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 · 朱门之人

源济

 东黎，我的微信公众号：郝东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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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顿饭，他只吃面

面不浇卤，放点儿盐，放点儿葱花，放几瓣蒜

倒入醋，挑一挑，就吃了

我想起了下乡时吃过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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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煤老板。

他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在 1987 年。

采访之前，关于他的传闻已很多。首先是说他很有钱，与另一个煤老板斗富，钱不用数，而是用秤称，论斤算。还有其它传闻种种。

他所在的那个县很贫困，原来是农业县，但大部分土地盐碱化，种庄稼，却收获不了多少粮食，遇涝遇旱甚至颗粒无收。因此，曾经治理过盐碱地，办法很简单：在平整的土地上挖排水沟，隔几米一条，一道一道，看上去像战争年代的战壕。掘出的土，垫在没挖沟的土地上，原理是，天上下雨地上流，水往低处走，水渗土，可以过滤高处土壤里的盐碱成分，让它沉淀到低处的沟里。这样，起码有一半的土地可以长好庄稼。但是，多年这样改造土地，效果却不尽人意，破坏了地貌，积水成渠，渠颓败淤积，联系成塘。有的塘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地。塘里的水瓦蓝清澈，味道咸苦，微风起，水面就泛着阵阵涟漪，一棱棱，像屋顶上一片片青灰的瓦。倘若驻足水边，以为站在了美丽景色的旁边。其实，拂面而来的水的寒气，在提醒着一种更残酷的现实，塘里养不活鱼虾，只在岸边和浅水处长一些牲畜都不吃的野草。草不高，很柔韧，不怕盐碱水的浸泡，年年青了黄，黄了青。有无名的野鸟落在叶脉间，鸣叫或不鸣叫，振着翅膀又飞走了。靠这样的土地生活，农民温饱不足。

他所在的村，是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之一。

 

我作为工作队员曾在离那村不远的另一个村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那时年轻，不懂工作上的很多事，只是跟着年长的队员们瞎忙乎。

那是冬季，我做的最多的事是在村委会给召集来的村民读报纸，或长时间地和一帮村民聚在村中央一堵铺满阳光的土墙下聊天。他们说方言，大部分话我听不懂，就那么猜着意思听着。他们中有的人可以长时间的不说话，晒着太阳，抽着旱烟袋，甚至睡着了。那堵有太阳的墙很颓败了，墙根处的土因风因水的侵蚀，脱落了一些泥土，凹了进去，还泛着一层白色的盐碱，靠近了墙，我时时担心着墙会突然倒塌。当然，那墙一日一日的没倒。实在闲得慌，有好几次，我想找了工具，弄了土，或再添加些麦秸，和了有粘性韧性的泥，修补一下那墙。

墙没修。我被几条黑色、黄色、黑白色、黄白色的狗吸引。每到近午时，有个外村的男人骑着自行车来，后车座上缚着一个纸箱子，箱里放着油丝饼。油丝饼一毛钱一个。每次看到那饼子，我都买几个，有狗在身边，会多买几个，拿在手里，我吃，也给它们吃。这样没几日，狗见了我就围拢过来，摇着尾巴，眼巴巴地看着我，有的嘴里还发出与体型不相称的细小细声音，吱吱地，像老鼠的叫声。

我发现，除了我，其他人并不买油丝饼。

其实，那油丝饼并不怎么好吃，但是我饿，就买，就吃。

每日到村民家吃派饭。交给那家四毛钱和一斤二两粮票，吃三餐。一家一家的轮流。家家的饭都差不多，早上小米干饭，中午高粱面或玉米面擀的面条，晚上米汤窝头。除了萝卜咸菜，再没什么菜。吃面条时有仪式感，在炕上先摆了小方桌，盛好的面热腾腾地端到桌上，才端来一个木头做的方托盘。托盘里摆满了小碗，碗里是调料。醋一碗，盐一碗，辣椒面一碗，葱花一碗，蒜瓣一碗，有时还有花椒面一碗，看上去，满满当当。单纯的高粱面和玉米面不适合做面条，太糙，没粘性，需要掺榆皮面。我见过榆皮面的产生，在一个农户家。农民从屋檐下拿了几块晾干的榆树皮，扔进一个石臼里，用一个铁杵一下下地砸那些树皮。就是黑黢黢的树皮，砸碎，砸成末，从石臼里弄出来，放进细网的面罗里，罗在架着两根木棍的大笸箩上平行移动，榆皮面就面粉似地从落下来，落在大笸箩里，收集起来，装袋，就是榆皮面。加了榆皮面的高粱面和玉米面有神奇变化，煮出来的面条根根有筋道。但榆皮面不好消化，肚子发胀，却感觉饿。再者，即使把所有的调料都加在面里，仍然是不好吃的饭。

