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老板，政府烂尾工程的接盘侠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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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老板，政府烂尾工程的接盘侠丨人间

原创： 于夫 人间theLivings  2018-07-28

主管科长不屑地对我说：“建娃子（老板小名）不要以为有钱了就能为所欲为，不讲规矩，其实在我们眼里他一文不值。” 

配图 |《温州两家人》剧照

前    言

在国企工作时，我和小高是同事，企业破产后，我们分别进了不同的私企打工，没事时他常邀我喝酒，喝多了便无话不说。他所在的企业在我们当地颇有名气，2014年冬天，他断断续续给我讲起了他老板的发迹史。

以下是小高的口述。

上世纪80年代初，老板退伍后，接下父亲的班，成了乡政府的一名办事员，主要负责农业和乡镇企业。

本地的乡镇企业中有两个小煤窑，老板的一个战友在湖北开蜂窝煤厂，他就和战友牵上线，开始跟周边的私人、国有用煤单位有了生意往来。那时还没撤区并乡，区政府孙书记觉得老板擅长经商，就把他调入区企管办做副主任，主管全区的煤炭销售。

90年代初，民营企业兴起，县里各行政单位也掀起了经商办企业的热潮。孙书记来自产煤山区，调入县行政部门做领导后，就成立了煤炭销售公司，并把老板挖了过去，负责公司工作。

2000年前，政府行政部门还不允许经商办企业，据说老板通过和孙书记协商，只花了“白菜价”把这个企业买了下来，成了我们县第一个正式辞职“下海”的公务员。

老板盘下企业后，一面扩大公司队伍，一面增大煤炭销售，业绩迅速攀升。

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没有实物抵押，在银行贷不了款，再加上煤矿风险高，老板就请孙书记帮忙书面担保，又用煤矿抵押，才在信用社贷了100万。可每次还贷后再贷，都要找信用社领导低三下四苦说几天。负责贷款的会计觉得这像是乞丐讨饭，有辱人格，干了两年就毅然决然地辞了职。

2002年1月，信用社主任的父亲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去世了。老板听说那个地方没有花圈卖，这个主任又喜欢讲排场，于是一下班就借了一辆当时最高级的丰田越野车，带着我们赶去参加丧事，又用大货车拉了一车花圈。

我们到达时已是半夜，天气很冷。看着老板送了几十个花圈，把院子都摆满了，主任很是高兴。后来我们企业再去贷款，就比过去容易点了。

老板的野心远不止于煤矿行业。

听说孙书记的单位要盖办公楼和宿舍，老板就花钱买了一个乡镇建筑公司，又招了些施工人员和经理，将这个工程承包了下来。老板看上的不只是这个工程，还有宿舍楼后面那块荒地。老板将荒地擅自平整后，没办任何手续，就开始和宿舍同建。

等城建来查时，地基都建好了。他们来，工程停止，走了继续施工，白停夜建，打时间差。老板明白，建起了就不会拆，这里不是什么重要场地，最多罚款了事。

荒地上非法建起来的楼房没有手续，所以不能公开对外售卖，老板就鼓动大家内部买房。员工都知道内情，怕产权证办不了。为消除我们的顾虑，老板保证道：“办不了证，双倍退钱。”房子位置不错，老板又给了优惠，很快就被胆子大的员工和老板亲戚买完了。

老板说话算数。为补办理楼房的各种手续、免缴罚款，那段时间，我每天都陪老板宴请国土局和建委等有关部门的人员，吃饭、唱歌、送红包，样样不少。

国土局领导和老板是熟人，很快就搞定了，但建委的向主任，为人很是高傲，在席上说话也是冷冰冰的，我们敬他酒，他不答话也不看你，手一抬，只是浅饮一小口。接连几次宴请，效果都不理想。我们建议老板多送点红包，老板说向主任不接，“不过人总有弱点，我就不信邪，想不到办法”。

老板一边找社会关系给向主任说情、施压，一边寻找突破口。

2004年8月，向主任的儿子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后，隆重地在一家饭店摆了酒席，老板也去赴了宴。趁无人时，老板拿出一个大信封，对向主任说：“现在大学开支大，你们都是死工资，孩子几年的学费我付了。”说着飞快把钱塞进向主任的公文包，闪了。

