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九一八事变后云南人周保中、江苏人冯仲云到东北参加抗战一样，1945年之后，也有大批南方人来到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被任命为孙吴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的便是其中之一。
曾清河，江西会昌人，1933年加入红军，1934年10月随一方面军参加长征，身经百战，并胜利到达陕北——此时，跟随中央从于都出发的红一方面军八万将士只剩了不到一万。曾河清便是这幸存的数千名精兵悍将中的一员，因为英勇善战，忠诚无畏，1936年被调入中央警卫团。
这样一个大内高手级别的老红军，却先在三旅担任了个连长，接着在偏僻的孙吴担任保安大队长，可以看到当时东北红色军队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讲资历，深入基层。
当时东北局的口号是“脱下皮鞋，穿上草鞋到农村去”。连曾经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洛甫）都在剿匪的第一线，与连个特务到黑龙江转转都被土匪视若上宾的国民党相比，那种朝气和锐气、扎扎实实的作风精神是其不能比的。
▲ 和毛公在天安门城楼上叙话的张闻天
文质彬彬的张闻天也是走过长征路的，对军事并不陌生。他在主持合江剿匪工作（任中共合江省书记兼合江省军区政委）时提出了“三猛战术”，长期亲临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进行视察，甚至曾险些遭到土匪的劫杀，却安之若素。他在工作中狠抓“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合江本是东北土匪最多、最疯狂的地区之一，但在他领导下，终于顺利完成了剿匪任务，成为安定的后方。
不过，张闻天毕竟是个文化人，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与武人不同的好奇。合江土匪中最著名的是所谓“四大旗杆”，包括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荣久。
1947年3月，这四支股匪中最后一个“旗杆”孙荣久在桦南被活捉。大概因为孙荣久在鹤岗叛乱时差点儿伏击自己，张闻天饶有兴趣地见了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土匪头子一面。不过，曾在东北绿林折腾了四十多年的孙荣久此时满口胡话，忽而否认自己是土匪，忽而自称中将军长，忽而又自称少将旅长，其狂悖昏乱可能让洛甫同志大失所望。后来，这个孙荣久被依法处决。
当年的总书记都能深入到一个省主持剿匪工作，老红军曾河清指挥一个连戍守孙吴也就不奇怪了。同时，这也说明了中央对“北满”，即东北北部的重视。对于长期没有一个富庶而稳定根据地的中国红色政权来说，有一定工业基础而且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的东北北部地区，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战略基地。但这里要为我所用，一个重大课题便是需要彻底消灭当地的土匪武装。
曾河清在孙吴的剿匪工作中表现突出。他率领的保安大队虽然编制上只有一个连，但政治觉悟高、装备精良，牢牢控制住了孙吴这个黑河、嫩江与北安三地之间堪称咽喉的要地。上任之后，他和黑河军分区参谋长张继成密切合作，几次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土匪势力。
在剿站斗争中，曾河清率领保安队战士配合省剿匪部队，先后参加了桦树林子、曾家堡、腰岭等多次战役，屡立战功。此外，他还经常根据群众报案带队打击零散土匪，仅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毙敌20余人，俘虏土匪40余人，有力地保卫了县委县政府及人民群众的安全。
孙吴、黑河都不是可以轻易扫清的地界——这里曾经是日军的设防重地，武器、物资等囤积甚多，数不清的要塞工事、据点炮楼是天然的庇护所，吸引得土匪是剿完一批来一批，故此此处的剿匪战斗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断反复。