在一户人家吃饭，女主人特意为我烙了一张白面饼，用羊油炒了一盘胡萝卜丝。羊油放久了，炝锅时难闻的哈喇味儿就充斥了屋子。有两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用绳子拴在炕上，绳子系在腰里，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坐着的是女孩，站着的是男孩，孩子们的手里都拿着一根粉红色的高粱面面条，在吃。男孩是豁唇，他的面条和手指混在一起，不断地在嘴里出来进去。我拿起白面烙饼，撕开来，递给了两个孩子。女主人说，烙饼是给你吃的。我说，烙饼给孩子们吃。女主人很不过意地给我捞了一碗高粱面面条。我谢绝了羊油炒胡萝卜丝，从木托盘里舀了点儿盐和醋，又舀了点儿葱花，拌了面，吃饭。女主人说，女孩不是自己生的，是给城里的一个人家奶的孩子。男孩是自己生的，生下来就是豁豁嘴，豁得厉害，含不住奶头。我奶水多，他吃不了，就寻思给人家奶孩子，挣几个钱，买了只奶羊，挤了羊奶喂他。院里果然有羊叫的声音传来。女主人说，没想到，女孩才奶到五个月时，城里的那两口子竟离婚了，谁也不要她。我当奶妈的钱也没了。后来一想，我儿子是豁豁嘴，长大了也不好娶媳妇，把她奶大了，她嫁他，也算是好事。他们长大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女大十八变，我这样想。女主人说，他们般配。你没发现，她只会坐，不会站。她七个月时发高烧，村里缺医少药，孩子发烧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盖了被子放在热炕头上。没成想，她在热炕头上睡了一觉，腿就变软了，丢丢当当的像两条肉。她长大了，最起码是个拐子。他是豁豁嘴，她是拐腿腿，不是很般配？那顿饭，我剩了半碗。

我和狗们吃了几天油丝饼后，工作队长老王找我谈话了。

老王说：你怎么能拿油丝饼喂狗？你知道油丝饼在农民的眼里是什么?那是他们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吃的东西，是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才买几个当点心待客的东西，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病了才买的东西。你天天买，天天吃，自己吃不算，还给狗吃，这在村民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我没想那么多，接受批评，再没买过油丝饼。

 

 

这个省产煤，一百多个县级行政区，有一多半的区域地下有煤炭资源。

煤炭，以前的开采交易权归国有企业垄断，但八十年代后，新兴的乡镇企业也拥有了这样的权力。这使很多穷山恶水的地方变成了聚宝盆。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些当地的农民开始开矿办厂，他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结果日进斗金，后来成为一个时期为世人瞩目的煤老板群体。

他是群体中的一员。

他所在的县盛产一种能提炼焦炭的优质煤。

他办了一家焦化厂，从煤矿采购原煤，初期用卡车，后来修了铁路专用线用车皮，把煤矿开采出来的原煤运到厂里，炼成焦炭，再卖给钢铁厂，价格是原煤的好几倍。

据说，有个开煤矿的老板，仅一个矿口，每日的利润就是几十万。

原煤炼成焦炭，利润肯定更可观。

 

他的焦化厂在一个村里。

我先到了县里。

县里宣传部的人听说我将去采访他，一个劲地泼冷水。

他说：趁早不要去找不自在。去了，也见不到人。人有钱，就有了脾气。现在，县里，能和他说上话的数不出几个人来。当领导的都很忙，不在。就是在，他们也不会随便给谁打招呼。宣传口打招呼没什么用，招呼过太多的记者，也不知道有的记者使了什么招法，弄得好多乡镇企业家都害怕采访了。为什么怕？哈哈，说好说赖都怕。

县城距那村十来里。

既来了，就得去，我硬着头皮这样想。

 

