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北京女子生活考”连载

源济

北京女子生活考：我曾90次睡上陌生人的沙发 | 人间 

原创 2017-12-06 易真真、李伟人间theLivings

图 | 易真真

她36岁了，总习惯说“自己奔四的人了”，母亲快70岁了，终于死心不再为女儿结婚生子操心，对她的要求也降低到“不吸毒就好”。

北京女子生活考 | 连载02

前言

在我的想象中，这里有一家酒馆，里面聚合了一大群在北京生活的酷女孩，她们是这个小酒馆的客人，也是主人。

这是我和摄影师李伟共同策划的一个项目，包括写作、摄影和视频。我们采访了一系列长期居住于北京的女孩，深入她们的生活居所，听她们讲述童年和成长，谈论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选择，欲望和占有，悔恨和失去。

受访人覆盖了多个群体，女DJ，LGBT群体，手工制书匠，时装编辑等等。

她们在北京长期生活，用不同的方式创造价值，自我实现，也为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群创造出另一种可能。她们是这座城市百千万女性的缩影。

我希望有一天，能将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女孩们，邀请进一间真正的酒馆，那一定是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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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庙在崇文花市大街上，灰砖红墙泛着新，人们路过此处也很少多看一眼。

现在，这里是东城区图书馆第二借阅处，只有院门上一行“敕建火德真君庙”暗示着此处有过的历史。贩售绢花的花市早已从记忆中擦去，花市百货商场和崇光电影院也紧随其后湮没于时光的烟云。如今这个区域是由回迁户们重新定义的：一家狭小的新华书店，一个地下农贸市场，一座清真寺，几家供应1.5元豆浆和5元煎饼的铺子，美容店与服装店开一个倒俩，连7-Eleven都因缺乏客源而关门大吉。

就在这条大街的某间公寓里，住着一个身穿Metallica（金属乐队）背心的姑娘，她曾去过31个国家，住进过90个沙发主人家中。每隔4个月，她必须离开北京，在世界的另一处待上60天，雕塑一个全新的身份——当然，其间每周也需交稿两篇，自有她的焦灼。

旅行中的经历被她写成一个个故事：逛裸体海滩、住豪华宫殿、在印度喝大麻酸奶，在伊朗饮酒狂欢，读者也随之与日俱增。

冬天的时候，她下楼买菜，像邻居们那样，层层包裹着自己，拎回新鲜的番茄、洋葱与土豆。只有当暖风吹进夏日，才能在她裸露的胳膊上看到新添的纹身，从老太太们旁边经过时，它们被那些已经耷拉下来的眼角一遍遍地、迅速扫描解析着。因为这8个纹身，当过护士的母亲专门为她的体检增加了一项艾滋病检测。

△喜喜身上的纹身曾令母亲担忧  图 | 李伟

她36岁了，总习惯说“自己奔四的人了”，母亲快70岁了，终于死心不再为女儿结婚生子操心，对她的要求也降低到“不吸毒就好”。

现在，她在这处由母亲于2004年购置的居室中，拢着湿漉漉的长发从浴室走向客厅。

她叫喜喜。

 

2

“喝咖啡还是红茶？我可以给你们做美式或是espresso。”喜喜问，说话间已经进了厨房，几分钟功夫，便用一只橙色摩卡壶送出一杯。

长发微卷，一张瘦脸棱角分明，与她的黑皮肤和胳膊上的纹身组合在一起，像个墨西哥女人。直到她开口招呼我们，一口囫囵的北京话才暴露了她的身份。

这是一间宜家风格的一居室，客厅的餐桌也是工作台，上面摆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本《现代西班牙语》教材，电视机柜上搁着俄罗斯套娃与某位马格南摄影师的照片。往里的卧室是明朗的白色混杂着星星点点的粉，白色衣柜上挂着一副手工制作的圣诞老人拼贴画，卫生纸粘成的白胡子，有种漫不经心的幽默。

△喜喜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  图 |李伟

比起她那些刺激的旅行经历，房间显然太简朴了。一个独居的女孩，每天7点起床学西班牙语，下午写作，晚上看剧，料理三餐。这正是自诩为嬉皮的喜喜在北京的日常，“我觉得自由职业一定要自律，在家骗吃骗喝，那不叫自由职业，那叫在家待业。”

