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了那么多书，赚的钱呢？丨人间毕业季

源济

你读了那么多书，赚的钱呢？丨人间毕业季

原创： 吴安宁 人间theLivings  2018-07-31

“吴安宁，你记着，老子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个小混账东西，现在能耐了啊！你读书出人头地了，家里的事情可以不管了啊！你尽管飞，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配图 |《相爱十年》剧照

编者按

在这些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来临》

毕业季，常逢夏日。从某一年的此刻，阳光融化了我们“学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重铸的过程，或电光石火，或缓慢绵长，也许有惊喜和意外，也许还会有疼痛与煎熬。而重铸后的模样，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是日，「人间」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来临”。

来临：在我们毕业那一年丨连载04

2004年7月，我从荆州市长江大学毕业，到武汉谋生，兜里只有300块，还是找同学借的。因为读书，家里亲戚朋友能去借的几乎都借了，父母欠了一屁股笔债，我再也不好意思找他们要钱了。

我家在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在我童年记忆中，谁家孩子会读书，当家长的十里八乡都会有些面子。从小学到初中，我年年考第一，班长承包制，小我两岁的弟弟，也在班级前列。几个村的乡邻请客走访之间，父母也不知受了多少恭维。

可我读到高中，情况慢慢变了。村里与我们兄弟年龄相仿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出门学手艺、打工，年底都会带钱回家，给家里买彩电、通电话。

倔强的父亲和温吞的母亲没其他收入，除了自家的5亩责任田，还额外承接了别人家的6亩，日夜在土里刨食。父母从门口大路上去田里经过小卖部时，那些忙完农活打牌的人，看见父亲就笑着打招呼：

“又下田啊，来玩几把撒？”

“人家儿子读书厉害，现在忙，以后到城里养老享福。”

“我们反正没指望，就歪在村里算了……”

父亲通常也会笑着回敬：“你们先打，我儿子将来给我大钱打大牌，你们估计陪不起哦！”母亲则很受不了这种半玩笑、半奚落的话，后来下田回家就绕小路。

我家的光景越来越差，1998年，初三的弟弟被迫辍学，出门当了学徒，每月工资100元。我继续读书，弟弟也从徒弟慢慢变成了师傅。

熬到2004年，我终于大学毕业了，此前，教授多次劝我读研，说不要浪费自己的才气。我说：“连大学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哪里还能读研啊。”而且，因为学费没缴清，我没能拿到毕业证，得先找到工作，赚了工资回学校补缴学费换毕业证。

这些父亲并不管，只是在我毕业前夕，比以往更严厉地训导我：“总算熬出头了，家里欠的债等你来还，你要有良心。还有，你弟弟为你付出了很多，你要记得报恩！”

我要出门找工作，表示自己想要一个手机，方便与用人单位联系，挣到工资后就还，母亲想了很久，就到荆州城的姑妈家坐了半天，拐弯抹角地表示了来意：借钱。

在整个大家族看来，姑妈家“实力”最强。姑爹年轻的时候就带着施工队修路砌房，终于将家安在了荆州城——而且是买的一块地，建了三层高的小楼。姑妈家的两个表哥一个表姐，都成了衣着光鲜的城里人。

姑妈一直很疼我，明里暗里给我家也补贴了不少，很多借款甚至让我父母不要跟姑爹说。可那段时间姑妈家也很拮据，赶上刚出嫁的表姐回家探亲，姐夫得知情况后，特意到银行取了1500元借给了母亲。母亲拿着钱买布料、找裁缝，给我定做了套西服，还买了一个国产的东信手机。

“出门在外，要讲点形象。”看着我穿上西服的样子，母亲欣慰地笑了。

多年后，妻子看到我穿西服的照片，戏谑地说：“好土。”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华传奇》杂志社做编辑。

