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名导背后的女人，中国电影的绝代芳华

源济

她是名导背后的女人，中国电影的绝代芳华 

原创 2018-04-12 黄英雄 淘漉音乐

“ 

执笔写人生，电影续芳华。

”

△严歌苓

 

 

 

如果说有一个女子，既包容又独立；既能关怀女人，又能征服男人。

 

既掌握得了手下的笔和自己的人生，还敢于在中国影视界里与李翰祥、张艾嘉、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分半壁江山。

 

这个女子，不是其他人，便是严歌苓了。

 

但她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做到这十项全能的呢？

 

这得从严歌苓的家庭说起。

 

严歌苓自小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她的祖父严恩春是翻译家，翻译过文学名著《德伯家的苔丝》；父亲萧马，是作家和编剧，写过长篇小说和剧本。

继母俞平，是电影演员，她演过《小二黑结婚》，还出演过萧马编剧的《巨澜》和严歌苓22岁时编剧的《心弦》。

 

文艺世家的氛围让严歌苓耳濡目染。

 

△严歌苓与父亲萧马

严歌苓的妈妈更是从小就给严歌苓朗读莎士比亚的台词，父亲则把满书房的书都交给她，任她随意看。

 

△严歌苓与母亲

她说：“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认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才华。”

 

父亲萧马对严歌苓的影响尤其大大，他教她写小说要注重故事性和电影意识。

 

正是得益于父亲的教导，严歌苓的小说以强烈的故事性和画面感取胜。

 

不同于以往的大部分书斋作家，她的故事不是来自于脑海中的幻想，而是真真实实经历出来的。

 

△少女时期的严歌苓

严歌苓有着比其他作家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令人惊叹的是她将这些瞬间都巧妙地捕捉到了。

 

她12岁进入文工团，15岁在成都部队文工团跳舞。

 

在这里，她爱上了一位30岁的军官，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背叛。

 

那时，她每天都要制造一场“偶遇”，见到他，不说话，只摸摸军装上的第二个纽扣，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意思是：我把情书放好了，你快去拿吧。

 

可是，面对当时严格的军纪，年轻的军官不但检举了女孩，还把责任都推到了女孩的身上。

 

于是，这场连手都没牵过的单纯爱恋，却成了众口铄金的罪名。

 

严歌苓被惩罚一遍遍写检查，一遍遍当众检讨，连续三年都不能跳舞，这让她甚至想到过自杀。

 

后来，这段经历被她写进了小说《灰舞鞋》，还被拍进电影《芳华》之中。

 

△《芳华》一书的封面剪影就是严歌苓自己

1979年，她作为战地记者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13年的军旅生活让她写出了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草鞋权贵》，中篇小说《天浴》、《倒淌河》等。

 

△电影《天浴》，当年年仅17岁的李小璐，凭借《天浴》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1998）

1990年，她离开部队，前往美国留学。

 

她当时住的是一个叫做“波希米亚”楼的地下室。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并不轻松，除了给有钱人家照顾孩子，她还要到餐厅做服务生。

 

但就是这样的生活，让她写出了打工题材的《少女小渔》、《女房东》、《大陆妹》；校园题材的《学校中的故事》、《抢劫犯查理和我》。

 

△刘若英主演电影《少女小渔》。1995年，刘若英凭借《少女小渔》获得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

后来，她和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了婚，随丈夫一同驻守非洲。

 

在这期间，她坚持着写作，也与影视界频频合作。

 

但她和劳伦斯的婚姻却不断遭到FBI干涉，这段荒谬的经历被她写进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之中。

 

△严歌苓与丈夫劳伦斯

严歌苓是生活中的观察者，她以一双敏锐的眼睛记录着她周围的世界。

 

她不曾放过任何细小的体验，就连失眠的痛苦经历都被她写进了《失眠人的艳遇》里。

 

严歌苓说，“有些故事是命中注定要写的，比如梳理个人史的《人寰》，回溯家族史的《陆犯焉识》，为父母爱情作传的《一个女人的史诗》”。

 

对于写作，严歌苓有一种不吐不快的使命感。她的作品是从她的血肉之中长出来的，没有言过饰非，有的是切肤之感。

 

严歌苓所有的作品中，都少不了她本人的影子。

 

她以自己的一生为起点，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忠实地记录下了时代的片段，这是她走入中国影视圈的资本。

 

无论是陈冲导演的《天浴》，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张艺谋改编的《金陵十三钗》、《归来》，还是陈凯歌请严歌苓编剧的《梅兰芳》；或者是冯小刚向严歌苓约稿的《芳华》原著《你触碰了我》。

这些作品都受到了业内外的关注与认可，严歌苓本人也成为了中国当代电影避不开的一位重要人物。

 

无法想象，中国当代电影没有了严歌苓会是什么样子。

源济

 

近四十年来，严歌苓写了二十多本书，十几本小说被搬上电影荧幕。

 

她是大家口中的高产作家和知名编剧。

 

高晓松是服气严歌苓的。

 

他说：“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

严歌苓说：

“我一生中有三个突破：

 

作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我30岁到美国学习用英文写作、拿学位，这是第一个突破；

 

第二个突破：就是为好莱坞编剧，用英文写剧本；

 

第三个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的商业出版渠道。”

严歌苓是一个极其自律而认真的作家。

 

她一生勤奋写作，积极调研。

 

写《陆犯焉识》，她便自费去青海体验生活，感受“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

 

写《第九个寡妇》，她便特地到农村去住，看农民怎么起红薯，怎么摘棉花。

写《小姨多鹤》，她便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看日本老人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

 

写《老师好美》，她便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做起了旁听生。“卧底是非常难的，人家把中学生组织得特别好，很难看到真相。”

 

写《妈阁是座城》，她便跑到澳门，当起了赌徒，结果一路猛输下去，赌徒没当成，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但严歌苓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

 

这不是别人的口中道听途说，也不是史学家笔下的间接记录，而是真真切切地自身观察与感受。

 

其实，像严歌苓这样认真、优秀的作家也不少，但为何就她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次数最多呢？

 

这就得说一说严歌苓作品的特点了。

 

首先，严歌苓的小说故事性很强，人物塑造真实而丰富。

 

她非常擅长写自己熟悉的人物。

 

《灰舞鞋》里有她初恋的影子，《一个女人的史诗》里有她父母亲的影子，《陆犯焉识》里有她爷爷的影子，《芳华》里有她自己的影子......

