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天下｜“围观世界杯”系列

源济

两个俄罗斯：从被遗忘的索契冬奥，到夹缝中的世界杯 | 围观世界杯①

原创： 路尘 最天下  前天

2010年12月2日，俄罗斯获得2018世界杯举办权，普京率领俄申办团召开发布会。

设想一下，如果申办世界杯的是现在的俄罗斯，还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5月18日，在距离世界杯开幕不足一个月之际，俄罗斯流行歌手奥莉加·布佐娃推出了自己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新歌。这首名为《冠军》的音乐视频上传三周内即在YouTube上获得超过460万点击，一跃成为世界杯前夕俄罗斯最热流行曲。

歌曲本身的旋律并不复杂，核心歌词只有两句，“你拥有整个世界”以及“世界需要冠军”，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视频剧情——一身红衣的女歌手在绿茵场上奔跑，头顶箭落如雨，脚下暗算不断，迷雾中敌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反复负伤、摔倒又爬起，直至最后被簇拥着立于众人之上。与本届世界杯官方俄语主题曲《队伍》强调团结、梦想和运动之美的主题截然相反，《冠军》的整体氛围充满恐惧和愤怒，让这首网络现象级作品看上去更像是某种公众情绪的集中宣泄。

《冠军》MV截屏。

自2010年申办成功开始，到2018年的这个夏天，经过八年筹备后终于开幕的世界杯，对于如今的俄罗斯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切或许应当从2007年说起。

2007年7月，俄罗斯索契以四票的微弱优势险胜韩国平昌，赢得了2014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为了游说奥组委，当时已执政七年的总统普京亲自出马，不但为了释放善意使尽浑身解数——事后甚至有奥组委成员将投票结果视为普京的个人胜利——还承诺将为冬奥会投入120亿美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那一年，俄罗斯经济被世界银行认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宏观稳定性”，仅第一季度投资增长率就达到了20.1%，最终年度GDP增速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在那之前的7年里，GDP年平均增长7%，消费信贷规模增长45倍。而从2000年到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以美元计价更是增长了7倍。

三年后的2010年，索契冬奥会的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之际，俄罗斯再一次递交了举办2018年世界杯的申请书。那个时候，俄罗斯刚刚从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当中恢复，经济指标正迅猛回弹，与世贸组织长达16年的谈判接近尾声，“入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时任总理普京再一次对申办事宜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又许下了100亿美元的新一笔投资承诺——竞争的结果并不特别戏剧化，俄罗斯拿到了四年内第二场世界级体育盛事的主办权。

 

2014年2月9日，索契冬奥会如期开幕。尽管始终不乏负面消息，但没有人质疑主办方办好这场比赛的诚意——为了这场赛事，曾经的黑海度假城市索契几乎被彻底重建，最终的资金投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50亿美元，是预算的三倍有余，甚至超过了史上任何一次夏季奥运会。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会以另一种方式戛然而止。

2014年2月20日，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出现身份不明狙击手，导致现场聚集的抗议民众数十人遭射杀，军警亦有十余人身亡，21日，乌政府与抗议者在多国紧急斡旋下签订协议，当夜协议破裂，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秘密逃往俄罗斯，改写整个冷战后世界历史的乌克兰危机于焉爆发，而此时索契冬奥会甚至还没有闭幕。2月27日，俄罗斯军队改换装束“接管”了克里米亚议会大楼。至此，此前俄罗斯为索契冬奥投入的大量精力彻底化为乌有——以奥运史上最快的速度，索契被全世界遗忘了。

同时与世界告别的还有那个曾经的俄罗斯。从克里米亚事件开始，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再跌至谷底，普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论战争与核武器，莫斯科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以及条约，与西方经济制裁同时来临的国际油价腰斩则将俄罗斯经济拖进了长达三年的衰退期。

国际体育界同样风波不断，国际足联爆出腐败丑闻，经手过2018年世界杯承办工作的足联高官们接连被控受贿；另一边，索契冬奥会则笼罩在兴奋剂的阴影之下，最终导致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俄罗斯代表团被禁赛——对于俄罗斯，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乌克兰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全球性“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统统是世界与我为敌的证据。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还在筹备中的世界杯，当索契冬奥偶然地成了俄罗斯与世界关系的分水岭，世界杯仍在原地，未建完的场馆遍布全俄，提示着另一个俄罗斯的存在。

2007年，当时的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格列夫在申奥成功的庆祝活动上说，这意味着“俄罗斯从此站起来了”，11年后，俄罗斯又主办世界杯，两次赛事都成了各自历史上最贵的比赛——本届世界杯投入超过140亿美元，但较之索契，被夹在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俄罗斯之间的本届世界杯的含义恐怕已经复杂得多。

在官方表态上，俄罗斯的诚意仍然不容置疑，不仅在全俄范围内为运动员、球迷及各国媒体提供了大量便利措施，甚至为了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而提前对自家球迷做出不得斗殴的警告。如果记得2016年欧洲杯期间俄外长拉夫罗夫对球场上俄英球迷斗殴表现出何等听之任之甚至喜闻乐见的态度，那么如今俄罗斯政府的未雨绸缪无疑值得大书一笔。

但在俄罗斯，事情永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比赛开幕前的一个月，俄新社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中热度最高的一条是从英国小报Daily Star上转载的来自英国足球流氓的“战书”。在绝大多数世界杯相关新闻阅读量不到一千的情况下，这篇标题为《“给俄罗斯人一场战斗”：英国球迷宣布将在2018年世界杯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28.8万。

2016年6月11日，英格兰与俄罗斯球迷在法国欧洲杯上爆发冲突。

同样是在俄新社，同期另一篇获得7.2万点击量的文章题为《来自泰晤士报的可怕故事：俄罗斯试图将破败村庄从外国人视线中隐藏起来》，这是对泰晤士报报道的激烈驳斥。它在开头写道：“不能一天没有‘可怖的’俄罗斯——这似乎成了英国媒体新的座右铭。”评论中热度最高的一条则是一个反问：同样接连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的巴西在贫富差距上远大于俄罗斯，为什么英国媒体不去曝光巴西？

受近几个月俄前间谍中毒风波等影响，英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俄罗斯眼中“反俄势力”的核心。但总体而言，这些细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两种舆论导向究竟如何求得共存——作为东道主，俄罗斯希望展示友好姿态，但作为四年来国内叙事中“反俄势力”的永恒受害者，外部敌意又是解释今天俄罗斯国家定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自索契冬奥会结束以来，俄罗斯正式或非正式地打了两场战争，敌对国家名单不断更新，几乎遍布五大洲，外交口径则因此不断更改，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变动不安同时又极具攻击性的形象。2010年申办成功时，这项赛事只被视作另一次将由俄罗斯担任主角的全球盛事，但到了2018年，如何在对外展示自身能力与形象的同时维持对内的一贯叙事——至少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意图改变的迹象——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超高难度的平衡游戏。

很难不将本文开头提及的那段MV视作对俄自身形象的一种隐喻：将问题处理为孤独主角披荆斩棘终于赢得万人景仰似乎是一种可能的出路，但对这之间的矛盾，更一针见血的诘问来自俄罗斯网友：设想一下，如果申办世界杯的是现在的俄罗斯，还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源济

足球流氓背后的暴力文化与政治冲突 | 围观世界杯②

原创： 田思奇 最天下  昨天

2016年6月11日，英格兰与俄罗斯球迷在法国欧洲杯上爆发冲突。

它通常始于地域乃至国家冲突，也是一些失意落寞的群体释放不满的渠道。一些诉诸暴力的参与者，他们根本不关心比赛；战胜对手、保持兴奋感——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今年4月初，英国媒体爆料称，俄罗斯和阿根廷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已经在网络论坛上计划好在本次世界杯上联手攻击英格兰球迷。为此，俄罗斯足球流氓组织代表不惜横跨近13000公里，飞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盟友”商议行动细节。

受这番暴力威胁的影响，今年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英格兰球迷预计将达到近几届比赛的最低值，从2万人暴跌至不足1万人。

伴随着足球运动的兴盛，足球流氓行为——这种在赛场内外斗殴的暴力也蔓延至全世界。它通常始于地域乃至国家冲突，也是一些失意落寞的群体释放不满的渠道。一些诉诸暴力的参与者，他们根本不关心比赛；战胜对手、保持兴奋感——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英格兰球迷

 

英国恰恰是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同样也催生出足球流氓文化。19世纪末，英格兰普雷斯顿俱乐部队员曾在比赛中遭遇客队阿斯顿维拉球迷殴打，而同时期的本队球迷也常常和对方球迷大打出手，这部分暴力拥趸便被认为是最早的足球流氓团伙。

当然，并不是所有参与骚乱的球迷都算得上“足球流氓”。一般来说，经常诉诸暴力、有着明确敌我立场之分的极端分子才能被冠上这一称号。“专业”的足球流氓通常也隶属于固定的帮派，通常被称作“firm”（即英文中的“公司”）。

没有人给流氓规定过什么时候开始打架——暴力行为可能发生在比赛之前，期间或结束后。虽然许多流氓团伙会在球场外约架，特别是远离警察的地方，但场内观众席上的群体斗殴也并不罕见。

载入足球流氓史册的一大场内悲剧是1985年的“海瑟尔惨案”。当年5月，英格兰利物浦队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欧洲冠军杯决赛在比利时的海瑟尔体育场举行。开赛前，一些利物浦球迷区的足球流氓在这座年久失修的球场里挑起事端，双方球迷互相辱骂投掷，大打出手，最终导致看台倒塌，39名观众死亡，其中大多数为意大利球迷。

球迷发生冲突后，海瑟尔球场看台倒塌

 

事发后，利物浦不仅输掉了欧冠决赛，同时被禁止参加欧洲杯赛长达七年之久，其余所有英国球队也被禁赛五年。然而围绕此事件的争议不断：有说法称冲突原因是欧足联将大部分票都卖给了意大利观众，这才招致利物浦球迷不满；足球流氓捅出来的篓子是否应该由球队承担责任；此外，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主动要求英国球队受重罚的举措，也被视为她借此打压足球流氓乃至俱乐部，同时试图和欧洲大陆各国搞好关系的内政外交手段。

但有说法认为，正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才助长了足球流氓文化盛行。身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的她在1980年代所推行的改革导致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而足球比赛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与此相关的暴力也成为宣泄出口。《中国经济周刊》文章也介绍说，足球流氓往往是生活中极不如意的人，在酒精的催化下便有了发泄不满的动力。

还有一种心态是找回存在感。该文章提到，足球本身是对抗性较强的运动，现场观众会也会受到感染而引发“激情犯罪”，生活当中的无名小卒瞬间便可变身为“英伦一霸”。

美国社会学教授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其著作《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 中进一步指出，足球流氓行为就是在塑造集体兴奋，而且这种兴奋可以与比赛本身无关。冲突的终极目的不是寻求纯粹的肉体暴力，而是保持高涨的兴奋感。这些流氓操纵着社会的注意力，让自己变成故事中的英雄。

显然，足球比赛能轻而易举地激发民族认同和国家归属感，进而成为极富政治色彩的运动。而在足球流氓挑选敌手时，地域乃至国家间的冲突也是重要考虑之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此次俄罗斯足球流氓“拉拢”阿根廷人，很可能就是考虑到了那场始于36年前的英阿恩怨。

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了争夺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开战，最终以英国获得该地控制权作为停战结果。四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上，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在1/4决赛狭路相逢。比赛中，马拉多纳以被称为“上帝之手”的争议手球和连过六人的“世纪进球”帮助阿根廷队以2-1获胜，并最终夺得当年的冠军。赛后，马拉多纳表示，这个误判的手球是英国人夺走马岛的代价。自此以后，阿根廷与英格兰便成为足球赛场上的一对宿敌。

1986年，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相对于英阿历史纷争，英俄足球流氓始于两年前的冲突则让人记忆犹新。2016年的法国欧洲杯中，英格兰与俄罗斯在小组赛战成1-1的平局，同时被两国足球流氓间的冲突抢尽风头。开赛前几小时，双方几百名流氓便开始挑衅，互相扔桌椅和酒瓶，之后还将法国球迷和警方卷入斗殴，逼得警方以催泪弹还击。

这起冲突最终导致三十余人受伤，但更为人所知的结果是“战斗民族”以少胜多，对数量庞大的英格兰足球流氓穷追不舍，直言对方“像娘们似的”。赛后，俄总统普京坦承这种行为不光彩，但又补充说他也不清楚为什么200名俄罗斯人就能打跑上千英格兰人，这番有些阴阳怪气的表态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到了今年，英俄和英阿之间一样，爆发了全新的政治纠葛。3月4日，66岁的前俄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与女儿尤利娅在英国街头昏迷，英国称两人遭到了神经毒剂攻击，且俄罗斯就是幕后黑手。而俄方对此坚决否认，并声称英国在发动“史无前例的挑衅”。

由于前间谍中毒案事发于俄罗斯世界杯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迅速表态称，“如果俄罗斯被证明是这次中毒事件的幕后主使，很难想象英国代表团继续参加6、7月进行的世界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指出，英国自导自演的中毒案闹剧定是为了“干扰俄罗斯世界杯的正常举办”。

倘若事实真如俄外长所说，那么英国人并没有如愿，因为俄罗斯队已经在揭幕战中以一场大胜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序幕。

接下来一个月里，不惧威胁前往俄罗斯的英格兰球迷或许将报复两年前欧洲杯上所受的耻辱。而俄罗斯流氓团伙似乎也不容对方在主场造次，要为他们准备一届“难忘”的世界杯。但显然，他们的蠢蠢欲动早已引起各自执法者的注意。

俄罗斯足球流氓团伙

 

为避免此前的冲突重演，俄罗斯曾推出一份423人的黑名单，上榜者均为有在案记录的极端球迷。即使在世界杯期间买到球票，这些潜在的足球流氓也无法进场。普京也在今年初早早表示，内务部在世界杯期间“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运动员和球迷的安全”。

英国警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针对被“拉黑”的132名球迷，伦敦警方强制其在6月4日和5日上交护照，否则将被逮捕。而在希思罗机场，警方也在密切监控前往俄罗斯的球迷，严防漏网之鱼。警方甚至还呼吁普通球迷不要带着英格兰旗去俄罗斯观赛，以避免不必要的人身伤害。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暴力行径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可预知，足球流氓的行为也根本无法预测。不过ESPN在对俄罗斯足球流氓的采访文章中提到，普通外国球迷无需担心受到俄罗斯足球流氓的伤害，这些家伙都无意伤及无辜，除非你是英格兰球迷（在俄罗斯足球流氓眼中，英格兰球迷就等同于流氓）。

其中一名受访者Vlad这样说，两年前法国欧洲杯上的暴力行径不会重演，因为“我们的警察比法国警方强多了”，“当然可能有些小冲突，那肯定不是我们俄罗斯人先动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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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球员：纠结的民族认同 | 围观世界杯③

田思奇 最天下  今天

6月5日，马克龙夫妇与国家队合影留念。

越来越多的海外球员反映的正是一个逐渐加速的移民时代。

世界杯揭幕战，俄罗斯以5-0大胜沙特阿拉伯。显然，被戏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派出了一支充满惊喜的队伍。

在东道主的这份23人大名单中，很多球员都有“——夫”，“——基”这样常见的俄罗斯姓氏，然而有一名队员的姓名却充满南美风情：马里奥·费尔南德斯（Mario Fernandes）——这名1990年出生的巴西裔后卫正是俄罗斯比较少见的“归化球员”。

东道主俄罗斯队派出的队员名单

 

虽然曾经在2014年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过一次，但费尔南德斯还是在2016年申请到俄罗斯公民身份，并被选入国家队。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费尔南德斯在世界杯前夕表示，巴西队显然是夺冠热门，但他自己从不后悔离开家乡来到俄罗斯。

事实上，在参加今年世界杯的700多名队员中，超过十分之一都不是在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出生的。有些球员在青少年时期主动选择走“技术移民”道路，希望在异国他乡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还有些人只是因为父辈的迁徙或国家存在殖民历史，因此才拥有移民或外国裔的身份。

在全球交流日益频繁，人口流动成本降低的大背景下，国家队中的“外来者”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国际足联也不断调整规则来适应时代发展。但另一方面，足球比赛是最容易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场合之一，外国裔与归化球员的国家归属程度，或许会得到来自队友和球迷的不同认可。

在国内人才济济的情况下，一些运动员选择移民，加入别国的国家队。通常来说，他们能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及更多出征国际比赛的机会，乒乓球领域的中国队员和足球领域的巴西队员便是最为人知的两个典型。而南美足球豪强林立，巴西裔球员自然也没有局限于这片狂放豪迈的土地。

媒体报道称，过去80年里，巴西至少拥有超过80名转籍球员，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与巴西拥有移民渊源的日本被广泛认为是最大赢家。

20世纪初期，急需大量劳工发展农业的巴西与想要缓解人口压力的日本一拍即合，大批日本移民前往巴西，令巴西成为海外日本侨民最大的聚集地。到了19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一些日裔巴西人又回流亚洲。同时，巴西人也对日本的工作机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其中便包括那些渴望在足球事业上更进一步的运动员。

1977年，在巴西低级别联赛踢球的20岁青年拉莫斯获得了改变一生的机遇：跟随日裔朋友前往读卖新闻队踢球。当年底，拉莫斯登陆日本J联赛，并在1980年代的日本足坛大放异彩，多次帮助球队获得联赛冠军。

日本归化球员拉莫斯

 