后来向主任把老板叫去，说是要退钱。老板垂头丧气地前去，却一脸春风地回来，叫我变更我们建筑公司的股东，把名义上他哥哥的股份，变成了向主任儿子的。听会计说，向主任儿子成了股东后，每月还在企业领一份工资。

楼房不久就变成了合法，当时没买的员工后悔不迭。

不久，向主任就给老板建议：城中心有条臭水沟，影响市容市貌，现在有文件，这类地方谁治理、谁受益。他叫老板想法和有关部门联系联系，看能不能“划进去”。

治理后，可用土地有几十亩，老板注册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想把此地开发成样板工程。政府部门同意后，规划还在审，老板就轰轰烈烈地安排人进场开始前期场坪施工——有麻烦事也不怕，反正后面有向主任顶着。

没有启动资金，老板就高息向社会集资了500万。本地人对老板还是有所了解，再加上看好那块地，钱没几天就集齐了。一些主管单位和其他有关系的人听说后也想参与，虽然老板不想背太多的高息，又无法推辞，于是下调了利息，一共集了800万。

土地权属一办理完，老板就将土地抵给了银行去办了贷款。不久后，政府明文规定，国有土地买卖必须实行“招拍挂”——这让老板在无形中赚了大钱。

场坪完工，收到上级指示，说建委要拿一块最好的地段建本县高档星级酒店，好作为对外接待窗口。老板找向主任，向主任也没办法，老板只得退而求其次，争取到了酒店的工程施工和装潢。

接着，老板开始建起两幢联体商住楼，一二三层为商业广场，系全县最大。当时房地产还没热，我们又是第一个商品房带电梯的，价高，销得慢，周围地段也没起来，招商引资困难。资金占用大，老板就适当放慢了建房速度。

2006年，老板将自己的几个企业整合成为“集团”，成了正式被市工商局批准的第一家民企。（成立集团最少必须要有三家公司组成，注册资金在当时合计不得少于1000万元）

集团成立大会上，老板邀请了县里的主管部门、新闻媒体参加，并带他们实地参观了商业广场：“我们准备把商业广场建成周边县市区域性商品批发中心。一举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解决本县产业‘空心化’，可安置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那时候，除了垄断企业，县国有、集体企业几乎都破产了，县里最恼火的就是失业问题，失业工人常常摆摊设点地堵在政府大门口。县领导问老板：“对下岗失业人员给多少优惠？”

“下岗失业人员进驻广场经商，一年内不收任何费用，其他人员的话，优惠半年。”

领导赞扬道：“好！我们也按你们的优惠免些税费，再落实商务局和城管，成立市场整顿综合执法大队，把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还有一些路边自成集市的，统统迁进去。”领导同时承诺，把县里的车站和水码头也迁过来。

口说无凭，老板提出需有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才行。后来县里以会议纪要文件的形式，下发给有关部门。媒体也进行了大力宣传，老板一下声名雀起。

老板找到商务局接洽，商务局领导一脸苦相：“收到文件后，我们开了统筹协商会，但大家都喊人少，更缺执法车。”

老板想了想：“车我们送你们一辆，执法人员我们出，你们就负责领导和指挥。”

商务局领导一听乐了：“看来企业才是干实事的。”

很快，商务局就写了关于整顿本县市场的通告，开会通过后，全县进行了粘贴。车载大喇叭在城中穿梭宣传，不时停在本县几个自由形成的集市，命令商贩限期搬迁到指定市场。老板也不失时机地在其他乡镇招商，并专门成立了物业管理公司，又花钱请了几个社会上有名气的杂痞，对本地违抗命令不愿迁入的外来商贩，“强行执行”。

外来商贩没靠山，好管理，不同意的就动武砸摊。执行第一天，就有对卖布匹的兄弟俩想对抗，被痛打了一番后，又被公安以扰乱地方秩序为名拘留起来。很多商贩看到如此情形，便不再抵抗，纷纷迁了新的市场。

相比把商贩“赶”进市场，迁车站的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

县里将车站和水码头迁过来后，道路时常堵车，影响了商场的生意。老板因为这个多次找了有关部门，要求整改道路，但都是回答“马上进行，在等上级审批”，却迟迟不见动静。

见光打雷不下雨，老板决定“先斩后奏”，叫我们自己的建筑公司先上手修了周边道路，再找主管部门要钱。结果主管部门直接推给了县里，县领导又说要研究后给答复，老板三番五次吃了闭门羹。