然而，在曾河清的指挥下，孙吴部队到底是把土匪的气焰压了下去，几个月的时间，大股的土匪便基本对这个地方敬而远之了。曾河清以自己的模范工作，在孙吴县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几十年后，曾经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牟天波依然能够深情地回忆，曾河清的县保安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边剿匪边建政边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他调离黑河时，还是曾河清派人送他到北安的。
1947年11月9日，曾河清在保安大队值班，接到当地吴家堡村群众赶来报告说：“土匪正在屯里抢群众的马匹、粮食，并伤害群众多人。”
这明显是残匪在作案，多半是为了夺取过冬的给养。他们的人数少了，但更加狡诈残忍，吴家堡在距离县城20多公里处，刚刚恢复一点儿元气，可经不住土匪折腾。曾河清连夜率领一个排战士，乘数张马爬犁赶往吴家堡，试图消灭这股残匪。
凌晨，部队到达吴家堡，曾河清让报案的地方干部先进村了解情况，却发现土匪已离开村子了。曾河清随即进村了解情况，得知土匪有30多人，已经窜向南边一个朝鲜屯（因朝鲜族人聚居而得名）。曾随即下令部队紧追不舍，前往搜剿。
天大亮的时候，部队到达朝鲜屯，不幸的是，土匪又不见了。
根据群众反映，这伙土匪在吴家堡村里留有暗哨，听到保安队来的消息，军心不稳，混乱地向南方山地逃去，连在两个屯子抢掠的许多粮食和衣物都丢在了路上。
有一个土匪因为掉队被我方抓获。经过审讯，得知这是一股投靠国民党，编入所谓“东北挺进军混成第六旅”的土匪，他们在此前我剿匪部队的连续打击下，已经伤亡过完，如今过着藏匿深山、缺衣少食的日子，但对所谓“国军北进”依然存有幻想，因此准备掠夺百姓粮食，继续在山间隐藏过冬。
曾河清分析认定，我军来得迅速，这股敌人没有抢到食物，很可能再次窜回，但是，这股匪军内部已经瓦解，各行其是，所以有条件分而歼之，打掉了他们，吴家堡这一带也就太平了。
因此，他一面吩咐部分人员假装撤离，一面决定两个班分别留驻吴家堡和朝鲜屯。这位老红军的战斗经验丰富，在陕北便参加过剿匪，其对土匪的心态判断十分准确。此后几天，接连有多批土匪到屯子里再次抢粮，结果自然都被抓了活的。
11月12日，有两匹马从南山跑来，在村口徘徊，被我哨兵发现抓获。经过检查，这是吴家堡老乡的马，前天被敌人抢走的，看来是自己挣断了缰绳从南山跑回。
对土匪来说，马是机动的工具，必要时还可以作为食物，比粮食更重要。曾河清判断土匪恐怕还要下山找马，于是下令将马拴在一个草垛旁边比较明显处吸引敌人，并带一个班的战士做好了伏击准备。他亲自持一支三八式步枪，带着警卫员隐蔽在附近一间空屋内监视敌人。刚刚埋伏好时间不长，果然看到有两个残匪从南山朝吴家堡方向持枪而来。
因此前连续取胜，又看土匪人少，曾河清多少有点儿轻敌，便向战士们部署：“不要先开枪，争取活捉这两个土匪，让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不料这时两名惯匪，走到距离草垛五十多米远的时候似有警觉，发现我军有埋伏，转身试图逃离。曾河清冲出隐蔽部，向土匪高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两名土匪十分顽固，一面掉头就跑，一面拔枪反击。曾河清命令战士们射击，一名匪徒腿部中弹，当即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另一匪徒却跳进山坡上一条土沟，避开了战士们的子弹，并回头还击。曾河清抬手一枪，正中匪徒头部，当即将其击毙。事后证明，此人正是这伙土匪的“大当家”，报号黑虎，是黑河地区有名的匪首。
不过，战士们鼓掌欢呼并将那名负伤土匪捆绑起来的时候，却忽然发现曾河清倒在了地上。原来，“黑虎”不愧是一名大惯匪，他的枪法十分了得，在土沟中还击的子弹正中曾大队长的胸部。他是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带伤将这名顽匪击毙的。
大队长负伤，战士们连忙将他简单包扎后背到吴家堡村，并用电话通知县政府，迅速派医生前来抢救。
然而，曾河清的伤势过重，终于还是不幸牺牲。这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当时年仅27岁。这么一位多年出入枪林弹雨的老兵，却在剿匪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瞑目于黑土地，让人深感痛惜。
这种痛惜，也许便是写下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猎杀飞狐这部剿匪纪实作品，有朋友在问我，说这部书中我找不到主角啊？