同时，拉莫斯和日本籍女友结婚生子，在1989年成功获得日本国籍。1992年的亚洲杯上，拉莫斯迎来自己的巅峰时刻，为日本队夺冠立下汗马功劳。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却未能进入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退役后，拉莫斯曾担任过自己的老东家，更名为东京绿茵队的主教练，同时也率领日本沙滩足球国家队挺进世界杯决赛圈。

日本归化的另一名知名巴西裔球员是三都主。16岁时，曾代表巴西出战U21比赛的亚历山德罗·多斯桑托斯接受了日本开出的诱人条件，成为一名留学生。2001年，24岁的亚历山德罗加入日本国籍，改名为三都主，并成为日本国家队主力，是日本夺得2004年亚洲杯冠军的核心成员。

除了日本这样新兴的亚洲强队，欧洲球队中也不乏南美后裔的身影。俄罗斯世界杯上，巴西出生的名将佩佩和迭戈·科斯塔将分别代表葡萄牙和西班牙再次出战。

1983年出生的佩佩在未成年时期便前往葡萄牙踢球。虽然在2006年时佩佩曾有机会代表巴西，但他那时已经决定在葡萄牙入籍后代表其出战国际比赛。

代表葡萄牙出战世界杯的佩佩

 

佩佩曾明确表示，在家乡缺乏认可是他决定参加葡萄牙比赛的原因。“我感觉大概是这样（缺乏认可），但我也明白，我18岁之前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当时也没人知道我……我感到内心也有一点波澜，但我已经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我很幸运能够成功，并且我感到很快乐。”

的确，对于巴西来说，他们还有很多后卫可以选择。但对于葡萄牙来说，佩佩这位世界级中后卫的加盟如虎添翼。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加入外籍的巴西球员，39%的巴西球迷表示支持他们的选择，仅有15%的球迷反对。但真相是，巴西人认为这些球员的实力与巴西国家队的水准有差距，并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对于这些异乡效力的巴西人来说，巴西人民的宽容实际上意味着被祖国看轻的心酸。

但至少将满30岁的马德里竞技射手迭戈·科斯塔并不像上述所说。就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夕，迭戈·科斯塔遭到巴西和西班牙两国争抢，最终他放弃了出生地，选择了西班牙——这个自己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的地方。

“我希望人们理解并尊重我的决定，因为这非常困难，”科斯塔说，“在你出生的国家和为你提供一切的国家之间选择是非常困难的，”“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在（西班牙）这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的爱。”

今年是科斯塔第二次代表西班牙出征世界杯。在昨晚的比赛中，他梅开二度两次扳平比分，最终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领衔的葡萄牙打成3-3。

越来越多的海外球员反映的正是一个逐渐加速的移民时代，国际足联也在2009年进一步放宽更换国家队的限制。美国新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卡伦（Tony Karon）曾撰文表示，如今国籍概念既不固定，也不具有两元性。球员可以选择代表其长期居住的国家出战，也可选择代表其出生国，还可选择代表其父母或祖父母的国家出战。在21岁前他可以选择代表一个国家比赛，21岁之后还可选择代表另一国出战。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国家队的种族融合十分明显，这主要得益于法国曾经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1998年的法国队正是移民球员建队的典范。在阿尔及利亚后裔齐达内的带领下，法国队主场夺冠。尽管部分政客，例如持反移民立场的国民阵线前领导人勒庞抱怨称那不是“一支真正的法国队”，但这也无妨法国人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四年前的巴西世界杯上，21岁的几内亚裔中场博格巴也成为最耀眼的新星，并立志在俄罗斯为法国队夺取最高荣誉。

但另一方面，国际在线文章曾指出，在国家队层面，在很多海外球员都不会讲所代表国家的语言，不会唱国歌的情况下，国家队所代表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就成了疑问。德国队中的一些拥有海外血统的球员在赛前演奏国歌时，不会唱或者不愿意唱德国国歌，就曾经引起很多球迷的不满。

该文章还提到，本土球员和海外球员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也经常给球队带来困扰。波兰队的当家球星莱多万夫斯基，就曾批评出生在法国的队友奥布拉尼亚克，称他如果不能说波兰语的话，那他就不配穿上波兰队的球衣。而在法国队里，不同肤色与种族的球员之间的冲突也屡见不鲜。

此外，这些拥有其他国家血统的球员如果跟政治沾上边，两国球迷或许都不会开心。就在上个月，访问英国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当地会见了拥有土耳其血统的三名球员：厄齐尔、京多安和托松。但除了托松以外，厄齐尔和京多安实际上都生于德国，也将在俄罗斯世界杯上为德国而战。

左起依次为京多安、厄齐尔、埃尔多安和托松

 

球员们向埃尔多安赠送了签名球衣，并合影留念，但外界认为，6月底将参加土耳其大选的埃尔多安在利用他们拉拢身在德国的土耳其选民。引发更大争议的是，作为德国国脚，京多安还在球衣上写着“诚挚致敬我的总统”，这直接招致德国政客喊话京多安：“你的总统是施泰因迈尔，总理叫默克尔！”

而德国足协也立即就这一事件对厄齐尔和京多安进行了约谈。京多安表示：“我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为德国队效力也很荣幸，与土耳其的关系只是出自于我的家人的缘故。现在，我们需要将目光放在我们最擅长的地方，那就是足球。再也不会与政治扯上关系。”

但正如国际关系学教授卡伦在文章中所说，对当今很多欧洲人来说，足球比赛是他们怀着激动之情去表达国家身份认同感的唯一时刻，政府也意识到了足球对构筑国家想象力和国民情绪的影响力。拥有移民背景的球员或许是民族隔阂的代表，但也有机会成为团结的象征。在这个移民时代，如京多安所希望的那样远离政治，似乎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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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阿根廷足球的“上帝之手” | 围观世界杯④

原创： 杨小宇 最天下  5天前

2018年4月24日，阿根廷，阿根廷球场模仿壁画“创世纪”绘制顶棚。来源：视觉中国

“阿根廷人没有足球根本活不下去。”

“没有足球，阿根廷人根本活不下去，”Vice的纪录片《超级德比》(superclasico)中这样说道。在阿根廷，从某种程度上说，足球就是政治，政治也是足球。

从1940年代足球刚成为一项世界运动开始，阿根廷足球就和政治密不可分。经历了庇隆时代调动球迷的政治热情，到魏地拉时代公然利用世界杯作为政治工具，再到1986年对英格兰复仇式的1/4决赛和马拉多纳的封王，阿根廷人对于政治在足球运动当中的角色已习以为常。

疑云重重的捧杯之路

对足球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背后的政治丑闻。当时是军阀独裁者魏地拉当政的巅峰时期，这个国家需要一场大型赛事和胜利来让国际社会见证它的繁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粉饰它早已公开的秘密：全国范围内对平民的处决、逮捕和虐待。那届世界杯，阿根廷在小组循环赛最后一场对阵表现抢眼的秘鲁队，用一场不可思议的6-0挺进了决赛。

1978阿根廷世界杯，东道主在半决赛“屠杀”秘鲁。图片来源：taringa.net
 

这场6-0是整届世界杯最受质疑的比赛。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巴西先以3-1拿下波兰。从理论上说，阿根廷要在秘鲁身上取得一场净胜4球以上的大胜才能力压老对手巴西晋级。

有传言称，魏地拉政府为此和秘鲁达成了秘密协议：保证秘鲁输掉比赛后将给予球员和秘鲁国家物质补偿，甚至许诺将一批秘鲁政治犯带到阿根廷，确保他们“从人间蒸发”。

对阵阿根廷的比赛才踢了一半，秘鲁就以0-2落后，正当大家相信贝拉斯克斯将在下半场带领着球队反击的时候，他们的头号球星却被“诡异地”替换下场。数年后接受采访时，贝拉斯克斯坦言“当时秘鲁人被告知，他们必须要输掉这场比赛”。

为了确保阿根廷取得大胜，秘鲁还撤换了队长埃克托·库比塔斯。他也表示：“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球队开始换人。我在下半场开始仅仅10分钟后就被替换掉——我们当时正两球落后，完全没有理由把我撤换啊！我是这支球队重要的一员。这么做，其他人会怎么想？”

白色恐怖下，人们借助足球说不

《卫报》特约作者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orrest)万万没有想到，2017年他陪伴妻子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时，竟意外揭开了40年前的谜团：一个和政治、暴力，以及魏地拉军政府时代的血腥统治紧密相连的谜团。

1978年那届备受争议的世界杯开打时，弗罗斯特只是个10岁的少年，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球场门柱上反常的标识：在两根门柱的最底部，各有一圈黑色的条状涂漆，犹如人的手臂上绑着黑纱。

1978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阵荷兰，纪念碑球场的球门底部被漆成黑色。图片来源：卫报
 

一番辗转后，弗罗斯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郊一家餐厅找到了当年的球场工作人员Ezequiel，后者为他娓娓道出了那一段历史。

阿根廷和荷兰的决赛在阿根廷河床队的主场纪念碑球场举行。那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处处布满魏地拉政权的秘密集中营和虐杀中心，其中一个就在纪念碑球场附近1000米开外。同时，臭名昭著的海军机械学校也与球场相隔不到1英里，据说在那里遭受过军政府虐杀的政治犯超过5000人。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的阿根廷人通通被政府宣告为“失踪”，从此杳无音信。这里只是阿根廷那段黑暗时期的代表建筑之一，当时在全国各地约有340个类似的机构。

决赛当天，阿根廷对阵的荷兰队球员就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对阿根廷来说，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足球比赛，魏地拉的阴影严实地笼罩着整支球队。对于对手荷兰队来说，他们也有所顾虑：他们曾讨论过前来参加世界杯这一决定是否意味着对于魏地拉军政权的公开支持。当时的荷兰头号球星克鲁伊夫已主动退出了国家队大名单。

“比赛场面太激烈了，那军队的感觉……”荷兰球员约翰·雷普赛后说，“太沉重了，就跟在沸水里一样。”

荷兰球星克鲁伊夫（左）和雷普。图片来源：FIFA
 

世界杯之前，包括Ezequiel在内的场地工作人员就开始商量着要如何利用这一个世界性舞台来表达对魏地拉军政权暴政的抗议。

在提到球门底部的黑带时，Ezequiel碰了碰自己的大臂，说出了弗罗斯特寻觅已久的答案：

“所有人都认识几个失踪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想表示抗议，”Ezequiel说，那些漆上的黑带正代表人们手臂上的黑纱，以及他们对于失踪者和死难者的纪念。

之前他们否掉了好几个方案，包括在场地上割出特殊的字句，或者在广告牌上涂画标语等，只要能在电视上出现，他们都愿意做。但最后，迫于魏地拉政权的淫威，他们不得不选择更低调的处理方式。

世界杯开幕当天，失踪者的母亲们组成了一条游行队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对着全世界的镜头进行抗议。而在球场上，球门底部的“黑纱”也准备就绪，就在阿根廷即将夺冠的球场上，提醒全世界观众这里发生着的不公。

“我自己不害怕，但那恐怖的气氛让你为家人担心，”Ezequiel边敲着桌板边说，“世界杯上的每个球员都应该缠上黑纱纪念死者。”

“庇隆，博卡，一条心”

事实上，在魏地拉利用世界杯大做文章之前，后来在军变中被驱逐的前总统胡安·庇隆早已把足球政治玩得风生水起。庇隆在1946年至1974年期间曾三次出任总统。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全阿根廷最引人注目的两支球队：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两者的“超级德比”经典和激烈程度不输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这两支球队来自不同城区：博卡青年队来自相对贫穷、草根的市区，而河床队则驻扎在相对上流、富裕城区，每次对抗都会很自然地被渲染以浓重的阶级色彩。

阿根廷“超级德比”博卡青年队（右）对阵河床队。图片来源：taringa.net
 

作为一名施政路线偏左的领导人，庇隆是博卡青年队的坚定支持者。而随着执政时间越来越长，他开始面临一些反对派的声音，于是开始借助阿根廷人喜闻乐见的足球来提升支持率。

庇隆首先为自己树立了博卡铁杆球迷的形象。在博卡球迷心中，庇隆是球队的“心脏”：在博卡青年比赛现场，球迷们会一致呼喊“博卡，庇隆，一条心”这样的口号。他的政党也总会适时地当众亮出诸如“庇隆，头号运动员”、“庇隆促进了体育”等标语。在庇隆当政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场上座率一直排名历史第一。一个个爆满的球场于是就变成了庇隆最佳的个人宣传舞台。

庇隆和妻子爱娃出席比赛现场。图片来源：442.perfil.com
 

让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足球运动之后，庇隆转身又开始寻求对媒体的控制。为深入宣传自己倡导的民粹主义，他授意让新诞生的《世界体育》取代了阿根廷国内第一体育杂志《体育图片》的地位，因为他觉得《体育图片》“对自己的歌颂力度不够”。而新杂志的做法则不同，完全变成了庇隆的“传声筒”。在文章中，阿根廷这个国家经常会被描述成“一支运动队”，而执政者也希望整个国家也能保持团队、具备团队精神、崇尚民族主义。

然而，与魏地拉不同的是，庇隆坚持认为国内俱乐部是开展“政治足球”的最好媒介，因为他无法承担国家队在国际舞台上失利的后果：那对国民精神、乃至自己的统治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在庇隆时期，其他的官员也对足球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庇隆手下的财政部长拉蒙-塞雷霍就曾以权谋私，曾多次为自己喜爱的竞技俱乐部提供无息贷款，帮助球队在球星争夺战中始终获得先机。而竞技俱乐部也知趣地将其任命为俱乐部形象大使。有了雄厚财力的支持，竞技俱乐部在从1949-1951年期间的联赛中顺利取得三连冠。

当俱乐部主席成为总统

事实上，从庇隆开始，历届阿根廷领导人都和足球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现任总统马克里在1990年代曾是博卡青年俱乐部主席。今年初在阿根廷一些球场里，其他球队的球迷不约而同地把对裁判错判的气撒在了马克里身上，“马克里，狗*养的”的口号时不时响彻球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球迷们认为马克里在政策和财政上偏袒了博卡青年，假公济私支持自己的球队。

博卡青年俱乐部向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赠送球衣。图片来源：博卡青年俱乐部官网
 

博卡青年队在阿根廷联赛中势如破竹，已经连续400多天占据了联盟第一的位置，这引起了其他球队和球迷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马克里的总统位置助长了博卡青年的气焰，马克里本人也被认为是博卡青年操控阿根廷足球界的幕后操控者。

马克里的前任基什内尔在2013年任上遇上了麻烦事。布宜诺斯艾利斯知名调查记者拉纳塔(Jorge Lanata)对基什内尔的腐败指控穷追不舍，他在每周足球比赛后推出的晚间新闻节目也在阿根廷广受欢迎。后来基什内尔决定把全国比赛时间后调一个小时——这也意味着，如果阿根廷人还想看比赛，他们不得不放弃拉纳塔的节目。

基什内尔这么做也让大众球迷承担了多余的治安风险。看完比赛后徒步回家的市民，将会经过相当危险的街区，比赛时间推迟则让这段路程更不安全。而开车回家的市民则要路过一段事故多发地带，午夜在此行车也令人胆战心惊。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当权者想让批评者闭嘴。

两代球王的政治哲学

说到阿根廷足球，马拉多纳和梅西是无法绕开的巨星，世界各地的球迷正是通过他们认识了阿根廷这个国家。他们都在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用各自的名望影响着社会，乃至政治环境。

在1982年带领阿根廷队经历惨痛失败后，马拉多纳和他的球队在四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卷土重来。阿根廷在1/4决赛中和英格兰狭路相逢，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决，因为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正是英国人击败了阿根廷。彼时的阿根廷国力衰弱，军心不齐，他们迫切需要在另一个战场上用胜利向世界证明国家的实力。

在这场1/4决赛中，马拉多纳上演了著名的“上帝之手”，终结了英格兰的世界杯之旅。马拉多纳后来在同名电影中说，这场比赛就好像“一场战争”，阿根廷人取得了胜利。他甚至把那个手球进球描述为“在英格兰人的口袋里偷钱包”。后来，阿根廷顺利杀入决赛，并捧回了第二座大力神杯。对于全阿根廷来说，这个冠军意味着他们终于洗刷了魏地拉军政府和马岛战争的双重阴影。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上演“上帝之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梅西，这个出生于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的天才球员已把世界杯之外的无数赞誉和奖项收入囊中。他最近带领国家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6月6日，阿根廷国家队宣布取消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杯热身赛，梅西本人负担因赛事取消而损失的部分费用。

梅西和他的西甲俱乐部巴塞罗那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广受欢迎，许多年轻人把梅西视为偶像。但鉴于现在该地区极其敏感的政治环境，在耶路撒冷举行由以色列赞政府助的热身赛必将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不满。

梅西随俱乐部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训练，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球员合影。图片来源：巴萨官网
 

“以我的名义，以及所有加沙地区热爱你的年轻人的名义，我请求你不要来（踢热身赛），”一名年轻的加沙球员穆罕默德·哈里祈求说。在上个月加沙地区的示威抗议中，他的腿被以色列狙击手射伤，现在仍然包扎着。

这一刻，没有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梅西和放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鲁伊夫，冥冥中有一丝相像。

源济

欧洲红魔比利时的“南北战争” | 围观世界杯⑤

原创： 王磬 最天下  4天前

6月18日，俄罗斯索契，世界杯首战赢下巴拿马，比利时球员庆祝胜利。左起：卢卡库、登贝莱、德布劳内、阿扎尔。

“在比利时，只有瓦隆人和弗拉芒人，而不存在所谓的比利时人。”