但老板不气馁，只要领导在办公室，他每天都上门去“汇报工作”。

我们问老板：“这样领导不烦吗？会不会发脾气？”

老板笑了：“拳头不打笑脸人。”

果然，虽然领导对老板修路先斩后奏不满，但效果摆在那里，就还是批示交由主管部门具体处理，只是修路建设方和施工方的所有手续都得由我们来完成。

等到拼死拼活办妥了手续交到主管科，却石沉大海。建筑经理几次去问，人家都爱答不理，还责怪我们擅自违规修路。

主管科科长是我的小学同学，老板就托我去找他通融。科长不屑地对我说：“建娃子（老板小名）不要以为有钱了就能为所欲为，不讲规矩，其实在我们眼里他一文不值。”

我知道没戏了，但还是说：“那路迟早要修，早修不仅是对商场有利，对群众交通更有利。”

“我懂，这不用你教我。行了，我们迟早会解决。”他面无表情地下了逐客令。

后来，听说他们有暗挂的建筑公司——原来是嫌我们抢了生意。老板知道后非常生气——县里也批了，手续也完备了，还推三阻四拖着不办理——于是指示物管公司：“除了商场车子，设卡对新建道路上的来往车辆一律收费。”

这事儿影响恶劣，主管部门被县里点名批评后，同意审查后给钱。

老板叫建筑公司将工程造价在原来的基础上，高算三倍报上去。负责审核造价的部门核算组来了三个人，老板请他们吃了饭，又分别发了红包，并交代我：“工作之余，看他们有什么业余爱好，你多陪他们玩玩。”于是，一人爱打牌，我组织人打；一人爱唱歌，我陪着唱；一人爱找小姐，我负责买单。

三人分别审了工程造价后，提了意见，建筑经理补充和完善后，最后工程费用只砍了一半多点。

老板用修路赚来的资金，在商场周边和城乡立了很多广告牌。商场渐渐有了名气后，老板将里面的门市能卖的卖、租的租。

这时，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同时，我县最大的国营煤矿因多年亏损，无法起死回生，开始对外实行破产拍卖。

作为发家的老本行，老板谙熟煤炭业务。他觉得，开发一个煤矿要干几十年，比建筑强多了，建筑工程完了再接新项目，都要通过一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才能“脱颖而出”。而当时正逢煤炭市场前景好，煤老板们都跃跃欲试。

为了稳操胜券，老板下了不少功夫。他不仅向主管部门推荐了关系好的拍卖单位主拍，还煞费苦心地花钱请来长江中下游的三家资金雄厚的煤电集团来围标——这三家不管谁中了都是老板的。其他竞标企业听说后，很多就气馁了。

果然，第一轮后，就只剩下这三家和老板了。老板资金有限，竞标时找了两个搞建筑的合伙人。最终，三家企业只花四千万就买下了这个储量几千万吨的煤矿，虽然比预想高了点，但也算是如愿以偿。

可不想老板拍下煤矿后，市场就变得愈发不景气起来，煤矿连年亏损。合伙人听了一些传闻，觉得这样下去，深问得罪人，不问钱吃亏，于是就按照当时的投资协议——投资两年不赚钱，投资人可以退出来——在第三年就退了出来。

老板的这次扩张，外加大环境不好，使得企业资金更加紧张，吃紧时员工的工资都要从几个公司拼合。为了缓解这种情况，老板把一部分没卖出的门市和住房，借用亲戚的名义买了，拿去银行作抵押贷款。

我们欠着银行的钱，外面也欠着我们一些煤炭款和建筑工程款。每年年底，老板都会成立专门的“收欠工作组”，收来的款项跟年终奖金和绩效工资直接挂钩。

孙书记的单位在建办公楼时，结算时一共超出工程款200万元。行政单位，全靠拨款，每年多时还20万元，少时还5万，老板都不知道何年才能还清。后来县里的星级酒店完工后，质量验收合格，交付经营，但工程款还有800万没付。

2007年，向主任因被人举报受贿调离了原单位，新上任的建委领导跟老板不熟，老板催款时就没留情面。年底，老板派了集团副总和建筑经理带着20多人直接进了酒店，进大门时用出事先准备好的锁将大门锁上。保安慌忙去报告酒店经理，说收欠的把大门锁了，客人无法进出。酒店经理又急忙给主管部门领导打电话，领导看事态严重，于是交代经理：“叫他们先把门打开，让他们去会议室，我马上派人来解决。”

