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入口的天窗被人上了一把锁,梯子也被搬到一楼的楼梯拐弯处,天台变成所有人口中的不祥之地。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254个故事
一
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厂职工家属楼。一共有六层楼,一层楼有三户人家。我家住在顶层六楼,家门口公共走廊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四方形的天窗,大人们称天窗外面的世界叫做“天台”,我们孩子们却错听成“天堂”,那里藏着我孩童时期对于神秘乐园的全部想象。
木质的梯子架在楼道走廊正中央,顶端倚靠在天花板的天窗口处,竖立的梯子与地面拼成接近90度的直角,要不是因为园子的爸爸在天窗口外伸出手臂护着我,五岁的我们,是万万不敢爬上这高耸的梯子——天窗口是跨入天台的唯一途径。
停留在梯子的正中央,恐惧感会击退孩子们对于天台世界的强烈渴望,双腿不自觉地打颤,抬头向上望,光线太强,逆光勾勒出园子爸爸一个模糊的轮廓。进退两难之际,园子爸会握住我的腋下,拿住劲儿把我从梯子举上天台,忽然降临的光线和豁然开朗的天台,清空了我先前的恐惧感。
园子是我家隔壁的邻居,和我一般大,她爸爸在天台搭建了一个世外桃源。开阔的露天平台上,园子爸搭上了葡萄架子,葡萄藤紧密缠绕在一起,织成一张天然绿色的保护伞,将炙热的阳光切割压碎,渗透出一丝清爽的凉意。
园子的爸爸会带着我们在天台上捉迷藏,会用剪刀剪葡萄给我们吃,大多时候,他都在反复修剪天台上的花花草草。
小学五年级,我和园子有了属于小学生的秘密。我们敢在没有任何人的保护下,自己爬上那个梯子,园子不再缠着她父亲陪我们上天台。
我和园子挤在那张藤椅上,翘着脚聊天,园子告诉我,她爸爸和妈妈最近老是打架,她听到母亲说她爸爸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那时候,我们对于“其他女人”完全没有概念,注意力在父母打架这件事上。园子对我说:“小冉,你下次考试能不能比我考得差?不然我爸妈肯定觉得我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让他们不开心,天天都打架。”
五年级期末考试,园子真的比我考得好,她的爸爸和妈妈没有再打过架,园子爸离开了家,我再也没在天台上见过他。
升入六年级前的那个暑假,天台早已无人打理,一眼望去只剩下几个破裂的花盆,鱼塘里堆着好多废纸箱,尚可摇动的一张藤椅,昭示着这曾经有人来过。园子爸曾为园子亲手搭建的葡萄藤,也用枯萎的方式向生命缴械投降。
二
听大人们说,园子爸和园子妈离婚了,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园子自己都不知道。
园子妈一个人带着女儿,自然是没有闲情逸趣去打理天台。园子妈在自己哥哥的帮助下,在天台建起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屋子,格局和园子家一模一样。
不久后,她把天台搭建的屋子租了出去。
我们那栋楼是老小区,没有专门的物管中心,加上邻里街坊都是一个厂区上班的老熟人,知道园子妈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租金能贴补家用,邻居们便默认不干涉。
这样,天台屋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租客。
那是一个约三十多岁的女人,独居,衣着打扮很朴实,她客气地和爷爷奶奶打招呼,还买过水果给六楼的住户们。
那时我上初中,我和园子偶尔还会爬上天台,园子妈会提醒我们,不要打扰到租客阿姨。我们几个小伙伴会在天台踢毽子,女人在旁边晒衣服,丝毫不嫌我们吵闹。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偷了家里挂在窗外成串的香肠和打火机,跑到天台烤烧烤。我是香肠供应者,便指挥其中一个没贡献食物的小伙伴,让他去找“柴禾”。他在天台瞎转,捡来几个废纸盒,我们几个人蹲在一起,用身体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努力保护火苗,火还是燃一会儿就灭了。
最后,园子递来租客晒在衣架上的凉席,我顺手点燃,火苗迅速蹿起来,火势以我们不能控制的速度蔓延。我们几个小孩吓坏了,幸好租客女人跑出来,把我们推开,拿起地上的水管浇灭了凉席上的火。
她没有指责我们,只是强调我们的行为很危险,要没收我们的打火机。园子支支吾吾的,请求她把打火机还给我们。这栋楼线路有问题,总是停电,那是园子妈妈准备夜间停电后点蜡烛用的。如果找不到打火机,园子会挨揍的。
租客女人拍了拍我俩的脑袋,微笑着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啊。”就把打火机还给了园子。
那之后没多久,爷爷奶奶忽然严令禁止我再去天台,我以为是租客女人背叛我们,向家长们告了状。
渐渐地,大家提到那个女人时,邻里街坊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份诡异,各自揣着一份心领神会——大家意识到这个女人有问题。
六楼右侧的那户邻居王阿姨,经常在厂里轮夜班,凌晨一点下班后,好多次都在楼道里碰到不同的陌生男人,鬼鬼祟祟地爬上梯子去往天台。
邻居王阿姨觉得害怕,回家跟丈夫抱怨。隔日,丈夫在楼道迎着租客女人,搭讪式地问租客女人在哪里工作,工作内容是什么。
租客女人说自己在城市的北边打工,是火锅店的服务员。
回家后,王阿姨和她丈夫大吵了一架,说丈夫搭讪目的不单纯。丈夫忿忿不平:“还不是你说害怕,我才去问的,人家说了,是火锅店的服务员,不要一天东想西想的。”王阿姨的声音很大,老式楼房不隔音,“服务员?服务谁?要不要服务一下你?”