在6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世界杯G组的一场小组赛上，“欧洲红魔”比利时首战以3:0轻松赢下巴拿马。当前的比利时国家队无疑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埃登·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库等球星都在当打之年，球队现高居国际足联（FIFA）排名第三，被认为是本次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

然而，开赛前几天流出的一段小插曲却给这场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家球星德布劳内在一场赛前队内训练中，疑似故意一记飞铲将队友贾努扎伊放倒在地。此事似乎坐实了外界对于队内团结长期存在的担忧，连主帅马丁内斯也不得不出来发声，强调“比利时队是个大家庭”。

过往的几届大赛上，内讧一直都是比利时国家队的“保留节目”。队内长期存在的两大帮派——北部的弗拉芒人和南部的瓦隆人——在语言、习惯、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时常擦枪走火、矛盾丛生，给这支从不缺少天才的球队带来不少困扰。已经连续参加两届世界杯的德布劳内就是弗拉芒人。

而这种分歧也并不是比利时足球的专属：它发源于比利时社会南北对峙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要先从弗拉芒人与瓦隆人的世纪拉锯战说起。

比利时地处欧洲大陆的十字路口，是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所在地，也是多民族的熔炉。历史上，凯尔特人、罗马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法兰西人、荷兰人等多个民族与文化都在这里留下过痕迹。但该地区从未形成过一个强大的帝国。尽管多民族的生态丰富了该地文化的多样性，却也带来一个绵延至今的影响：统一认同的始终缺失。

现代意义上的“比利时”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国家概念。拿破仑时期，比利时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随着拿破仑一世战败，比利时并入荷兰。1830年，比利时爆发独立运动，脱离荷兰独立成为世袭的君主立宪王国。这是今天比利时的开端。

然而，形式上的国家却并未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在过往的多种文化之中，最终扎根下来的主要有两支：以首都布鲁塞尔为界，向北是的弗兰德斯地区（居民为弗拉芒人），与荷兰南部接壤，讲类似于荷兰语的弗拉芒语，文化上与荷兰更近；向南是瓦隆地区，与法国北部接壤，讲法语、近法国文化。二者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让比利时始终萦绕着国家分裂的阴影。

弗兰德斯区（上）与瓦隆区（下）；首都布鲁塞尔是联邦辖地，原则上为法荷双语城市；一小部分人使用德语（绿）

 

一个近年的例子便是2010年议会组阁难产。2010年6月议会选举后，当时赢下议会最多数席位的荷语区分离主义政党迟迟不愿就组阁达成协议，僵持了543天。这也创下了组阁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该次组阁还最终导致宪法修正案出台，赋予比利时南北正式的自治权；下议院的荷兰语区有87席，法语区有63席，两部分拥有相等的权力。

然而在现实中，弗拉芒与瓦隆的地位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在今天来看，弗拉芒占据优势：首先，弗拉芒拥有远多于瓦隆的人口，约为600万对340万。其次，弗拉芒的经济要好于瓦隆。因此，相对富裕的弗拉芒人需要为贫困的瓦隆人大量拨款援助、提供支持。多年以来，弗拉芒人的目标是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加强地方财政自主，但这遭到了瓦隆人的反对。

但在历史上，情况却是反过来的。由于法语曾在欧洲拥有“贵族语言”的地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键发言权几乎都被法语使用者掌握，来自弗兰德斯的精英也需要习得法语才能获得上流社会的入场券。经济上，瓦隆也由于煤炭资源丰富而率先步入工业革命进程，长期领先于弗兰德斯。这些情况在二战之后出现了反转，弗拉芒背靠重要海港安特卫普，得以较快开展工业现代化。

除此之外，瓦隆人还指控弗兰德斯地区政府对法语的不友好政策。起因是，越来越多讲法语的居民迁入布鲁塞尔周边的弗兰德斯地区。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联邦辖地，原则上是法荷双语城市，但由于作为欧盟主要工作语言的优势，法语在布鲁塞尔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过去几年中，布鲁塞尔周边有三个城区选出了讲法语的区长，却一直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一位弗拉芒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弗拉芒人通过奋斗所赢得的地盘。讲法语的人在这里没有发言权，他们本来就不该到这里来。”

（资料图，年份不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数千人在议会选举前举行游行反对根据语言“分裂”国家。

如此针锋相对的战火，也蔓延到了比利时国家队的更衣室里。已故的国家队传奇教练居伊·蒂斯（Guy Thys）便曾因其对瓦隆球员招募条件的苛刻而闻名。蒂斯出生在靠近荷比边境的安特卫普，深受弗拉芒文化的影响，他曾带领比利时队在1980年代创造过辉煌的成绩。他在1992年卸任时，曾给过继任者范希姆斯特一句“忠告”：“千万不要召入瓦隆人进入国家队，无论他有多优秀。”

比利时的联赛长期被弗拉芒球队统治：在2017-18的比利时甲级联赛中，16支参赛球队里只有4支来自瓦隆。弗拉芒区的领导人还曾公开支持和足球有关的独立言论：既然大不列颠能有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足球代表队，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弗兰芒和瓦隆队呢？

几乎每一任比利时队主帅上任之初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厘清队内帮派林立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国家队队长的马克·威尔莫茨（Marc Wilmots）。2012年，威尔莫茨被比利时足协邀请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后说道，“政治将人们分离，但作为比利时国家队主帅，我能够让这个国家团结。”

精通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的威尔莫茨是瓦隆人，妻子则是弗拉芒人。他对战术和人员的安排也常能体现“团结”的思路，比如，进攻核心阿扎尔是瓦隆人，而防线上的维尔马伦、维尔通亨以及阿尔德维雷尔德都是弗拉芒人。

尽管威尔莫茨已经不再担任主帅，但他尝试过的努力仍在继续。此次世界杯前，比利时队长埃登·阿扎尔就曾表示，球队会团结一心：“我的队友不是弗拉芒人，不是瓦隆人，我们都是比利时人。”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发自荷兰阿姆斯特丹）

源济

踢而优则仕 米兰军团转型最成功 | 围观世界杯⑥

原创： 田思奇 最天下  4天前

1月22日，前世界足球先生维阿宣誓就任利比里亚总统。

当其他候选人还在努力让大众记住自己的名字时，足球运动员，特别是那些出战过世界杯或在著名球队效力的球员早已是家喻户晓，而“国民度”通常是一场政治竞选中获胜的关键。

在世界杯球场上，观众总是将那些表现出色的运动员视作为国争光的“民族英雄”。而在圆满完成职业生涯后，一些“民族英雄”选择转型踏入政坛，想真正从国家治理层面作出贡献。

显然，有名气的球员自带超高国民度，在政治竞选过程中享有巨大优势，这帮助部分球员在退役多年后当选国家领袖。另一方面，界面新闻梳理发现，尽管作出“踢而优则仕”的选择不难，但许多球员的仕途相对坎坷。此外，在政坛发挥巨大影响力的AC米兰球员人数众多，这可能也和其前任老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不无关系。

从足球先生到政府高官

维阿（利比里亚）

 

倘若给足球运动员退役后的政治成就排个名，维阿（George Weah）一定是榜首的有力竞争者。2017年12月，这位AC米兰名宿成功当选利比里亚总统，从世界足球先生摇身一变为国家元首。

投身政界之前，维阿作为前锋拿到了1995年度的欧洲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称号。他曾效力于摩纳哥、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曼城等欧洲俱乐部，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AC米兰度过的时光：转会后的第一年，维阿便帮助球队获得了1995/96赛季的意甲冠军，并在1998/99赛季再度登顶。

然而，这段在绿茵场上的传奇经历反而成为维阿在2005年进入政坛时的负担。批评他的人认为，维阿毫无从政经验，他根本解决不了利比里亚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维阿输给了前任女总统瑟利夫——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

不过，维阿仍然把2005年的失利看作宝贵的经历，同时继续积攒实力：政治精英批评他受到的正规教育太少，于是维阿在2006年以40岁高龄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后又相继获得商业管理学士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之后，维阿在2014年当上了参议员，并在2017年再次参选总统，终于大获全胜。

卡拉泽（格鲁吉亚）

 

另一位成功转型的前AC米兰成员是卡拉泽（Kakha Kaladze）。2000年至2010年，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后卫在AC米兰度过十年时光，期间两度获得欧冠冠军，四度当选格鲁吉亚足球先生。

2012年退役后不久，作为当时的反对党“格鲁吉亚之梦”的政治明星，卡拉泽在同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后又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及地区发展部部长。2015年，卡拉泽作为格鲁吉亚副总理兼能源部长访问中国。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卡拉泽还强调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重要意义，格鲁吉亚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将积极参与这一伟大工程”。

2017年10月，卡拉泽又成功当选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长，并收获了前任AC米兰老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祝贺。

外界猜测称，卡拉泽决意加入反对派和一桩家庭悲剧有关。2001年，卡拉泽的弟弟莱万被绑架并最终遭撕票。卡拉泽一直认为是当局的不作为害了自己的弟弟，他希望通过从政改变格鲁吉亚的混乱局面。

罗马里奥（巴西）

1994年的世界足坛属于“独狼”罗马里奥（Romario de Souza）。就在这一年，罗马里奥率领巴西夺得世界杯冠军，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战胜了巴乔领衔的意大利。同年底，罗马里奥当选世界足球先生。这位巴西史上最出色的射手之一，直到42岁时才结束辉煌的职业生涯。

与球王贝利出任巴西体育部长的仕途不同，罗马里奥在退役后于2010年加入巴西社会党。同年的里约热内卢州的大选中，罗马里奥获得了约15万张选票，是该州得票第六多的候选人，顺利当选巴西众议员。当时，桀骜不驯的罗马里奥放出豪言称，以后还要竞选巴西总统。

2014年10月，罗马里奥在政坛上继续稳步前进，以高票当选巴西联邦参议员，因在足球界开展反腐工作而受到好评。今年早些时候罗马里奥宣布，将在10月的大选中向里约热内卢州的州长职位发起冲击。

东道主球员变身杜马议员

2018年世界杯东道主俄罗斯也有几位涉足政坛的球员。生于1954年的加扎耶夫（Valery Gazzaev）退役后在教练的岗位上工作多年，曾经在2002至2003年出任俄罗斯国家队主教练。2016年，加扎耶夫代表公正俄罗斯党当选国家杜马议员。

还有一些俄罗斯球员在退役前便与政治结缘。“沙皇”阿尔沙文（Andrey Arshavin）曾效力于阿森纳，担任过俄罗斯国家队队长。他同时也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在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在体育界为普京摇旗呐喊。前往伦敦加入阿森纳之前，阿尔沙文原本为当地议员候选人，但在投票开始前宣布退出。

而阿尔沙文的队友帕夫柳琴科（Roman Pavlyuchenko）倒确实在2008年顺利当选，代表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杜马议员，但他当时也已登陆英超加盟热刺。值得一提的是，帕夫柳琴科的家乡也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老家。

帕夫柳琴科

转型不顺竟成政治通缉犯

能够顺利当选为国家政治领袖的足球运动员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人在雄心勃勃参加竞选后只落得失败的下场，这其中最为知名的要数前AC米兰射手舍甫琴科（Andriy Shevchenko），他曾斩获2004年欧洲足球先生和2005年的金足奖。2012年，这位来自乌克兰的前锋在祖国当年举办的欧洲杯之后告别绿茵场，转身加入乌克兰前进党。

然而，他在政坛上的成就远远比不得自己在足坛上的辉煌，难以与米兰的前辈维阿或卡拉泽相提并论。尽管投入数百万美元为竞选造势，但舍甫琴科所在的前进党在2012年大选中仅仅获得1.58%的选票，不仅距离5%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比该党以往的支持率还差很多。近年来，舍甫琴科已重返足坛，目前正担任乌克兰国家队主教练。

舍甫琴科

曼联“国王”坎通纳（Eric Cantona）的“仕途”也颇具个性。2012年，坎通纳宣布参加法国总统竞选，开始收集总统候选人所需的签名。不过他是以个人身份参选，没有政党支持，结果可想而知。

曾效力于阿森纳、热刺的英格兰国脚坎贝尔（Sol Campbell）在2015年2月宣布代表保守党竞选伦敦市长，但没通过党内提名。他也积极参与到英国脱欧公投的宣传中，是坚定的脱欧派。

还有些球员虽然没有担任过公职，但也与政坛联系紧密——例如热心推广国家政策、多次被提名为喀麦隆议员的“米拉大叔”（Roger Milla），调停科特迪瓦内战而奔走的德罗巴（Didier Drogba），还有2015年9月随捷克总统泽曼一同访华，在《新闻联播》中登场的内德维德（Pavel Nedvěd）。

当然，这些政界活跃人士和暂时在竞选中落败的“失意者”都还有机会在政坛中大步向前。毕竟，就连如今已取得成功的转型者维阿也曾遭遇多方质疑。

但像土耳其射手苏克（Hakan Şükür）这样被政府下了通缉令的球星就不多见了。在2002年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并握有11秒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的苏克一度当选土耳其议员。然而在2016年2月，苏克在推特上发表了被认为侮辱总统埃尔多安的言论，土耳其政府很快对他发布通缉令，后又称他是主导未遂政变的“居伦运动”的成员。苏克逃离祖国，目前在美国定居。

苏克

“米兰足球政治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成功的转型者都曾效力于AC米兰，这或许与其前老板贝卢斯科尼曾担任多届意大利总理，以及队员涉足政治的悠久历史分不开。

早在1986年，贝卢斯科尼刚刚入主米兰时，前AC米兰传奇、时任俱乐部副主席的“金童”里维拉（Gianni Rivera）便转身离开，代表当时的中左翼党派意大利基民盟进军政坛。前总理普罗迪执政期间，里维拉一度担任意大利国防部副部长和议会成员。

里维拉

显然，球星转型政坛有着先天的优势。当其他候选人还在努力让大众记住自己的名字时，足球运动员，特别是那些出战过世界杯或在著名球队效力的球员早已家喻户晓，而“国民度”通常是一场政治竞选中获胜的关键。而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反对派政党迅速吸纳当红球星舍甫琴科和卡拉泽并予以重要职衔，大概也是看中了他们的人气。

源济

俄罗斯富豪和他们的“足球宝贝”| 围观世界杯⑦

原创： 地球姨 最天下  前天

借助这一颇受欢迎的运动，他们进入欧洲公共生活、建立基业，而一旦在俄罗斯遭遇危机，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堡垒和退路。

文 | 崔璞玉

在俄罗斯，约110名亿万富翁掌握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其中很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或利用苏联的快速私有化过程，或从西方进口民众急需商品，积累起了巨额财富。

随后，他们的兴趣也开始跳出俄罗斯，纷纷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购置豪宅、私人飞机、游艇、艺术品、珠宝，以及足球俱乐部。

对这些俄罗斯超级富豪而言，拥有一支欧洲职业足球队，或许是最顶级的身份象征，或许也是应对不时之需的一条退路。

阿布拉莫维奇和英超切尔西

2017年5月21日，16/17英超第38轮，切尔西5-1桑德兰。阿布观看球赛。来源：视觉中国

购买足球俱乐部的俄罗斯富豪中，最高调的非阿布拉莫维奇所属。他于2003年买下英超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并花重金打造这支位于伦敦西部的球队，“铁血蓝军”时代由此开启。

阿布拉莫维奇现年51岁，在彭博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排在第94位，净资产140亿美元。他在钢铁巨头耶弗拉兹集团(Evraz)、全球第二大镍生产商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Norilsk Nickel)都拥有股份；曾担任俄罗斯楚科奇自治区区长和当地立法机构杜马的主席。据悉，他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

据福布斯统计，他是俄罗斯第11大富翁。他还拥有全球第二大的游艇——长约160米的“日蚀号”，于2010年以近4亿美元的价格买入。

这位俄罗斯富翁以舍得砸重金购买球员，以及喜欢频繁更换主帅著称。

切尔西俱乐部成立于1905年，主场位于伦敦邻近泰晤士河的斯坦福桥球场，是英超二十个足球俱乐部球队之一。

2003年阿布接手之时，切尔西正处在财务危机的边缘，而且此前只夺得过一次顶级联赛冠军，还是在遥远的1954-1955赛季。

据英国《每日快报》，在接手后的第一个季度，阿布在球员身上砸下了1.21亿美元重金，第二个季度1.02亿美元。其中，舍甫琴科和托里斯的转会费双双打破了英超纪录。

从2003年至去年底，他在队员转会上花费了难以想象的11亿美元，在球员薪资方面另投入了25亿美元。今年1月，埃莫森又以2000万欧元（另含最高9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的转会费加入切尔西。

与此同时，在15年的阿布时代中，切尔西总共换过12位主帅。外界预计，由于本赛季切尔西只获得了联赛第五、无缘新赛季的欧冠联赛，现任主教练孔蒂在该球队的生涯也将很快结束。

不过，阿布的大手笔显然收到了显著效果。至2018年5月30日，切尔西共赢得了6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8次英格兰足总杯冠军，1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

2017年，切尔西在福布斯最具价值20大足球俱乐部排行榜上列第七，价值为18.45亿美元，当年的总收入为4.97亿美元。

但眼下切尔西也面临不少麻烦。阿布正为拿不到新的英国签证而困扰，斯坦福桥球场的扩建计划因此被暂停。由于其英国T1签证迟迟未能更新，阿布在上个月申请了以色列公民身份。该身份持有者可以在英国免签旅行，但不能工作。

