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民国票房最高的电影，出自这位初代偶像练习生

源济

民国票房最高的电影，出自这位初代偶像练习生 

原创 2018-04-23 李舒 山河小岁月

我的女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发际线外貌协会”会长——再美貌的爱豆，星目剑眉，玉树临风，要是发际线一高，就默默在我心里打了一个叉，三振出局。

只有两个人例外。

一个人是张震，上周在北京电影节重温了《爱神之手》之后，毅然觉得可以再爱他五百年。

▲  《爱神之手》剧照

还有一个，是郑君里。

郑君里这个名字，现在的小朋友们大概不知道了。但在我的采访生涯里，这个名字曾被一个著名女星提起。那个女明星年少成名，又是典型的学院派，她跟我吐槽现在的女演员们不读书——

“连《演员的自我修养》都没读过，还谈什么表演？”

《演员的自我修养》的第一版是郑君里翻译的，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还只有28岁。

上海苏州河边，虹口天通庵路。

一百多年前，这里拥挤嘈杂，每日，大批江浙皖赣粤等地移民来到他们既陌生又向往的十里洋场。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做最底层的小买卖，这其中，便有郑君里的父母。

这对勤劳的广东中山夫妻靠摆水果摊养活全家人。卖水果的收入微薄，每到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父亲要郑君里替全家跪在堂屋求债主宽限，这让年幼的郑君里觉得相当耻辱。

他选择了沉默，在沉默的背后，我们无法想象这少年的内心，他把这份耻辱压在心底，而后，默默发誓，总有一天要出人头地。

永远不要轻视卖水果的少年，短短一百年，上海滩的水果少年里出了不少人才，除了郑君里，还有一位莱阳梨少年，当今的人们，很喜欢把许多不靠谱的鸡汤加在他的头上，他的名字叫杜月笙。

郑君里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希望他去银行或者铁路工作，这是铁饭碗。但16岁的郑君里告诉父母，自己打算离开岭南中学去“搞艺术”。

父亲跪在儿子面前，说，求你，不要去戏子。

郑君里跪在父亲面前，说，求你，放我一马。

终日沉默的儿子爆发出的倔强令父亲大为惊讶，最终，他尊重了儿子的决定。

南国艺术学院由田汉创办，有点类似于演员培训班——搁到今天，大概就是实战型偶像练习生。教室很小，但授课老师各个大有来头：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在这里，郑君里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他相信，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一展才华。

郑君里学的是戏剧，但平时，他最喜欢和学文学的同学交流探讨（想起土偶的鲜肉们，摊手）。贫困始终伴随着他，因为交不出8元，他只能错过班级同学去西湖郊游的活动。

更严重的打击来自1928年夏天，因为资金问题，南国艺术学院停办了。

郑君里的演员梦成为了泡影。

但对于这个电影梦，他没有放弃。

在田汉的鼓励下，郑君里开始自学。

他开始翻译《易卜生》《苏俄演剧左中右》等戏剧理论，这一年，他17岁。

据说，他的翻译方法是，依靠一本俄英字典，先把俄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要知道，这些书里有大量的戏剧舞台装置专业词汇，郑君里如何做到精准的阐释，今天的戏剧研究者们说，这还是一个谜。

其实，只是我们无法估量，这个水果摊少年到底藏着多少能量。

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他如何做到，一块钱吃七天，喝点冷水就当早饭。靠翻译拿到400块钱稿费，他拿出50块给了介绍人，自己留下100，其他都给了母亲，他一直没有忘记最终选择妥协支持他的父母，他的内心是无比柔软的。

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时，郑君里也渐渐开始找到机会，登上了表演舞台。

1929年，他在话剧《莎乐美》里演一个小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角色。三年之后，他又得到机会，出演了第一部电影——《野玫瑰》，那部片子里，他扮演一个画家，特别少年气，一点不比男主角金焰逊色（关键是一点也不娘！）

▲  郑君里在话剧《莎乐美》中的少年形象

所以，在1932年《电声日报》电影十大明星的评选中，金焰获得第一名，被称为“电影皇帝”，第二名则是郑君里，他的称号是“电影候补皇帝”。

但他自己却对他的表演很不满意（都第二名了为啥还不满意呀喂！）

郑君里的电影，我看过两部，一部是《野玫瑰》，一部是《新女性》——女主是阮玲玉。

▲  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1935），主演阮玲玉（左）与郑君里

坦率说，他对自己的评价“表演僵硬”虽然苛刻，却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新女性》里，一个近景拍他和阮玲玉聊天，阮眉间轻蹙，带着一点娇羞，问他作品发表的事情。他显然有点漫不经心，又有点手足无措。不过，奇怪的是，这种手足无措，看起来倒有点知识分子的娇羞，由此可见，蔡楚生的选角还是颇有一套。有意思的是，《新女性》上映之后，遭到了记者们的投诉（因为这部片子里，除了郑君里扮演的记者是好人，其他人都很不好），最终不得不靠“删掉涉嫌丑化记者的场景”而平息事端。但大家提起郑君里，都会说，“只有他是好人”。