自从4年前从一个电影网站离职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格子间，而是靠旅行和写作，过上了让旁人羡慕的自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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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的足迹已经覆盖了31个国家，从印度、摩洛哥、突尼斯，到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她靠“沙发旅行”（Couchsurfing）一次次住进异国那些本地人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玩。这是一种颇受年轻人青睐的互助旅行方式，通过沙发网站，可以在世界任意一个角落找到免费提供的沙发床位，住进陌生人家中。在这个小圈子里，善意和信任是循环传递的，每一个提供沙发的主人，都有可能会在下一次旅行时成为另一家的沙发客。

选择沙发旅行，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省钱，同时，也能为旅行带来不可预料的惊喜，或是惊吓。这些会都成为喜喜的写作素材，她用这种看上去有些冒险的体验式写作，深入到异国的人和事中。

“我希望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回来即使吹牛逼也有资本，这样就显得很酷啊！”喜喜嗓门大，吐字滚滚，有着和她故事里如出一辙的利落样儿。

△在伊朗游玩  图 | 易真真

她曾写过一篇名为《穷游不为省钱，为了浪》的文章，猎奇的经历在文字渲染下，激荡出一圈圈涟漪：“这些年，我在印度的性爱神庙上数过到底有多少种做爱姿势；在伊朗偷喝禁酒享受‘破禁’的欢愉；在法国裸体海滩体验着‘生而自由’的快乐；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和岛民庆祝活色生香的夏日圣诞……”

她享受这种出风头的感觉，也坦荡接受众人的崇拜。其中的秘诀，不过是，“一定要有故事，如果没有，那就制造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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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风险时常伴随喜喜左右：在伊朗，她丢了背包身无分文，差点沦落到要去卖血；在澳大利亚悉尼，她联络沙发主人，收到的却是赤裸裸的性交易暗示，果断终止了这次沙发体验，同时也毫不客气地在那个全五星的页面上提交了一个差评。

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大大咧咧的个性中有着极为随和的一面，但在该表现强硬时从不示弱。在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一位带路小哥试图诓走喜喜100欧元，遭到她迎头痛骂：“你滚，你当老娘第一天出来玩吗？”在气势上震慑对手时，胳膊上那一排纹身功不可没。

当然，并非从未有过恐惧。

2015年，喜喜只身一人前往印度。当飞机在孟买上空缓缓下降时，她将脸贴近舷窗俯瞰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因层出不穷的轮奸新闻震惊世界的国度，明晃晃的色彩闯入到混乱而无序的贫民窟，恒河水将一切无声无息沉浸在一片神圣与肮脏之中。

“大不了随时买票走人。”想到总有退路可走，她才调整了姿势，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

在最初的一周，喜喜见识了孟买的千人洗衣场和果阿的嬉皮聚集地，“一种让人迷恋的混沌美”。第三站来到小城奥尔加德，她住进了印度本地人家中，沙发主人Kerron曾在新西兰留学和工作，如今在家乡打理自己的生意，同时也为NGO组织服务，家中还有妻子、9岁的女儿和幼子。

喜喜在这个年轻的印度家庭里见到了传统而又真实的一面，女性在此地的生存处处受限。那个夏天，暑热正浓，为了尊重当地习俗，也为了自我保护，她每天都只能裹得严严实实外出。回到Kerron家后，正想换上家居短裤透透气，却遭到Kerron妻子的制止，女人告诫喜喜，穿成这样在院子里会引来邻居们的指指点点。而当喜喜试图换上长裤去院子里抽烟时，这位印度妻子再次劝说她移步房顶，因为女性在公众场合抽烟是会被当作坏女人的。

△旅行收获了各式各样的冰箱贴  图 |李伟

相比旅行者，长期居住在此的人早已将限制过成了日常。男人是这个家庭里绝对的权威，妻子与女儿只能言听计从，9岁的女儿早早学会看父亲脸色行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看弟弟。那时恰逢BBC纪录片《印度的女儿》（India's Daughter）上映不久，影片中一段话让喜喜始终无法忘记：“我们有最好的文化，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女性没有一席之地。” 

另一些时候，对女性的歧视和骚扰是并存的。在中东和北非，很多男人一边向喜喜行注目礼，一边毫无节制地冲她大喊“Japan，Japan，空你几哇”，随后爆发出一团哄笑。在印度，与喜喜合照的青年们肆无忌惮将手揽上她的腰。在摩洛哥，当喜喜身着无袖长裙路过清真寺时，一个不相识的老人冷不防吐来口水。