这恐怕便是黑土地真实剿匪战斗的写照——主角便是这些一个一个倒在和平道路上的好汉子们。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在剿匪战争中，我们竟然有过这样重大的牺牲。
冰天雪地的关东大地孕育了彪悍的民风，几十年的战乱造成了山头林立，匪患猖獗的环境，乐于利用土匪给红色政权添乱的政客们又为虎作伥，1945年后的东北普通人民，可说是在最为忧惧和苦痛的环境中煎熬。这一刻，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只有这些与土匪势不两立的八路和抗联。
剿匪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也正因为让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人民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们，选择了红色政权。
然而，他们跋涉千里，在零下30℃的风雪中打日本，打土匪，却有很多人连一天的和平生活也没有来得及享受。
曾河清，还有此前提到的李银泉、周文喜，都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这个名单，在1945到1948年的每一天中，都在变得更长，直到剿匪的最后胜利。牺牲与角逐，便是“猎杀飞狐”的主题，黑土地上的湛湛青空，便是他们的纪念碑。
在1946年春寒乍起的时候，黑龙江西部的剿匪作战打出了一个小高潮。拿下清溪，稳定了孙吴的局势，我军东翼再无隐患，反攻嫩江，歼灭尚其悦、刘山东等匪部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5年2月26日，西满部队集中了十个团，对尚其悦等占据的嫩江县城发起了反攻。2月3日占领嫩江后，所谓“光复军”在城内大肆庆祝所谓胜利，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国民党干部也纷纷冒头，建立所谓党部、文化协会、妇女会等组织，一时间嫩江仿佛成了黑龙江西部各匪部的集中地带。
这一仗我军兵分三路，打了两天。
第一天先解决城外之敌，占据土匪的城外据点后，匪军竟然出动了战车防御炮朝我军开火。只是他们的炮手缺乏训练，用的炮弹居然还是穿甲弹，结果只把几个草房打了些窟窿，并未造成我军伤亡。
第二天开始打嫩江县城，抗联虎将夏凤林率领九支队打先锋开始攻城。本以为这会是一场苦斗恶战，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交手匪部便山崩一般败退下去，几个匪首率部匆忙突围而走，三个小时嫩江城便被打下来了。
问题是，此战虽然消灭了一千多名“光复军”，重机枪缴了好几挺，但绝大多数俘虏并非惯匪，而是尚其悦在据城期间收编的，基本属于“武装乞丐”，毫无战斗力，而能作战的土匪逃出去不少。俘虏里面，尚其悦不在，王乃康不在，刘山东不在，连再次一等的土匪头子比如关作舟、杨化泉、邢宪章等都不在其中。
这件事，直到辽沈战役中抓住了尚其悦，才算把事情搞清。
要说尚其悦是有意避开西满军区的锋芒金蝉脱壳，那也有点儿太抬举这个土匪头子了。但要说完全是运气好，也不正确。
原来，西满我军反攻嫩江的时候，尚其悦和王乃康正在齐齐哈尔呢。他们此时主要的心思都不在嫩江，而在设法联系在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嫩江省政府，怎么捞个好一点儿的官当当。
黑土地上的土匪，被称为“政治土匪”，意思是他们虽然是胡子，却披着一身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外衣。那么，他们和国民党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齐齐哈尔周边的土匪可说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国民党的官员一来，他们便纷纷被“招安”，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头衔。
这背后其实有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
根据蒋介石方面战后与苏联的协议，苏方同意将东北的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四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方面，而苏方在分享中东路以补偿战争损失等方面的要求没有获得正面回应之后，提出拆取日方在东北财产作为补偿的方案，国民党方面则报以默认的态度。
