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不做饭

源济

如果可以不做饭 

原创 2018-01-17 90后在北大 大家

这是大家之选的第51篇文章

今日出品方：滥情时代

本文作者：90后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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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前些天，招商银行的一则视频广告刷屏了朋友圈，片中的留学生为招待朋友学做番茄炒蛋，在厨房中仓皇失措，凌晨4点求助父母。广告虽然有所夸张，但却戳中了许多人（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的痛点：做饭2小时，吃饭5分钟，是流传甚广的玩笑。在没有外卖选择的异国他乡，为了生存和味蕾的需要，单身男女们必须要自给自足。而在能够选择的时候，如此关乎生存却倍感辛劳的责任，应该托付给谁？“谁来做饭”的困扰，从人类的开端到马克思设想的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图景中，我们都没有最终的答案。

“做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加工人类生存所必须的食物，是汲取能量、维持生命、乃至进行劳动再生产的前提，是“必然王国”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生产食物的劳作，却并非依靠个体自己来完成。毕竟人类不是独居的动物，单枪匹马就能猎取羚羊

来获得食物。我们依赖他人而活，依赖社会而活——在依靠别人做饭这件事上体现得再鲜明不过了。

虽然当代社会生产的规模和专业化不断扩张，但在个体化的进程中，做饭和饮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家务”，时常被个体感受为“负累”。尽管今天做饭的环节高度简化，种植、饲养、宰杀、预处理都已经交由不可见的市场，人们仍然为几平米厨房之间的油盐而头痛。为什么这种“微不足道”的日常劳动，往往也是个体无法承受之重？现代社会个体自由面临的深渊无需诉诸政治哲学，看看做饭的分工便能略知一二：有多少人能够“料理”自己而不假于人呢？

花样甩锅

文明的进程使得人们的口味越来越精细，食物的加工程度也越来越复杂，但是这一切乃是针对消费而言的。今天的中国观众痴迷于“舌尖上的中国”，也喜欢自称吃货，但却仍然将厨房的琐碎工作视为精力的浪费。生产与消费、吃饭与做饭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遥远。

2015—2017年互联网外卖规模

抛开少数的美食爱好者和天才厨师不谈，对大多数城市白领而言，用金钱购买做饭的劳动，是省时省力的选择。之所以要“省”，是因为个体的“时”与“力”都已经被规划进工作的场所之中，并且它们可以经由“工作”进一步转换成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金钱。倘若做饭的目的只是为了吃饭、补充能量、生产其他的商品，那么其环节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当这个逻辑从企业渗透到个人身上，做饭就成为了“麻烦”，是一种像睡眠时间一样需要压缩的生产要素。睡眠与饮食，是劳动力恢复的必要条件。倘若有一项调查研究中国人吃饭/做饭时间的变迁，结果或许是惊人的。

不想做饭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厨房里的知识属于默会，难以把握，了解起来并不比上Coursera学Python容易。招行广告中的男主角虽然略显夸张，但也不失为一种社会心态的反映。

当代城市白领既不具备自己做饭的制度条件和时间精力，也不具备满足自己挑剔胃口的实践知识，我们因此也就看到各种各样“甩锅”的方式。

吃食堂、下馆子、叫外卖，是依靠外在的餐饮业——用金钱购买从原料到上桌的全套流程；请家政、买面包机和慢炖锅，是购买劳动力/机械力量，帮助自己完成部分流程；最近还有新兴的食材包产业，也就是半成品生意，是决意让大部分的琐碎流程在中央厨房里处理完毕，只为家庭厨房中留下“愉悦”的部分——如果你仍然打算自己来的话。这已经是不能更傻瓜的最低阈值了。

厨房电器

曾经提出“情感劳动”这一概念的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管这种将私人生活（intimate life）交付给市场的方式叫外包（outsourced），只不过她讨论钟点工、护工、情感咨询师的劳动，但却没有在做饭上费笔墨。这种做饭的外包，当然不能剥离阶层差异，因为能够通过金钱逃脱日常琐碎的，只是少数人；而在没有这种选择的地方，做饭往往是女性的“职责”。性别问题与阶层问题在厨房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低端劳动

甩锅的问题并非是当代的特殊状况，而是自从有分工以来，做饭这种劳动，便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它重要，但却低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第七卷）中称烹饪为“奴隶的”知识分支，是低等的技艺，一家之主并不需要掌握这种技艺，只需享受其结果；后来当汉娜·阿伦特从古希腊追溯人的实践范围，划分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时，私人领域的劳动之兽在公共人面前，同样显得十分卑微。

如果我们讨论中国的传统，也能看到相似的处境。孟子曰“君子远庖厨”，是因为一名合格、坦诚、有仁爱之心的君子不会忍心见到“杀生”的景象：“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然而君子并不总吃素，杀生的厨子总归要存在，仁政的理想与一个充斥着自然暴力的世界是并存的。后者是一个社会不可见的、乃至禁忌的领域。

解牛的庖丁

当然西方也存在fine dining和米其林三星，我们也不乏袁枚这样的美食家与各路美食博主，但将劳动上升为艺术，则是另外一条线索了，在这里暂且不提。

追溯做饭也就是追溯劳动分工的历史：劳动形式本身的分化和复杂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以及劳动者的分层，这些都在做饭这件小事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更重要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做饭是一个社会越来越希望隐匿、转嫁、抛弃、消灭的劳动形式。