虽然算得上是初代偶像，郑君里却从来没有任何偶像包袱，知识分子演得，老头演得，坏人也演得：

当了电影明星，开始有了广告代言，无数人追捧，薪水猛涨——郑君里和一般爱豆一样，也经过过年少轻狂。21岁，因为骄傲不好合作，他被导演们短暂封杀了。郑君里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刻意搬到暨南大学旁边杂货店楼上的阁楼里居住，每天锻炼身体（“想把肌肉练壮”），遇到洪深讲课，他就去旁听。

▲  成名之后，郑君里做起了香烟广告。

记录下自己的错误是需要勇气的，可是郑君里这样做了，这段经历，被他写在自己的年表里。

这样的爱豆，注定会更进一步。

郑君里的爱情，在25岁时降临了。

他们的相遇，像极了纯爱剧。1993年，年迈的黄晨回忆起两人的相识过程，娇羞如同少女，我们从中央台的这部纪录片里录制了这段声音：

黄晨美得很脱俗。她并不是电影圈内人，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她选择郑君里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到他家去，看见他桌上放的总是书，他也总是在写东西或者看书——

郑君里不是乌七八糟的……他就介绍些书给我看，就是专门是进步的翻译小说，高尔基的书，还有鲁迅的东西，开始我本来就是糊里糊涂的一个学生，那么我那个时候跟郑君里认识，他好像也带我上我这条路，比较进步的，走向光明。

——黄晨

那时的明星恋爱，和今天相比，要简单和纯粹太多。这当然不是郑君里第一次谈恋爱，他和白璐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白璐的故事太惨了，改天挖坑讲），和黄晨的爱情相处十分愉快，但到底要不要结婚，郑君里有一点犹豫。

有一件事，帮他下了决定。

1936年4月25日，郑君里和一群年轻人在梵皇渡火车站集合，他们是去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的。三对新人分别是唐纳与蓝苹，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

▲  出发前在车站前合影。左起为顾而已、杜小鹃、唐纳、沈钧儒、蓝苹、叶露茜、赵丹

虽然是明星，他们都买了三等车的车票，为了省钱，那时候的明星，挣钱哪有如今这么容易。

火车在中午1点钟到达杭州车站，他们下榻于湖滨的清泰旅馆。同样为了省钱，十个人开了三间房：三个新娘住一间，三个新郎和郑君里、李清，马永华住一间，还有一间，是新娘蓝苹请来的证婚人沈钧儒住。

他们在白云庵月下老人殿抽了签，我曾经在2005年专门去过，香火十分冷清。偶尔来的两三对青年男女，面对庙祝的求签服务，有点嗤之以鼻。我很想告诉他们，这里的签十分准，80年前，来结婚的这几个年轻人可以证明。

第一个抽的便是郑君里，他对自己的“终身”还没决定，所以最为跃跃欲试。结果，得的是第49签：“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谁是状元郎。”

赵丹得的是第50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暗含“不可分离之意”，后来，他们果然因为分离，而最终分开。

蓝苹抽到的是第39签，签文是：“惟旧婚媾，岂能降以相从乎？”——签文出自《左传•隐公十一年》里的一句话：“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为旧婚姻所束缚，而俯身相从呢？”

▲  六和塔结婚照，第二排左边站着的是郑君里

这场婚礼，让郑君里下定决心和黄晨结婚。

1936年秋天，26岁的郑君里结婚了。看他们的结婚照，连我都高兴起来，这对新人充满朝气，平时看起来不苟言笑的郑君里第一次这样阳光灿烂的微笑——

黄晨确实是很合适的伴侣，她性格开朗，和郑君里的朋友们都相处得很好。她和蓝苹的关系尤其好，据说，两个人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同时穿出来，并不怕撞衫的尴尬，这大概是闺蜜之间最亲密的举动了——她们大概想不到，很多年之后，她们在法庭上相逢，黄晨大声叫她：“蓝苹！”她一愣，脱口而出：“阿黄？”

结婚那天，黄晨需要从南京赶来上海，郑君里特地委托蓝苹去南京护送新娘，婚礼上，女傧相也由蓝苹担任。

当然，这时的黄晨和郑君里都不会想到，这位闺蜜将决定他们的最终命运。

郑君里的下一个身份，是导演。

1947年，他和蔡楚生合作编导 《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时，蔡楚生因为肺结核在家中养病，在现场执导的只有郑君里一个人。每天晚上，郑君里先去蔡楚生家里，和他沟通第二天的拍摄细节，第二天再去现场执行。

