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烦了伪装,我穿起短裤露出假肢
新浪图片 2018年05月03日
我叫谢仁慈,生于1996年,即将大学毕业。如你所见,我失去了右腿。但我不爱遮掩,反而喜欢穿短裤,露出金属假肢走在人群中。有天,我受邀上知乎回答一个问题——“主动露假肢上街,是怎样的体验?”我的回答当晚点赞破五千,后涨到近3万,微博粉丝也涨到2万多。其实,我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不想因失去一条腿就放弃真正想做的事,无论是跑步,游泳,旅行,写书,还是健身。
四岁那年,一场车祸夺去了我的右腿和妈妈的左腿。打车前往医院的路上,我低头看自己的右腿,膝盖往下,黄色、青色、红色交织,经脉、血管、肉交缠在一起,晃晃荡荡。车上是母亲止不住的哭声,我还记得当时司机用方言说,“别把血滴在我车套上。”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2010年中国有2472万肢体残疾者。但这个庞大的数字不易被感知,大部分人选择把残疾隐藏起来。假肢上的海绵外包不能辅助行动,却可以长裤一遮,伪装成健全人。直到2016年以前,我都是这些“伪装健全”人群中的一员,而且精于此道。
到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童年玩耍时假肢突然甩飞,小伙伴惊吓得四散开来。我跑回家扑进妈妈怀里伤心大哭。有男生叫我“瘸子”、“铁拐李”,我直接追到菜地把他打出了鼻血,后来他们叫我“姐姐”。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不一样”,希望没人注意我,不再穿从前最爱的红色、橙色,转而选择灰暗冷色系。19岁,我写下一段话:让我感到自己残疾的不是自身,而是社会看我的眼光。
十几年来,我从没穿过短裤,把假肢裹在暗处,藏得越深越好。那时我在意别人的眼光,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假肢脱落,自尊跟着一起摔碎。情绪不稳定时,我就疯狂读书,看周国平、余秋雨,也看康德、卢梭、萨特。高考前一年,我模拟考仅400多分,我开始了每天早7点到校学习,晚上11点学校熄灯才回家的备考生活。一年我成绩提高了200多分,如愿考上第一志愿的西南政法大学。
结束高考,我开始独行去心中的圣地拉萨。戴着假肢,背着拐杖,我从贵州出发,一路从昆明搭车,走过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穿越飞来寺、雅鲁藏布大峡谷,在滇藏线颠簸30多天后,最终平安抵达布达拉宫。在圣湖边,与圣山相望,我感受到了心灵的自由。滇藏行之后,我又只身去了新疆、山东……在与不同的人成为朋友的过程中,我也学会了怎么去接受和包容多样性。
进入大学,我开始学习法学,用专业的视角去关注残障人士这个群体。我参与了学校科研立项课题研究,致力于残障权利与法律研究,也会经常参加全国残疾人NGO活动,探索残障人士的权益保护。人们通常用“残疾”而非“残障”来描述这个群体,其实是不正确的。残障人士只是参与社会活动的时候有身体障碍,而不是“疾病”需要去治疗。尊重应当从改变称呼做起。
在大学,我自称“想得开大仙”,开始结交朋友,变得自信自知。一次,我在商场戴着假肢试裤子,左腿粗右腿细,售货员用一种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目光打量着我。一瞬间我炸了,藏来藏去还是被发现,这掩藏有啥意思?回去后,我将假肢外包装撕掉,只留金属躯干,右裤腿也剪掉,坦坦荡荡走出去。从此,我彻底告别了假肢包装。
我想明白了,不能接受生命无法改变的事,是软弱和愚蠢的。别人的目光抵不过自己内心的坦然。假肢被我装点成blingbling的,因为它也是我身体的重要部分。我走路很快,因为走得时候伤口会疼,我想把痛苦的时间尽量缩短。在这所山城学校,爬坡上坎是家常便饭。楼道里新增设的座椅,走累了可以小憩一番,每到这一刻我就感到无比幸福。
我开始把之前想穿的衣服都买来穿,不再是一味的长裤,而是和小时候一样,一年四季裙子轮流换。我期待一个更健康、有力的身体,于是迷上了健身。不过,这和露出假肢需跨越的心理障碍不同,健身时感受的是真实的痛楚——残肢和接受腔的摩擦会因剧烈运动成量级增加。过去,我曾以为失去右腿便注定与很多事无缘。而现在,我发现,这些理所当然不过是缺乏勇气的借口。
学校健身房内,我存有专门用来健身穿的假肢,比平时的更重些,运动一会就大汗淋漓。有时,我会在健身房脱下假肢做一些调整,已经不会去在意旁边是否有异样的目光了。那里的人也习惯了在健身房看到我的身影。曾有过来健身的教授问我为何举哑铃,我笑着说,为了防止胸部下垂呀。
除了健身,我还经常去跑步,游泳,甚至攀岩,还曾获得过贵州省残疾人运动会游泳项目铜牌。我有时候会和朋友开玩笑说,应该有运动鞋厂商找我代言,代言一款假肢穿着都很舒服的鞋。
那次偶然被朋友邀请去知乎回答问题后,看着点赞数一点点增加,我一晚没睡。几千条评论看完,出现得最多的关键词是:酷。作为“臭美精”,被夸酷我当然很开心,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越过我,看到残障群体的存在。那以后,采访的邀约、综艺和访谈节目纷纷找来。我已准备好走进大众审视的目光中,希望更多的肢障者看到我,意识到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供他(她)选择。
我不喜欢被“标签化”和“物质化”。如果残障人士被当成激励非残障人士的符号,对残障人士这个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残障人士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同情和怜悯,而仅仅是平等对待。我希望有一天,当用假肢的穿短裙的女孩走在街上时,不会再有媒体对她进行采访;希望有一天,残障者不必再寻求媒体的帮助和社会的爱心,而是在国家的体制构建之下,实现所有的应得权利。
去年,我完成了写书的心愿,希望我的故事能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群体,并对这个群体的人有一些鼓励。如今,已交完论文的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获得了爱尔兰高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即将出国读研究生。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做到家中便利贴上写的那样:用力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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