原始人的生活本身就镶嵌在食物生产之中。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所言，“烹调活动是天与地、生与死、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从采集、狩猎到共餐、祭祀，从最基本的生存到具有神圣性的内容，都与食物密切相关。尽管存在一定分工，但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分担了“做饭”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分工的发展，做饭逐渐成为了一群人的职责，使得另一群人免于这一生存必然性的要求：在社会分工中，奴隶为贵族做饭，厨师为士大夫做饭，小厨房为甄嬛做饭；在性别分工中，则是女人为男人做饭。被免除生存之沉甸甸重担的人们，吃饱喝足之后就去建立了我们的文明与宏伟的客观文化，同时将做饭这件事扫进密不透光而布满尘埃的角落里，将之命名为无名的“日常”。

Jeremias van Winghe：Kitchen Scene

消灭做饭

当代技术的发展似乎为解决做饭问题提供了一劳永逸之道。暂且不提AI的能力限度，至少目前已经出现了“自动炒菜机”这种机器。这就不由得导向一种美好的期待，会不会有一天，人类可以将做饭完全交给机器，男人与女人一道从生存走向生活、摆脱必然性的束缚、获得人性的解放？

不妨看看想象力最无边的科幻电影，它们能提供的答案并不乐观。

几乎在所有的科幻电影中，“做饭”已经从人类的视域中消失了。将之略作总结，似乎能看到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第一步，食物生产的全程自动化，产品以快餐的形式出现在自动售卖窗口，如《太空旅客》中的食堂。

电影《太空旅客》中的食堂

第二步，则是食物种类的统一和抽象化，即用“营养”或”能量”的单位要素夷平所有食物的差别，如《银翼杀手2049》中的高蛋白虫子，《雪国列车》中的“蟑螂膏”或者其他形式的营养块。

第三步，是消灭肉体，消灭“吃”这一行为，将“饮食”简化为能量交换；同时也将人本身作为能量的来源。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就像是《黑客帝国》中的“人体电池”与《云图》中的“人肉工厂”。

电影《云图》中的人肉工厂

如果说第一步的自动化之梦还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进步观，那么后两者则暗示着某种社会形态中，人类的高度分化与对自身的反噬。

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悖谬。列维·施特劳斯曾写作《我们都是食人族》，揭示“食人”概念的相对性，指出“食人行为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而比起美拉尼西亚人赋予食人以政治、巫术、仪式乃至疗愈的意义，后人类的这种食人显得格外冰冷虚无。虽然原始人与后人类的食物需求都很简单，但却暗示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欲望。将人类视作劳动力，将食物视作能量的极端情形，是高度的抽象化与理性化，区别于原始人“野性的思维”。

施特劳斯说，“他们（原始人）并不是没有逻辑，而是遵循一种与我们不同的逻辑，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泛逻辑”。这是一种物我不分和万物有灵论的逻辑。当同一个部落捕猎、烹饪、共享一顿盛宴，这些进入消化系统的食物并非来自未知的世界，而是来自面前的人，和周围的丛林。食物借由其制造方式获得意义，又进一步通过共享和消化强化社区本身的神圣性。另一位人类学家罗伯森·斯密给这种食物-精神纽带的关联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对于古代阿拉伯人而言，沙漠中的陌生人原本应是仇敌，但如果他与自己一起吃了顿饭，就相当于共享了“盐”，只要食物还存留在彼此的体内，两人就仍然是暂时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斯密认为，亲属关系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抽象概念，而是实在的物理联结。

电影《饮食男女》中的父女

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很熟悉的态度。“做饭”再生产的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是一种具身的纽带。当人们回忆起“妈妈的味道”“外婆家”（这两个词语已经成为餐厅名字），当然不仅仅是食物本身，而是寄托于其中的感情，如同孩子依赖母亲的乳汁。而这些被怀念的“女性”，在被寄托深厚眷恋的同时，也将厨房的秘密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她们将人类自我扬弃的劳动形式视作自己的责任（哪怕是不公正的），并且耕耘出没有记录、无法捕捉的复杂形态。

然而一个抽象社会的“发展”不承认作为肉身的人，不承认人的生存与劳动的直接联系，不承认家务的生产性，不承认女性，这一切都是紧密相关的。科幻电影对食物的刻画，无论其具体内涵有多么不同，都在指向同一种社会表征。

做饭与乌托邦

在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情境主义者们将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日常生活。在198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米歇尔·德·赛托与吕斯·贾尔对做饭的妇女进行访谈，试图了解这个隐匿的世界。在后来的报告中，厨房被视作与工厂相似的一个场所，在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压迫：“工业化摧毁了家庭空间内原有的烹饪制度，就像它首先摧毁了工人空间内原来的工作制度一样……她失去了自己的经验知识，也不具有机器方面的理论和科技知识。”但德赛托与贾尔的态度是乐观的，似乎能够汇聚起厨房中的策略与具体的实践经验，就能找到一条解放之道。

在当代的都市白领当中，也存在一种“自己做饭”的亚文化。在被工作时间挤压的所剩不多的“闲暇”之中，做饭似乎是一种比其他娱乐消费更加惠及自我和他人的选择，是某种重建纽带的尝试。但这种尝试是奢侈的，并且作为一种“分心”的方式并无助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讨论做饭并非毫无价值。当我们说有某一种社会理想的时候，往往只会记得它所允诺的辉煌成就或者“平等解放”的口号，但却对日常的变革并不关心。如果“资源极大丰富，消灭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低端劳动”，那么人类应当如何生存与生活？如何共同生活？这个问题和“做饭”一样，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文/梅嘉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