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251期：小镇公务员的上位战役

源济

小镇公务员的上位战役 

原创 2018-04-09 杨诚 全民故事计划

“

余胖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把王处长服务得妥妥帖帖的。他抢着给王处长洗内裤袜子，还给他刮痧捶背。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251个故事

一

公示期一结束，余胖就迫不及待地在饭店安排了两大桌饭，宴请县委办的同事。赴宴的人却寥寥无几。

余胖到县委办工作不到两年，按理说，论资排辈还轮不到他被提拔。大伙认为他在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靠的不是真才实干，而是一手溜须拍马的伎俩。

这种质疑从他进县委办的那天起，就没断过。

2014年的夏天，我下乡调研归来，发现信息科里多了一座肉山，把偌大的门堵得严丝合缝。

还没等我开口借过，肉山已转过身来，“杨哥长杨哥短”的唤我，语气阿谀，媚态尽显。

同事欧阳告诉我，这家伙叫余胖，刚从乡镇借调到县委办。他才到这里半天，就把单位50多号人的名字喊得顺顺溜溜，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借调之前早已把县委办干部的名字烂熟于心。

余胖是北方大汉，一米八的个子，腰圆膀大，体重达280斤。问他为什么要到这落后的西部小城工作，他斗志昂扬地回应道：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之所以挑他来县委办跟班学习，是因为他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时刚来的县委书记是江浙人，听不懂当地方言，这让本地的土包子们感到为难。为了方便沟通，县委办特意从全县范围抽调了一批普通话讲得好的干部。

起初跟余胖共事，感觉此人虽油嘴滑舌，但态度还算谦恭诚恳，做事也踏实勤快。当时他的任务是校对稿子。安排他打字，一眨眼功夫就报上来了。

一个月后，大家发现他变了，平日手不离《当官是一门技术活》、《官场笔记》、《市长秘书》、《仕途》等书。一逮到与秘书接触的机会，就拐弯抹角地打探起县领导的嗜好及家庭信息。

二

余胖出身农村，自幼家贫，是靠他姐姐勤工俭学支持读完大学的。他的妻子是外省人，无职无业，小两口守着余胖那点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

初到县委办时，余胖喜欢哭穷。每次向我哭穷，都不忘念叨道：“还是你们（秘书）爽呀，随便动一下手脚，票子就来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哪有这么容易。”我反驳道，“你当纪检部门是吃素的。”

“你们（秘书）说老板要，谁敢说个‘不’字？”

我无言以对。

数次争论仍无法改变他的观念后，我便懒得再费口舌了。在秘书中，确实有人打着领导的名义在外面吃拿卡要、作威作福，但这毕竟是少数，一旦东窗事发，惹火烧身倒是其次，给老板抹黑才是最可怕的。

刚到县委办不久，余胖主动请缨去给县领导当秘书。当时有几位县委常委想在县委办要秘书。但就形象来看，一脸横肉、大腹便便的余胖远不够格。

要当秘书，除了具备相应的形象外，还要经过一套严苛的内功训练：首先到信息科当文奴，从校稿、写简报练起，能独立起草大型文稿后，转到文书科学习办文办会，直到掌握了文件处理、会议组织、领导排位等基本要领，再转到后勤科学习接待，吃透接人待物的礼节后才具备当秘书的资质。

整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也得有一年半载的时间。因不堪重压中途而退的大有人在。即使训练过关，也不意味着能马上能当秘书。县委办向来不缺人才，我足足干了两年，才当上县委副书记的秘书。在此之前，仅在信息科就呆了一年八个月。

屡屡遭拒后，余胖曾一度消沉，工作力不从心，甚至公然利用上班时间炒股。好几次主任召集我们加班写稿，他都以生病为由拒绝参与。

结果有一次，某主任深夜打开信息科的门去拿资料，不巧撞见抱病称恙的余胖正躲在里面刷单。主任当即恼怒，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给他派活，故意把他晾在一边，冷落待之。

他愈加消沉抑郁，工作全然不在状态，迟到早退更是成为家常便饭，大有自暴自弃的意味。

县委办公推某干部时，县委办主任的引导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让余胖看到了希望所在，三天两头主动给县委办主任打扫办公室。

秘书们都是在领导下班离开办公室后才搞卫生，余胖却选择在主任早晨步入办公室的那当儿卖力打扫。县委办主任见了，直夸他勤快，外出调研都带上他。

刚当上县委办主任的秘书不久，他就横了起来，好几次勒令驾驶员公车私用，还经常打着县委办主任的旗号在外面的饭馆签单。消息传到县委办主任那里，主任不再让他陪着外出调研。他仍死乞白赖地坚持给主任打扫办公室，但我们再没见主任夸过他一句。

