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一审宣判，陈世峰获刑20年，也就是之前检方求刑的刑期，法院并没有按惯例对求刑期“打折”。这也差不多就是日本致一人死亡的杀人案的最高刑期了。
虽然，江歌妈妈要求死刑的诉求并没有实现，但这算是对关注此案的公众有一个交待。之前陈世峰在庭审时种种狡辩、拒绝悔罪，这种抵赖式的辩护策略，终于“招了报应”。
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而不是口水，无论是陈世峰的口水，还是围观者的。
这是我关于江歌案的第二篇文章。
上一篇的文章开头，我说：你们接受的这个故事的基本设定——“江歌为救刘鑫而死”是存疑的。因为双方各执一词，且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证据。
经过一周多的法庭庭审，包括检方、辩方提供的案件事实是：刘鑫先进门，江歌在后，陈世峰从楼梯处窜出，将江歌杀害。
在这个几方都认可的“屋内屋外”模式中，当然不存在救人挡刀的情节。而大家最早被那几篇煽情文章诱导，引发的对于刘鑫的各种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无边怒火，正是建立在救人挡刀的基础上的。
比如，这篇爆款文章的描述：
“刘鑫男友找上门，要和刘鑫谈判，江歌为了保护刘鑫，让刘鑫先进门，自己在家门口，被刘鑫男友捅了十几刀，活活被捅死，倒在血泊中……”
现在，回头看刘鑫的证言一直是稳定的，她因为来例假先进屋换裤子，之后听到了门外的声音。
当然，你们不会喊脸疼，只要继续重复一万遍“刘鑫是bitch”，就能挽回被收割的智商了。
人的心理是有防御机制的，明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还是能够找出托词，为自己挽回颜面：
——我本来就不关心江歌是不是挡刀，是刘鑫故意锁门、见死不救。
——杀人时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鑫之后对于江歌母亲不理不睬的态度，太让人寒心，跌出人类底线！
……
如果，江歌为救刘鑫而被杀害，则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鑫当时是有义务救助江歌的；就中国法律来说，为救人而死还可构成见义勇为，并且家属可要求刘鑫作为见义勇为的受益方作出补偿。
但是，如果案情是陈世峰在门外杀人，这就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鑫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救人。江歌是因为卷入刘鑫与前男友的纠纷之中，惨遭不幸，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关系、宿命上的关系。
无疑，刘鑫是应该于心有愧的，是应该有负罪感的：是这位姐姐好心地收留了她，是她之前出面在前男友面前维护刘鑫的利益，才卷入了这场无妄之灾。
为收割流量，你们不惜为陈世峰脱罪！
在我看来，刘鑫与江歌母亲关系闹僵，刘鑫反而自身成为案件的最大焦点，更像是一出自媒体的猎巫闹剧。
江秋莲的激进强势、刘鑫的懦弱自私，以及无数网友的起哄、鼓噪，自媒体为了收个流量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了这么一场传播悲剧。
案发之后第二天，11月4日，江母就在微博上疯狂发帖求助，@大Ｖ，并公布了刘鑫姓名（彼时刘鑫正在警方控制之下接受问询）。江母周围的“粉丝”越聚越多，当时就有粉丝扬言要人肉刘鑫，这让事情一开始就歪楼，成为了一场道德绑架和精神猎巫。甚至发展到庭审期间，有人到刘鑫的老家去威胁租住其祖宅的租客。
这件普通的杀人案，因为刘鑫被钉在了道德的十字架上，才有这么多的言说空间，才会激起这么多的怒火。
自媒体大Ｖ们也知道，只有把这件事放在道德的撕点上，才能收割无穷的流量。
庭审第一天，陈世峰的律师抛出“刀是刘鑫递出来”的论调（日本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有豁免权，他只需要提出一种“可能性”，并不需要证实）。中国几乎所有自媒体都把“刘鑫递刀”这个单方面的陈述，作为了“事实”放在标题上，暗指着刘鑫是为凶手递的刀，两人合谋杀害的江歌。
这种溢于言表的、扭曲事实的阴谋论，也得到了粉丝的强烈的正向反馈。其实，读者默认的、想看的是“这对狗男女共谋杀害了江歌”的故事。哪怕这个“递刀论”根本没有事实作为依据，而且还是陈世峰的脱罪的有效证据。
在自媒体时代里，我看到了一位又一位让我敬重的媒介前辈，为了刷流量，生生地把陈世峰律师提出的“刘鑫递刀”假设，当成事实疯狂传播。为了收割流量，你们不惜为陈世峰脱罪！
一位媒体朋友气愤地指责：这个年头，写文章要凭良心，看文章要带脑子。
正像王小波说的，“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
我还要加一句：还是面对事实，假装看不见，媒体不起哄、不挑唆就取关，只有跟着民粹走才有肉吃的时代。
陈的抵赖难构成“合理怀疑”
2012年中国新版的《刑事诉讼法》，引进了法治国家通行的刑事证据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据链要完整充分，证明犯罪事实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港剧里也经常重复那句“证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如果有“合理怀疑”，便难以作为定罪依据。
回看江歌案的证据，日本检方和警方下了很大的功夫，活干得相当仔细。就中国司法来看，此案是案情简单的杀人案，而日本司法机关却用了一年时间侦办、起诉，庭审时间超过一周。
检方指控，陈世峰是携带凶器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为了证明其蓄意性，检方也下足了功夫，包括：陈乘地铁车故意买了不用记名的单程票，准备了换洗衣服，甚至行凶前喝酒壮胆这个细节，也通过酒瓶口的DNA分析做了证据固定。