“我不期待更多，但是我希望能做到男女平权。”说这话时，这个热爱开玩笑，总是满脸不在乎的姑娘突然严肃起来。

 

4

喜喜不知道自己的性格基因与这座古老城市有多少关联，但她深深体会到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幸运。

六七岁时，父母便带她走遍了周边的城市，开启了人生最初的旅行。也因为相对稳定的生活，她无需向现实妥协。“假设我的生活挣钱压力很大，我可能不会到处去旅行，也不太可能自由职业。”

每次结束旅行回到北京，喜喜都会松一口气，重又投入到舒适与规律的日子里。而每当这样的生活重复几个月，她一准儿又想要逃离。

现在，对于这座生活了36年的城市，她少有“家”的依赖。

北京早已变了样，儿时乘坐3路车放学回到崇文那一片平房的景象只存在记忆里，甚至崇文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在北京的版图上也已不复存在。喜喜想起每次旅行异国，提到北京，人们总要惊呼“污染”、“雾霾”，她也慎重考虑过，等父母走后，就离开北京去另一个城市探索。

喜喜清楚，在这座以包容著称的城市，存在一种从外向内辐射的鄙视链。一些北京人歧视一切外地人，而就算北京人自己，“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老话，也成为这些人心中划分等级的依据。喜喜相信，即使在巴黎和纽约，相似的歧视也难以回避，但她理解人们对大城市的向往，早年她的姥姥姥爷也同样是从河北来到北京谋生，这里遍地是机会。

出国旅行的次数越多，对于地域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喜喜的感受越来越模糊，学英语、西班牙语，在家里调制鸡尾酒和意大利面，她的哥们儿也以鼓楼的老外居多，只有在谈兴大起时，才能发现她的北京口音偷偷跑出来。

喜喜说，在北京，能称得上朋友的人已越来越少，而她自己也与主流生活越走越远。她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定义她的生活，失败也好，戏剧性也好，反正她都不在乎。几年前，从格鲁吉亚坐大巴去土耳其东部时，看着窗外大片的荒原和群山急速倒退，她豁然开朗。当人身处于自然当中，渺小得如同尘埃一样，“你就觉得以前那些狗屁办公室政治真的都不算什么，很多事情都不值得一提。”

△喜喜在法国  图 | 易真真

住过豪华的宫殿、顶级的五星级酒店，也住过穷人家的床垫，“我见识过有钱人的纸醉金迷，也见过底层人民的艰辛，你什么都体验过了，就不会太在乎是‘富游’还是‘穷游’。学着用更慈悲的心去看世界，也会更加确信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她曾在写作中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将自己归类为“大龄单身无业女青年”，文章发表后却发现，编辑在女青年后面用括号加上了“屌丝”二字，她并不气恼，“做媒体想要吸引大家点击嘛，能理解，其实我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这么生活。”

再次回到北京，与母亲斗智斗勇了几十年的喜喜发现，母女俩终于达成了共识。有一天，母亲玩笑似的对她说，等我以后死了，你别给我买墓地，留着钱还能再去玩。她也玩笑似地回应，对，我肯定不能给你买。

编辑：沈燕妮

源济

我迷恋的是纸月亮丨人间 

原创 2018-02-02 易真真 人间theLivings

图丨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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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大家依旧沿袭着百年来的习惯，买到印厂生产的书，会拿到专门的装帧工坊去做重新装订，这是一个传统。而如今，依旧有很多人觉得一本书要经过这样的工序，才真正属于自己。

北京女子生活考丨连载03

七月中旬，蝉鸣震得天空都颤抖，红墙在树叶底下摇动。我们沿着倾斜的道路，穿过系着围裙的剃头匠，树荫下打纸牌的老人和卖水果的小贩，走进中央美术学院附近一个小区深处。钟雨从一个窗口探出半个身子，招手示意我们上楼。

武汉长大的钟雨瘦而清秀，是典型的南方女孩模样，她在北京生活了十二年，有七年时间都留在清华美院。

上楼去，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我们初次见面时她的摇滚青年发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而利落的短发，玳瑁色的框镜，木质珠串眼镜链，整套都从巴黎带来复古连衣裙，她出现在这里，像幅年轻的古画。