三

信息科的工作单调枯燥，被调侃为闭门造车专业户。除了要绞尽脑汁编造一大堆官样文章外，还要及时向上级报送我县的紧急信息。

紧急信息上报是一项极为严谨的工作，因为直接关系到全县安全生产考核的成败。一旦报送的伤亡人数累计超出当年上级限定给我县的指标，那么按照一票否决制，全县一年的所有工作就等于白干了。

因此，信息科的同志收到符合上报标准的紧急信息后，须由不同级别的人逐级呈报领导，得到允可才能上报市里。

这套流程到了余胖这里就走样了。但凡收到乡镇报来的紧急信息，无论是否达到上报标准，他都火急火燎地往县领导的办公室里钻。明眼人一眼看出，这小子在小题大做，借工作之便跟县领导混个脸熟，好赚点政治资本。

数月后，声称正在造人的余胖竟然学起了抽烟。抽烟时，只见他生怕被烟烫着似的，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拈着烟蒂，双眼眯成斗鸡眼瞅着烟头，噘嘴嘬一口，然后一边吐烟一边咳嗽。大伙跟着他吸二手烟，怨声载道，劝他不会玩就别玩，东施效颦很丢面子，他则声称早在大学就开始抽烟了。

日深月久，烟技没见提高，却把办公室弄得乌烟瘴气。大伙总算弄明白这厮的用意——投领导之所好——县委办的主任们个个都是老烟枪。

从那时起，余胖身上随时揣着一包上好的烟，一见到领导，立马毕恭毕敬地呈上烟，迅速掏出火机为他们点上，借着抽烟的当儿套近乎。

除此之外，他还声称自己一顿可以干两斤白酒，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帮县领导搞后勤服务。大伙清楚他心里打的小九九：无非是想趁机在酒桌上向县领导大献殷勤。

由于资历尚浅，且非领导心腹，没人敢带他去酒场。自讨没趣的他反倒自掏腰包请县委办的主任们吃宵夜、洗脚、按摩。同事们见状，私底下纷纷抱怨余胖在搞不和谐：他老是请主任们吃喝玩乐，势必会让主任们会觉得不请客的我们为人差。

“管他的，我才不搞他那套。”大家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的高风亮节。话虽如此，单位却悄然兴起一阵吃“请风”。我患得患失了好一阵，直到背着老婆从钱罐里偷了7张毛爷爷请主任们吃鹿肉后，心里才算踏实些。

四

小县城的官场上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大事小事多是在麻将桌上谈拢的。余胖突然有一天嚷着要学麻将，跟电脑博弈了一阵子，便逼着我们跟他打五毛钱的麻将，赖了千把块钱的账后，自以为学成出关，乐此不疲地陪主任们打起了通宵麻将。

至此，余胖五毒俱全，吃喝洗赌抽样样在行。

然而，一晃一年过去了，他仍在信息科当一枚小职员，除了跟主任们的关系近了些，工作水平却不见长进。他写的信息词不达意、罗嗦冗杂，被上级采用的个人信息篇数在信息科里位居倒数第一。

每次外出聚餐，他甜言蜜语地围着主任们转，又是端茶倒水，又是敬酒夹菜，动作比谁都快。有两位上了年纪、退居二线的主任甚是反感他这套，频频朝他挤白眼，他却装作没看见。见他热脸贴冷屁股，大伙愈加瞧不起他。

我们私底下嘲讽他：再这样不计成本地陪领导们玩下去，他总有一天会破产的。

对此，他似乎不以为然，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透露出他的心境，“当领导就是好，吃喝用全是单位的，工资都不用花。”

有一次，舅舅因糖尿病复发，昏迷了数天，我请了三天假去医院陪护。

回到办公室，发现余胖在跟县委副书记有说有笑地聊着昨晚酒桌上的趣事。县委副书记直夸余胖酒量好、眼睛尖、会办事。驾驶员悄悄告诉我，昨晚余胖在鲟鱼馆提前给老板庆生了。

我这才想到，本周日是县委副书记的生日。

信息科的欧阳愤愤然告诉我，我离开的那天下午，县委副书记临时组织召开农业调度会，余胖抢着去作会议记录，之后便顶替我当了两天的秘书，“那次会议纪要被他写砸了，稿子被主任改得面目全非，最后是由我熬夜润色完成的，替他擦屁股。”

自那以后，余胖有事没事常往县委副书记的办公室跑。

有一次，县委副书记分管的某部门想从县委办要一名公务员去当办公室主任，以扭转工作滞后的局面。有人想趁此机会把余胖扔出县委办，被县委副书记一口回绝了，“他是可塑之才，留在县委办有大用途。”

五

去年，北京某机构的王处长到我县挂职，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需配备一名秘书。当时，从各方面条件来看，经过多岗位历练的信息科负责人欧阳是最佳人选。县委办主任在全体干部会上广而告之，让欧阳提前交接工作，以便尽早赴任秘书一职。

