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权｜后马汉时代

源济

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①：注重战略相持，而非“决战决胜”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胡波

2018-06-19 14:10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

尽管并不热衷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的崛起，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海上力量格局的演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那么，何为海洋强国？海洋强国与海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的海权建设又应以什么为目标？

5月，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胡波的《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的海权理论，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海权建设的历史，在对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趋势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建构出一条中国海权的崛起之路。

澎湃新闻获得授权发表该书序言，以飨读者。

中国海军艇舰编队。视觉中国 资料

21世纪，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变迁可能就是中国的海上崛起。对于有着数千年大陆传统的中国而言，走向海洋、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强国，同样是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沧桑巨变。中国要建设的海洋强国追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层面的繁荣富强。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擅长搞地缘政治竞争，也长期缺乏必要的战略自觉。然而，我们需要看到，围绕海洋控制和影响的海权竞争仍是国际海洋政治的重要主题之一：美国加快推动海上战略转型、重返制海，高调凸显海上地缘竞争；英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正重整海上军备，积极推动海洋复兴；其他海洋国家也都在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设，以增强捍卫自身海洋利益的能力。海权的探讨既无法回避，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需。

海权是强国的必备，归根结底是要为国家的总体强国目标服务的。中国已正式步入从大国到强国的新时代。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至2049年的战略目标：“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近些年来，中国海军的装备建设只能用“神速”来形容。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主战舰艇“下饺子”般的服役速度与规模，吸引了世人的关注。而中国海权的研究在海内外都已成为显学，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快速增强，中国将走什么样的海上崛起道路？这不仅是中国仁人志士关心的热门话题，也是外界迫切希望认知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海权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国内外带有“中国海权”标题的专著不下百部，相关文章更是数以万计。回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仅有海防，而没有海权，中国将强大海权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一般认为，在刘华清等军队与中央领导的努力下，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才开启了全面系统探索强大海权的征程。三十多年来，中国海权的建设成效究竟如何？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该如何选择？如果以2049 年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节点，海上崛起的征程已经过半，结合海权的内涵、中国的自身情况与特点，我们是时候对中国海权之路进行一次严肃的评估与审视。

海权是什么？

海权的实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文明肇始之日。海洋的连通性大大增强了人类的机动性，不仅给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技术创造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通道，还极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实践。地中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权力格局直接影响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起与衰落，海军可以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开拓者与捍卫者。近代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大扩张，海洋作为通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控制海洋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及途径，认识海洋、探索海洋、控制海洋开始从欧洲区域性的政治话题演变为全球性的政治中心议题。

不过，海权的理论则相对晚熟且颇为模糊。19 世纪末，最先系统提出海权概念的马汉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他列举了地理位置、自然形态及其造就的生产力和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和政府特性六大要素。这种定义显然是不太严谨的，实际上，海权的概念自马汉始，就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各种解读大相径庭。

争论的首要焦点在于“海权”究竟应该是取狭义，专指军事领域的能力或影响，还是应该取广义，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与海洋权势有关的所有内涵。在这一点上，马汉自己都是自相矛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海权理论家们通常都认为“海权”的概念不能局限于海军，但对究竟哪些非军事因素能被纳入其中莫衷一是。对此，萨姆·探戈里蒂（Sam J.Tangredi）作出了较为折中的定义，他认为：“海权可以被界定为一国国际海上贸易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对海洋和局部地区的商业和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使用海军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和。” 

另一大分歧实际上在于论述重点的差异，出于背景、方法和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研究者们或更关注力量，或更关注权势，或更关注资源、条件等禀赋。海权既是一个力量概念，如舰艇、飞机、船员等有形要素，也是一种权势概念，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运用有形的力量达到目标的艺术，一种管理或者战略运筹能力。 

在笔者看来，海权至少包含三层不同的意思，分别是作为力量的海权、作为权力关系的海权，以及作为资源或能力的海权。

作为力量，海权指的是舰队、商船队、渔船队、飞机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平台或装备，它包括海军、海警、商船等直接海上力量，以及陆军、空军和外层空间等力量的可能贡献。作为权力关系，海权指的是一国在海上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能够以海洋为基础强制或者影响他国在海上和陆上的活动，一国海权强弱主要看其在国际海洋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决定了海权带有先天对抗性的特点。作为资源或能力，对于海洋大国而言，海权是和空气、水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包括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要素，重点是那些能成就海上军事强国的相关资源。