苏联红军在撤出东北过程中出现拆取铁路，带走设备等行为，甚至引发了东北若干民众的反感，应该说蒋介石政府缺乏政治能力，没有妥善处理好苏方撤军善后问题，任其行动有一定关系。
不过苏方的确将这四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方面，共产党方面被迫在其接收时撤离了这些地方。只是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只欢迎政治接收，不支持军事接收。换句话说，国民党方面的政权人员，包括省主席、市长等等，统统可以在苏军保护下上任，但军队要来不行，一定要来的话，需要等苏军撤离以后再来。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却是为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斗争拉了一下偏手——尽管采用各种名义，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正在东北各处快速发展着。
所以，即便国民党大员们完成了对各个城市的接收，也要面对兵临城下的红色武装。毕竟都是唱同一支国际歌，都是组织苏维埃的，中苏共产党是真正的同志关系。
或许因为没上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课，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似乎不怎么敏感。事后分析，那些等待上任去捞一把的大员们早就等不及落地发财了，对于有没有军队随同，党国能不能保住这些地方，已经对东北的财富眼睛发红的这些人大多根本没想过。
所以，苏军撤离之前，从1945年末到1946年初，国民党的接收专员如过江之鲫，蜂拥东北各地开始了接收和发财的时光。
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四面都是八路和抗联，这省长、市长的根本夜不安寝啊。苏军是不允许国民党军此时北上的。于是，自己想办法就地拉武装便成为这些大员们自保的重要任务。
抗战前东北是张学良父子经营的地方，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影响，而且，从街上拉来路人当兵也不可能有战斗力。怎么能获得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呢？
在日本投降后大批趁风而起的各路绿林胡子们，便成为这些道貌岸然的官员们拉拢的对象。这些土匪要么多年为匪，有一定战斗力，却对招安兴趣十足；要么本来是伪满军警宪特出身，急于洗白自身，逃脱对汉奸的审判，所以都乐于为国民党方面所用。
国民党方面一开始是比较排斥土匪的，在齐齐哈尔上任的国民党方面嫩江省长彭济群便是如此。这倒不是他们有什么政治洁癖，而是僧多粥少，国民党内部对东北各处的官职早已视为禁脔（luán），争夺十分激烈，哪里有空余的位置给土匪们呢？
然而，随着红色武装的壮大，国民党方面的官员压力日益增大，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给土匪官职，换取其效忠的策略。于是，大大小小的土匪头目纷纷摇身一变得到了老蒋的委任状。本应剿匪的政府成了与土匪沆瀣一气的，可说是历史的笑柄。
但这份招安的分量让没有得到委任状的土匪们十分眼红，纷纷向国民党方面靠拢，期待可以获得一官半职。黑土地上的土匪就是这样变成了“中央胡子”。
这样做表面上增强了国民党方面在黑龙江等地的军事力量，仅嫩江一带的土匪，总数后来统计下来足有一万余人。
不过，胡子就是胡子，加上“中央”也没有变化。他们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让老百姓接触后几乎无条件地选择了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比如嫩江便是如此。
土匪攻入嫩江之前，当地苏联红军已经撤离，临走拆毁铁路，破坏了城中很多公共设施，当地颇有些人略有微词。然而，当和土匪接触后，大家立刻看出了八路和他们的区别，于是当地人唱起小调，讽刺“光复军”，期盼八路军来消灭他们。
对国民党方面来说，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此后他们变本加厉地收编土匪，东北的土地上增加了大量的“中央胡子”，而国民党的名声也在这些土匪的为非作歹中越来越臭，直到这些绺子在我军打击下最终灰飞烟灭。
东北的剿匪作战，可说是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中胜负的缩影。一边是富有牺牲精神地为这片土地的安宁而战，一边是纸醉金迷和土匪穿一条裤子欺压百姓，人民看清楚了，也就做出了选择。