但是对于关键的凶器，证据链却出现了问题。陈世峰行凶时刀具发生了断裂，刀刃被丢弃之后没有被找到；刀柄被丢弃在了现场，刀柄前部有血迹，且有陈世峰的指纹，警方在所在大学的研习室里找到了刀鞘。但，这是一把中国产的非常廉价的水果刀，类似的刀具在日本还是挺多的，很难证明其唯一性。
于是，在警方找到了刀鞘、大学教授证明陈借过放有刀具的房间的钥匙的情况下，证据链还是不完美的，存在了“怀疑”，或者说另外一种可能性。
陈世峰的律师在庭审的第一天，就大大咧咧地讲出了这种可能性——刀并不是陈携带到行凶现场的，而是刘鑫从门里递出来给江歌防身的（可笑的是，中国媒体照单全收、广泛传播了这个“假设”）。当然，刘鑫做了否认。
日本律师给出了对证据的“怀疑”，是否动摇了前述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呢？
大家注意，是“合理怀疑”，并不包含“不合理怀疑”。
你衣服上有死者的喷溅型血迹，你辩解称，是在抢救死者时喷在身上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合理怀疑”，足以动摇证据。但是如果你说，这是外星人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弄在你身上的，这就不是“合理怀疑”。
从证据链的角度来看，在刀鞘已经被发现、证实陈借过研究室的钥匙，证据链相对完整的情况下，陈世峰的律师贸然给出解释：刀是刘鑫递的，（且刀柄上也没有刘的指纹、刘坚决否认），辩解是很难说得上是“合理怀疑”。
日本的法官以及陪审团并不是傻子，陈世峰提出了这么无稽的一个解释，很难被接受的。
此案当中，陈世峰的辩护策略，就是把控方证人刘鑫搞成“污点证人”，反复强调刀是刘鑫给的，刘鑫把江歌推出来。甚至陈的律师开脑洞说：是刘鑫在清洗刀柄之后，又把刀柄放在现场的！
陈世锋抵赖辩护策略，是在玩火
这个脑洞开得实在太大了，而且没有给予任何证据作为支撑。
没底线的狡辩、抵赖行为，其实会在法官、陪审员面前严重丢分，包括检方也觉得陈世峰毫无悔意，要求求刑20年（这在日本单一受害者的杀人案中已经很重了）。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辩护策略是玩火自焚。
法庭上选择辩护策略其实也是一种博弈，有“高风险高收益”的，也有“低风险低收益”的。陈世峰的辩护策略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完全否认携带凶器到现场，说杀人是争夺刀时的失手，之后怕付不起医药费才补刀的，把自己的罪责撇得非常干净，却是建立在极度不被接受的可能性上。
选择这种激进的辩护策略，也意味着排除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罪轻、激情杀人的辩解，而这样的辩护策略，更容易被接受。
陈世峰拒绝了公选律师，选择了自费的律师，这个律师谈不上天团级的水平，很多对证据的质疑的根据并不牢固，只是尽到在日本司法体系中辩护士的职责。
还是要强调，日本的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员都不傻，陈世峰给出的很多辩解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特别是红口白牙地指责刘鑫递刀、把人推出门外，很难动摇定罪证据。
的确，在日本国，几乎很难适用死刑，这是由中日两国的法治发展水平差距巨大所决定的，中国目前孜孜以求的很多的法治目标，在日本早已是全社会的默认。因为有强大的司法正义作为背景，所以，日本人对于死刑本身并不太执着。你想，21年前，搞出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使6000人受伤、13人死亡的麻原彰晃，到现在还没有执行死刑呢！
但是中日两国的法治落差，对江歌妈妈并不公平。这意味着，这个中国母亲要被迫接受日本的那套法治观念，就像发达国家的人，在发展中国家打官司，被迫接受非常低的赔偿金标准一样。
这件事中“罪人”很多
我想说，法治有时候是很无奈的，每一个法律人其实都知道，法律和情感之间的红线在哪里。如果真的对受害者负责，就只能在法律范围内提供帮助，而不是无限制鼓动、挑唆当事人做出不切实际的权利主张。
对于江歌妈妈，大家还是要有良心对待。一个是需要同情她，一个是不要把这当成一场戏，不把江秋莲当成一个角斗士，去鼓噪她，给她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把江歌的悲剧变成了自己嗑瓜子的一场戏。
在这件事情中，“罪人”很多，不仅是凶手陈世峰，还有道德上的“罪人”刘鑫，为了收割流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为陈世峰脱罪的自媒体大V；以及，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把别人家的悲剧，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围观者。
参与报道的同事，跟我讲起了庭审中的一个小细节。陈的律师看到自己的辩护席背后，有很多中国人在旁听，用夹杂着日语、汉语和英语的话说：（旁听席）这边是中国，这里（律师席）是日本，律师又指了指旁听席和辩护席当中的地带，说：这里是border（分界）。
很明白，他想说，中国沸反盈天的舆论场，不会影响到日本的法庭。江歌案终究只是一起发生在日本的普通杀人案，无法吸纳在东海这边中国民众的太多诉求。
本文原标题：《不提“江歌为救人而死”了，但你仍坚持没被忽悠过》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2-20 08: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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