虽然切尔西的训练和日常运营仍在正常进行，但阿布是否能够重新投资，计划已久的新球场何时才能恢复修建，依然是个问题。主帅的去留、新主帅的人选，以及明星球员阿扎尔是否愿意续约，都让球队的未来增添了不小不确定性。

乌斯马诺夫和英超阿森纳

2014年2月19日，13/14欧冠1/8决赛首回合，阿森纳0-2拜仁慕尼黑。乌斯马诺夫（中）观看球赛。来源：视觉中国

这位身家147亿美元的俄罗斯富翁，于2007年投资了英超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目前是该球队的第二大股东，拥有30%股份。

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86年，位于伦敦西北部，是英超联赛二十个足球俱乐部球队之一。

自成立以来，该俱乐部共夺得13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13次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3次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

在福布斯2017年最具价值20大足球俱乐部排行榜上，阿森纳位居第六，价值为19.32亿美元，2017年的总收入为5.2亿美元。

虽然占股三成，但乌斯马诺夫在阿森纳董事会中并没有席位，也没有投票权。他一直在寻求收购剩下的股权，并曾出价10亿英镑买断大股东克伦克手中67%的股份，但遭到了驳回。

乌斯马诺夫现年64岁，在彭博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82位，出生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他原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是在1980年因腐败罪锒铛入狱。服刑6年后，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称案件存在政治动机，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上世纪90年代，乌斯马诺夫通过投资钢铁和铁矿石企业赚取了大笔财富。2000年-2014年间他是Gazprom Investholding的高管，这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附属子公司。

目前，他拥有USM Holdings 48%的股权，这是一家位于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控制着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企业Metalloinvest。此外，他还投资了Facebook、Airbnb和流媒体Spotify，以及阿里巴巴、京东等，并拥有莫斯科《商业日报》和一家电讯公司。

虽然在福布斯俄罗斯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10位，但乌斯马诺夫多数时间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居住在伦敦北部一座价值4800万英镑的豪宅中。

据报道，乌斯马诺夫并没有放弃控股阿森纳的想法，而且他认为，只要加大投资力度，阿森纳一定可以重返英超冠军之巅。上次阿森纳夺得英超冠军还是在2003-04赛季。

雷波诺列夫和法甲摩纳哥

2018年5月19日，17/18法甲第38轮，特鲁瓦0-3摩纳哥。雷波诺列夫观看比赛。来源：视觉中国

这位俄罗斯“钾肥大王”最为人所知的，也许并不是他拥有摩纳哥足球俱乐部一事，而是史上最贵离婚案的传闻。

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马拉松离婚案后，雷波诺列夫被裁决向前妻支付6.05亿美元，最后两人在2015年10月达成一项秘密和解协议。外界预计，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贵的离婚案。

现年51岁的雷波诺列夫在彭博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排在第135位，净资产107亿美元。他出生于一个俄罗斯医学世家，本人也曾就读于彼尔姆医学院，1990年毕业后在一家急救医院做心脏科大夫。

随着苏联政坛和经济开始风起云涌，他和父亲一起下海经商，最初是贩卖医疗器材，随后进入金融行业，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和银行，接着转战钾肥企业。

福布斯报道也指出，雷波诺列夫的财富主要来自俄罗斯最大的钾肥公司乌拉尔(Uralkali)。2010年，他以65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在该公司所持股份售出，并购入艺术品、珠宝、豪宅、游艇，以及塞浦路斯银行的股份。

这其中包括：他以1亿美元从后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手中买下的棕榈滩豪宅，以3亿多美元购入的摩纳哥“美好时代”顶层公寓，以1亿英镑从已故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孙女那里买下的希腊岛屿“天蝎座”——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就在这个岛上嫁给了希腊船王。据福布斯统计，他是俄罗斯第18大富翁。

2011年，雷波诺列夫以女儿的名义买下了摩纳哥足球俱乐部66%的多数股权。该俱乐部成立于1924年，在1948年转为职业球队，历史上曾夺得八次法国甲级联赛冠军和五次法国杯。但在被雷波诺列夫买下时，球队已经降级至法国乙级联赛。

2013年夏，这位俄罗斯富豪在短短一周内斥资1.4亿英镑签下法尔考、穆蒂尼奥、罗格里格斯三名球星。得益于如此大手笔，这支老牌劲旅在2013/14年赛季重返法甲联赛，并在2017年时隔17年后再度赢得法甲联赛冠军，重新跻身欧冠联赛。

雷波诺列夫也因此被称为“阿布第二”，他说自己是个热情的足球迷。

当然，上述三人并非俄罗斯与欧洲足球之间仅有的联系。伯恩茅斯、朴茨茅斯与雷丁等足球俱乐部都曾在近几年获得俄罗斯金主的支持。这些俄罗斯资本在欧洲被称作“黑色魔爪”，“黑色”二字一方面代表石油卢布，另一方面也暗示这些富豪在苏联解体后不够光明的敛财过程。

有意思的是，据说富豪们对足球的兴趣源于普京，最先开始投资的也是本土足球。在本世纪初，莫斯科几家俱乐部的转让价就已经与英超持平，整个俄罗斯联赛的赛季预算高达4亿欧元。

专家认为，近些年与欧洲足坛的新合作，体现了俄罗斯力求在西方发展“软实力”的愿景，就像俄罗斯将举办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今年世界杯作为宏大战略的一部分。

不过，在宏大愿景的背后，这些富豪收购西方球队的动机或许还与个人安全有关。借助这一颇受欢迎的运动，他们进入欧洲公共生活、建立基业，而一旦在俄罗斯遭遇危机，比如与普京关系恶化时，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堡垒和退路。

源济

伊朗和沙特，隔空交锋的政治怨偶 | 围观世界杯⑧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昨天

无论在球场上还是政治舞台上，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平衡正在打破。

文 | 闫桂花

世界杯正如荼如火展开，未曾直接见面、也罕有机会见面的伊朗和沙特正在进行着一场隔空的激烈较量。在足球场上，也在球场外的政治舞台上。

过去几十年，如果要做一个世界最敌对国家组合的榜单，这两个中东国家几乎可以肯定榜上有名。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双方就为扩张影响力、争夺地区霸权进入了敌对局面。1990年代两伊战争后双方关系略有缓和，但进入2000年后，尤其是阿拉伯之春运动后，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直到现在。尽管没有在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但在叙利亚、也门等国，他们的“代理”战争已导致数百万生灵涂炭。

双方的分歧既有根深蒂固的宗教理念之争——伊朗由什叶派主导，而沙特主要信奉逊尼教派，也在地区霸权甚至油价政策等各方面相互对立，再加上背后错综复杂的势力——美欧等西方国家支持沙特，而伊朗背后有俄罗斯等国撑腰，中东局势越发动荡。沙特和伊朗两个“宿敌”的明争暗斗，随时都可能引爆这个火药桶。

政治上的冲突延续到了足球场上。过去几十年，这两大亚洲豪强至少十几次相逢，但没有一次比赛可以冠以“友好”字样。2009年3月，当沙特国家队在伊朗德黑兰的体育场上客场获胜，沙特球员在万名愤怒的伊朗球迷面前跳起“剑舞”。次年，当伊朗佐巴罕足球俱乐部在亚冠联赛半决赛中战胜沙特的阿尔希拉尔，伊朗球员在沙特粉丝面前跳起了同样的舞蹈。2011年的亚冠联赛时，伊朗佩鲁济俱乐部的球员一抵达吉哈机场就被沙特当局要求按手印、进行虹膜识别，在拒绝遵从后被困机场长达8个小时。

美国著名的体育媒体Bleacher Report在“全球十大政治意味最浓厚的足球对手”排名中，将伊朗和沙特排到第9位；足球门户网站Goal.com排出的“国际对抗最厉害的10大足球对手”里，这对怨偶排在第8位。

他们对抗的结果如何？对自1975年以来双方的15次对阵结果进行梳理后可见，双方势均力敌，基本平局。

如果两国在战场相见，结果大概率也是这样。伊朗军队规模更大，作战经验也更丰富，但因为国际制裁等因素，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沙特正好相反，军队规模较小，近期在也门的冲突中也显示出作战经验不足，不过其武装装备精良。因此，一旦在战场上发生正面冲突，双方很可能会打成平局。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两国如此交恶，但仍小心翼翼避开了战场的直接冲突。

有意思的是，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也从未直接交锋过。此番在俄罗斯，双方也不会直接会面了。如果他们从各自所在的小组出线，则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赛相遇，但沙特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而再次在世界杯上赢球的伊朗还在为出线苦苦挣扎。

但这不代表他们在世界杯上从未对抗过，只不过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伊朗曾在1998年世界杯对阵美国——沙特最重要的盟友；而沙特则在今年世界杯上首战迎接俄罗斯——传统上伊朗的靠山。

当年，伊朗与美国的对阵充满了火药味。在入场仪式上。伊朗属于B队，美国属于A队，按照国际足联规定，比赛前双方球员握手时，B队队员应该走向A队队员，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达指令，禁止伊朗球员走向美国球员。

这场争端以最终在协商下，以美国人走向伊朗结束。但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一个试图推翻伊朗政权的伊拉克恐怖组织将7000成员成功混入观众席。这些人据信还伺机冲入场地制造混乱。法国方面被迫出动了防暴警察。

但是，比赛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地美好，尤其是对伊朗而言。通过这次比赛，伊朗取得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胜利，也是本届杯赛之前的唯一一次胜利，尽管当时其实力远不如美国。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竞争的、对抗的、公平的而且又友好的比赛。伊朗队员甚至抱着白色的玫瑰花，送到了美国球员手上。在伊朗，白色象征着和平。

相比因禁运导致预算紧张、训练不足但却越来越强悍的伊朗球队，沙特的足球却在日益地松软下去。在今年世界杯开幕赛上，沙特延续了近年来惨案制造者的作风，“一鼓作气”输给了俄罗斯五个球。看台上普京摊手的动作和沙特王储萨勒曼无奈的表情，成了这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之一。

伴随着球场上的失衡，围绕伊朗和沙特的政治天平似乎也在失衡——只不过是向着相反的方向。

借着萨勒曼和普京观看世界杯的机会，两国的石油部长也在莫斯科会面了，为6月22日的OPEC协议协调立场。双方据称互相称赞对方遵守了维也纳减产的约定，另外，双方还讨论了中东安全问题。从媒体报道和现场画面来看，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极力拉拢普京的萨勒曼似乎已经达成所愿，与普京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

沙特看中的是俄罗斯在中东的能量，尤其是在遏制伊朗方面具有的潜力。而能源市场的动荡提供了一个契机。为对冲美国制裁影响，伊朗希望在价格尽可能高的情况下维持尽可能多的产能，而俄罗斯和沙特更希望增产以维持油价平稳。

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似乎已经部分上取得了他们想要的成果。传言莫斯科已经与联手沙特压制伊朗的以色列政府达成协议，将会促成伊朗势力从叙利亚南部撤出。

导致伊朗和沙特政治失衡的最大因素当属美国。自今年初上台后，特朗普对伊朗屡屡发出激烈的警告性言论，并带领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

当足球场上的平衡被打破，影响的只是比赛的结果；而当政治战场的天平倾斜，倾覆的临界点随时可能到来。

源济

阿根廷足球的“上帝之手” | 围观世界杯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4天前

2018年4月24日，阿根廷球场模仿壁画“创世纪”绘制顶棚。来源：视觉中国

“阿根廷人没有足球根本活不下去。”

文 | 杨小宇

“没有足球，阿根廷人根本活不下去，”Vice的纪录片《超级德比》(superclasico)中这样说道。在阿根廷，从某种程度上说，足球就是政治，政治也是足球。

从1940年代足球刚成为一项世界运动开始，阿根廷足球就和政治密不可分。经历了庇隆时代调动球迷的政治热情，到魏地拉时代公然利用世界杯作为政治工具，再到1986年对英格兰复仇式的1/4决赛和马拉多纳的封王，阿根廷人对于政治在足球运动当中的角色已习以为常。

疑云重重的捧杯之路

对足球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背后的政治丑闻。当时是军阀独裁者魏地拉当政的巅峰时期，这个国家需要一场大型赛事和胜利来让国际社会见证它的繁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粉饰它早已公开的秘密：全国范围内对平民的处决、逮捕和虐待。那届世界杯，阿根廷在小组循环赛最后一场对阵表现抢眼的秘鲁队，用一场不可思议的6-0挺进了决赛。

1978阿根廷世界杯，东道主在半决赛“屠杀”秘鲁。图片来源：taringa.net
 

这场6-0是整届世界杯最受质疑的比赛。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巴西先以3-1拿下波兰。从理论上说，阿根廷要在秘鲁身上取得一场净胜4球以上的大胜才能力压老对手巴西晋级。

有传言称，魏地拉政府为此和秘鲁达成了秘密协议：保证秘鲁输掉比赛后将给予球员和秘鲁国家物质补偿，甚至许诺将一批秘鲁政治犯带到阿根廷，确保他们“从人间蒸发”。

对阵阿根廷的比赛才踢了一半，秘鲁就以0-2落后，正当大家相信贝拉斯克斯将在下半场带领着球队反击的时候，他们的头号球星却被“诡异地”替换下场。数年后接受采访时，贝拉斯克斯坦言“当时秘鲁人被告知，他们必须要输掉这场比赛”。

为了确保阿根廷取得大胜，秘鲁还撤换了队长埃克托·库比塔斯。他也表示：“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球队开始换人。我在下半场开始仅仅10分钟后就被替换掉——我们当时正两球落后，完全没有理由把我撤换啊！我是这支球队重要的一员。这么做，其他人会怎么想？”

白色恐怖下，人们借助足球说不

《卫报》特约作者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orrest)万万没有想到，2017年他陪伴妻子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时，竟意外揭开了40年前的谜团：一个和政治、暴力，以及魏地拉军政府时代的血腥统治紧密相连的谜团。

1978年那届备受争议的世界杯开打时，弗罗斯特只是个10岁的少年，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球场门柱上反常的标识：在两根门柱的最底部，各有一圈黑色的条状涂漆，犹如人的手臂上绑着黑纱。

1978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阵荷兰，纪念碑球场的球门底部被漆成黑色。图片来源：卫报
 

一番辗转后，弗罗斯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郊一家餐厅找到了当年的球场工作人员Ezequiel，后者为他娓娓道出了那一段历史。

阿根廷和荷兰的决赛在阿根廷河床队的主场纪念碑球场举行。那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处处布满魏地拉政权的秘密集中营和虐杀中心，其中一个就在纪念碑球场附近1000米开外。同时，臭名昭著的海军机械学校也与球场相隔不到1英里，据说在那里遭受过军政府虐杀的政治犯超过5000人。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的阿根廷人通通被政府宣告为“失踪”，从此杳无音信。这里只是阿根廷那段黑暗时期的代表建筑之一，当时在全国各地约有340个类似的机构。

决赛当天，阿根廷对阵的荷兰队球员就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对阿根廷来说，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足球比赛，魏地拉的阴影严实地笼罩着整支球队。对于对手荷兰队来说，他们也有所顾虑：他们曾讨论过前来参加世界杯这一决定是否意味着对于魏地拉军政权的公开支持。当时的荷兰头号球星克鲁伊夫已主动退出了国家队大名单。

“比赛场面太激烈了，那军队的感觉……”荷兰球员约翰·雷普赛后说，“太沉重了，就跟在沸水里一样。”

荷兰球星克鲁伊夫（左）和雷普。图片来源：FIFA
 

世界杯之前，包括Ezequiel在内的场地工作人员就开始商量着要如何利用这一个世界性舞台来表达对魏地拉军政权暴政的抗议。

在提到球门底部的黑带时，Ezequiel碰了碰自己的大臂，说出了弗罗斯特寻觅已久的答案：

“所有人都认识几个失踪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想表示抗议，”Ezequiel说，那些漆上的黑带正代表人们手臂上的黑纱，以及他们对于失踪者和死难者的纪念。

之前他们否掉了好几个方案，包括在场地上割出特殊的字句，或者在广告牌上涂画标语等，只要能在电视上出现，他们都愿意做。但最后，迫于魏地拉政权的淫威，他们不得不选择更低调的处理方式。

世界杯开幕当天，失踪者的母亲们组成了一条游行队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对着全世界的镜头进行抗议。而在球场上，球门底部的“黑纱”也准备就绪，就在阿根廷即将夺冠的球场上，提醒全世界观众这里发生着的不公。

“我自己不害怕，但那恐怖的气氛让你为家人担心，”Ezequiel边敲着桌板边说，“世界杯上的每个球员都应该缠上黑纱纪念死者。”

“庇隆，博卡，一条心”

事实上，在魏地拉利用世界杯大做文章之前，后来在军变中被驱逐的前总统胡安·庇隆早已把足球政治玩得风生水起。庇隆在1946年至1974年期间曾三次出任总统。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全阿根廷最引人注目的两支球队：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两者的“超级德比”经典和激烈程度不输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这两支球队来自不同城区：博卡青年队来自相对贫穷、草根的市区，而河床队则驻扎在相对上流、富裕城区，每次对抗都会很自然地被渲染以浓重的阶级色彩。

阿根廷“超级德比”博卡青年队（右）对阵河床队。图片来源：taringa.net
 

作为一名施政路线偏左的领导人，庇隆是博卡青年队的坚定支持者。而随着执政时间越来越长，他开始面临一些反对派的声音，于是开始借助阿根廷人喜闻乐见的足球来提升支持率。

庇隆首先为自己树立了博卡铁杆球迷的形象。在博卡球迷心中，庇隆是球队的“心脏”：在博卡青年比赛现场，球迷们会一致呼喊“博卡，庇隆，一条心”这样的口号。他的政党也总会适时地当众亮出诸如“庇隆，头号运动员”、“庇隆促进了体育”等标语。在庇隆当政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场上座率一直排名历史第一。一个个爆满的球场于是就变成了庇隆最佳的个人宣传舞台。