海洋控制（Sea Control）是海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内容，海洋控制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使海洋为自己所用，或防止它为敌所用。海权是海洋控制的基础，海洋控制则是海权运用的结果。与陆地权力不同的是，海洋控制的价值并不在于物理上的征服或占有。2010 年的美国《海军作战概念：执行海洋战略》把海洋控制定义为“在陆军、空军以及其他力量的恰当地配合下，运用海上力量在关键海域有效达成军事目标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海洋控制并非是一种要实现的目标和现实，而是一种能力。狭义的海洋控制通常被理解为对海洋交通线的掌控，广义上讲，海洋控制指的是，在战时利用特定海域及其上覆空间实现军事和非军事目的的能力。在和平时期，没有海军实现了事实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海上影响。在两个海上强手的较量中，完全控制海洋为己所用或完全阻止对手使用海洋的情况，是不太可能的或较少出现的。

流动的“马汉”

无论基于何种解读，海权都是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海洋权益、海洋权利那样的法律概念。发展海权有助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控制钓鱼岛、南沙岛礁也有利于拓展中国的海权，但岛礁主权、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益本身却不能算是海权。海权是海洋强国的战略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但海权却不能指代海洋强国的所有内涵。

海权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军事技术变了，全球国际环境变了，政治的内涵也变了。任何海权强国的追求都是针对某个时代、特定技术条件和自身先天禀赋做出的选择，历史上从未有过两个雷同的海权强国，即便路径最为相似的美国和英国，它们成为海权强国的道路以及对海权的运用方式也都有很大的差异。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步入了海权的“后马汉时代”，战后海权的发展与运用即便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马汉烙印，但也已日益不那么明显了。然而，就海权建设而言，马汉及其所代表的“马汉主义”依然是无法回避或绕过去的存在。在中国国内，不乏马汉的拥趸。马汉简洁却颇有诱惑的理论，在中国这样饱经海上沧桑的国家很容易引起共鸣。甚至在不少外界分析人士看来，中国海军正在努力继承马汉的衣钵，走马汉路线。换言之，中国怎样看待马汉和马汉的海权论，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会走什么样的海上崛起道路。

冷战结束以来，海权的内涵与实践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按照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的说法，中美等大国的海军都是“现代海军”与“后现代海军”的混合体，前者任务更为传统，对制海权的争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后者的优先任务并非是与对手争夺制海权，而是通过确保良好的海上秩序以维持整体海洋安全。至于海权的运用方式，威慑与和平竞赛的特征非常突出，大国间的大规模海战更是难以想象，1945 年以后哪怕是冷战期间都没有再发生过，我们更有理由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

但这并非意味着海权已经过时，恰恰相反，海权正变得更加复杂而重要。今天以及未来的海权竞争很可能是一种战略相持或战略消耗，而非马汉笔下的“决战决胜”。现在，影响海权发展的官僚体系更庞杂，与海权相关的行为体大幅增加，海军更忙了，任务更多了，需要处置人道主义危机、海盗、地区危机等从和平到战争在内的几乎所有安全挑战。“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从来都显得过于夸张，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强大的海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也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实力增长。所以在21世纪，中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构建强大的海权。从这种哲学意义上讲，马汉关于海权重要性的洞见依然有说服力。

（较原文略有调整，未完待续）

源济

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②：海权建设，当行大道至简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胡波

2018-06-20 13:35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①：注重战略相持，而非“决战决胜”

海权与中国

对于海洋，中国古人很早就有“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的认识。在“河流文明时代”和“内海文明时代”，在海权领域，中西方至少在能力方面并无太大的差距，中国在造船、导航等方面的能力还曾长期领先世界。中国在海上的落后是近代（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才有的事情，即梁启超所说的“大洋文明时代”。在此阶段，西方的视野已在全球，中国却坚守陆地而与大海失之交臂，中西方因此在18 至19 世纪走向了不同的历史方向：海防与海权。