一大早，我到了那村。

村长给我指了指路，却没派一人陪我前往。

这个省的人有注重盖房子的传统，明清两朝，巨商大贾在各地修建了很多气势恢宏的深宅大院。一些大院，成为旅游景点。

远远的，就看见他家的宅院了，孤立在村边，像一座城堡。

宅院是仿古建筑，门楼高大宽阔，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朱红色的大门，墙头上林立着女墙。

到了宅院前，看着紧闭的大门，我正踌躇。一扇门突然开了一条缝，有个穿保安服的老头儿从门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刷牙的器具，走了几步，背身站在墙边，开始刷牙。他刷牙的动作很大，噙了水在嘴里，仰头，闭眼，腮帮鼓动一番，才伸直了脖子，噗地一下把水喷了，然后把牙刷探进嘴里，一通刷。他应该是看门人。我在他身后，他没看到我。我本想和他打个招呼，但想到那人难见，怕是多被看门人就挡了，于是，一闪身，进了大门。

迎门是一面巨大的琉璃照壁，转过它，透过两道中门，我看到整座宅院是宽敞的三进院四合院。按照居住习惯，主人一般住里院的正房，我就径直朝里走去。

外院没人。在一个角落有两个大铁笼，笼里各关着一条纯正的德国黑背犬。它们隔着笼子的钢筋看着我，不知为什么没叫。

中院的院子里也没人，有人在一些屋里晃动。一间屋子里传一阵锅碗瓢盆磕碰的声音从一间屋里传出，是有人在做饭。院里有饭的香味。

里院的正房是两层楼，像个大殿。

当我迈进正房的门槛时，看门人也跟在我身后追了过来。这时，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屋里一个巨大的平遥推光漆屏风前系西服上的扣子。屏风墨绿底，彩绘描金地画着一团团各种花卉。他看到了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因为陌生，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儿诧异。他是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人。

看门人说：厂长，我、我没有看见她，不知道她、她是怎么就进来了。

我说：我是来采访你的，听说你很难采访到，所以就直接进来了。

他看了看我。

看门人还想说什么，他摆了摆手。

看门人退下了。

他说：你先坐一坐。

然后他转过屏风，消失了。

我在一把硬木太师椅上坐了，心里忐忑，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我坐的太师椅，屋里摆了半圈，十二把。椅子之间有同样木质的小茶几。

大概十几分钟后，他又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满脸笑意，一个端着茶盘的姑娘跟在他身后。

他在一把椅子上落座。

姑娘把两个盖碗茶分别放在我们面前的小茶几上，悄然出屋。

采访开始了。

 

后来，宣传部的人告诉我，他转过屏风走了，是去正房的楼上。楼上供着一尊他从五台山请来的菩萨像。他是个讲迷信的人，见不见来人，都要到那菩萨像前摇签算卦。如果是吉签，卦象好，他才会接待来人。他消失的时刻，肯是做那件事去了。你运气好，摇到了吉签，卦象也不错。

也许真是这样，才有了我的采访。

 

我们的访谈很随意，更多的时候是他在说。

他兄弟三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穷的吃饭时都凑不齐碗筷。挺大的人了，娶不起媳妇。现在他有两儿三女，儿子小，一个九岁，一个五岁。他最穷的时候上过五台山，在菩萨前求了签。解签的和尚说，你会大富大贵，财源滚滚，当时不信。财是什么？是人最想要又最难要的东西。那些年，在这贫困地方，人们穷的就差讨吃要饭去了。后来，能开煤矿了，有人开煤矿发了财。煤层浅，矿工们背个筐赶个毛驴就弄出煤了，到了坑口的煤，一吨的成本才十几块钱，矿主卖，就成了五十多块钱一吨。这里离煤矿远，打不了直接产煤的主意，就打用煤炼焦炭的主意，也就是把煤从矿上运过来，搭点儿运输费，就地挖坑，低成本投入建了土焦炉，烧成焦炭再卖。一吨焦炭卖三百多块钱。钢铁厂对焦炭的需要，比饿了的人吃饭还当紧，有多少都能吞了。