老住宅的隔音微弱，蝉鸣侵袭穿透屋墙，室内光线泛着旧，空间却足够宽敞，贴合着主人的杂乱逻辑：三面墙上全是画，葛饰北斋（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的“神奈川冲·浪里”、从日本旅行带回的魔鬼图案门帘，还有一幅钟雨从散场的北京书展上捡来后郑重其事装在框子里的画。

书桌维持着四十年前的款式，桌上趴着打盹的黄猫，上方的球形灯罩是淘回的德国货；紧挨着书桌的茶几则是老电视机乔装而成，第一次从巴黎搬回的起脊机放在此地既不笨拙也不突兀。

一张由木门改造而成的“长桌”横在客厅当中，连门把手都还留在原处，“桌”上是堆叠的书和册子，一本1990年代的武汉剧坛杂志中夹着一张水墨画，落款上标明了时间地点：1950年，北京鼓楼。

这是钟雨爷爷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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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钟雨看起来仍有学生气，但已经是不少人的老师，这次见到她，正是她回国休假的间歇。短短的假期中，她还要去“敬人纸语”的书籍研修班中，开一门法国式手工精装的课程。

爷爷和奶奶都从事美术行业，父亲和母亲都是画家，小时候的钟雨是在父亲的画纸和笔墨边长大的。

钟雨学习书籍装帧的已将近十年，最初在清华美院跟随吕敬人先生学装帧设计。

四年前在导师的书籍研修班上，钟雨遇见了从法国来的凯瑟琳女士。这个法国女人一头灰白色短发，锋利的下巴，大笑时眼角的每一条皱纹似乎都为之欢腾。作为凯瑟琳的接待，钟雨带着她爬长城，逛鼓楼，为鼎泰丰的小笼包排队，还一起去苍蝇馆子吃了一碗米线。

凯瑟琳的魅力是在课堂上渐次展开的：她将从法国带来的工具和材料一一陈列，接着紧凑而麻利地为大家演示法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过程，仅用三个小时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周完成的工艺。当她拿着做好的手工书向在场者展示时，掌声忽地响了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利落的手艺人了”，坐在最前排、负责拍照的钟雨心想。课后她向凯瑟琳表达了敬意，而凯瑟琳则回给她一个笑容，很自然地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巴黎的工作室学习。”

时至今日，钟雨都不明白，凯瑟琳为什么会在课程结束后，直接邀约她去巴黎的伯纳德街工坊学习这门传统手艺，而她的生活也的确因为这一份邀约而改变。

钟雨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往巴黎是2014年，那是一次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学习，在巴黎第五区的伯纳德街工坊（Atelier des Bernardins）跟随凯瑟琳了解手工书制作的基础技法。

这种法国式手工精装（La Reliure）被称之为“卢利尤”，指的是将纸张折叠成帖，然后连缀书脊的装订术。这样的装订方式因为便于翻阅、利于保存而延续到现在，并且也为大工业时代以后书籍的批量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这是一门在法国也属小众、且逐渐在现代社会中消退的手艺，不少法国本地人虽然会在工坊里持续学习五六年，但更像是为成年后的自己安排了一门课外游戏，钟雨是唯一一个在这里的中国姑娘。

伯纳德街工坊已逾百年，是此处唯一的制书工坊，门脸儿不大，也没有明显的招牌，只在门口用法语写着“制书匠”几个字。进得屋来，先闻到书香，是沉闷的，下坠的，拉住人停留在此，各类古旧书堆叠，长桌上排布着材料和工具，纸张、胶水、书锯、缝书架、夹书器……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钟雨在巴黎最为熟悉的场景。

钟雨那时觉得，自己就像一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有种紧迫感。她既不会法语，对于手工制书也只有零星的印象，初到巴黎的她，只能靠着观察凯瑟琳做书和简单的英语交流去跟进，心里不免着急。

三个礼拜过去，她只完成了一本书的制作，她开始担心自己赶不上进度，最后会浪费两个月时间。最后，还是凯瑟琳帮她卸下了心理包袱，她像是安慰又像是在传授精髓：“手艺不在于快慢，而在于理解。”

等到学期结束时，钟雨才发现自己居然完成了十几本书的制作，这让凯瑟琳也有些惊讶，通常来说，法国学生的工作效率是两三周完成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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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雨从亲手制作书籍中感受到极大的满足，而凯瑟琳的鼓励则给予她许多信心。2014年回国后的她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在北京一家出版社负责美术设计，做书成为了她生活中一个繁杂的乐趣。