庇隆和妻子爱娃出席比赛现场。图片来源：442.perfil.com
 

让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足球运动之后，庇隆转身又开始寻求对媒体的控制。为深入宣传自己倡导的民粹主义，他授意让新诞生的《世界体育》取代了阿根廷国内第一体育杂志《体育图片》的地位，因为他觉得《体育图片》“对自己的歌颂力度不够”。而新杂志的做法则不同，完全变成了庇隆的“传声筒”。在文章中，阿根廷这个国家经常会被描述成“一支运动队”，而执政者也希望整个国家也能保持团队、具备团队精神、崇尚民族主义。

然而，与魏地拉不同的是，庇隆坚持认为国内俱乐部是开展“政治足球”的最好媒介，因为他无法承担国家队在国际舞台上失利的后果：那对国民精神、乃至自己的统治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在庇隆时期，其他的官员也对足球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庇隆手下的财政部长拉蒙-塞雷霍就曾以权谋私，曾多次为自己喜爱的竞技俱乐部提供无息贷款，帮助球队在球星争夺战中始终获得先机。而竞技俱乐部也知趣地将其任命为俱乐部形象大使。有了雄厚财力的支持，竞技俱乐部在从1949-1951年期间的联赛中顺利取得三连冠。

当俱乐部主席成为总统

事实上，从庇隆开始，历届阿根廷领导人都和足球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现任总统马克里在1990年代曾是博卡青年俱乐部主席。今年初在阿根廷一些球场里，其他球队的球迷不约而同地把对裁判错判的气撒在了马克里身上，“马克里，狗*养的”的口号时不时响彻球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球迷们认为马克里在政策和财政上偏袒了博卡青年，假公济私支持自己的球队。

博卡青年俱乐部向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赠送球衣。来源：博卡青年官网

 

博卡青年队在阿根廷联赛中势如破竹，已经连续400多天占据了联盟第一的位置，这引起了其他球队和球迷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马克里的总统位置助长了博卡青年的气焰，马克里本人也被认为是博卡青年操控阿根廷足球界的幕后操控者。

马克里的前任基什内尔在2013年任上遇上了麻烦事。布宜诺斯艾利斯知名调查记者拉纳塔(Jorge Lanata)对基什内尔的腐败指控穷追不舍，他在每周足球比赛后推出的晚间新闻节目也在阿根廷广受欢迎。后来基什内尔决定把全国比赛时间后调一个小时——这也意味着，如果阿根廷人还想看比赛，他们不得不放弃拉纳塔的节目。

基什内尔这么做也让大众球迷承担了多余的治安风险。看完比赛后徒步回家的市民，将会经过相当危险的街区，比赛时间推迟则让这段路程更不安全。而开车回家的市民则要路过一段事故多发地带，午夜在此行车也令人胆战心惊。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当权者想让批评者闭嘴。

两代球王的政治哲学

说到阿根廷足球，马拉多纳和梅西是无法绕开的巨星，世界各地的球迷正是通过他们认识了阿根廷这个国家。他们都在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用各自的名望影响着社会，乃至政治环境。

在1982年带领阿根廷队经历惨痛失败后，马拉多纳和他的球队在四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卷土重来。阿根廷在1/4决赛中和英格兰狭路相逢，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决，因为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正是英国人击败了阿根廷。彼时的阿根廷国力衰弱，军心不齐，他们迫切需要在另一个战场上用胜利向世界证明国家的实力。

在这场1/4决赛中，马拉多纳上演了著名的“上帝之手”，终结了英格兰的世界杯之旅。马拉多纳后来在同名电影中说，这场比赛就好像“一场战争”，阿根廷人取得了胜利。他甚至把那个手球进球描述为“在英格兰人的口袋里偷钱包”。后来，阿根廷顺利杀入决赛，并捧回了第二座大力神杯。对于全阿根廷来说，这个冠军意味着他们终于洗刷了魏地拉军政府和马岛战争的双重阴影。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上演“上帝之手”。来源：视觉中国
 

而梅西，这个出生于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的天才球员已把世界杯之外的无数赞誉和奖项收入囊中。他最近带领国家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6月6日，阿根廷国家队宣布取消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杯热身赛，梅西本人负担因赛事取消而损失的部分费用。

梅西和他的西甲俱乐部巴塞罗那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广受欢迎，许多年轻人把梅西视为偶像。但鉴于现在该地区极其敏感的政治环境，在耶路撒冷举行由以色列赞政府助的热身赛必将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不满。

梅西随俱乐部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训练，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球员合影。来源：巴萨官网
 

“以我的名义，以及所有加沙地区热爱你的年轻人的名义，我请求你不要来（踢热身赛），”一名年轻的加沙球员穆罕默德·哈里祈求说。在上个月加沙地区的示威抗议中，他的腿被以色列狙击手射伤，现在仍然包扎着。

这一刻，没有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梅西和放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鲁伊夫，冥冥中有一丝相像。

源济

哥伦比亚：毒枭足球的魔幻兴衰史 | 围观世界杯⑨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昨天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球队。图片来源：thesefootballtimes.com

两个名叫埃斯科巴的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折射了哥伦比亚足球从1980年代开始的发展历程。

文 | 杨小宇

1993年12月2日，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一处普通民房内，哥伦比亚特别搜捕小组冲破了房屋大门与毒贩展开激烈交火，双方迅速转移到了屋顶。随着最后几声枪响，一名蓝衣男子倒在了血泊中，警察和武装部队发出了庆祝的呼声。

许多人可能在美剧《毒枭》中看到过这个场景。死去的男子名叫巴勃罗·埃斯科巴，他一手缔造了富可敌国的麦德林贩毒集团。他的毒品帝国在最盛时期每月能向美国输入70吨可卡因。他花天酒地的生活，购买军火与政府硬碰硬，都只花费了他财富当中的九牛一毛。

1994年7月5日，同样在麦德林，一个同样名叫埃斯科巴的男人被刺杀。他叫安德烈·埃斯科巴，当时的哥伦比亚国家足球队队长，也是带领哥伦比亚冲进当年美国世界杯的主力后卫，意甲豪门AC米兰此前已向他伸出橄榄枝。在安德烈打进一个匪夷所思的乌龙球后，哥伦比亚队小组垫底出线无望，而他本人则在世界杯还未结束之时，在自己的老家被枪杀。

这是巧合，还是又一个哥伦比亚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故事？这两个名叫埃斯科巴的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又如何折射了哥伦比亚足球从1980年代开始的发展历程？

黄金时代

故事还要从巴勃罗说起。

巴勃罗·埃斯科巴是哥伦比亚政府的眼中钉。1989年，他排名《福布斯》世界富豪榜第七。但他的财富带来了对暴力的迷恋，他在接连被哥伦比亚政府打击后转而选择轰炸政府大楼、制造飞机爆炸案、暗杀政客以及和反对者公然开战等高调行径，这让他树敌无数，成为了哥伦比亚和美国联手追捕的头号通缉犯。

但在巴勃罗的老家麦德林，却是另一番景象。巴勃罗出身贫苦，是一名农民的儿子，从小的理想就是劫富济贫。巴勃罗的表亲海梅回忆和巴勃罗的一段对话时，巴勃罗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偷富人的钱！有钱人有车，那我们就把这里的车偷走！”

在阶级分化严重的哥伦比亚，少有富人愿意为穷人出钱出力。但巴勃罗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一夜暴富后，他出资在麦德林贫困地区建造了学校、住房、教堂、公园等设施。一时间，巴勃罗成为了许多麦德林人心目中的英雄。最重要的是，他还为穷人建了足球场，让爱踢足球的孩子离开险象环生的街头。

在成为名震四方的大毒枭前，巴勃罗就已经是个十足的球迷，据说他第一双鞋就是球鞋，最喜欢的鞋子也是白色球鞋。在通过可卡因大发横财之后，他看到了足球的双重可能：如果买断麦德林的国民竞技俱乐部(Atletico Nacional)，既可以满足对足球的热爱，更能够把贩卖可卡因的赃款清洗干净。于是，国民竞技队很快成了他手下的洗钱工具，而有了巴勃罗的巨额资金加持，国民竞技队也一路扶摇直上，在哥伦比亚雄鹰联赛(Liga Aguila)中称霸。

国民竞技俱乐部的主帅马图拉纳(Francisco Maturana)承认，是巴勃罗的毒资帮助国民竞技队成为了南美大陆上风头最劲的球队之一。“毒资的进入让我们能买到强大的外援，也让我们最好的球员不致流失，”他说。

巴勃罗慷慨地邀请球员们到自己的豪宅兼“私人监狱”中踢练习赛，许多哥伦比亚国家队员曾被目击前往巴勃罗的居所。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甚至都曾被邀请到这所府邸中，和哥伦比亚的当家球星伊基塔等进行友谊赛。

“我被数以千计的安保人员带去了‘监狱’，”马拉多纳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被捕了吗？’那地方像个五星酒店。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见面，他（巴勃罗）说非常喜欢看我踢球，也很认同我，因为和他一样，我曾经是个穷小子。”

1989年，也就是巴勃罗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同一年，国民竞技队首次夺得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这支冠军队星光熠熠，包括后来打入1994美国世界杯的主力阿尔瓦雷斯、门将伊基塔，当然，还有安德烈·埃斯科巴。麦德林足球达到了巅峰，在整个南美风头一时无两。

在赢下了这个南美冠军的头衔后，巴勃罗将整支队伍都邀请到了自己家中庆祝，每一个队员也都得到了一点“小奖励”。

此时巴勃罗的对手坐不住了，哥伦比亚的其他毒枭也都看到了足球背后蕴含的巨大利益。紧随巴勃罗的脚步，卡利集团的二把手米格尔·罗德里格斯投资了本地球会卡利美洲队，而在首都波哥大，绰号“墨西哥佬”的何塞·冈萨洛·罗德里格斯则早早控制了波哥大百万富翁队。史称“毒枭足球”的时期就此开启，各路毒枭们联手缔造了哥伦比亚足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进球啦！进球啦！”

有了巨额资金培养和训练球员，哥伦比亚国家队在1994年顺利打入了世界杯决赛圈。在这支国家队大名单当中，有多达6名球员来自麦德林国民竞技队。

但彼时巴勃罗已经在特别行动中被政府射杀，麦德林贩毒集团群龙无首，麦德林国民竞技队俱乐部的资金来源也堪忧。国内局势的动荡，对国家队的心态影响是巨大的。

果然哥伦比亚队首战出师不利，面对罗马尼亚队以一场1-3的惨败收场。第二场小组赛，他们遭遇了东道主美国队。

上半场进行到35分钟，正在进行防守的安德烈出现了致命失误，将对手的传中球捅进了自家球门。对于急需一场胜利的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乌龙球无异于自杀。

安德烈·埃斯科巴射入乌龙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正处于黄金时代的哥伦比亚国家队就此提前出局，1998年卷土重来但也在复赛之前黯然退场，随后的三届他们都没再登上这一国际最高舞台。2014年，哥伦比亚相隔16年后再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亮相。

决赛还没打响，哥伦比亚队就已经回国了，随后就发生了前文提到的一幕：安德烈在老家麦德林一家夜店附近被三名男子枪杀。凶手开了12枪，安德烈身中6弹，在开枪时，这几名男子还模仿解说员大喊“进球啦！进球啦！”这显然是对那记乌龙球的嘲讽。

安德烈的悲惨结局，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勃罗在足球场上的横行霸道：在毒枭林立的哥伦比亚联赛，强队背后几乎都有毒资“染指”。据称，和国民竞技队比赛时，其他毒枭金主会贿赂裁判。而巴勃罗则不同，在面对其他强队时，他选择暗杀裁判，就像他暗杀反对自己的政客、甚至总统候选人一样。安德烈的死，是否存在其他贩毒团伙在巴勃罗死后落井下石泄愤的成分，则不得而知。

同时，安德烈在国民竞技队效力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巴勃罗的支持心存疑虑的人：虽然大部分球员并没有想那么多，但安德烈不愿意拿毒枭的黑色收入、为毒枭效力。安德烈的杀手身份至今依旧存疑，有消息称称他们是哥伦比亚某个主要贩毒集团的手下。

哥伦比亚足球的极盛时期，开始于埃斯科巴，也结束于埃斯科巴。哥伦比亚的“毒枭足球”年代随着安德烈的死告一段落，直到今天，球迷熟悉的南美神鹰才在新星J罗、法尔考等的带领下，在国际舞台上再度起飞。

艰难复苏的国球

虽然哥伦比亚毒品猖獗的时代已过去了近30年，这个国家的足球并没有完全摆脱毒品的阴影，依然有毒贩利用足球投机走私毒品。

6月22日，在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警方缴获了70公斤可卡因，价值大约为280万英镑，正准备运往荷兰。这批可卡因是液态毒品，毒贩将哥伦比亚国家队的球衣浸泡其中，作为幌子。

由于是用国家队的球衣运毒，埃尔多拉多机场禁毒小队的指挥官拉米雷斯怒斥，毒贩的行为玷污了国家队形象，“我们都感到非常伤心，大家都是球迷，这些球衣给正在经历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民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现在却被可卡因给玷污了。”

尽管如此，近年来哥伦比亚的政治和控毒局势大体趋于稳定，足球作为团结社会矛盾各方工具的作用渐渐显现出来。有赖于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成功和谈，交战双方能够和曾经的受害者一起组建一支球队。这支球队名叫和平队，是人权律师菲利克斯·莫拉在2012年和谈一开始时就创立的。

“我们的球队代表了和平，作为它的一员，我感到非常骄傲，”一名FARC的受害者、现在的和平队球员阿尔伯特·帕拉说，“我们合作顺畅，因为我们互相支持。如果我们不能在足球场上做出榜样，那就没有人可以了，”他说。

“不管一个人曾经什么样，我们现在是球场上的队友，”帕拉的队友、前FARC成员罗德里格斯说，“在战场上，我们被教导说要打击敌人，但在这里，我们发现敌人们也有家庭、有自己的烦恼。”

源济

举办世界杯，到底是赚还是赔？| 围观世界杯⑩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昨天

6月10日，俄罗斯莫斯科，2018俄罗斯世界杯即将开赛，当地商场促销活动吸引着游客驻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学术研究几乎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大型体育赛事对经济产生了可观影响。”

文 | 聂琳

对球迷来说，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无疑是一次狂欢盛宴。而国际足联（FIFA）以及各申办国政府也宣传称，举办世界杯会显著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赛前预测通常显示，举办世界杯可以刺激东道国旅游业、零售业增长，还能增加就业。然而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在研究了赛后数据后发现，东道国经济短期内并不能从中大幅受益。

俄罗斯世界杯组织方在4月底发布报告称，举办世界杯可以促进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3-2023年这10年里增长260-308亿美元。不过，到底会不会有如此大的提振作用，还有待实际检验。

旅游收入微不足道

由于会吸引大量外国游客观赛，旅游业是最主要的受益部门之一。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世界杯吸引了约100万外国游客，2010年南非世界杯吸引了大约31万外国游客，2006年德国世界杯吸引了约200万名外国游客。

北欧联合银行（Nordea Bank）数据显示，近五届世界杯期间东道国海外游客流入量较此前一年同期增幅分别为：1998年法国世界杯逾5%，2002年韩日世界杯（日本）约10%，（韩国）约3%，2006年德国世界杯约10%，2010年南非世界杯约15%，2014年巴西世界杯逾10%。

不过，分析世界杯对东道国旅游业的影响不能简单只看游客数量，更重要的是看旅游收入。而与东道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相比，这可能微不足道。

德国央行报告显示，2006年5-7月，德国旅游收入较2005年同期增加15亿欧元（包括国内游客支出和海外游客支出），15亿欧元只占200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7%。

某些情况下，东道国旅游收入甚至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比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期间，法国非居民游客数增幅较小，法国国际旅游收入也没有大幅增加。

世界杯还会对东道国旅游业产生“挤出效应”。虽然世界杯期间外国游客数量，以及他们旅游支出会增加，但有些东道国居民为了躲避喧闹而选择出国旅游。巴西央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6、7两月，外国游客为巴西创造的旅游收入较此前三年同期的平均值高出37.84%（15.8亿美元）。但2014年7月，巴西游客在全球各地的消费也达到了创纪录的12.5亿美元，这比同期外国游客在巴西9.37亿美元的消费多出三分之一。

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教授Wolfgang Maennig在2007年发表的《一年过后：重新评估世界杯的经济影响》（One Year Later: A Re-appraisal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2006 Soccer World Cup）中指出，2006年德国世界杯对举办城市当地的旅游产生了挤出效应。2004-06年季调后数据显示，在2006年6、7月德国酒店住宿出现增长之前的5月，以及之后的8月，德国住宿增幅均出现下降，不仅没有达到1.4%的正常增长率，而且，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绝对住宿人数还出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原本计划5月、8月在德国住宿的游客将日期改到了世界杯举办的6、7两月。

刺激就业不可持续

东道国就业的确会因世界杯而增加。巴西旅游局研究显示，2011年1月-2014年3月间，2014年世界杯为巴西创造了约100万个工作岗位。2010年南非世界杯在场馆建设以及酒店服务业领域创造了约13万个工作岗位。

