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想吃折耳根都被刁难的记者生涯2018-10-29 西门媚 大家
导读但1997年春末的我,完全转了性子。我也像别的成都人一样,一边往人群中挤去,一边问:“咋个了?咋个了?”
街上有一堆人围着,我停下自行车,就想凑过去。 “啥子事?”我伸长脖子张望着,一边问围观人群。围观的人也很乐意跟我讲。 因为这里是成都嘛。 成都人经常调侃自己,说,街头一群人都低着头围观,肯定是有人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如果街上一群人都仰天围观,可能是因为有一个人流了鼻血,得仰着脖子,后来的人都会学着样子,仰天找寻,觉得天上有什么稀奇。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是个胆小的人,看见街上有人吵架,甚至拉开阵式,可能打架,我会马上离开,避得远远的。我不喜欢听人吵架,更害怕看人流血冲突。 但1997年春末的我,完全转了性子。我也像别的成都人一样,一边往人群中挤去,一边问:“咋个了?咋个了?” 因为,我现在是一名社会新闻部的记者。 我所在的这家报纸,两三年前我离开成都时,它还很不起眼。我在北京转了一圈,回到成都时,发现,这份报纸,已经在成都市民中相当有影响力了。 当报社领导问我,想做编辑还是记者,我毫不犹豫地说:“记者!” 我前两年在北京工作的那家报纸,新闻部门都是采编合一,除了部门领导,没人想干编辑,编辑得上夜班,记者却自由风光。都在同一个部门,编辑没法否决记者的稿子,只能为记者提供服务。记者是大爷。 但成都的这家报纸,采访部门与编辑部门完全分开。新闻部采回的稿子,交到编辑部,编辑用不用,怎么用,记者完全没有话语权。编辑和记者的关系,跟北京那家报社是反的。 后来我想,如果早知道了这一点,我可能还是会选当记者。我早已不想夜夜守着编报纸,对在外面寻找活活泼泼的新闻,充满了兴趣。 领导对我的态度似有小意外,又让我选部门,我选了社会新闻部。 他似乎更加意外。 在食堂吃午餐时,我很快就明白了其中原因。 报社食堂质量不错,一日四餐,吃饭都是免费的。 但那天,正好有一样紧俏的小菜,引起了风波。 社会新闻部的一位同事,跑了新闻回来,到了食堂。他伸长脖子望了望,向打菜的师傅提出了,要一份折耳根拌嫩胡豆。 听起来虽然普通,但四川人才知道,好些时令小菜,比大鱼大肉更有吸引力。 那师傅说,这个菜今天太少,得给总编留着。 同事一翻白眼,想说什么,又忍了回去,转头去打别的菜。这时又来了位编辑想要折耳根胡豆,这师傅居然乖乖地给编辑盛了一小份。 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不干了,发作起来。“我们每天在外面那么辛苦,回来吃个折耳根都要被你们刁难!”接着,他吼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句:“你说,我们记者该吃啥子?!” 一位正在食堂就餐的副总脸色铁青地走过来,记者总算吃到了折耳根,师傅被严厉批评了。 后来我知道,这位记者说的没错,他的确相当辛苦,风里来雨里去,常做暗访,化身车站黄牛、假药贩子等等,做采访常常做得险象环生。 不仅他,整个社会新闻部的记者都很辛苦。 街头市井,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得去发掘。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社会小新闻,谁家的八哥多学了两句话,哪条街有人撒酒疯,都是读者感兴趣的。 这跟我在北京的那家报纸大不相同。 在北京,我们写的新闻,更多关注的是某种趋势,某种风向。北京的读者和成都的读者兴趣点不一样,就如这两地的出租车司机不一样。北京司机谈政治厉害,成都的司机爱说俏皮话——本地称之为噻话。 在北京那家报纸,我们写新闻,经常采访出租车司机,从出租车司机的角度,来看某种现象,从出租车的口中,引出某种观点。打个出租,就把采访做了,真是便利。 在成都就不行了,大家对“观点”并没兴趣,感兴趣的是“事实”。跑社会新闻犹如开出租车,也需要“打街”,一条条街地去扫荡,看街头哪里有稀奇事情发生。 这些琐碎的小新闻跑回来,坐在办公室快速写好,交到编辑部,最后能不能采用,就不是自己能把控的了。 好在读者喜欢。每天社会新闻部的热线电话都会响个不停,读者倾诉他们对某条新闻的看法,还会提供他们身边的消息。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从这些线索里,挑出有价值的,跑到现场看看。 报纸是每天清早上街,因此,编辑晚上编版,凌晨印刷。跟很多版面不同,社会新闻版晚上十点钟才截稿,保证新鲜的事件不遗漏。 因此,社会新闻记者,除了睡觉,基本没有下班的时间。要随时处于待命或者发现新闻的状态。 晚上,记者轮流值守热线电话,值班到十点钟截稿为止。 要是没接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便挨着给一些“线人”打电话,给一些医院急诊室打电话,给交警打电话,总能多少找到一点消息。 一旦听到哪家急诊室接收了奇怪的病人,哪条街出了车祸,马上想办法赶过去,匆匆问几句,再赶回来写完稿子,交到编辑部。 社会新闻部的记者这么拼,并非是出于对市井新闻有无穷的热情,而是报社设计了一套精巧的机制,督促记者像鱼鹰,像蜜蜂,像蚂蚁一样,不停地往回带战利品。 每一条稿子,如果刊发出来,可以值上0.5至1分,大稿子分值更高,全月20分才及格,到40分收入就能翻番……三月不及格的记者面临淘汰出局。 虽然记者辛苦,但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因此变得非常鲜活热闹。 还记得那时成都市民最喜欢的就是这份报纸,这份报纸受追捧的程度,在其它城市也成为传说。街头的售报亭变成抢手的高价铺面,流动的报贩也生意红火。那是报纸最兴盛的年头,茶馆里报贩穿梭,每个茶桌起码会买一份报纸。报纸上的市井新闻,成为茶桌上、办公室里必然的话题。 那时,我们认为,纸媒会一直红火下去,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是个魅力无穷,前途无量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