后来,陆续有邻居爆料,我家附近有一架立交桥,落日降临,桥下聚集了一堆站街卖淫女,有人看到租客女人衣着暴露站在其中。也有男邻居表示,自己骑自行车从立交桥下路过,被租客女人一把揽在怀里。
流言在整个院坝里漫天飞舞,天台上的世界离我越来越远,它再也不是属于我们孩子们的纯洁天堂,每个大人都在暗示我,天台上藏着肮脏的秘密。
三
邻居们准备和园子妈撕破脸,逼着她撵走租客,还楼道一片清净。我不明白他们口中的清净到底是有多干净,楼道每天都有人打扫,连纸屑都找不到。
那天,我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摸索着下地找到拖鞋,准备去开门。
“小冉,过来!别开!”奶奶紧张地大声喊我,我这才完全惊醒,一看表,凌晨三点。
爷爷走到门前,门外人表示自己是警察,让爷爷开门,配合调查。爷爷没敢轻易开门,提出让对方亮出证件,爷爷在猫眼处看了好久。奶奶搂着我,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看到楼下院坝里停了好多辆警车。
我连忙给父母打电话,等到他们赶来时,爷爷才把门打开。
六楼的邻居都起床了,站在门口回答警察的询问。母亲催促着我赶紧睡觉,麻利地给我盖上被子转身便要走。我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只是说邻居家遇到小偷了,让我别害怕。
我窝在被窝里,饶有兴致地看着大人们进进出出,心里盘算着邻居家被偷了什么,阵仗可真大。之后,我看着爷爷奶奶摊着手回来,手指上有红色印泥的痕迹。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出门时,看到楼梯口有几双白色的手套。
真相是园子告诉我的。
她坐我前排,在传卷子的时候扭着身体对我说:“我家天台上那租客阿姨死了,被嫖客杀死的,胸部还被切下来了。”
园子异常平静,说完便转身开始写卷子,她轻描淡写地说完那句话,就像告诉我:“我妈妈为我们切了一个大西瓜,冻在冰箱里,放学后去我家吃。”
教室里天花板上的风扇顶着我的后背吹,我感到脊椎骨被吹得生疼,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这件事迅速在学校和院坝里蔓延,老师、同学和邻居见面都在讨论,租客是立交桥下的卖淫女,价格谈妥之后,便把陌生男人带回到天台,两人发生性行为后,嫖客出尔反尔,租客不依,两人发生争吵,在打斗中男人掐死了租客,还切掉了租客的乳房。
那段时间,整个院坝的邻居们变得人心惶惶,爷爷奶奶不允许我晚饭后下楼玩,父母也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
天台入口的天窗被人上了一把锁,梯子也被搬到一楼的楼梯拐弯处,天台变成所有人口中的不祥之地。
后来,园子悄悄跟我说,事发当天,她半夜起床上厕所,听到楼上有打架的动静,她当场告诉了她的母亲。可是警察询问她母亲时,母亲却说什么都没有听见。
四
天台的锁被撬开,是在三个月后。
那时,厂区效益日益衰败,职工宿舍一房难求,有文凭的外地大学生进了厂,住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厂区领导一拍脑袋,想起职工家属楼天台上建起的那间屋子。
厂区领导安排那位大学生暂住进去,有合适的职工房空出来,第一时间优先调配大学生入住。领导口头承诺,如果赶上宿舍楼拆迁,他住的那间天台房屋也和住宿楼一样,享受同等的拆迁待遇。
