厅的表演场所，场地装潢、歌手服饰和流行曲目，都彻底照搬平移。等到了1980年代，西门町渐成台湾的流行文化中心时，这一带的歌厅才大规模冒出，并真正形成了有趣的红包场文化。

起初，和任何演出一样，来宾得买票，若是欣赏哪位驻场歌手，就献花致谢，偏偏有些宾客会把红包塞进花束里，台上跳唱一会儿，不免尴尬掉出。诸家歌厅索性改变经营方式，进场只需一个相当便宜的酒水低消，然后包红包通过服务员或自己上前送给欣赏的歌手。绝大多数老兵熬成了老人，寒酸依旧，红包里只藏一张百元钞，也算维持了面子；成了土豪那些，则会把十来个红包捏成个招摇的扇子，甚至偶尔酒兴上来后，上台拿起麦克风豪爽表示，“大家尽情喝，今天我买单！”

同样是1980年代，带表演的西餐厅和民歌餐厅兴起，唱出了齐秦、张宇、萧敬腾等一大片影响全球华语乐坛的著名歌星。而与我的想象相反，怀旧歌厅或许从没出过任何明星，也不至于会有过气潦倒的大牌艺人委身到此卖唱。各种视频载体的兴起以及顾客的老去，让歌厅彻底开始凋零。

周五晚上，我怂恿高中同学一起去一趟，满足好奇心：“反正不可能被当成替全场买单的土豪老大哥吧。”

晚上10点半，只有会计在做账的凤凰没开门，只好绕去汉中街42号的三家歌厅查看。三楼的汉声一样，只有一位值班员在着：“明天下午来吧。”再往上到七楼的星光百分百，电梯门一开，却是欢迎声：“第一次来吧？”新面孔对于歌厅显然是罕见的，尤其是海峡对岸来的，就更是稀有物种了。

结束营业后的汉声歌厅

从被迎进歌厅到落座，伴随短短十来步路的，是此起彼伏的“老板你们好”。莫非这个凋敝的行业还能为这么多员工支付薪资？都没来得及观望环境和其他桌客人，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就挨着我们坐下，并开始了自我介绍：“新年快乐！我是歌手，等会儿会为您献唱。”似乎进了歌厅，就永远是一个不分季节和月份的新年，吉祥如意的祝福话永远萦绕于耳边。而我也就大概知晓了等会红包的去向。

舞台上立即上去了一位黑白裙装的阿姨，背后的LED屏上打着粉红色字体的名字——高涵萱。正欲适应环境的我们，都没来得及听台上唱什么，身旁的男士却开始喋喋不休地套近乎：“你们是云南人啊！昆明嘛，我去过，本来应该很美的，下雨，一点都不好玩嘛。”接着他跳转到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我姓高，获过‘全国’歌唱比赛第二名的”，接着掏出随身的iPAD，展示获奖证书和奖杯照片，并让我翻拍。

歌厅一共20多位歌手，台上每位只能唱两首，原来一旁嘴拙插不上话的女士，就是下一个登场的。我也终于暂时没听高先生絮叨，勉强听起那位女士的歌声，孟庭苇的《天边有朵雨做的云》和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麦克风音色、音响声效和歌手音质，也如同缩在台北的云朵里，憋得难受，整体效果糟透了。按300块一人的低消标准叫了两瓶台湾啤酒后，服务阿姨顺便送来几张红包：“看喜好和心意包就是，一次100到2000都可以”。虽然台上歌手的唱功和形象都糟透了，但红包在眼前，我还是小试牛刀，立即包了一个100的，由旁边的歌手高先生递了上去。“不要每一个都包，节约点自己的红包嘛”，回座后，高先生教育到。

星光百分百的驻唱歌手

因此，下一个形象和歌唱水平明显都高一截的女士上去唱台语歌时，我反倒就无动于衷了。亚军高先生继续职业化的、从方方面面恭维着我们：“你们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好好跟着领导人会更好，信他的准没错，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在他的建议下，我也一次次塞起红包，送给他接二连三上台的干妹妹和麻吉（哥们）。哪怕我起身上厕所，他都要跟进来递擦手纸。

终于有一个年轻好看一些的女歌手坐了过来，闲聊了几句后，提醒我们，“服务员阿姨也是没有薪水的”，接着却迅速坐到隔壁吃一桌火锅的一位大佬旁边。台上的歌声，渐渐从熟悉的邓丽君、孟庭苇，转到不算熟悉的凤飞飞、龙飘飘，再到彻底陌生的台语情歌。

好奇心算是满足了，虽然身旁的高先生坚持说也有年轻人会经常来玩，但我非常确信了怀旧文章中这些“有人情味”的歌厅情结，只属于所剩不多的老兵、三十多年前跟着歌手们长大并老去的邻里，以及极少数有心的时代记录者吧。我和同学起身，留给服务员阿姨一个红包，又一人将一张一百，递给持之以恒陪同的高先生，在又一片此起彼伏的欢送声中，乘电梯离开星光百分百，离开注定不属于我的旋转射灯年代。

末班捷运上，我打开手机，翻看并没来得及听歌声的高先生那张“全国第二名”奖状——高明义先生/小姐参加本分局99年度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国税杯歌唱达人”卡拉OK比赛，荣获社会组第二名，特颁此状，以资表扬。

驻场歌手锐减的凤凰大歌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