中国近代在海上饱受侵略与威胁，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加强海上武备的动机和愿望。1842 年，魏源著成《海国图志》，第一次系统阐述海内外形势、规划中国海权，此后一百七十余年来，没有一个话题像海权这样让数代中国人踌躇满志而又肝肠寸断。大清海军、民国海军短暂的辉煌过后伴随的是惨淡。然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依然是热血的中国人魂牵梦萦的追求。

不过，自184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一百三十余年间，中国人所说的海权实际上依然是海防，带有浓厚的大陆文化基因。这种状态的真正改变始于改革开放和80年代中国海军战略的积极探索。陆权的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空间，而海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并扩大开放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外向型经济是海权的基础，也是海权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真正开始认识海权、发展海权，不过三十余年的时间。

当前，中国正在发展强大的海洋经济，正在建设强大的海军。毫无疑问，中国加速海权发展已经是正在进行时。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围绕建设“强大海权”的各种争鸣、呐喊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追忆近代悲惨遭遇的经验教训，携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实力与底气，面对愈演愈烈的海疆危机，诸多有识人士纷纷摇旗呐喊，呼唤强大的海权。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这类高亢激扬的声音无所不在。海权的崛起离不开海军的强大，而在中国国内，目前围绕海军发展的话题又几乎全与装备有关。尽管近年来中国海空装备发展日新月异，人们仍对中国海军和中国制海权的弱小忧心忡忡，对中国海军落后的装备、远洋能力的缺失扼腕叹息。由于长期的装备建设滞后，这种对先进而强大的海上装备的追求和崇拜可以理解，但中国海军与世界一流海军间的差距是否仅仅是武器和装备？为何北洋水师拥有当时亚洲一流的装备，却依然惨败于日本联合舰队？

“蓝天使”的启示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碰巧有机会在2008 年10 月初参观了美国旧金山湾区一年一度的舰队周（Fleet Week）。这项由美国海军发起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保家卫国的美国军人及退伍军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公众走近美国海军，增强军民间的互动。在舰队周，若运气好，能排上队的话，还可以上舰参观，并与海军官兵狂欢。当然，在舰队周，最震撼的要数“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它就在旧金山市区码头上空进行，码头上游人如织，各类游艇和船舶星云密布。“蓝天使”的飞行员就是在这样热闹而宽松的气氛中玩着“两机对撞”“坠机”“穿越大桥”等惊险动作。面对这些飞行特技，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美国海军的这份自信与淡定。

单从飞行技术上而言，我相信中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应该可以与之比肩，但他们在闹市区上空是否还有此等自信和娴熟则未为可知。更重要的是，我们难以确定中国社会和民众是否又能承受住各类隐藏的风险和突发的牺牲。据了解，蓝天使自建队以来，在飞行表演中共发生8 起事故，有8 名飞行员死亡，损失飞机11架，而蓝天使的飞行表演计划却从未受到此类打击的影响。在和平年代，淡然面对牺牲，坚定地顺着逝去的前辈和同伴的足迹继续向前，这不仅体现了美国海军的强大与成熟，也体现了美国国民心理的成熟和精神的强大。

海洋事业蕴藏着机遇，但也充满了挑战，它从来都是探险家的乐园。在大航海时代，海盗、航海家、商人、海军官兵、政治家等纷纷扬帆海上，在海洋上搏击自己的事业或国运。哥伦布、麦哲伦、海盗将领豪金斯等演绎了海洋探险的神话，也为后世树立了标杆。海洋“探险”回报很高，但风险也巨大，想要高回报就必须有勇气承担机遇中存在的风险。这种“探险”精神后来也成为现代西方海军所继承的主要传统之一，那就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敢于挑战一切的气魄，以及面对牺牲的理性。这也应该是蓝天使表演队之所以如此无畏和淡定的力量之源。

“西方探险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探索，逐渐沉淀并铸就了“海洋精神””。

中国追求强大海权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遭遇各种挫折和想象不到的牺牲及压力的考验。不仅国家领导人、海军将士及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应对这种考验，即使普通国民也难以置身事外。当大风险、大挫折、大失败真正降临我们头上之时，我们是否能够直面它们，矢志不渝并继续向前？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探险精神根植于社会

