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暴动源于人们对生活现状的失望,源于民众对核协议后生活状况迅速改善期许遭受到极大挫折。
核协议签订前物价飞涨,民众可以将其归于西方国家的制裁;可是当鲁哈尼携打破石油禁运、改善民生的承诺于2013年当选并于2015年与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后,伊朗经济并未有根本好转,年轻人失业率节节攀升。民众渐渐明白,经济问题在主要症结不在于外国制裁,而在于内部体制,尤其是革命卫队对经济的操控。
首先,核协议后,西方主要石油公司至今仍对伊朗市场持观望态度,这固然有对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制裁的考量,然而更多的是对伊朗法制环境的担忧。根据伊朗法律,外国公司投资建设伊朗本地项目必须与本地公司合作,而这些伊朗公司基本都与哈梅内伊下属的革命卫队由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分歧甚至外国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公司可以通过勾结司法机关置外国公司于无助之地。外国的投资与企业无法进入伊朗,减少了伊朗民众就业机会。
其次,虽然伊朗石油出口在核协议后,重新回到了制裁前的水平,并在石油增产的带动下,GDP增长由负转正,但石油美元收入的大头并未交给政府,而是先交由革命卫队投入到叙利亚和也门的战争、培植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援助巴勒斯坦“事业”。这导致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伊朗市场现金流枯竭,而鲁哈尼政府为了抑制内贾德时代的高通胀遗产,极力避免以印钞刺激经济。
结果,不少从事伊朗市场项目开发的人发现,业主招标项目的回报不是资金,而是石油产品和地皮房产,需要承包商自行变现。这在市场需求低迷的伊朗,不仅令国际承包商对项目投资望而却步,即便是境内承包商也不敢冒风险垫钱接单,结果自然是境内公司没有业务纷纷倒闭,年轻人失业率高企。这也是为什么在示威游行中,民众喊出了“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只属于伊朗”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