杂志社社长潘宜钧先生仁厚，考虑到新员工的困难，以杂志社的名义租了两套简单的两室一厅。4个同事一人一间“宿舍”，每月每人只需承担300元房租，比市价便宜了一半有余，水电气和长途座机费，都由杂志社担负。

平日里，4个人搭伙做饭，4块钱一斤的五花肉，2块钱一斤的白鲢鱼，就是荤。通常是周五晚上，砍几斤排骨，或者买只鸡，炖锅萝卜土豆之类，喷香。饱食一餐后还剩下些大骨头或鸡脖鸡爪之类，翌日中午再煮一次，加作料加水下青菜，直到把残汤都倒碗里就饭，照样有着吃大餐的满足感。

那时候武汉的物价不高，热干面才1块钱一碗，加个鸡蛋才5毛。当然，我是属于偶尔才加鸡蛋的那一类。

就这样紧巴巴地抠门过日子，当时月薪1600的我，居然每月都能结余。而结余下来的钱，基本是汇到老家，给了管账的母亲，好去还债。

每个周末，我都会给母亲打电话，听她唠叨：张大爷家的母猪生了几只小猪，李大娘不知得了什么病怕花钱喝了农药，王家姑娘在外打工跟了一个大款，赵家儿子学裁缝带回了一个媳妇很标致……唠叨到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主题——谁找我家讨钱了。

“你儿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月应该赚不少吧，我们实在是转不开了，啥时候方便……”

“一点小钱本来不该上门的……”

“你家儿子有出息哦，我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也要结婚了……”

乡下人无其他技能，只懂得春种秋收，一年四季的劳动付出，只有秋季才能折现，手里稍微有点存款，就会急急忙忙地把房子翻新成楼房——若家里不是楼房，儿子几乎讨不到媳妇。而砌房的时候，也会找亲戚朋友借钱。

家乡有句老话叫“还账容易攒钱难”。曾借钱给我家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母亲性子温和，就算再觉得委屈，也只是慢慢跟我叙述，并努力为债主说项：“人家都是晚上来的，怕别人看见不好，有时还带半蛇皮袋子花生、黄豆什么的，说送你爸喝酒……卖农药化肥的小王，年年年底的时候挨家挨户收赊账，可走到咱们家门口，从来都没进来过，今年咱们再也不能拖着了……”

而父亲脾气暴躁，通常在电话那头一口酒气地骂：“吴安宁，你什么意思，怎么不拿钱回来还账？人家都讨到你家里来了！你叫老子怎么做人！”

其实，父亲也知道我每月的大半工资是汇给母亲了。可比起赵家学裁缝的儿子年底带回来两三万、李家姑爷的出手阔绰，父亲总认为他的儿子应该很能挣钱，汇少了：“你读了那么多书，赚的钱呢？”

而另一边，做厨子的弟弟，彼时染上了厨子们的通病，打牌赌博，一年到头也是两手空空。父亲更为恼火，认为自己家的两个儿子都是废物。2004年团年饭，父亲喝醉了酒，把我们俩兄弟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能抱怨的，无非是我们赚不到钱，把他逼得没办法，我们都这么大了，还要结婚，他也老了，奔不动了。云云。

父亲越骂越上劲，弟弟脾气跟他一样暴躁，最后把桌子掀了：“你这么有本事，怎么没把家安到城里！人家姑爹还不是农村里的，还有三个孩子！”

“你个狗日的，还说老子！”父亲暴跳如雷，捞起椅子就往弟弟身上砸。隔壁都来劝架，拉父亲拉弟弟，母亲只是哭，因为自己家在大年三十，被人看笑话了。

那年回家，我身上留了300，余下的3000元全都给了母亲。

不过，的确是太少了。

压着沉重的负担，有时候做梦都梦见被人催着要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赚更多的钱。拼命省，总不够。

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在BBS社区写小说，点击率比较高几个门户网站原创频道特邀连载。

小说吸引了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妻子。她那时候大四，没什么课，就到武汉找我，发现我一贫如洗，戏谑道：“每次你到了发工资的时候，你家里准会来电话。”