演员们说，郑君里在现场的执导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他的演员从业经历，在指导演员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一江春水向东流》创造了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的票房最高纪录。蔡楚生导演坚持要把郑君里的名字和自己放在同一列，理由是：

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

郑君里的独立执导作品一部接一部的出来，每一部都是精品、报一报名字就知道，这些电影至今还是中国电影史上必须提及的：

《乌鸦与麻雀》

《林则徐》

《聂耳》

……

对于新政权的更替，郑君里打心底里拥护和高兴。 郑大里先生曾经见过父亲一张照片，那是“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他诚心诚意希望能为新中国做点什么。可是很快，他发现自己迷茫了。

拍摄《我们夫妇之间》，原本是为了号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最高指示“党的干部进城之后的问题”，这部电影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没等到公映，就被“枪毙”了。

之后，上影厂因为《武训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部电影是郑君里极力推动的，他自己感到十分内疚，不得不通过拍摄《宋景诗》来赎罪——因为这是江青“调研”时发现的草莽英雄人物。在拍摄过程中，有人从北京带来江青的口信，说拍《宋景诗》是为了批武训，因此在影片中要出现大地主、大流氓武训的镜头，也要由赵丹扮演，意思是给赵丹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郑君里不愿赵丹再次受到伤害，于是借口编剧不愿意改动，让赵丹逃过了一劫。

但他自己，却没有能够逃过。

1966年6月，黄晨发现丈夫有些反常。他平素的饭量很好，能吃两碗饭，红烧肉是每顿都要有的。可是现在，他什么也吃不下了。

黄晨对儿子说：“你爸爸又有心事了。”

郑君里的心事，源自张春桥的谈话。叶永烈老师曾经通过对黄晨的采访，描述过这一事件：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文中所提及的信，据说有两封。一封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情书；另一封是她请郑君里帮助联系人在海外的唐纳。为什么要这两封信，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而郑君里没有保存这两封信的理由，我们当然更能理解。

三个月之后，郑君里家里再次来了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抄走了两卡车的文字材料，郑君里认为，“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这些人的来历被多方揣测，但至今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这背后是叶群帮忙，来抄家的人都是空四军的。

 

1967年11月26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郑君里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和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他经历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儿子郑大里回忆，好几次郑君里被打得鼻青脸肿，自己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

郑君里说：

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

郑大里牢牢记着父亲这句话，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特别有毅力的人，“他过去抽烟抽得特别凶，一天要三四包。有一年宋之的去世，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医院的人说：‘你们搞文艺的有两个毛病，一个抽烟，一个喝酒！’回到家后，父亲再也没抽过烟，跟别人聊创作很兴奋时，有时他烟瘾上来了，就拿根烟在鼻子下嗅一嗅。”（《我的父亲郑君里》）

1969年4月21日，专案组派人通知郑大里和哥哥去医院看望郑君里。因为听到了一些父亲即将被重新起用的风声，郑大里就悄悄暗示父亲：“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

但这时候的郑君里，却似乎已经无暇去思量儿子的话，他牢牢抓住儿子的手，拼命往自己肚子上摁——郑大里感觉到好几个疖，特别硬。

郑君里的声音，已经微弱到听不见：

“我是一直在交待……”

有医生偷偷找到郑大里，告诉他郑君里得的是肝癌，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早前，郑君里跟专案组汇报自己的病情时，专案组按照胃疼处理，只给他吃酵母片。

两天之后，1969年4月23日凌晨，郑君里在中山医院病逝，他永远停留在了58岁，留下了一堆想要拍摄而未完成的作品。

郑大里说，临死，父亲的“眼睛还一直睁着，嘴巴也张着，旁边都是血”。在殡仪馆里，黄晨和两个儿子看到的郑君里直接躺在烧尸用的铁板车上，身下连一块褥子也没有。穿上家属送的灰色中山装，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连死亡也是不被允许的，家属被特地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

今天是4月23日，郑君里的忌日。

在民国的电影明星里，他显然不是最帅气的，也不是最潇洒的。他的爱情故事并不多，他也不像赵丹那样魅力四射，随时都能带给我们金句和故事。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起他。

我想起郑君里的一生，总是忍不住想起他翻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他用自己的一辈子，证明了这本书。

*参考文献：

郑大里，《我的父亲郑君里》，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3月 

纪录片 《人物》 20160414 电影大师 郑君里

叶永烈，《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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