我说：那开煤矿的人不会自己也烧焦炭吗？岂不一举两得。

他说：人能干的事是有数的，天下的钱不是一个人能挣完。有人挖煤，有人卖煤，有人运煤，有人烧焦炭，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一起倒煤，各挣一份钱，都发财。矿主们在坑口挣钱已经数钱数的手软了，顾不上其它的营生。

他用五百元承包了一块有水塘的盐碱地，有近千亩。当时，很多的村里人认为他把五百元扔进那盐碱地是荒唐之举。把塘里的水排干了，也就有了烧焦炭的地方。土焦炉烧焦炭很简单，基本上像砖窑烧砖一样，把煤堆好，留了通风口，点火，控制 800 度的温度，烧个十来八天，焦炭就炼成了。

最初，乡镇企业欢迎媒体进行报道，它能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也就能扩大产品的销路。但是，有好处，就有不好处，真是烧的纸多，引的鬼多。不要以为办个厂是简单的事，尤其是有了效益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部门就都冒头了，工商、税务、电业、水利、环保、公安、路政、乡镇企业管理局……还有想不到的一些部门，找上门了，各有各的理由，收这税收那费。有的收费明明不合理不合法，但不能得罪，也不敢得罪。还有黑道上的来找麻烦。

他雇了一个贴身保镖。保镖曾是全省散打冠军。

他从什么地方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拿出两颗黄灿灿的子弹，给我看。

子弹不大，在手里沉甸甸的。

 

后来，他让司机开着车，载我到他的焦炭厂看了看。

那简直就是一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

夜半了，炉火熊熊。乌黑的滚滚浓烟弥漫着天空。

空气里有刺鼻的烟味。

 

采访进行了两天，食宿在他家中院的一间客房里。客房里铺着厚厚的手工织的地毯，摆放着光可鉴人的紫红底推光漆家具。

两天里，我陆续见到了他的家人及几个厂里的工作人员。

他的妻子是长相普通的农村妇女，个头不高，圆脸，五官细小，穿着一件很新的不太合体的红呢子上衣，上面缀着一些装饰性的闪亮的彩色小珠子。她不怎么说话，和儿女们说话时，他们多不答复她。

三个女儿都在外地上私立学校，三女儿有事，偶然回家，见到了，穿着校服，眉目清秀，个头超过了母亲，吃过饭后就进了自己的屋子，是个安静的姑娘。

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身材高挑，脸庞俊秀，拿着一些单据，让他签字，俩人有说有笑。她和他的妻子碰了面，互相没说话。

保镖随他出门，回来了，停留在中院的一个屋子里。他再出门，保镖又随了去。前前后后，如影随形。

他的专职司机四十多岁，很多的时间呆在门房里，与看门人聊天，喝水。

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出入宅院最频繁，他是他的表哥，职务是厂办主任兼秘书。表哥与他说一些事，说完了，就垂手站在他身边。他说，表哥就一个劲儿的点头，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早晨，他的上初中的大儿子吃完早餐后就坐在餐厅的电视机前玩游戏机。有个司机站在他身后，不时斜了眼，看立在一面下的高大座钟。座钟的钟摆不紧不慢地摆动着，咔咔作响，秒针表盘上一下一下地移动。过一会，司机低声地对大儿子说，咱们该走了，要不上学就迟到了。如此三次，大儿子才扔了遥控器，不耐烦地站起身，出了屋。大儿子在城里的私立学校上学，路程二十多里。

小儿子只有四五岁，他很热衷于玩一把可以打子弹的枪。子弹是小圆球，一颗一颗粘在一张锡纸上，玩时，剥一颗，安进枪膛里，扣一下扳机，枪就会叭地响一声，并冒一股烟。这样玩，那孩子可能嫌慢，不过瘾，就把枪扔到一边。他把整张有子弹的锡纸铺在地上，拿了榔头，挥舞着，砸了起来，子弹被砸得连连炸响，烟雾腾起一片。

 

我喜欢美食。

在他家的餐厅里，我吃到了很多不产于本地的食材。

很多东西是空运来的，尤其是水果。

满桌的美味佳肴，他却很少触动。几乎每顿饭，他只吃面。面不浇卤，放点儿盐，放点儿葱花，放几瓣蒜，倒入醋，挑一挑，就吃了。我想起了下乡时吃过的饭。

他不抽烟。

他不喝酒。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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