来的是一个副主任，大家都认识，问题无需多说，都清楚，欠债还钱，我们也该（欠）银行、建筑商和民工的钱，“只有半天时间，不给钱再锁门”。

副主任很棘手，但还是想方设法筹措了400万，又出具了“余款两年付清”的承诺书，我们这才撤退。老板收来钱后，先是还私人集资利息——这个关系着老板的名声——其次是还银行，然后是付购货款和吃住招待费，再是生产人员工资，最后才是管理人员工资。

老板在外风光，在内还是提倡大家节约一滴水、一度电，自己也处处以身作则。他常在酒店陪客吃不饱，回来就炒个鸡蛋米饭或煮个快餐面。他和我们开玩笑说：“其实算资产，本人就是一‘负翁’，还不如你们。”

我们则打趣他：“有本事的人，都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这年月流行该钱的是大爷，该银行钱的是大爷中的大爷。”

老板为了让自己的企业表现出生产经营正常的模样，回笼的钱，要在每个子公司银行的账户上轮流走一圈，应付银行察看流水记录，以获得信用好评，来年贷款容易些。

到了2008年，公司经营依旧举步维艰。

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县要在城郊建“城乡统筹试验区”。

挖山填沟，平整场地，车辆在乡镇的街道中穿过，常出交通事故。于是县里决定在试验区新修一条公路，绕开乡镇，再建一个招待所。经概算要一个多亿，县财政吃紧，决定采取BT模式——企业自筹工程资金，建设完后移交给甲方（业主）。

消息公布后，很多企业前来考察。县外企业听说要全垫资建设施工，而本县又是全国内陆贫困县，害怕资金被套，就打了退堂鼓。县里一些建筑企业有意，领导又怕他们“吃不消”，影响工程。

孙书记向县里推荐了我们集团，但老板说要考虑一下——垫资太多，对老板来说前所未有，何况企业资金本身就紧张。老板专门召集集团中高层开会研究，结果大家都不同意，说工程是赚钱，可万一到时无钱付给企业，既不敢动粗，又不好起诉，万一把企业拖垮了怎么办？

另一边，领导电话催得紧，老板既怕得罪领导，还怕影响自己声誉，无奈之下，决定先融资试试。县里的银行因无抵押直接拒绝，老板就找市里的银行——市里银行多，本地外地都有。通过领导引荐，市里有两家股份制银行有兴趣，老板和他们商谈后，重点选了一家合作。

老板带着银行杨行长来试验区考察，场地机器声隆隆，尘土飞扬，杨行长说：“融资必须要有抵押，我们才会审批，我看你就用试验区的土地作抵押就行。”

用试验区土地抵押，不仅解决了老板的资金困难，还不怕拖欠工程款。老板找县领导说了，县领导不同意，怕日后扯皮。老板笑着说：“扯皮谁扯得过你们？哪个来建设都需贷款，我都和银行谈妥了。”

领导犹疑地说：“你贷了钱，要是不用在工程上怎么办？”

老板信誓旦旦地保证：“合同载明专款专用，你们派人监督。我的为人，你们应该还是信任的。”此外，老板还许诺今后会帮试验区招商引资。

为不影响施工进度，领导最终同意了。

老板拿着和县里签订的合同，在银行融了一个亿。解决了资金问题，接着就是找工程队，我们建筑公司人手不够，只能管理。

工程不差钱，消息不胫而走，还没等老板行动，上门洽谈的、打电话联系的就已经让老板应接不暇。现在谁都知道搞建筑赚钱，会不会做的人都在挖空心思找工程。

老板反复考虑，将原本四个施工标段最后分成了九个——八个给了领导介绍来的关系户，一个给了自己的亲戚。

主体工程完工后，没想到业主方的两任经理及相关人员因贪污受贿被抓，工程烂了尾。

银行请县领导想法还钱，县领导推说暂时无钱，杨行长心急，就大声对在旁边的老板说：“要不你直接把它接（买）了，我再给你贷笔款。”

县领导也愁眉舒展，接口道：“你接，我们尽量给优惠。有钱了，招待所好实施破产安置。”