园子妈当然不同意,天台屋是她私人出资建立,她认为自己才享有使用权。园子妈孤身一人带着孩子,准备破罐子破摔,势必不会妥协。
一场关于天台房屋的争夺大赛,就此拉开帷幕。
那段时间,园子妈和大学生轮流给天台房屋换锁。每天交替更换着一拨人,带着锤头,一阵敲打,首先搞坏天台锁,再进击房屋锁。敲坏对方的锁后,用自己带来的新锁替换。
邻居们被打扰得无安宁之日,时常奶奶吃完午饭,刚躺下准备眯一会儿午觉,就听到屋顶传来沉闷的敲打声。
六楼公共走廊时常会散落一地的木屑,那是两家人暴力换锁后留下的痕迹,奶奶会躬着腰去打扫,第二天,木屑又铺满地。
在利益面前,谁也顾不上天台是他们赋予的“不祥之地”,一夜之间,大家都忘记曾经有一位女性在那被残忍地杀害。
最后,厂区领导出面,指出园子妈住的房屋是“公房”,产权属于厂区。而园子妈私自搭建房屋收受利益,厂区有权收回园子家的房子。
在交出自己居住的房子和交出天台房屋这两个选项中,园子妈只能被迫选择后者。
大学生正式入住天台屋,成为它的第二个住户。
大学生搬家那天,我和园子也爬上天台凑热闹。说是搬家,其实大学生只带了几包衣服,毕竟,大件的家具家电也不能从狭窄的天窗口顺利通过。
大学生打开房屋时,几只老鼠从门缝中挤出来,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大学生苦笑着嘟囔了一句:“呵呵,换汤不换药。也行,好歹免费住。”
之后的日子,大学生和我们几乎零交流,除了他自己的房屋,他也给天窗上了一道锁,彻底与这栋楼建起一道隔离的屏障,天台成为了这栋楼被忽略的边缘地带。
五
拆迁消息传来时,大家以为又是一次以讹传讹。直到文件正式下达,大家开始焦灼地热议起来。
宿舍楼拆迁,有两种拆迁方案:一是购买新房,会折算拆迁优惠和工龄优惠,以低价在原址购买新房。第二,是把购买新房的资格和优惠让给厂区其他同事,免费换取一套二手房。
厂区领导履行了承诺,大学生第一个签字,火速交钱购买新房,搬出天台屋。
由于大学生的离开,天台再次对所有人开放。
那年10月1日国庆节,晚上八点钟,政府统一在我们的城市放烟花。
提前半小时,院坝里的邻居们陆续涌上天台,每人端着一个小板凳,有人提了一大口袋瓜子,还有人端了一锅饺子。
这里有开阔的视野,小孩们一个劲儿向人堆前方挤,大人们脸上洋溢着笑脸。
在国庆节的前两天,大家陆陆续续签字,大多数人心满意足地接受拆迁条款。这次的烟花,更像是特意为大家践行而上演的一场绚丽的告别演出。
我试着挤到最前方。
小时候,园子爸爸总是守着我们,不让我们靠近围墙边缘,哪怕围墙比我高出大半个人的距离。如今,我第一次凑近围墙,围墙在我胸口高度的位置,我踮着脚,探出头,六层楼的高度,在这个城市并不夺目,我看向天台外的院坝,还是有些晕眩。
烟花一层一层地在我眼前炸开,耳边传来阵阵惊呼声,璀璨的烟花把天台照得如白昼一般,在天台经历过的一幕幕场景在触手可及的夜空上演。
除了惊呼声和掌声,我依稀还听到有老人的抽泣声,奶奶挽着我的胳膊,说:“我在这住了二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爬上自家的天台哟。”
国庆之后的几个月,天台随着这栋楼,全部化为废墟。
我上大学时,父母帮爷爷奶奶在原址新买的楼房拔地而起。
两年后,如期交房,楼房是电梯公寓。一键按到顶楼,再走几阶楼梯,可以登上顶楼的天台。
我站在26楼的公共走廊,抬头看了一眼顶楼的天花板,再也没有一方天窗,让我可以探出脑袋,窥探天台上的奇妙世界了。
至今,我没有踏上过新房的天台。
作者张小冉,一个话痨 ▼ 编辑 | 蒲末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