数天后，王处长到“两办”走访时，人们发现跟在处长后面提包拍照的却是余胖。大伙疑窦丛生。这却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前一天，余胖到县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呆了个把钟头，他俩的谈话中多次提到王处长。

余胖服务王处长不到一年，县委书记的秘书那里便传出小道消息：余胖被提名为县政府办副主任，已经通过了书记办公会。其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大跌眼镜，就连我这个当了数年秘书的人都不免羡慕嫉妒恨。

王处长喜欢舞文弄墨，时不时还发表些挂职体会及山水游记。余胖投其所好，往县报里发表了几篇调研文章，文史经哲，包罗万象，得到王处长批示：让全县干部研读。

大伙不以为意，都认为这厮不是在网上东剽西窃，就是找人捉刀代笔。就凭他那三脚猫的功夫，连写篇像样的简报都难，更何况是行文考究的长篇呢。再这样下去，骑虎难下的他迟早会露馅的。大家都等着看他的笑话。

不久，余胖的小孩出生了。在他请陪产假的那段时间，领导让我暂时顶替他的岗位。

服务王处长的那段岁月，是我有生以来在职场上经历的最为黑暗的日子。

我努力做到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却常常引起他的不满。他是个急性子，每次给下属安排工作时总是用命令的口气说道：“限你现在、马上、立即给我把……弄出来。”

说到“现在、马上、立即”三个词时，他都会用上重音一词一顿地强调，并在你面前逐一扳出三根指头。

王处长对工作极为苛刻，对下属百般刁难，实行五加二、白加黑工作模式。我吃睡都在办公室。他喜欢看报纸，经常在报纸上留批示，光处理这些批示就耗去我大部分时间，晚上还要通宵达旦地给他整理录音，稍有不满他便雷霆大发，轻则骂人，重则摔杯子撕书。

他骂人不留情面，“傻逼”“垃圾”“去死吧”“吃屎去”等粗词随口而出，有时还把你无辜的老爹老娘都搭上。要不是妻子鼓励，我真想辞职了。半个月下来，人瘦了8斤，心情也抑郁至极。

无论我怎么用心做，很少令王处长满意。我打算从驾驶员身上破题。

那天，趁王处长出差，我请处长的驾驶员吃夜宵。驾驶员起初守口如瓶，几罐啤酒下肚后，终于打开话匣子，“跟余胖比起来，你真的差远了。”

“比如？”我试探性地问。

“虽然余胖肚子里没多少货，但他的接待工作做得真是溜啊……”驾驶员把余胖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娓娓道来。

余胖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把王处长服务得妥妥帖帖的。他抢着给王处长洗内裤袜子，还给他刮痧捶背。

二孩政策全面开放时，他一听到王处长不经意间提到“想让年近五旬的妻子再生个男孩”，就到四处寻访名医，还托人不远万里赴贵州从江侗寨购买“换花草” ——一种能够决定生男生女的神奇草药。

六

好不容易熬到余胖回来。离开前，我对办公室来了个大扫除，尽量不留下我的痕迹。在整理书柜时，我翻到一只旧枕头，上面全是不明来历的污痕。

“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吧？”余胖朝枕头努努嘴。

我仔细察查看，发现枕头上的污渍尽是泪痕。

“刚到这里时，我很不适应。难受了就趴在枕头上哭。”余胖风轻云淡地说。

我才想起，有一段时间，大楼的保安紧张兮兮地告诉我，半夜常听见余胖的办公室发来哭泣般的怪声。那时大家都没怎么在意。

我继续翻箱倒柜，掏出数箱的废纸，上面用红笔写满了密密麻麻蝇头小楷。

“刚开始，我写的材料不对王处长的胃口。他老是发火，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再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就换人。我不服，没日没夜地写稿、改稿，直到他满意为止。”余胖说着，眼里闪出泪光。

在清理电脑桌时，我在抽屉里发现药瓶和药盒：阿米替林和斯达舒。

余胖指着阿米替林说：“知道吗？那时候我被老王骂得想跳楼。真的想跳楼啊。全靠它挺过来的，没法，打断牙也得往肚子里咽。”

我仔细查看药瓶文字，用于治疗各型抑郁症或抑郁状态。

余胖又指着斯达舒说：“其实我的酒量比你们任何人的都小。我是北方人，喝不惯这边的酒。但是为了替领导挡酒，我每喝二两白酒，就要跑到厕所把胃腾空，然后又接着喝。我的胃因此落下病根。没辙呀，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怎么也要混出个人模人样。”

我半晌无语。

“这些经历没人知道，连我老婆我也没告诉她。”

数月后，余胖顺利到县政府办任职。有一天，我接到余胖的电话，“杨诚，限你现在、马上、立即给我把那份文件拿给你的老板签了！”

我能感受得到，电话那头的他用重音发出“现在、马上、立即”三个词时，逐一扳出了三根指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杨诚，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