我苦笑。

多年后，妻子回忆起当年，还心有余悸：“你那时候真穷啊，你还说过最怕同学到武汉来，一待几天，吃喝住的，完全顶不住，找同事借了多少次钱啊。”最多的一次，我住的房间里打着地铺，我和妻子睡床上，另一对情侣睡沙发床上，地上还横竖睡了5个人。

因为在网上写小说，四面灌水八方拍砖，认识了一帮文字江湖中的前辈大哥。有个大哥私信加我，问：“老弟，写点言情凶杀侦破鬼神，只要文通字顺，猎奇好看，就给钱，干不？”

“干！”

我不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谁来买单，反正我只管接活儿。每天晚上就扑在电脑上写啊写，前辈说句“那边通过了”，我就异常高兴，因为不久就有钱打过来。

2005年各类山寨杂志层出不穷，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越来越低级的精神需求。有封面上全是妖娆半裸美女的《私密情话》、《阁楼夜话》、《迷情》、《闺蜜》，也有各种揭秘类单本杂志《共和国大案》、《贪官陈XX的情妇们》等等。

“到城市混着的民工们，也要有消遣嘛。”那位介绍活儿的大哥跟我说，“老弟，你很灵光，随便都能编几个故事。”

很偶然的一次，我在火车站附近的破书摊上，发现自己写的小黄文《打工遇上了富婆，让我何去何从》，配着袒胸露乳的美女图。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看得一脸愉悦。

2006年，我全年工资结余两万多，基本给家里还了账。写稿的收入也差不多两万，年底我把钱全部取出来，将厚厚一叠现金递给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来，用力地砸我，让我感受一下被钱砸的滋味。”

妻子形容当时的我，“眼冒绿光、满脸通红、言语苍白、手舞足蹈，像个十足的疯子”。

在这年年底，我准备结婚了。没有媒人没有说客，我和父亲去岳父家里提亲。在离岳父家不远的超市里，父亲圈巡着架子上的香烟，最后让拿了一条170元的蓝黄鹤楼，不确定地问我：“这个烟可以不？”这种烟那时乡下没有，只有在城里姑爹家和过年时外出务工返乡的小年轻手中见过，而父亲平时只抽3块5的蓝金龙。

一条烟加一篓桔子，我们登了岳父的家门。父亲一进门，之前的兴奋全然不见，待至岳父拿着一包30块的满天星出来招待，父亲不自然地扫视了几眼自己带进门的礼物，更是显得有几分畏手畏脚。

我们去之前，妻子就说过我家的情况，岳父岳母仁厚，半句没提彩礼，好烟好酒好菜地招待了我们父子。父亲回去后在酒桌上对着乡邻吹嘘：“抽的是满天星，喝的是15年的白云边，还特地接我去贵州花江狗肉馆里吃狗肉，真是不一般的好吃！”

父母说我们结婚要置办几套家具，空荡荡的，不像话，得花钱，我打了1万块钱回去；戒指，我们自己选的最普通的铂金对戒，光秃秃的两个圈，花了2000多一点；项链太贵，看了几次，放弃了。

对于婚礼的衣服，听说在汉正街批发市场最便宜，我们在密集如蛛网般的旮旯胡同里转了好久，反复掂量价格，最后我自己买了一整套：西服、鞋子、衬衣、羊毛衫，讲了半天价，1000元。妻子看中了一套漂亮的大衣，标价3000，也跟对方磨了许久，最低1800。妻子不舍，说1600就买。假装拉着我走，以为店家肯定会挽留。

可那次，店家鄙夷地哼了一声：“你们去看吧，谁家会比我还便宜！”

我当时以为妻子真不想要那件大衣了，继续兴高采烈地转悠，不停地给她推荐。我看中了一套粉红色的大衣，标价1200，最后谈到400，妻子没说什么，配合着试穿，买单。

在准备返回的时候，妻子突然哭了：“我觉得自己好委屈，结婚，居然这么寒碜。”