 

其次，她有着宏大的视野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热衷于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金陵十三钗》、《寄居者》、《陆犯焉识》，无不是把弱势群体放到了环境的边缘。

 

严歌苓对女性群体尤为关注。

 

她的笔下充满了丰富的女性角色，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弱势但不屈服。

 

无论是勇敢精明的玉墨，坚韧善良的小渔，还是隐忍通达的扶桑，聪慧坚强的多鹤，她们虽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但都是一样的坚强美丽。

 

在她看来，女性更复杂，更值得被探索。

 

她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

 

△孙俪主演电视剧《小姨多鹤》（2012）

最后，严歌苓的小说，还有着强烈的画面感，她用写电影剧本的笔法来写小说。

 

试看以下一段文字：

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大的特写而显得陌生。

 

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

 

不管多远，人都看清了这是个中国女人，有张粉白脸，腰身曲线工整地像把大提琴。

 

李迈克猛将下巴往前一伸，表示不懂。他站在一帮黄皮肤“亲戚老表”里，喉结大幅度升降。

短短几句话，严歌苓就把人物的语言、动作和神态写活了。

 

她一直牢记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写作老师告诉她的一句话：Try to see it happen。（尝试着用眼睛去描述）

 

日后，当她的作品陆续被拍成电影时，她将其中的画面感归因于那时的专业训练：用直觉去写，把小说写得视觉化。

 

评论家雷达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严歌苓的作品特色作结：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源济

 

在这所有的特点中，严歌苓对女性的关注尤其突出。

 

她笔下的女人看似柔弱，却又异常坚韧。这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她曾受过两次情伤。

 

第一次就是那个初恋军官的背叛，第二次便是前夫的离弃。

 

△严歌苓做客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 

多年后说起初恋，严歌苓用了“不值”两个字概括。

 

对于前夫，严歌苓却很少提及，她只愿意说起两人戏剧性的相识。

 

他们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的。两家是世交，他们还合作过一些电影剧本。

 

1986年结婚，1989年离婚，他们只用三年时间就结束了婚姻。

 

严歌苓几乎从不在媒体面前提及离婚的原因。

 

但2004年初，严歌苓回国处理一些事情，据《南方日报》的记载：

李克威不仅全程陪同，还像亲人般关照她吃营养餐。

 

对此，严歌苓很坦荡：“一个人给出去的感情应该是非常浓烈、非常深的。虽然我们的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但我对他至今难以忘怀，毕竟他陪我度过了曾经青春的8年。”

她虽历经辛苦，但坦荡大方。虽被爱情伤过两次，但仍旧没有对爱情失望。

 

被情所伤的她依旧喜欢写情，特别是爱情。

 

后来，严歌苓在朋友的介绍下与第二任丈夫劳伦斯结婚。

 

洪晃曾经嘲笑严歌苓为了讨得老公的欢心，写完稿以后化好妆等老公回来。

 

严歌苓却坦言：

 

“这样做不完全是为他，写作完我还会去游泳去跑步。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女人结束一天的工作，换身衣服，化点淡妆，再去享受一顿美食，喝一杯红酒，给自己一点仪式感，那一天结束的还是很美好的。”

严歌苓是一个真正活明白了的女人。

 

她和她笔下的女性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即使被侮辱被损害，也保持着自我的坚韧与强大。

 

这份坚韧不是逞强，也不是与男性对立，或者以男性为中心，而是有着如水一般的通透与包容，温柔且强大。

 

记得曾有记者问严歌苓：“感觉你对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丈夫面前这样伏低做小，对他们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同时并没有反过来对男主人公刻薄，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严歌苓答：

 

“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你相信你比他更坚韧，生命力要更强。那么给一点又怎么样？这是我的女性主义。”

她在《扶桑》里写道：“扶桑跪着，却宽容了站着的人们。” 

 

甚至她无需仰头，内心的高贵便自然流露。

 

严歌苓和她笔下的各个女性人物，即使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也仍旧保持着内心的强大与自足。她们呈现出丰富而深邃的“人性”，极其令人动容。

 

严歌苓也始终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悲悯视角打量着这个时代。

 

她说：

“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开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后凋谢也会很快。”

 

“我不恨它，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

诗意是什么呢？或许只是在奔跑的路上停下来，抬头看一看月亮。

 

尼采说：“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

 

真正的生命之花自低处生长，在高处盛开。腊月寒梅，品的便是这般清幽淡雅，只有汲取了充足的养分之后，才能傲寒独立。

 

快餐时代讲快，但美好的事物却往往从“慢”中来，譬如煲汤，譬如爱情，譬如创作。

 

无疑，严歌苓是一位既与时代融为一体，又能拉开距离从一定的高度审视它的创作者。这种思考苍天大地，且极具悲悯情怀的特质，也让她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常青树。

 

就如严歌苓的好友导演陈冲所说：“她的天才之处在于把几个字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见一个景，闻到一股味道，感受到一种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