尚其悦便是渴望受招安的土匪头子典型。
他在1946年2月初已经带着相当一部分部下主力，到了齐齐哈尔东郊的长沟招募新兵，还在市内设立了一个代表处，为自己活动一个正式身份。在世道混乱的时刻，最不缺的就是愿意吃粮当兵的人，光复军是土匪出身，不需要顾忌军纪，没有总可以抢，所以对于扩军的数量没有顾虑，而当时对八路军又了解的人还是少数，所以其兵员扩充很快（当然战斗力和素质都不敢恭维）。有了兵，有了枪，尚其悦更加耀武扬威，经常乘小汽车进城与国民党方面接触，以图获得委任。
当时在齐市跑官的土匪头子很多，但尚其悦的情况有点儿不同，他的兵力最多，使其骄横不可一世，以必定执掌齐齐哈尔兵权自诩。而他的副总指挥王乃康显得有些战略眼光，已经开始着手部署部队，控制齐市周边地区了。
这头狡猾的飞狐认为尚其悦的兵力、武器都远胜嫩江省（当时东北九省之一，省会齐齐哈尔）其他土匪绺子，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省内第一号军事指挥官。
他因此提出计划，把尚其悦部“光复军”的部队分成了三部分：
精锐主力约一千人随尚其悦和自己进驻齐齐哈尔，和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攫取对市区警务、防御的主导权。
一部以刘山东（刘光才）、关作舟匪部为主，封刘山东为黑六旅旅长，张鸣九、杨青山等都被划入他的部下，原伪满军官惯匪关作舟为黑七旅旅长，总兵力三千余，让他们据守嫩江，并随时准备进据黑河地区各县，形成光复军匪部在齐齐哈尔以北的一翼。
王乃康对八路军的战斗力有所领教，认为国民党能不能真的控制黑龙江还是个问题，所以非常重视这一翼的活动，视其为光复军万一守不住齐齐哈尔时的退路。
第三部分是齐齐哈尔以南的一翼，算是齐齐哈尔光复军匪的“别动队”，指挥官是与尚、王二人关系密切的洮南惯匪于海泉，他是齐南地区土匪的“总瓢把子”，受他节制的土匪包括“草上飞”（项海楼）、“双全”（薛世才）、“全好”（郑庆祥）、“打三省”（孙仙涛）、“占一”（冷庆昌）、“生字”（王德福）、“财字”（赵文长）、“青山”（马海泉）等30余股，总兵力两千余人，曾一度逼退老红军，洮南支队司令员朱纪先和抗联夏尚志的部队而控制洮南县城。
但1月底黄克诚将军部下新四军三师第八旅的部队来到洮南，配合朱司令反攻，夺回了洮南城，歼灭于海泉所部一千余人。于率残部逃到该县安定镇于家大院，得到尚、王的补充，也改称“光复军”，继续在洮南流窜，破坏我基层政权建设，危害人民。王乃康设计让其拖住南线我军，以利尚其悦等在齐齐哈尔站稳脚跟。
这个布局，对素无军事素养的土匪来说已经算难得，但实际存在着巨大的问题。齐齐哈尔和嫩江之间隔着我军占据的讷河，和洮南之间隔着我军占据的泰来，在没有拿下这两处要点的情况下，三股光复军匪众无法相互呼应。
按理说尚、王匪军应该先打下讷河或者泰来，打通了联络线路再进齐齐哈尔才是合理的选择。
但是2月份匪军中最精锐的刘山东部进攻讷河，遭紧急来援的吴富善（八路军改编时771团政委，开国中将）、王化一（张学良身边的“东北民众救国会”军事部长）两军夹击失利，损失四五百人，让尚其悦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忍不住官帽子诱惑的尚其悦不顾王乃康苦劝，还是放下打通交通线的想法，先忙着到齐齐哈尔跑官去了。这给我军分割消灭光复军匪创造了条件。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尚其悦在齐齐哈尔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国民党方面失利的影子。国民党方面在齐齐哈尔负责军事的接受大员是保安总队队长张维仁（吉林通化人，在东北战败后逃台），尚其悦与其联系，得到收编的承诺，便认为此后应该一切坦途，自己带来多少兵，便可以当多大的官。没想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尚其悦已经多年没有同真正的国民党官员打过交道，不知道此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即便是军情如火，如果没有门包贿赂，依然根本就别想办成事情。于是，他眼睁睁看着只有两百多人马的原齐市警察处长张伯藩依靠五十万门包，当上了旅长，而他按编制应该归属张伯藩管辖。
满身匪性的尚其悦如何能够接受，当即带部队出走。
他的离去倒让张维仁为难。张身边当时真正能作战的部队仅有伪满铁石部队的少数官兵，倒也不敢真的忽略尚其悦的势力，于是出城找他再谈，最终将其编为“保安总队副总队长”，仅仅比张维仁低一点，尚其悦这才满意地带人进城，招兵买马，强抢物资，试图死守齐齐哈尔。