我还有点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乡里人结婚就是到镇上买布做两套新衣服，哪里有寒碜不寒碜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就吵了起来，我固执地认为她高冷，妻子大哭，觉得我不通人情。路人驻足围观，有几个好心阿姨对妻子嘘长问短，后来一致批评我。

那一刻，我才想到，妻子本来就是县城里出来的小公主。岳父是公务员，且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县城中心地段有着4层楼的房子，岳母全职太太，平常的交际圈子都是县长局长的夫人们。妻子从小就有个公主梦，心目中的英雄，会驾着五色祥云来娶她。

为了安抚妻子，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那家店。店家说，就这独一件了，1800一分不少。妻子和店家攀老乡，讲好话，可店家始终不松口。我把妻子拉到一边：“给1800算了，难得你这么喜欢。”她恨恨地盯着我：“你很有钱啊。”拉着我蔫蔫地走了。

可是回来后，她仍然觉得舍不得，还是想要。

第三天我们又去，带了1800，店家不卖了。说已经收了别人的订金，人家下午就来取货。

当时从我们住的地方去汉正街，倒几趟公交，大概要1个半小时，往返路途就是3个小时。3天的往返在200元面前，不值一提。

我们这样锱铢必较地省，父母又打电话来，说，为了你们结婚把房子翻新了，又找谁谁借了多少多少——这回人家都很慷慨，连最吝啬的张老三，都同意把他砖厂的砖先赊给我家。老家的人实诚也狡黠：你家老大会赚钱，我还怕你们家还不起？黄沙水泥砖头瓦块，要什么来拖就是。

父亲在电话里说：“你读书出去了，不能不管你弟弟，要是房子不翻新，他讨不到媳妇。”

我默然，说是为我翻新的房子，实则是为了弟弟。

回到老家的时候，妻子对我说：“楼房修得好气派，这钱，估计又等着你还吧？”

2006年腊月二十四，结婚当晚，就有人到家里讨账，我和妻子在楼上婚房内，要账的在楼下客厅坐着不走。

母亲无奈，只得到楼上来找我们——故乡有个习俗，新媳妇进门要给全族的长辈端糖茶送鸡蛋，喝了茶吃了蛋，就得给红包。这些红包是长辈送给新媳妇的，额外记账，不在贺礼之列。

大概8000的红包，妻子一分都没要，全给了母亲：“妈，我知道你们为难，先还账吧。”

母亲红着眼对妻子说：“小莉，牵连你了，当妈是借的。”

尴尬的是，这些钱并不够。前一晚走了一个债主，第二天又来了两个。贺礼是父母收的，我们没拿，回家之前我俩带了5000，在家杂七杂八已经用了3000，回武汉还得有开支。

唯一剩下的钱，便是妻子的嫁妆，是岳父岳母给的2万。这笔钱不知怎么被父亲知道了，又在家骂：“吴安宁，你什么意思，有钱不还？你要是把家里的钱带走了，老子打断你的腿！”

母亲哭着劝父亲不要嚷，我不敢吭声，倒是妻子忍不住，进门第一天就跟公公吵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他在武汉过得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每月的工资、稿费，大部分给你们了。他读书花了你们多少钱？零零散散还了好几万，他还要买房子还要养小孩！”妻子性格既温婉又刚烈，吵起来刹不住，“我娘家一分钱彩礼都没要，你们是想要我娘家的钱吗？”

在酒精的刺激下，父亲双眼胀得通红。可能是因为儿媳妇刚过门，他不得不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能正面跟儿媳妇吵，只是更加严厉地吼我：“吴安宁，你记着，老子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个小混账东西，现在能耐了啊！你读书出人头地了，家里的事情可以不管了啊！你尽管飞，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母亲死死拉着父亲，大恸。一群看热闹的叔叔婶婶闻风而来，将我们一家人拉开了。婶娘们纷纷劝慰妻子，说父亲酒醉闹事，别理他。妻子异常坚决：“他对我老公有养育之恩，我们自当为他养老，但这种无理训斥，我一概不理！”