不过，世界杯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支撑一般是临时性的。随着场馆完工，建筑就业会相应下降。南非统计局2010年7月27日公布的4-6月就业数据显示，南非总体就业较此前一年同期下降4.7%（62.7万），而这主要受建筑业就业损失驱动，建筑业就业同比缩减9.9%（11.1万）。

此外，许多赛后研究表明，世界杯为东道国创造就业的乐观预期并未完全实现。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经济系Michiel Antoine Oosterbaan在其2013年发表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发现，举办2010年世界杯使得南非10个主办城市的失业率比非主办城市高出6.6%。

2006年世界杯之前就有预测称，举办世界杯可以为德国提供多达1万个工作岗位。不过，在2009年发表的《大型体育赛事与失业：研究2006年德国世界杯》（Large Sport Events and Unemployment The case of the 2006 Soccer World Cup in Germany）论文中，Maennig和Florian Hagn研究了1998年1月-2007年3月间德国75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数据后发现（德国在2000年6月获得2006年世界杯举办权），举办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城市相比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两人对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研究同样显示，当届世界杯并没有在短期内或者长期内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贡献杯水车薪

不可否认，举办世界杯这种重大赛事的确可以让某些行业、团体，以及个人受益。以2006年德国世界杯为例，德国组委会将1.55亿欧元净收入纳入囊中。德国的电视台也因转播赛事而收视率大增。此外，桌上足球设备生产商、啤酒厂等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与庞大的经济总规模相比，世界杯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略显“小气”。2010年南非世界杯为该国当年实际GDP贡献了5.09亿美元，而2010年南非实际GDP约为5900亿美元（按2011年美元计算，未季调数据），比重约为0.08%。经济研究所基金会（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undation）研究显示，2014年世界杯为巴西整体经济注入134.3亿美元，2014年巴西GDP总值为2.46万亿美元，占比0.5%。

东道国零售业在世界杯期间可能会增加，但与此同时，本地消费者的正常消费可能会被世界杯“扭曲”。

根据Maennig《一年过后：重新评估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经通胀调整后的零售指数并没有显示2006年世界杯对德国的零售产生显著影响。

实际上，原始数据甚至显示，2006年世界杯期间的6、7两月，德国零售业营业额较此前一年同期出现了下降。这可以被称作消费者的“土豆沙发效应”，也就是，他们可能待在家里看电视转播，期间基本只消费薯片。

“不论考察的是什么地理单位（城市、省/州、国家），不论用什么模型和计算方法，也不论研究世界哪个地区（美国、欧洲），学术研究几乎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大型体赛事对经济产生了可观影响。”Maennig与Arne Feddersen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2006世界杯各部门劳动力市场效应》（Sectoral Labour Market Effects of the 2006 FIFA World Cup）中称。

场馆建设太过昂贵

不仅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短期内提振有限，举办世界杯还会带来场馆建设、安保等沉重成本，从而增加政府债务，或纳税人负担。

举办世界杯耗资巨大。北欧联合银行（Nordea Bank）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世界杯总成本接近120亿美元，2010年南非世界杯约达40亿美元，2006年德国世界杯约30亿美元，2002年韩日世界杯逾20亿美元，1998年法国世界杯为20亿美元。

最大头的成本之一当属场馆建设。根据国际足联（FIFA）要求，东道国各个举办城市至少拥有12座现代化体育场。主体育场至少容纳8万人，剩余的体育馆能容纳4万名观众。此外，每座场馆每年的维护费用接近30亿美元。

数据显示，2006年德国世界杯场馆建设成本是18.7亿美元，2010年南非世界杯为14.8亿美元，2014年巴西世界杯为36.8亿美元。

此外，游客可能会大量涌入主办城市的社区，他们需要获得公共服务。对世界杯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来说，大量外地人涌入也意味着安保方面的担忧会增加。交通堵塞、垃圾清理等都会成为举办世界杯的成本。

正面“无形资产”

但并非都是坏消息。尽管短期内对东道国经济没有大幅提振，但举办世界杯还是会带来一些“间接”或“无形”的正面影响。这些影响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新场馆的新奇效应、公民自我感觉良好的效应，以及国际对东道国看法的“世界杯效应”。

场馆新奇效应（Novelty Effect） 世界杯场馆在比赛期间和赛后都会带来门票收入。高级的体育场馆能提供更加舒适的座椅和更高级的观赛体验，尽管票价高，但世界杯结束后，观众还是愿意购买门票来体验，这将产生客观的收入。像德国、法国等国家，本身就拥有世界顶级的国内联赛，这更增加了场馆赛后的使用率和门票收入。

具标志性的场馆还会帮助提高城市形象、吸引投资和游客。比如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已成为这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此外，交通、新商业区等周边基础设施赛后也使主办城市收益。

不过，场馆新奇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由于原本基础好，发达东道国在场馆建设上投入少，但获益却更多。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场馆使用率更低，许多场馆赛后被完全废弃。与运动员住所可以在赛后改为商业住房不一样，场馆很难改造为其他用途；场馆周围的商业区赛后也变得凋敝。综合来说，在评估场馆新奇效应时，应该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

居民“自我感觉良好” Maennig与汉堡大学经济学教授Swantje Allmers在2009年发表的《1998年法国、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经济影响，以及2010年南非前景展望》的论文中提出了“自我感觉良好”效应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世界杯期间自由和放松的气氛，或者交谈话题的增加”使得东道国民众幸福感和自豪感提升，他们也因此更愿意消费。慕尼黑科技大学经贸系教授Bernd Suessmuth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大型体育赛事：不错的体验商品》（Mega-Sporting Events as Experience Goods）中用“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简称WTP）这一指标将这种购买力的上升量化。他们通过研究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发现，德国民众人均WTP从4.26欧元增加到世界杯后的10欧元，按德国8200万人口计算，消费增幅约为4.8亿欧元。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效应还有助于改善对东道国经济前景的看法，尤其体现在股市上。英国利兹大学管理学院J.K. Ashton等人在2003年发表的题为《国家体育成功的经济影响：伦敦股票交易所的证据》《Economic Impact of 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 Evidence from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文章中指出，英国在世界杯期间的良好表现可以提高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价格。

此外，东道国在比赛中胜出，加上主办赛事带来的国家情绪高涨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率和效率。比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韩国经济就大幅增长。

国际形象改善 世界杯期间的正面媒体报道会增强全球对该东道国的看法，而国家形象改善会促进其国际投资和贸易，还会促进东道国未来旅游业的发展，在世界杯期间有良好体验的游客可能会故地重游。电视观众也可能会增加对东道国的兴趣，并决定到此旅游观光。

俄罗斯世界杯会赚还是赔？

俄罗斯世界杯组委会的预测显示，今年世界杯预期将给俄罗斯带来57万名外国游客，以及70万名本地游客。另有预测显示，俄罗斯世界杯将吸引40多万名外国游客，这些游客在世界杯期间在俄花费将达到16亿多美元。俄罗斯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今年1月数据显示，世界杯将使俄罗斯今年第二、三季度GDP年增长率增加0.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今年世界杯预期也将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届。加拿大皇家银行数据显示，俄罗斯世界杯总成本将达到142亿美元，高于官方公布的110亿美元。其中，交通基建成本将达到61.1亿美元，场馆建设成本或约34.5亿美元。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称，世界杯对俄罗斯经济的贡献有限。该机构表示，虽然“对旅游业的额外刺激将使俄罗斯本已健康的外部账户受益，但是，这样的支撑可能将是短暂的。”

“比赛仅持续一个月，相关的经济刺激与俄罗斯1.3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相比将是无力的……我们预期，世界杯将不会对更广泛的经济增长产生有意义的贡献。”穆迪分高级副总裁Kristin Lindow说。

源济

缺席了世界杯的意大利，走到了一个怎样的十字路口？| 围观世界杯⑪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2018-06-27

2017年11月13日，意大利，米兰圣西罗球场，2018世预赛欧洲区附加赛次回合，意大利0-0战平瑞典，总比分0-1遭淘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僵化、陈旧、官僚的足协决策层，逐渐与年轻一代失联，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而这正是意大利社会也面临的困局。

文 | 王磬

编者按：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战事火热的俄罗斯移开，投到一个并未打入决赛圈的国家身上：意大利。在去年11月的预选赛关键一战中，意大利因未能赢下对阵的瑞典、总比分落后而失去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也是曾四度拿下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六十年以来首次缺席决赛圈，震惊世界足坛。而对于当下的意大利来说，足球的失意更像是现实窘迫的一面镜子：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债务、压城的难民危机和渐涨的脱欧情绪、新掌权的民粹政府与极度分裂的民意……似乎都在提示，无论是足球、还是国家，意大利都走到了一个必须转型的十字路口。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记录了她今年探访意大利多个城市的经历，透过一对普通球迷父子的故事，管窥足球和政治在意大利交织的肌理，和它们共同面临的艰难选择。

一、克劳迪与他的两场球赛

罗马青年克劳迪告诉我，他的人生开始于一场球赛。

1994年的夏天，加州的玫瑰碗球场，意大利国家队迎战巴西，这是那届世界杯的决赛。“忧郁王子”巴乔踢飞的点球，将巴西队送上了冠军宝座。当时只有7岁的克劳迪趴在屏幕前，盯着巴西加冕的画面。他余光瞟见电视机旁的父亲，用一支烟续上了另一支。

第二天，克劳迪从父亲那里收获了第一只属于自己的足球。他记得，随着这只皮球一同递过来的，还有他第一次隐约感知到的“意大利人”身份。

“等你长大就知道，意大利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足球。”世代居住在亚平宁半岛的父亲说，“你不了解足球，就不算意大利人。”

那只似乎承载了身份认同的足球，伴随着克劳迪和小伙伴们度过了夏天的剩余时光。在家门口的球场边上，他常听到大人们的私语，关于那场输掉的决赛，埋怨巴乔或是为他辩护，“意大利之光”或是“罪人”。那个与大力神杯失之交臂的夏天，他感到格外漫长。

“对意大利人来说，今年的夏天大概也会很漫长。”时钟快进到2018年6月，在Facebook的另一端，资深球迷、而立之年的克劳迪给我敲下了这几个字。  

这次对话的几天之后，俄罗斯世界杯热闹开幕。但这一次，意大利国家队连飞往莫斯科的入场券也没拿到。预选赛未能出线，60年来第一次，球迷们迎来了没有意大利的世界杯。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1958年。1949年发生了都灵空难，都灵足球队队员全体罹难，其中包含多名意大利国脚。这支联赛领头羊的全军覆没，让意大利国家队遭受重创，影响一直持续到之后的至少三届世界杯。

对克劳迪意义非凡的另一场球赛发生在2017年11月，正是那场后来被媒体称为“世界末日”（apocalypse）的世界杯预选赛。意大利主场对阵瑞典，要出线必须赢。在罗马市郊的一间酒吧里，早早聚集在大屏幕前的克劳迪和朋友们，眼看着在经验不足的主帅的指挥下，意大利队犯尽错误、失尽良机。

克劳迪无法忘记那个冬日的夜晚：比赛在一点点接近尾声，意大利仍然没有突围的迹象；从担忧转为害怕、恐惧。结束的哨声吹响，意大利没出线已成定局，酒吧里没有人愿意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几分钟后，愤怒的情绪涌了上来，有人咒骂主教练文图拉，有人摔了酒瓶子，连骑在男人肩上的小孩都哭了。

“像是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米兰体育报》在次日的头版头条里写道。南部的一家报纸则将这场失利与一战时的卡波雷托战役相提并论，那场战役中意大利与奥地利军队对决，损失惨重。而罗马的《信使报》则直接在标题中印上了大大的“国耻”（National Disgrace）二词。

“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所有意大利人都放下工作、放下成见，聚在一起——那只能是足球。”对话框的那一侧，克劳迪顿了顿，“每天都能看到分裂的民意，我们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件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事情。”

我没有瞥见克劳迪脸上的神色。但我猜他敲下这些字时，也许带着苦笑，那种天性乐观的南欧人在面对无奈时特有的自嘲，就像数月之前我在意大利报道大选时见到他的那样。

包括克劳迪在内的意大利人开始相信：足球的失意，只是当前意大利社会窘境的一面镜子。

二、罗马与米兰

三个月前，在罗马城南的一间咖啡馆里，我第一次见到克劳迪。

当时我正在写意大利议会选举的报道，了解到罗马有个来自民粹政党“五星运动”的市长。众所周知，意大利政坛近年来民粹争艳、反建制运动风起云涌。这当然是一系列社会危机的结果：比GDP总量还要高的债务，三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愈发疲软的经济，压城的难民危机，还有渐涨的脱欧情绪。十年前的次贷危机和八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至今都没有完全走出来。

然而，要在首都选出一位民粹市长，仍不是件容易事——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进步的首都向来被认为是反民粹的大本营。我很好奇，罗马的年轻人都在给谁投票。 

“罗马是意大利的一个完美缩影。如果你想知道意大利正在发生什么，要来罗马，不要去米兰。”坐在我对面的克劳迪边说边抿了一口咖啡，嘴角弯出苦笑的弧度。在罗马出生长大的他，已经因为工作原因搬到了米兰，但仍要回到原籍罗马投票。

从米兰到罗马，乘高铁只要2小时55分钟。克劳迪常在周末南下罗马探望父母，周初又回到米兰工作。他身边不少年轻的罗马朋友，都在经历这样的双城生活。

刚开始，那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五年以前，刚毕业的克劳迪原本希望在罗马求到一份职务，但多方碰壁。半年之后他才终于决定离开罗马，接受米兰一家NGO发来的工作邀请。

他很快感到，搬去米兰，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罗马与米兰之间的距离，远不止三个小时的火车那么简单。

米兰——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明珠，是身陷泥潭的意大利几乎唯一一个还在增长的地方。特别是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后，这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在提升，经济也欣欣向荣。克劳迪将之称为“意大利的例外”：“在米兰，你可以看到那些在意大利很难看到的东西，比如报酬不错的工作；再比如，对未来的希望。”

而罗马——悠久却老旧的政治中心，既是大量公共机构集聚的地方，也是意大利体制僵化、官僚丛生的弊病暴露得最严重的地方。关键岗位全被老人把持，无背景的年轻人鲜少有机会拿到入场券。我曾采访过的另一位罗马年轻人这样解释他给五星运动投票的原因：罗马是个老年人的城市，只有年轻的五星运动才能改变它。

这与意大利足球眼下的难题几乎如出一辙。

在与瑞典的预选赛后，漫天的问责向国家队涌来，首当其冲的便是主帅文图拉。这位缺乏大赛经验的主教练，被指责在选择球员时固执且保守。但这并不是文图拉一人的毛病，如果稍稍往回追溯，在2014年世界杯中，时任主帅的普兰德利就几乎没有给予新球员上场锻炼的机会，也导致了几年后国家队的青黄不接。

僵化、陈旧、官僚的足协决策层逐渐与年轻一代失联，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而这正是意大利社会同样面临的困局。

离开时，克劳迪提出载我到老城区转转，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车开在从南郊进城的某条大道上，他侧头看着窗外：“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听过这个说法吧？我们现在就在其中的一条大路上。”

我点头。车开过一段古城墙，路中间的转盘由一扇残缺的古城门改造而成，现代生活跟历史融合得不留痕迹。

“罗马不只是让人愉悦，它让人晕眩（stunning）。”克劳迪感慨着，仿佛在跟自己确认。

坐在副驾上的我，瞟见堆积在城墙边的空瓶子和烂塑料，露出狰狞的面孔。那大概是困扰了罗马多时的城市垃圾问题的遗迹，在这座废墟之中的永恒之城，日复一日地腐臭下去。

三、足球、政治与移民

事实上，没有打进2018年的世界杯，并不是意大利国家队面临的唯一问题。

稍稍观察便会发现，在2006年拿下世界杯冠军之后，意大利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一个常被提起的证明是，在2010年和2014年的世界杯上，连续两届，小组赛即被淘汰。意大利足球这是怎么了？

我向足球专家王勤伯请教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体育记者之一，他精通多国语言，已经在意大利住了十五年。

“意大利足球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系统培养不出有才华的球员，”王勤伯语气肯定，“足球是全球化的人才争夺，但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却在拖后腿。”

三个月前，在佛罗伦萨郊外一间足球氛围浓厚的餐厅里，我与王勤伯和他的家人有过一面之缘。他和妻子都热爱足球，是那间餐厅的常客。餐间闲叙，聊起当日的佛罗伦萨新闻。一名企图自杀的意大利白人，没有勇气对自己开枪，却在街上枪杀了一名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商贩。

王勤伯感慨，许多意大利人在骨子里其实是非常种族主义的，这也是近年来移民问题的根源之一。

他回忆起自己看过的一些青少年比赛，总体印象是，如果有北非或黑人移民的小孩，一般都比本地小孩踢得更好。“因为足球的本质是反工业、反中产阶级秩序的，踢得特别好的小孩，大多数是踢野球长大的。”王勤伯这样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社会在中产化之后，很多国家的足球产业把目光投向家庭比较贫穷的移民小孩。但在意大利，这些移民后代没办法很快地进入体育系统。意大利移民法规定，外籍人士想要入意大利籍，必须年满18岁。相比之下，邻近的法国、德国就要宽松很多。一旦出现稍有足球天赋的移民，来不及等到入籍，就很可能被别国挖走。

“如果意大利的法律不利于把移民纳入体育系统，那自然就没办法从贫穷里收获资源，”王勤伯说，“但很可惜，足球产业就是需要从贫穷里收获资源的。”