渐渐的，钟雨发现自己想要将做书更大程度收纳到生命中。她把从巴黎带回的大大小小的工具和纸张安置在家中，家变成了她的工作室。有那么一两年，她都在反复地向自己确认，是否想要将此后的时间都留给做书？连朋友们也都这样问她，你靠做书能活下去吗？她不确定，但觉得要试试才知道。

看上去总是温和有礼的钟雨，有一股执拗劲头，当然也是一种无畏的自信。她执着于技艺，但并不因其稀有而高看这一切。对于传统工艺在现代世界中所遭受的冷遇，她也并非不能理解。“传统的工艺一定是在慢慢、慢慢消失的，要不然每天这么多新事物冒出来，世界不就爆炸了吗？”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天真，又有一种清醒。

2015年，她结束了第二次巴黎的学习，回国辞了工作，开始学习法语，铁了心要继续做书。

随着在伯纳德街工坊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钟雨被凯瑟琳不断熏陶，彻底爱上了这门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工艺。

在1978年、以22岁的年纪就独立开设工坊的凯瑟琳，比钟雨的母亲还大一岁，用钟雨的话说，“她们虽出生在不同国家，却都成长于祖国的‘建设时代’，身上具有同一种深不可测的干劲，散发着坚强独立的女性魅力。”

为图书馆和收藏家们服务了十多年后，1991年，凯瑟琳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从一位要退休的前辈手里接下了伯纳德街工坊，每天要从市郊坐火车进入巴黎城区上班。

钟雨发现，凯瑟琳工作时从不坐下，也极少出门，午餐往往是一颗鳄梨加一碗汤，饭后一杯茶。从早到晚，任凭钟雨何时从玻璃门向工坊里张望，都能看见凯瑟琳在做着那些粘贴、成型、裁切、熨平书角、转紧压力机，“仿佛被种在了这间屋子里，脚下生了深深的根须”。

常年繁重的工作，让凯瑟琳的右肩得了职业病，近一两年，总会在工坊里哎呦哎呦叫痛。“老手艺”并不陈旧、也不发闷。事实上，伯纳德街工坊内的气氛要随常得多，总能听到笑声不断。工坊一共只有俩人，凯瑟琳负责手工装订，玛丽则负责烫金。“他们其实是很喜欢聊天的，工作时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安静，有时候客户过来能聊半小时”。

每周四是工坊最热闹的时候，五六个学生都会来到课堂，小小的工坊一下子就满了。有时凯瑟琳不得不关掉收音机，让France Musique电台里的古典音乐停下，减少一点嘈杂。但钟雨与凯瑟琳并排站在一起做书时，却觉得自己内心十分安静，“有一种微妙的连结，好像是漫长旅途上刚好遇见同路人”。

2017年初，在反复地思量和轻快地决定后，钟雨第三次来到那间无比熟悉的工坊，这一次，她决心留在此地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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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不仅发生在中国。

2014年初来巴黎时，钟雨留意到身边法国年轻人用智能手机的还不多，地铁上仍有不少人捧着书阅读。三年后再看，地铁上的阅读者们有一半转变为手机党。有时钟雨也会听到巴黎老人的抱怨，“时代不同啦”。过去巴黎的第五区、六区全是书店和传统工艺，如今也都被服装店首饰店取代。

凯瑟琳告诉她，巴黎的装帧工坊其实也在减少。就连这间存在于伯纳德街上一百年的工坊，也险些因为房租突涨一倍而无法维系。凯瑟琳数次拜访市长，才将危机解除。

在法国，书籍装帧行业有着特殊的渊源：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后，平装书的封面通常十分简陋。读者买到印厂生产的书，会拿到专门的装帧工坊去做重新装订，这是一个传统。虽然年轻人不完全遵循这种做法，但钟雨发现来工坊的客人从未间断，依旧有很多人觉得一本书要经过这样的工序，才真正属于自己。

客户委托的书籍五花八门，有十分珍贵的旧书，比如首版的文学作品拿来做修复；也有人会带来父亲或是祖父留下的书，重新装订后存留为纪念；还有一类则颇为有趣，漫画爱好者会将儿时收集的十几本漫画送来做成合订本。