乡里还有一个规矩，新媳妇进门，头一年要给父母两边的兄弟姐妹拜年。

结婚后，转眼就到正月。春节到20公里外的大伯家拜年，免不了被姐夫拉上桌打牌。牌打得有点大，一晚上输了600。

就在大伯家，喝醉了的父亲，还是没忍住，对我又是一顿痛骂：“你凭什么跟他们打这么大？你有钱不还债，装什么大爷？他们都是些牌精，就等着你这种憨货……”

大伯是个糯米菩萨，说父亲年轻时就这样，喝多了就乱来，不用理他。大妈见妻子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拿着扫把狠狠地打我父亲：“你个不清白的东西！你的账，跟儿子有什么关系！”

结婚后，就越来越不想回老家，因为回到家的话题依然是那一个：钱。

2007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小文化公司，连妻子的嫁妆都投进去了。不久后母亲打电话来，说堂姐家做楼房，借钱，“最好是1万，5000也行”。还补充，我当年读书时，堂姐家也借过钱给我们。

“我们实在是没钱了，刚办了个公司，您不是不知道。”我跟母亲说。

“那，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同事或者同学周转一下？”母亲怯生生地说。

“在外谁都不容易，找人家干嘛啊？”

就在这时，父亲抢过电话，吼了句：“吴安宁，你不要六亲不认！”

我和妻子百般无奈，用信用卡在柜员机透支了5000，直接汇给了堂姐。后来慢慢用工资填上。

很多事情开了头，就收不了尾：这年8月，小舅舅也要修楼房。母亲百般为难，要是不借，小舅妈那张嘴，会让我家所有人都无地自容，我实在拖不过了，才找一个铁哥们，挪了5000给小舅舅；到了年底，大舅舅家的房子也挺不住了，可公司需要增资，我们实在拿不出来钱，便没有借。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大舅舅、大舅妈都没怎么搭理我父母。

2008年秋，女儿来到这个世上。

岳母来武汉探望外孙女的时候，头一次看到我们跟别人合租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小两房，老太太回去哭了两天：“那是住的什么地方啊，比牛栏都不如，床腿都断了，用书垫着，我们手心里宝贝着的姑娘，哪里受过这种罪啊！”

“是她自己不听话，叫她回来上班不回来，活该！”岳父嘴硬，心却是软的，没过几天打电话给妻子：“你们去看房子，首付缺多少我们来凑！”

房买了，弄好住进去，月供不算，还欠10多万的外账。岳父的钱，我也心心念念着还他，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心存感激之余，更不能无耻地占着便宜吧？

为了赚钱还债，我和妻子不得不把才满百天的女儿，丢在了乡下。两手空空的我，白天努力上班，晚上拼命写字，接各种私活。

妻子上班的地方离家特别的远，要转3趟公交，单趟2个小时打不住。8点上班，5点半就要起来，不忍妻子如此折腾，我每天骑小电驴送她到武大凌波门公交站，再折返我上班的地点，让她只需一趟公交即可到办公室。

每天早上我们6点半出门，晚上7点一起回家。进家后，我立马坐在电脑面前开始码字，妻子则进厨房做饭。写到半夜2点，洗个澡睡觉。第二天继续6点半出门。

一天回家的路上，妻子情绪特别不对，各种抱怨，最后流着眼泪在车子后座绝望地哭：“你一个月3000多，我一个月2000多，加起来不到6000，月供就要2000多，还有10几万的外账，爹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要哄着他们说我在外面很好，免得他们担心，更怕他们失望。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过成这样，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是个头！”