开明的体育界人士也曾呼吁，希望政府可以指定更宽容的移民政策。作为回应，此前的民主党政府尝试过更改入籍法，但遇到北方联盟的激烈抵抗。

以反移民起家的民粹政党北方联盟，曾在大量使用外籍球员这件事上猛烈抨击AC米兰，还主张大规模驱逐地中海上逃来的难民。今年,2月，一名北方联盟的地方候选人在大街上向六名非裔移民开枪，遭到警察逮捕。

足球和政治，是一个担忧的两面，是一种情绪的两个出口。

“就算是青训系统超好的西班牙，也一样需要吸收入籍球员。在德国长大的土耳其后裔，德国和土耳其都在激烈地争抢。1930年代意大利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裔球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点很多意大利人都忘记了。”王勤伯说。

我忽然想起克劳迪的家所在的那个社区。几十年来，那个位于罗马南郊、以移民聚居而著称的街区，是不同的种族在意大利扎根的缩影。低矮杂乱的老棚户与高耸齐整的新楼邸相与为邻，又可以看到近年“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迹象。在那附近一间由学校改装成的投票站里，克劳迪给主张对移民友好的民主党投下了他的一票，尽管他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

我们开车穿过高低相间的楼房，路过一处不知名的纪念碑。“二战时这里被称为‘蜂巢’（bee hive），是许多‘叛军’的藏身之处。他们就躲在居民的家里，各个种族的人家，一天一换。纳粹德国想要剿灭他们，一直没有完全成功。”克劳迪向车窗外指了指，“但是后来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件事。”

四、“意大利人”

大选的那天，克劳迪邀我跟他同去投票站。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那个送给他第一只足球、又向他启蒙了“意大利人”身份认同的人。

今年58岁的迪父是名退役军官，声音很洪亮。意大利没有打进世界杯，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们这里的人习惯的事情是，太阳一直都很好，咖啡一直都好喝，意大利队随便打一下，就能进世界杯。”迪父对我调侃道，“意大利人是被宠坏的（spoiled）。”他英文不太好，想了好久才想到spoiled这个词该怎么说。

但在资深球迷克劳迪看来，父亲甚至都不能算个足球迷。虽然号称自己是尤文图斯的支持者，但父亲其实不追联赛。在意大利，孩子一般会选择支持父亲也支持的俱乐部。但即使是长大以后的克劳迪并未追随他的步伐、而选择成为AC米兰球迷这件事，也没给父亲添堵。

“但他在乎足球，”克劳迪说，“在乎足球这件事，让我爸感觉自己更像是个意大利人。”

我则对“意大利人”的提法产生了兴趣——这个在当下看来具有魔性的词，其实是个很晚近的概念。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近1400年间，亚平宁半岛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尽管前有文艺复兴、后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意大利却始终未建立起政治上的共同体。

俾斯麦就曾总结到，当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在15、1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时，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为寻找认同而挣扎。即使是1861年建立起的意大利王国，也没有为挣扎的认同画上句号。

足球便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引入意大利的。在今天，论证足球与认同建构的研究已如汗牛充栋，其中一个共识是：足球赛事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不同的群体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为同一个事件而疯狂。它创造了一种易上手的、普适性的语言，让对话和共情得以发生。有学者曾指出，它甚至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宗教仪式”，用于凝聚本地社区，强化本地认同。

“足球让人哭泣、欢笑、尖叫，让人抛物、蹦跳、奔跑，或是脱下衣服，亲吻陌生人，甚至去刻一个他们很快会后悔的纹身。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90分钟以内，中间带有一次停顿。别忘了，这也是好莱坞电影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一篇研究意大利民族认同的论文写到。

意大利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似乎更给足球激起的这些荷尔蒙撒了催化剂。相信英雄主义、相信荣光、相信艺术和充满罗曼蒂克的感情——只有在球场里上演的这些，能让人暂时忘记生活中的艰辛，与周围人的不同，而变为一个整体。

五、尾声

离开意大利之后的三个月里，关于意大利的新闻一直没有断过。

选举投票的结果，是极左和极右的两支民粹政党拿了票数的头两名；磕磕绊绊的组阁谈判，组成一个对欧盟、对移民、对弥合民意来说最糟糕的选项；总统动用手中的权力否决关键提名，是多年以来的首次；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马不停蹄地做空意大利....而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并没有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而出现好起来的迹象。

我偶尔会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到Facebook上敲一下克劳迪，问他的看法或是一起吐个槽。

在最近的一次对话中，我们聊到意大利新上任的民粹政府拒绝难民船靠岸的新闻。那艘载有数百名利比亚难民的救援船，只好离开意大利的海岸、投奔邻国西班牙。

“这不是我的政府，”克劳迪告诉我，他自己也正在考虑暂时离开意大利。他所供职的机构打算在肯尼亚开展新项目，可能会是个选择。

“也许就看不到那么好看的足球了，”克劳迪笑道，“不过呼吸一下另一个大陆的空气，也挺好。”

源济

南斯拉夫足球回忆：战火撕碎黄金一代 | 围观世界杯⑫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2018-07-02

世界杯1/8决赛，前南斯拉夫国家克罗地亚4-3淘汰丹麦。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走多远？

文 | 田思奇

1990年代初，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也在2006年各自独立，在20世纪的欧洲政治版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南斯拉夫正式解体。六个年轻的主权国家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足协和国家队。

本届世界杯上，脱胎于前南足球的“格子军团”克罗地亚三战全胜拿到小组头名出线，并在昨晚通过点球大战以4-3淘汰丹麦队晋级八强；塞尔维亚则在6月28日凌晨输给巴西后遗憾排名小组第三。

和此前几届世界杯和欧洲杯一样，此时此刻，人们仍然忍不住缅怀曾被誉为“欧洲巴西队”的前南国家队。如果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如果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和拉基蒂奇可以和来自波黑的哲科、来自塞尔维亚的马蒂奇并肩作战，这样一支星光熠熠的国家队能在俄罗斯世界杯上走多远？

然而这只能是假设的场景，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可以走多远。同样地，1990年代初国家解体后，人们也再没有机会见证，南斯拉夫足球的“黄金一代”原本可以拥有的辉煌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铁托执政的南斯拉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原则。同一时期，南斯拉夫国家足球队在1960年和1968年两度夺得欧洲杯亚军，并在1962年获得世界杯四强的出色战绩。

而更为人所知的是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黄金一代”。1987年世青赛，南斯拉夫勇夺冠军。三年后的意大利之夏，这群年轻人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力克西班牙闯入八强，仅仅在点球大战中惜败给马拉多纳所率领的阿根廷队。

1987年世青赛上的前南斯拉夫队员

 

但事实上，在1990年时，即铁托逝世十年后，南斯拉夫的国内局势已经陷入剧烈动荡。那届意大利世界杯前后，南斯拉夫国家队也遭遇诸多场外因素的困扰。

接受《体育画报》采访时，时任南斯拉夫国家队主帅伊维卡·奥西姆（Ivica Osim）曾表示，虽然当时并没有人规定他必须从南斯拉夫内的六个地区分别挑几个球员，但他确实承受着很大压力：“你必须要小心选人，注意他来自哪个宗教、哪个俱乐部、哪个地区，你必须要估量所有的一切。”

而在奥西姆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每一个俱乐部都关于政治，而国家队更是如此。这就好像让英国人挑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国家队，如果选了两个苏格兰人、三个英格兰人却没有从北爱尔兰选，那么这会引起暴乱的……”

国家的动荡同样影响了球队的发挥。奥西姆解释称，球员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其中一名核心队员卡塔尼奇因为收到来自家乡的恐吓，不得不在赛前几小时哀求奥西姆：“千万不要选我。”

同时，奥西姆还在采访中由衷地表示：“球队可比国家好太多太多了，”“足球很美妙，但是还是大不过生活……很多人被杀掉，国家也解体了。对我来说，如果只谈论球员而不谈论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不公平的。有时候有些事情要比足球重要得多。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是球员而不是政客掌控这一切，那么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

接下来的几年，愈发成熟的“黄金一代”原本有望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些大赛上继续争夺最高荣誉，但他们在国家分崩离析之时并没有机会这样做。

前南斯拉夫解体为六个主权国家

 

由于遭遇制裁，以头名身份杀入1992年欧洲杯决赛圈的南斯拉夫被剥夺参赛权，而顶替他们出战的小组第二丹麦队在当年问鼎欧洲杯。接下来的1994年世界杯和1996年欧洲杯，“巴尔干雄鹰”仍然没有参赛机会。

2002年3月28日，仅剩塞尔维亚和黑山支撑的南斯拉夫国家队客场挑战巴西队并告负。这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名最后一次出现在足球场上。松散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随后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简称“塞黑”，但该联盟在2006年也宣告分裂，塞尔维亚和黑山分别成立各自的主权国家。

2006年世界杯上，尽管国家已经解体，但从预选赛中杀出重围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代表队仍然前往德国。不过在小组赛上0-1输给荷兰、2-3不敌科特迪瓦、同时更以0-6送给阿根廷一场大胜，塞黑队黯淡结束了最后的征程。

2006年世界杯上的塞黑队

 

整体来看，前南斯拉夫分裂出的几个国家在足球赛场上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克罗地亚在近六届世界杯中五次杀入决赛圈，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20位。同样来到俄罗斯参赛的塞尔维亚目前世界排名34。而波黑和斯洛文尼亚也曾分别打入2014年和2010年世界杯的决赛圈，前南斯拉夫的足球根基可见一斑。

然而时至今日，政治元素仍未远离这些昔日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球队，分裂主义正被部分前南裔队员在赛场上加以利用。

其他欧洲国家球队面临的问题大都是移民涌入后多元文化引发的内讧，而几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则面临球员流失的处境。例如出生于瑞典的伊布拉希莫维奇父亲是波斯尼亚人、母亲是克罗地亚人。本届世界杯上，瑞士队内也有不少来自前南地区的移民后裔，比如出身于科索沃的扎卡、沙奇里和贝赫拉米。

在E组小组赛上，瑞士队凭借扎卡和沙奇里的入球2-1逆转了塞尔维亚。面对这位极富政治渊源的特殊对手，两名进球队员用代表阿尔巴尼亚“双头鹰”形象的手势进行庆祝，这在赛后引发了巨大争议。

两位瑞士核心均是塞尔维亚境内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后裔。数十年来，阿族人一直要求科索沃独立为共和国并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并在1999年引爆北约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之间的科索沃战争。因此，这两名球员作出代表阿尔巴尼亚的手势，显然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

虽然沙奇里强调手势无关政治，但国际足联还是决定对两名球员分别罚款约1万美元，并向同时做出该庆祝手势的瑞士队长利希施泰纳罚款约5000美元，但未作出禁赛处罚。

另一方面，虽然塞尔维亚成为被冒犯的对象，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倒将两名球员视为英雄，并主动为他们筹集罚款。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特意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让国民出资感谢两名瑞士球员，账户名称叫：“别害怕双头鹰”。

阿尔巴尼亚国旗

 

科索沃方面的众筹账户在6月27日早间已募集超过2.5万美元。科索沃商业部长哈萨尼（Bajram Hasani）公开表示自己捐助了1500欧元——正好是他的月工资。

“这些球员受到了惩罚，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没有忘记自己从何而来，”哈萨尼对当地媒体表示，“金钱可买不到扎卡和沙奇里以双头鹰手势作为进球庆祝动作所带来的快乐。”

源济

12年一轮回：当墨西哥大选碰上世界杯 | 围观世界杯⑬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今天

6月17日，墨西哥蒂华纳，墨西哥球迷在夸乌特莫克雕像下庆祝国家队首战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图片来源：法新社

奥夫拉多尔专门为世界杯首战德国延迟了一个工人社区集会，让人们能观看大屏幕直播。赛后，当他登上讲台提到刚刚的胜利时，台下民众呼声震天，“墨西哥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场。

文 | 杨小宇

拉美人常说，不可言说之物有三样：足球、宗教和政治。而墨西哥政坛似乎与世界杯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在这个国家，总统为6年制任期，每隔12年大选就会和世界杯重叠一次。

从1994年开始，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已是连续第三次和墨西哥大选完美撞期的世界杯。大选和世界杯的微妙撞期，让墨西哥民众不得不把足球和政治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捆绑在一起。

7月2日，在墨西哥宣布选出近一个世纪以来首位左派总统洛佩斯·奥布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的当天，墨西哥国家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首轮淘汰赛上0-2不敌巴西，没能打破“8强魔咒”。

24年间的三届杯赛，见证了墨西哥国家队稳健的发展，也见证了这个国家左派的崛起。但无论左派右派，撞上了世界杯的墨西哥总统候选人和政客们都免不了用世界杯做文章。

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的墨西哥国家队。

1994年，墨西哥人刚从1990世界杯禁赛的丑闻中走出来。八年前，作为1986世界杯的东道主，他们在自家门口创造了历史最好战绩：在1/8决赛中2-0击败保加利亚杀进8强，还把强大的联邦德国拖进了点球大战，最终惜败。他们的身上，背负着墨西哥人民对他们强势回归的渴望。

1994年的墨西哥队开局稳定，以小组头名成绩出线。可惜的是，他们在1/8决赛中重新面对老对手保加利亚，被对手逼平后遭点球淘汰，没能再创新纪录。

当年的墨西哥大选在8月21日举行，距离墨西哥在世界杯出局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和表现平平的国家队遥相呼应，大选依然延续了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态势：来自传统保守党革命制度党(PRI)的候选人塞迪略(Ernesto Zedillo)遥遥领先，获得48.7%的选票，而来自民主革命党(PRD)的温和左派候选人卡尔德纳(Cuauhtemoc Cardenas)的得票率仅为16.6%。

卡尔德纳的PRD彼时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但是它代表了墨西哥左派未来的发展趋势，它以卡尔德纳曾任市长的墨西哥城为中心不断扩张影响力，最终形成了对PRI的强势威胁。

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的墨西哥国家队。

12年后，又是一届杯赛，墨西哥队站在了德国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一次，墨西哥大选的时间定在了7月2日，恰逢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开打之时。

这一届墨西哥国家队的实力不容小觑：在巴塞罗那俱乐部效力的主力后卫马奎斯、刚刚转会英超博尔顿队的中锋博尔格蒂，都令墨西哥球迷翘首以待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在德国的赛场上，墨西哥的出线形势相对轻松，虽然被安哥拉逼平，但最后还是与葡萄牙一道晋级。然而，在1/8决赛等待他们的却是拥有未来巨星梅西的阿根廷，墨西哥最终1-2惜败，止步16强。

这一年，墨西哥大选的战场形势相当紧张。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来自温和右派国家行动党(PAN)的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另一位则正是今天让全世界目光聚焦在墨西哥的左翼反对派：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这是奥夫拉多尔第一次踏上总统竞选之旅，他在墨西哥城联邦特区首长的位置上作为PRD的候选人参选。

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本就占据优势的卡尔德隆也为自己的竞选添砖加瓦。他的竞选口号十分应景：“为了一个胜利的墨西哥(Por un México ganador)”。他也邀请了国家队前锋弗朗西斯科·方塞卡为自己站台。借此，卡尔德隆在墨西哥在世界杯上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大力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把人民都团结到自己麾下，塑造了一个接地气的领导人形象。

对墨西哥来说，足球是“国球”，普及度比其他运动都要高，把足球纳入竞选计划无疑是明智之举。相形比之下，棒球迷奥夫拉多尔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虽然他坐拥墨西哥最大城市墨西哥城的绝大多数选票，但还是以微弱劣势败给卡尔德隆。

就像在决赛中被罚下的法国核心齐达内落寞走过大力神杯的背影一样，奥夫拉多尔的得票率最终仅落后卡尔德隆1.04个百分点，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的墨西哥国家队。

今年，奥夫拉多尔卷土重来，脱离了PRD单独成立左派政党MORENA的他，常被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对比，称他是“墨西哥的‘左翼’特朗普”。

这可能是64岁的奥夫拉多尔的最后一次竞选，孤注一掷的他也采取了相对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路线。此次，奥布拉多尔的经验为他带来了巨大成功，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一直远远甩开排名第二位的候选人安纳亚20多个百分点，而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梅亚德仅排在第三名。

而在地球另一边的俄罗斯，墨西哥队的征途由面对卫冕冠军德国队时取得的一场胜利开始。他们最终有惊无险挺进16强，给近期被各种政治暴力事件困扰的墨西哥人打下了一剂强心针。本次大选是墨西哥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大选，超过130名政客和候选人被谋杀，墨西哥上下人心惶惶。世界杯显然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绝佳机会，这让墨西哥人分散了注意力。

据墨西哥地震预警监控系统探测发现，在墨西哥打进对德国的关键进球和比赛终场哨声响起时，墨西哥城附近均检测到了轻微的地表震动。一些报道认为，这并非地质活动，而是墨西哥球迷在庆祝的跳跃当中使地面为之颤抖——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他们需要动用一切手段为竞选造势。PRI候选人梅亚德本次大选中主打亲民、清廉路线，希望能一改往日PRI腐败、专制、强权的作风。他多次接受采访表示，看好墨西哥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甚至成功预测了墨西哥首战击败德国。

梅亚德说，自己年少时曾亲临现场观看1986世界杯墨西哥主场迎战保加利亚的比赛，那场比赛使他终身难忘。小时候，他还曾有过成为足球俱乐部经理的梦想。

在接受ESPN采访时，面对记者提出的“你相信大选会上演终场绝杀吗？”“你希望墨西哥勇夺世界杯还是你本人当选总统？”等尖锐问题时，他表示，相信大选能出现最后奇迹，如果墨西哥夺冠和本人当选双喜临门，则再好不过。