不过，因为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尚其悦是土匪，故此张维仁授意他改用“王霖”的名字以免物议。
1946年2、3月之间，尚其悦等人忙跑官忙得精疲力竭，根本顾不上调整防务，我军乘机连连进攻，很快打破了王乃康的南北布局。
此时，鉴于苏方向蒋介石政府承诺让其接收齐齐哈尔，我军在黑龙江的主力民主联军嫩江军区部队暂时撤出齐齐哈尔，而黄克诚指挥的西满军区部队北上，两军会师，在齐齐哈尔附近的甘南等地集结，在苏军撤退前对齐市包围而暂不攻击。
虽然攻打齐齐哈尔的战机还不成熟，但为了取得更好的战略态势，我军在二月底发动了对嫩江的进攻，试图断尚其悦的右臂。
如前所述，嫩江城内群龙无首，而且匪队首领们得到一个消息，称带队来打嫩江的是抗联名将王钧——光复军的部队1945年底在泰安和王钧曾交过手，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尚其悦勉强跳墙逃跑，从此对这位王司令深感胆寒。眼看民主联军志在必得，来的又是克星，匪首们在遇到攻击时纷纷带头拉了亲信突围。
城里只剩光复军刚拉的部队，他们的战斗力之糟糕，从当时一名参战的太岳军区干部回忆中可见一斑。
当时嫩江的战斗基本结束，他们几个干部进到一所旅社中，准备设立一个机关。不料一队土匪没有被消灭，串着房子跑了过来，双方在院门处遭遇。
因为大家正在忙安排机关，基本没有带枪，几个干部匆忙退入房中。那伙土匪见到有机可乘，便冲了过来。在窗口架起机枪向屋内扫射，想把这几个干部都打死在房子里。
但土匪刚一开枪我们的干部便全都趴下了，机枪平射打不着。“我们的一个干部在窗口一把将机枪抓住，往上一举给夺了过来，敌人慌了，往后撤。我们的干部冲出去，用敌人的机枪向敌人开火，敌人溃逃了。”
面对这样的对手，夏凤林司令的部队轻易打下了嫩江县城。
其实，所谓王钧来打嫩江这个消息并不准确，这次攻打嫩江，指挥官是分区司令员金钟——土匪们倒也无需为这个失误后悔，他们后来发现，这位金司令打起仗来一点儿不比王司令好对付。
北线的与此同时，南线的于海泉匪部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西满军区部队北上以后，洮南军分区的兵力不足，但朱纪先司令员亲自去东蒙的镇东县请求东蒙人民自治军支持，由于这支股匪同时对两地都有巨大危害，东蒙人民自治军派王海山（解放后曾任内蒙军区副司令）率一个大队前来支援，取得了兵力优势的民主联军部队对于海泉匪部发起攻击。
于也曾组织土匪进行顽抗，边打边退。但东蒙的部队都是骑兵，冲击力强，虽然先后牺牲了两个连长依然对匪军穷追不舍。
于匪是多个绺子合股，并没有多强的团结力，挨打之后纷纷离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战斗，最后被追到瞻榆城南山穷水尽，不得不回头同我军死战，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残匪两百余人被击毙，四百多人被俘，缴获4门六零炮，十几挺轻重机枪。
此战后，齐南地区在洮南县境横行一时的于海泉、项海楼等各股土匪基本被消灭，所剩残匪逃窜各地，已经不成气候。
然而，也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尚其悦和王乃康在齐齐哈尔市内大举抓兵，收拢土匪，加上张伯藩等匪部，总兵力一时达到七千多人。他们还利用城内储存的钢铁制造土坦克，修建碉堡，试图在苏军撤离后继续坚守齐齐哈尔，以等到南线国民党军打过来。
也是在同一时间，4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剿匪的指示》,指出“剿匪是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各地区应调集足够的兵力连续地围剿歼灭之”。
而西满军区也明确必须攻占齐齐哈尔，不能任由国民党占领这个战略要点。也只有攻占了这里，我们才能完成继续北上的任务，并继续消灭土匪，将黑龙江变成我军的巩固大后方。
双方都厉兵秣马，等待决战，谁也不可能放弃。4月23日，苏军从齐齐哈尔全部撤出，争夺这座黑土名城的战斗，便一触即发了。应该说，依靠一群土匪防守一座省城，堪称战争史上罕见的一幕。
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让正在忙着组织防御的尚其悦暴跳如雷……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2-17 05:08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