中国历史上，张骞的西域凿空堪与哥伦布和麦哲伦开创的事业媲美，但就海洋事业而言，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麦哲伦所创造的辉煌不可同日而语。郑和船队声势浩大，每次出海海船二百余艘，所载三万余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船队则寒酸简陋，每次出海船不过三五艘，人不过二百余众。郑和的航海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是官办，所有费用、补给全是朝廷提供；而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则主要是为了追逐财富和个人成就，虽然也有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但却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筹款、补给等问题全靠自己张罗。从经济角度而言，郑和下西洋属于赔本的买卖，社会民众基础差，可持续性不强，当国家实力不济或社会趋向保守的时候，就难以为继了，因此郑和之举属于空前绝后，再无来者；而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成功地给西方社会带回了财富和新世界的信息，他们开创了大航海时代。此后，西方贵族、平民甚至是贩夫走卒都加入到这项事业之中，并最终促使殖民体系的建立和世界体系的形成，成就了一系列海上帝国。

历史地看，中国虽然也存在海上丝绸之路，而且在宋、明两朝一度十分兴盛。但不得不承认，在近代以前，海洋之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鱼盐之利。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对于海洋，既没有冒险的动力，也没有冒险的勇气，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也就渐渐丧失了海洋民族所必备的冒险精神和海洋传统。武器装备差距固然揪心，但海洋精神和海洋传统的缺失却更为致命。

“甲午海战的惨痛历史表明，仅有器物是无法铸就海洋强国的”。

物质上的差距较容易追赶和弥补，而精神上的差距则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海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社会性力量的拓展，其次才是国家力量的发展，它既是国家大业，也是社会工程，需要普通国民的广泛参与。海权从来就不仅仅是政府机关和领导人的事情，也不单是海军的事情。如果海洋事业缺乏社会和经济基础，就没有强大的海权。中国古代的强大海权之所以昙花一现，部分是因为决策者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海洋经济和海外贸易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海权发展必须扎根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振兴，而最好的办法和途径就是发展海洋经济。只有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才能让更多的人从海洋中获益，才能让更多的人自发地维护、拓展海洋利益，如此，方能磨砺整个民族的积极进取、不畏失败、勇于牺牲的海洋精神。因此，除了强大的海军之外，繁荣的海洋经济也是海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道至简

谈到战略，就不能不考虑到度的问题，海权战略的研究或探讨尤其需要回归理性。当前，建设强大海军、成为海权强国已经成为流行语，成为“意识形态”。凡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必然吸引大众眼球，受到热烈吹捧；但凡有人发出一点不同声音，有一点相左的意见，就可能被人扣以“国贼汉奸”的帽子。

提倡海权并没有错，但海权的发展必须基于科学的研究和判断基础之上。20世纪的威廉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失败，要么是肤浅地理解了马汉的海权理论，要么是他们虽然真正掌握了该理论的精髓，却为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对马汉的理论进行了扭曲和包装。前者是无知，后者是伪科学，它们的盛行都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悲剧。

因此，研究中国海权战略首先必须远离噱头、避免过度亢奋，我们需要找回已经失去的度，从中国自身的条件、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当今的时代背景出发，认真思考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尤其是海上武力使用的边界、范围及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权研究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探索海权发展和应用的限度与边界。

海权战略还必须考虑国际沟通及互动的问题。中国必须与世界坦诚相待，合理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大的战略都绝非雕虫小技或大阴谋，而是对一国发展方向及方式的大规划，着实没有保密或混淆视听的必要。

首先，在相互依存如此紧密和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这类涉及国家生死兴亡大计的战略方针很难不让竞争对手所知晓。这不同于一次战役，或一次比赛，可以通过小聪明甚至是阴谋来获得成功。主观上，我们应该打消依靠各种战略欺骗、战略忽悠赢得竞争的念头。

其次，真实地向世界表达自己，也是中国海权能够强大的关键。如果中国总给人以模糊、不确定或讳莫如深的形象，其他国家该如何放心做出战略预期？在一国的利益比较集中、比较单一的前提下，虚实相合的策略也许有助于实现其利益；而当一国的利益日益多元、非常广泛的时候，这种策略显然对总体利益没有好处。

中国的海权战略既不是葵花宝典，也不是什么独门绝技，实在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因此，如何更好地就海洋议题与世界各国互动，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海权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也应是中国海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外交部涉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本文较原书序言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