老板没有思想准备，就和他们大概算了算——整个盘下来，至少要五千万。

老板含糊其词，没明说是接或不接。老板贷的一个亿，分期拨付。第一期三千万来了，工程才开始，老板无需付钱，按老板的性格，我们都以为他会再筹点钱，把烂尾楼买了，把它建成本地第一家吃住玩一体化高档酒店。结果老板却买了个停产多年的国有造船厂。

彼时煤炭正兴旺，都是外销到长江中下游城市，水上运输生意好，带动了造船热。老板自己打了两艘，买了两艘，加上原来的一艘，组成了船务运输公司。造船厂订单不断，我们佩服老板的眼光——这个确实比开酒店赚钱快。

2009年底，老板见旅游业如火如荼，县级两家星级酒店生意兴隆，就准备把船抵给县里银行后贷款买酒店，但酒店却提前被其他煤老板分层给买了，这事让老板耿耿于怀，很是后悔。

接下来的几年，煤炭的行情狂跌，老板错失了一次转产良机。

2011年春末，公路工程完工，老板又续包了灯饰工程、绿化工程、边坡治理工程等。整个建设费要两亿多，第一年老板就拨了2000多万，并给工程承包头说，能拨款的，90％返给工程队。于是八仙过海，承包头利用各种关系去拨款，两年后一共回款了80％。

按规定，老板要还贷款，但他另有算盘。老板把杨行长请来，参观了船厂、商场和煤矿，说：“要不贷款我们先还一半，另外的钱已用在了续建工程和船厂上了。”

杨行长也爽快：“行，干脆钱全部先用着，做个短期‘过桥贷’归还后，再贷出来用两年。”接着，杨行长给了老板一个做“过桥贷”人的电话。

晚上吃饭，杨行长喝了酒，去夜总会玩，还组织大家和小姐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整个房间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老板留下我们作陪，摇摇头借故走了——他其实不想借“过桥贷”的钱，一个亿的高息，每半月结算，这可不是小数目，但不好驳杨行长的面子，又是短期，就借了。

杨行长的贷款，一个月没下来，两个月还是没下来，老板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放高息的人背景复杂，老板自知惹不起。他打了数次电话，杨行长都说在审批，快了。老板隐隐觉得中了杨行长的圈套，再不放贷，企业要压垮。

见老板闷闷不乐，我心生一计，老板听后摇了摇头：“使不得，这是小人之策。”

我说：“眼看凶多吉少，还讲什么仁义道德。他做得初一，我们就不怕做十五。”

老板无计可施，还是同意了。

我陪老板去市里找杨行长，吃饭时，我挑逗杨行长和我斗酒，我一杯，他半杯，喝得半醉半醒时，老板轻描淡写地和他谈起公事，并引诱他谈过桥贷的事。杨行长果然没有把住嘴，说那是他好朋友开的一个放贷黑公司。

老板问：“你没股份？”

“没有。我帮他做业务，收点提成。”

三个月后，银行还没放贷，老板就在电话中给杨行长放了录音。到了第四个月，银行放了老板的贷款。老板说：“这人不按游戏规则办事，早晚要出局。”

后来银根松动，银行钱多了，有些银行慕名而来，并给我们企业授信一个亿。老板以企业资产作抵押，从新银行贷了款，还给杨行长的银行后，就断了业务往来。

几年后，杨行长被开除公职，差点蹲大牢。

2013年整个工程全部结束，结算三个亿。除了质保金，老板结清了全部工程款。

没多久，老板又在新城开发区弄了一块土地，说是要建本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并帮县里介绍了两家外来企业投资。

“现在不愁钱，政商关系好，差的是项目。”老板发动大家一起寻找，成功了给重奖。

那时候，我们企业已有八个公司，四个分公司，主要从事煤炭、船务、房地产、建筑、商场等业务，是本地综合实力最强的集团，老板也被公认为是县里第一个亿万富翁。

后记

2015初夏，小高找到我了解我所在企业海外上市的情况，说他们老板也准备上市。

我们两个企业算是同行业，都是以煤炭为主业，我给他讲了我了解的上市套路，同时奉劝他，现在煤炭市场连续几年下跌，回春无望，盲目花钱去上市，有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

小高说，现在他们企业内该外欠严重，银行贷款无钱归还，老板就是孤注一掷，圈些钱救急，再把五星级酒店建起来，转产旅游服务业。

后来，他们企业因财务造假，没能在香港上市成功。雪上加霜，老板只好降薪放人，企业就此陷入不死不活之中。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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