他的对手们也不甘落下风。安纳亚就在推特上发布了身穿墨西哥绿色球衣、与家人共同庆祝比赛胜利的照片。

而如今的候任总统奥夫拉多尔平时是个棒球迷，圣路易斯红衣主教队是他钟爱的球队。在塔巴斯科一个小乡镇上长大的奥夫拉多尔从小爱打棒球，在学校棒球队里，他是个强有力的击球手，人送绰号“粉碎机”。

相对来说，他对足球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涨。但就算如此，奥布拉多尔也专门为世界杯延迟了在墨西哥城外一个工人社区的集会，让人们能在大屏幕上观看同德国队比赛的直播。

6月17日，在墨西哥队本届杯赛的首次亮相中，直到终场，球迷们似乎都不敢相信自己面对卫冕冠军能够取得胜利，而当终场哨声响起，人们终于开怀庆祝，载歌载舞后，奥夫拉多尔才登上演讲舞台。当他提到刚刚的胜利时，台下民众呼声震天，“墨西哥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场。

世界杯赛场上的战火是否影响了国内选情不得而知，但墨西哥在俄罗斯的优异表现却让民众对国家未来的期盼重拾激情。即便在战胜德国两周后落败巴西，奥布拉多尔的支持者仍因他的当选感到欣慰。

“足球比赛很令人激动，”26岁的墨西哥人戈麦斯说，“但这和选出一名承诺改变墨西哥的总统相比，不值一提。”

源济

“四星”乌拉圭：渴望走出自卑的没落贵族 | 围观世界杯⑭

田思奇 最天下  2018-07-07

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

“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运动，在全体乌拉圭人民心目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该项运动能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而这种美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非常可贵。”

文 | 田思奇

对于所有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国家来说，队员球衣胸前可以绣上五角星来彰显夺冠次数，例如人们俗称的”五星巴西”到目前为止已经五次夺冠，而现代足球发源地英格兰的队徽上就有代表1966年夺冠的一颗星。

不过传统南美足球强国乌拉圭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只有两次夺冠，但球衣胸前却绣上了四颗星：这是因为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之前，奥运会的足球项目被视作最重要的足球赛事，而乌拉圭在1924年和1928年两度夺得奥运会足球金牌，这份荣誉后来也被认定为国际足联世界冠军的称号。因此，乌拉圭可以在球衣上多绣两颗星。

在7月6日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1/4决赛上，乌拉圭以0-2负于法国，以八强战绩结束征程，较上届十六强的成绩小有进步。但事实上，“天蓝军团”在足球史上的地位要辉煌得多。而成就这一“上古王者”的主要前提条件，和这片移民沃土的国家历史不无关系。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与巴西和阿根廷接壤，领土面积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广东省相当。这片地势平缓的土地上仅生活着350万人（广东：1.1亿），其中90%为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后裔，大多信奉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由于自然风光优美、社会安静稳定，乌拉圭常被叫作“南美瑞士”。

和这片大陆上的许多国家一样，乌拉圭曾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825年才宣布独立，并在三年后获得巴西和阿根廷的承认。不过欧洲移民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世纪下半叶，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大量涌入乌拉圭。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一样，足球运动成为这些移民心中故国的象征，同时也是克服思念之情的良方。

乌拉圭的地理位置

 

随着足球运动的全球化，乌拉圭成为极富竞争力的足球强国。1901年，乌拉圭举行了英国（及爱尔兰）之外的第一场正式国际比赛，成功击败阿根廷，并就此开始两国足球的百余年宿怨史。

20世纪初期，乌拉圭国家队是以意大利移民后裔为主流的多元族裔球队，但是并没有像一些其他国家那样受到种族斗争的困扰。在1916年对阵智利的一场比赛中，乌拉圭的首发队员中甚至包括两名黑人，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在国家队中拥有黑人球员的国家。同样地，在欧洲移民、非洲移民和拉丁美洲人组成的乌拉圭，足球成为民族融合的粘合剂，也是跨越社会阶层实现自我表达的阶梯。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当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地区饱受世界大战折磨时，地处南美腹地的乌拉圭幸运地享受到了安定的政治环境，这也给予了足球运动充分的发展空间。1938年之后的12年里，世界杯因为战争的原因停办。直到1950年，乌拉圭在巴西夺得本国的第二座冠军奖杯。

然而与整个拉美类似，乌拉圭足球也曾一度随着政治环境的突变而跌入深渊。据腾讯体育文章介绍，1973年，前总统博达贝里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后，独裁政府便将足球视为其进行独裁统治、转移人民注意力的麻醉工具。他们过分强调服从与命令，将乌拉圭足球中的随性与自由完全扼杀，乌拉圭队也成了粗暴犯规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继1970年取得世界杯殿军后，乌拉圭在1974年世界杯上仅取得1平2负；4年后的阿根廷世界杯预选赛，乌拉圭更是没有冲出南美洲，无缘决赛圈。

1983年结束军政府统治后，乌拉圭终于又迎来民选政府，但这十年的摧残加剧了足球人才凋零。尽管1980年代的乌拉圭足坛拥有“王子”恩佐·弗朗西斯科利这样的天才，但作为两届世界杯冠军的传统豪强，乌拉圭队的战绩可谓一蹶不振，在1990年之后的20年里再也未能进入淘汰赛阶段。

“乌拉圭王子”弗朗西斯科利

 

不得不承认的是，乌拉圭“小国寡民”的特点极大地限制了其足球的发展。在传统南美足球三强中，相对于阿根廷4300多万和巴西的2亿人口，乌拉圭的300多万人口少得可怜。不过“小国”反而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人才发掘的便利。

同时，乌拉近半数人口集中在首都蒙得维的亚，据新华社介绍，该国的职业足球联赛——甲级和乙级联赛总共30支球队当中，有24支位于蒙得维的亚，这给乌拉圭国家队提供了集训的便利。从U13到U20的乌拉圭队球员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三离开所在俱乐部，到国家队位于蒙得维的亚的基地集训，周四到周日再回到俱乐部训练比赛。这样的高效培养模式，提高了队员间的默契，以及作为一支国家队所应有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此外，正在带领乌拉圭队走向复兴的主帅塔巴雷斯看准了乌拉圭足球的病因：几十年来，乌拉圭足球留给世人的丑陋印象源自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两夺世界杯冠军的历史成了乌拉圭人沉重的包袱，他们自认不可能再现辉煌，于是便用球场上的粗野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而塔巴雷斯正努力唤醒乌拉圭人内心深处的“贵族尊严”。这位在过去12年中连续执掌国家队的名帅信奉的是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名言：只有坚强起来，才会变得温柔。

2010年南非世界杯金球奖得主、率队挺进四强的乌拉圭球星迭戈·弗兰在谈起“小国”话题时也表示，夹在巴西跟阿根廷两大强国之间并不容易，不过乌拉圭人并不会屈服：

我们知道自己来自小国，但在足球领域，所有一切都是公平的。我们不逊于任何人。当然，大国比我们有钱，但这不像是某些联赛那样，最有钱的就能赢……只要我们上场，我们就知道这是11人对11人的比赛，对方球迷再多也无济于事，我们都习惯了。我们是个小国，但我们不在意，我们只会继续奋战。

乌拉圭球星迭戈·弗兰

显然，乌拉圭人对于足球的热忱不容置疑。正如知名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足球往事》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战术大师，每次国家队的比赛，无论对阵哪一支球队，整个国家都会屏住呼吸，政治家、歌手和街头的小商贩们闭上了嘴巴，情侣们停止了爱抚，就连苍蝇都要停止飞行。”

不久前，拥有超过1万名学生的乌拉圭天主教大学宣布：在本国两大世界级前锋苏亚雷斯和卡瓦尼率队出征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学校全面停课。

据当地媒体报道，副校长帕切科给全校学生发出的公开信中写道：

大学生的要务之一是密切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你们不仅需要以批判、学术的精神面对一切，还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

很明显，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在全体乌拉圭人民心目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该项运动能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而这种美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非常可贵。

源济

黯淡的五星巴西，愤怒的巴西人 | 围观世界杯⑮

原创： 界面地球姨 最天下  2018-07-07

5月28日，巴西巴西利亚，民众示威支持罢工的卡车司机，抗议特梅尔政府。

一项巴西的调查显示，53%的巴西人对世界杯毫无兴趣，比抗议频发的2014年还高11个百分点。在不愿支持世界杯和国家队的巴西人心中，足球已不再是曾经的“美丽足球”，而是转移国民注意力的罪魁祸首。

文 | 杨小宇

7月6日，从上届主场世界杯1-7惨败德国的阴影中回归的五星巴西，在一场顽强的战斗中1-2惜败欧洲红魔比利时，止步八强。

四年过去了，巴西国内因世界杯而起的老问题并没有在新政府任内得到解决。在球迷们为巴西两度出局扼腕的同时，巴西也正面临大选。巴西选民愈演愈烈的怒火背后，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和阴云密布的政局。

一流的球场，三流的基建

时间回到2014年。当世界杯即将在巨星辈出的“足球王国”巴西开赛时，通常会在球场上为国家队摇旗呐喊的巴西人却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豪门盛宴。

巴西民众的抗议声从2013年开始就不绝于耳。2014世界杯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开幕当天，前来观赛的各国球迷惊诧不已。在往届世界杯开赛前都会被街头艺术家涂画成国旗色的大街小巷，多是一片萧条。

令人匪夷所思的景象背后，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系统性腐败，以及桑巴王国被世界杯这一盛事背后的基建问题引爆的民怨。

2014年对巴西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巴西经济发展状况堪忧，一场经济危机在所难免：2014年第二季度，巴西的经济增长是上季度的一半，而一年下来，巴西的GDP增长已从2013年的3%掉到0.5%。

与此同时，她还面临着一项腐败指控，这可能会威胁到她未来的政治生涯。对罗塞夫来说，大赛的成功举办至关重要。

然而，自从新场馆建设陆续开展以来，民众的积怨便渐渐显现。马拉卡纳球场能容纳7.8万人观赛，而老马拉卡纳球场更能容纳20.5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之一。要建设、翻新如此大规模的场馆和配套设施，巴西政府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大规模的拆迁。

拆迁对于贫富差异巨大的巴西来说，可以说是穷人的噩梦。大规模的体育场馆往往选址在空间开阔的城郊，而政府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往往选在贫民居住的地段。

在此期间，强拆行为并不少见，许多拆迁行为和当地社区缺乏沟通，整个过程都不透明。在里约的一些街区，有居民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房子被贴上了拆迁标志，而此前没有任何人与他们进行过协商。

腐败的官员，愤怒的人民

建设场馆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大范围的工程延期和渎职腐败——上至足协官员，下至建筑公司。巴西政府给了国内七个主要建筑公司官方的政策福利，在他们延期交工时允许追加拨款。不少工程于是放心大胆拖延工期、超出预算，包括马瑙斯的亚马逊体育场、里约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和巴西利亚体育场。而有报道称，翻新马拉卡纳球场的预算可以建造200所学校。

协助国际足联查出这些工程预算漏洞的巴西足联主席里卡多·特谢拉（Ricardo Texeira）本人也惹上了麻烦。2017年，他在重重腐败指控的压力下引咎辞职，据称现居美国迈阿密一栋价值7400万美元的豪宅中。

大规模的腐败必然导致政府拨款不公，再加上强大的政治压力，巴西政府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为世界杯铺路。这就导致国家的其他机构部门失去了原有的资金支持，有些甚至是关键的基建部门：包括交通、医保、教育等。

举例来说，2014年，巴西政府对世界杯的预计投资超过了14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全年教育拨款（37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这些投资的受益者基本都是建筑公司，他们为政治宣传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有些体育场甚至选址在马瑙斯和库亚巴这样足球底蕴并不深厚的地方，世界杯结束后便注定成为了摆设。

在巴西经济持续衰落的大背景下，没有受惠的民众情绪被彻底点燃。

巴西人无法忍受自己的国家拥有一流的球场，却只有三流的医院、学校和排水设施，无法忍受糟糕的道路建设和昂贵的公共交通费用，更无法忍受高额的税收用不到“刀刃上”。由此，从里约到巴西利亚，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

巴西世界杯那年，零星的示威从民众抗议巴士票价居高不下开始，渐渐变成了对巴西政府执政各个层面的不满：警察暴力执法、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尤其针对政府着力投资世界杯，却对国内的重点基建项目不管不顾。

“世界杯从医保、教育部门和穷人那里偷了钱，无家可归的人们从街上被赶跑，”一名参与游行的巴西人说。另一名参与游行的大学生梅斯基塔表示，“我爱足球，我爱国家队，但我们也得想想世界杯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对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放任自流，比如强拆等等。”

在世界杯开打前一个月，马拉卡纳球场罢工的建筑工人和抗议示威的民众们一起参与了游行。就在世界杯开打前几天，圣保罗的地铁工人和里约加利昂和圣杜蒙特两大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也分别组织了大罢工，和上街游行的巴西民众们遥相呼应。

“巴西本不应该举办世界杯，但国际足联偏偏喜欢选那些最腐败的国家，”一贯支持桑巴军团的巴西人戈麦斯说。这次，他选择穿上了阿根廷球衣。

惨败的球队，失望的球迷

2014年，桑巴军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内马尔揭幕战的精彩入球，而是半决赛被德国1-7血洗。在那场比赛中，意在重夺大力神杯、加冕六星的巴西队前30分钟便被日耳曼战车狂灌5球，下半场许尔勒更是梅开二度。奥斯卡为巴西打进一记安慰球后，巴西人终究还是为未来的世界冠军做了嫁衣。

比赛还没结束，巴西球迷就已按捺不住失落悲愤的心情，抗议罗塞夫的口号和呼声开始在现场回荡。由于此前巴西队的不俗表现，巴西国内针对罗塞夫政府的抗议声在已经渐渐平息下去。但这样一场耻辱的失利后，抗议声重新占据高地，这让支持率暴跌的罗塞夫非常头疼。

虽然在2014年10月的大选中，罗塞夫最终以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获得了连任，但那之后，巴西的经济依然像国家队面对德国人一样连连溃败。巴西通胀率常年保持在4.5%以上，而经济增长率却接连下滑，甚至在2015年和2016年，巴西的GDP还出现了负增长。

最终，世界杯和奥运会两届大赛没能遂罗塞夫的愿，给巴西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反而把政府的漏洞暴露得一干二净。罗塞夫在2016里约奥运会结束不久后便遭弹劾黯然下台。

两年过去，巴西再度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但是今年世界杯，巴西人对大赛的关注度滑落到了历史最低点：一项巴西的调查显示，53%的巴西人对世界杯毫无兴趣，比抗议频发的2014年还高11个百分点。而在女性当中，这个数字则高达61%。

有人甚至转而开始抗议国家队本身的意义，认为比赛高昂的票价意味着足球这项运动已然把穷人拒之门外。在这些不愿支持世界杯和国家队的巴西人心中，足球已经不再是曾经的“美丽足球”，而是转移国民注意力的罪魁祸首。

巴西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上个月刚刚发生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卡车司机罢工事件又暴露出了巴西交通系统和油价政策的漏洞，而10月份即将举行的大选更是牵动着巴西人的心弦，他们的注意力显然无法集中在世界杯上。

冲突的政见，割裂的选民

罗塞夫下台后，巴西政坛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保守派开始逐渐占据高地。在目前的民调中，身陷囹圄的前总统、罗塞夫的盟友卢拉虽然坐拥33%的高支持率，但他很可能没有机会参与最后的竞争；而斩获了17%支持率的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则很可能成为最后有资格参选的候选人中赢面最大的一位。

波索纳罗是一名退役军人，在许多人心中是一名“为富人代言”的政客。面对巴西的犯罪问题，他主张放开枪支政策加以解决；同时，他还认为巴西1960年代的军政独裁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左翼领导人们一直尝试消除这段历史的负面影响。

他的种族主义、厌女、反移民、宗教言论更是层出不穷，让人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影子。但是两届左翼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不作为和政府体制的陈腐，让一部分巴西人宁愿选择相信这位言论出格、却可能带来改变的右翼政客。

但是，另外一部分巴西人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他们希望遭到右派攻击的前总统卢拉能够归来。一些观点认为，卢拉的入狱正是右派加害的结果，为卢拉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就此，巴西的左右两派裂痕越来越深，在大选前夕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作为足球王国，巴西的选战也少不了足球的影子。在2015年右派支持者抗议罗塞夫的游行活动中，示威者们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巴西队的经典黄蓝色球衣作为统一服装，这让左翼和中间派选民大为光火。

“我拒绝再穿黄色球衣了，那是右派蠢货的球衣，”一名来自累西腓（Recife）附近的老师兼球迷巴罗斯说。

保守派支持者的挑衅做法让巴西的两款客场球衣销量飙升，许多球迷转而购买平时无人眷顾的蓝色和绿色球衣。累西腓一名街头小贩说，今年蓝色球衣取代了黄色球衣，成为了销量第一。在巴西电商网站上，许多恶搞版球衣也纷纷出现，大多数都带有政治色彩。

从2014年到2018年，巴西人的抗议不仅仅代表了被忽略和压迫的底层人民的怒火，更代表了上升的中产阶级对于政府问责和民主制度透明度更高的追求。更多的巴西人意识到了自己握有的公民权利，而他们也希望自己为国家的付出能得到回报。

可惜的是，巴西政府系统性的腐败和极低的行政效率还未跟上他们的脚步。巴西人想要像为国家队骄傲一样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也许还需要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