通常来说，装帧一本书大约要花上三周的时间，这其中不仅有手艺活儿，还有等待的时间，某些步骤需要等胶干透才能往下继续进行。一本正常的32开本的书，封面有皮有纸，带烫金工艺，收费大约在85欧元左右。“以巴黎的物价来说，吃一顿套餐也得三四十欧，这并不算昂贵的手艺，除非你要对古旧书进行修复，那则是昂贵的。”

除了重新装帧和古旧书修复，工坊也能接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订单。1990年代，凯瑟琳曾为强尼·戴普主演的电影《第九道门》制作过一本道具书，在片中这本古书因为被盗而引发了一连串神秘事件，凯瑟琳的手艺无疑为电影增强了某种神秘气氛，后来，还真有美国影迷寻访到工坊中。

虽然独自在巴黎，但工坊的学习丰富，钟雨也并不觉得寂寞。她看着法国的老手艺人们就在连串的攀谈之间，手起手落，几十年的经验就递送到书籍身上。制书是严肃的，也是日常的，严肃得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日常得像一顿家常饭。

4

在我们七月的见面之后，钟雨回到武汉见家人，聊天时，爷爷（钟雨补充说，“其实是外公”）递给钟雨一本残缺严重的笔记本，问她“是否可以修一修”。

回到伯纳德街工坊，钟雨坐在长桌前凝视着这本毕业纪念册：紫红色的布面封皮已经十分暗沉，表面污渍斑驳，顶端的烫金标题上一个拇指大的烫痕遮住了部分文字，但仍可辨认出“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纪念”这两行正体字，底部的“1952”则表明了它所属的时代。

“六十五年了。”她想着。翻开这本纪念册，内页和书脊已经分离，环衬上点染着水渍，大部分内页都已经缺失，只保留了前后数页……她合上册子，一切看上去如此虚弱，又尽力存留体面。

这本册子很难不让钟雨想起爷爷常跟她念叨的往事：1950年代，爷爷和奶奶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时，他们是如何穿着露出棉花的旧袄出入东棉花胡同，如何拖着一双破棉鞋走遍长安街，那时爷爷的浪漫是省下口粮只为买一个苹果送给奶奶。提到过去，奶奶往往都不吭声，偶尔才笑着回一句，“瞎说”。

看着眼前这本册子，她有些恍惚，从北京到武汉，再由她带到巴黎，辗转半个多世纪，册子像人一样坚固地存在和迁徙。

爷爷和奶奶的故事，她从小就知道。两个出身迥异的年轻人，在乱世中相逢。奶奶是天津杨柳青地主的第十六个小女儿，而爷爷则是河北一名由婶母养大的孤儿，他们一个逃婚，一个逃兵役，最后在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师范学校相遇，一同考入华北大学。

1950年后，华北大学的其中一个科系筹建为中央戏剧学院，爷爷和奶奶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首届大学生。毕业后，两个意气风发的北方年轻人想去南方生活，看一看大海，没想却在武汉安下家来，纪念册就这样漂泊到了没有海的南方。

翻动册子，最后一页用红字密密麻麻记录了1952年那群毕业生的名字，他们大多都成为了后来中国戏剧文艺界的中流砥柱，在一些名字旁边，有人用黑色墨迹打上了一个个小小的“叉”。

钟雨为这本对家人和自己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册制定了修复计划：原有的结构和有纪念意义的元素理应保留，而损坏的部分则既有抛弃又有修补。比如内衬受潮霉变的纸板应该拆出替换，再用原有的装帧布进行重新装帧。而被撕去的页面，则用仿日本纸连结成帖，渐次补齐厚度。封皮上满是沧桑，那里有一段微缩的历史。她小心翼翼将紫红色布面上的污渍清除，接着又细微地将其补色，像是施展化妆术一般，让一位老人展露出年轻的面容……

整整三个月时间，册子在钟雨手上逐渐丰满、笔挺，直到最后内页与封面都趋于完整。像迎接一个新生儿一样，她捧着这本六十五岁的纪念册，依旧是紫红色布面、烫金的标题，但却比刚拿来时平整洁净、棱角分明，而内里则依旧兜着一肚子故事。

爷爷交给她的任务完成了。

5

回到北京的日子那么短暂。钟雨看着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依旧拥挤忙碌，除了胡同里很多小店消失了，又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北京，她从来没有不适应感，也从未将自己当作外乡人。如果你喜爱艺术和文化，很明显，这里有无穷尽的展览与讲座，也无论你的喜好有多小众，都能在此找到同伴。读书那会儿她在“宇宙中心”五道口待了七年，到处都是学生和外国人，咖啡馆和酒吧永远都是人头攒动，“我不会选择住在五道口的，又贵，又乱，现在除了同学聚会，我很少回那边。”