妻子的眼泪濡湿了我的后背，我没回头，也没回答。

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敢回头。

凌晨2点、早上6点半，重复着、坚持着，女儿在3岁的时候，10万的外账居然被我们还清了，没那么难过，也并不宽裕，继续上班加码字，又买了车。女儿终于可以不用做留守儿童，我们让母亲把她带到了武汉。

父亲留在老家务农，经常打电话，劈头盖脸还是那句话：“吴安宁，你两三年就在武汉买房买车，怎么不拿钱回来？”

在他看来，我成家立业了，在老家应该开个户头，各路亲戚朋友有什么婚丧嫁娶，我都应该上人情、随礼。除了正式的酒席，其实像乡里张三生日、李四杀猪、王五收鱼等这样非正式的酒席，说是面子，其实大多是聚在一起打牌的由头，我和妻子都不喜欢形式，故而没做理会。

“吴安宁，我都是跟你在挣面子！”父亲说。

我只能不吭声。我知道乡里的人情支出：一般宴请要吃3天，每天的活动就是吃饭打牌，父亲一般随300礼金，打牌3天还要输个3、400。

这只是正式的宴席，非正式的更多：张三生日，会邀请许多朋友来吃饭打牌，受邀者往往会拎点礼物，烟是硬通货，讲面子就是170的黄鹤楼，一般人家就是85的红金龙；李四杀猪，也会邀请许多朋友喝杀猪酒，不用带礼物，但是免不了要打牌，吃喝输赢之间，就消耗了本来就积累不多的财富。

父亲在乡下，各类宴请都少不了他，所谓的门面开支，花费不小。叔叔和婶娘曾跟我打电话抱怨：

“你爸真是不像话，杀一只猪恨不得喊全村的人来喝酒，人家说猪肝好吃，他就嚷着下猪肝，说猪耳朵好吃，就要炒猪耳朵。

“你妈又不在家，让我们来烧火做饭！自己颠颠的去买好酒……

“一只猪总共才多少斤？一天就吃了一半！酒喝了二三十斤……

父亲好面子，又得益于儿子的名气，各种饭局都会受到邀请。礼尚往来，他支撑不住，就会心烦。

怪我，没拿钱回去。

做厨师的弟弟，慢慢也上了路。2008年底，弟弟结婚，弟媳是邻村人，善良温和。这样一来，父母轻松了许多，但依然还是反馈：缺钱。

后来，弟弟一家到武汉，经营起一个小早餐店，缺人手，便把固执的父亲搬来了。那些只是打牌的场合，父亲再也没机会参与。有些酒席还是得吃，弟弟收回财政大权，让叔叔代着随礼，不到现场，也不可能打牌，一年下来居然没多少开销。

父亲不再骂我，可是偶尔会骂弟弟：“老子在老家，一年种田都有几万的收入，跟你做事，你请得起么！”

弟弟脾气一来，也嚷：“那你赚的钱呢？自己在老家管自己都不够！你在武汉，每天一包烟，每天三顿酒，换着花样吃，还想怎么着？”

父子俩吵一顿之后，继续该干嘛干嘛。

父亲偶尔回到老家，对着那群老哥们就开始吹牛：“我小儿子生意不晓得几好，月收入过万，我大儿子，在开公司。”

父亲的确有着吹牛的资本：2015年，我和弟弟先后生了二胎，都在武汉安了家，我的小两房换成了大三房。再有亲戚朋友借钱，两三万之类的，我们兄弟俩随手就给转了。

弟弟的店子小本经营，每月进账，可我和一帮朋友盘了个公司，却让人头疼：朋友们都是理工类博士，个个大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公司的管理、团队建设、商务谈判基本丢给了我。公司每月花销将近20万，各种欠款将近400万。我的工作不是陪人喝茶谈合作，就是陪人喝酒讨钱。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几个工资都压着，先保障员工薪资和绩效。

可自己房贷也要还，娃娃也得养，妻子一个人，支持不了。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轻度抑郁，整夜失眠。

有时候出门讨账，应酬一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妻子打开门，第一句话就是：“老公，今天要到钱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