离开五道口后，她又在北面的天通苑生活了四五年，在印象中那儿像个城郊结合部，有一种有趣的混杂感，但缺少文化氛围。如今搬到中央美院一带，旧小区有生活气，随时随地可以看展览，这一切都让人舒心。

钟雨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要的是彻底满足自己，我不是这种性格。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帮人家做一件事情，看到人家高兴，我也就高兴。”

她想象着巴黎的学习结束之后能回到北京开一间梦想的工坊，名字已经取好了，“一又二分之一工作室”。在豆瓣相册“一个半人的工作室”里，她持续几年记录着做书的细节。她借用董桥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相册描述：“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只是我们迷恋的是纸月亮！”

编辑：许智博

源济

与宠物的1600次道别丨人间 

原创 2018-04-04 易真真 人间theLivings

 《为你取名的那一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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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仅是作为设计师而存在，也是一个倾听者和讲故事的人。

那些为爱宠挑选骨灰盒的客人们，也不单是在购买一件商品，而是将对宠物的爱与思念都传递到骨灰盒与墓碑上。

北京女子生活考丨连载04

 

1

出门前，吴彤在卧室里面对镜子坐下，镜子中的她穿着军绿色大衣，黑色短发斜斜地扫在额头，眼角和脸颊轻微地耷拉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她的爱犬小Q和她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向下的眼角和脸颊，让12岁的小Q看上去仍有种幼犬懵懂的天真。

小Q从出生就在吴彤身边，是只雌性可卡犬，身形滚圆，吴彤常常叫它“胖胖”。它的两只大耳朵垂到肩头，像两束马尾，毛发带着旋涡，泛出灰白色——那是渐入老年的象征。

和其他宠物狗不同的是，小Q很宅，这一点随了主人。但吴彤和小Q今天不得不出门了——自从小Q被查出乳腺瘤，吴彤便一直惴惴不安等待着手术这天的到来，现在这个时刻就在眼前。

上一次吴彤带着小Q去动物医院还是两年前，小Q去做绝育。那回手术只用了半小时就顺利完成，可吴彤在医院里还是始终提着一颗心。这次她心里越发地没谱儿，候诊时，看见排在她身后的一对夫妇的狗狗腿上长的瘤子，她差点想哭，又忍住了。

大夫告诉吴彤接下来的流程：先输液、接着进手术室打麻醉、然后再开刀。对于一只12岁高龄的狗来说，打麻醉对心肺功能是一重考验。有时候主人得像个狠心的母亲，将孩子送进手术室，然后在医院的长廊上漫长等待。

△吴彤和小Q  作者供图

别的主人喜欢为狗做的事情，吴彤一样都不喜欢，她从不给狗穿衣服，也不做美容。从小Q六七岁起，吴彤就目睹着它开始衰老：毛发发白，下巴松垮，这些细节总在提醒着她，总有一天会失去小Q，所以小Q一生病，吴彤就会加倍紧张。

也是因为小Q，才让她开始了现在这份在别人眼中很另类的职业：4年前，她开始为宠物定制骨灰盒与墓碑，细致地为每一个售出的骨灰盒与小墓碑编号，从001开始，如今，编号已经跳转到1600。这是个略带悲伤的数字，意味着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宠物离开了主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小Q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吴彤已经知道一切顺利了。两个小时的手术并不轻松，它躺在手术台上，像个睡着的小孩。右胸处那黄豆大小的瘤子连同三个乳区一起被切除，大夫用一块褐色的布料将缝合的伤口绑住，又顺手打了一个蝴蝶结。还在麻醉中未苏醒的小Q像穿了件新衣服，看不出病号的迹象。

大夫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刚切除下来的三个乳区，照例问吴彤要不要带走，如果不要，这一块皮肤就会被当作医疗垃圾处理掉。两年前做绝育时，吴彤就将小Q摘除的子宫带回了家，用福尔马林泡在一个宜家的深色玻璃瓶里。

是必须带回家吗？也不是。吴彤只是无法想象小Q身体的一部分变成医疗垃圾。

 

2

吴彤的家在一个颇有年头的政府家属院，她家正对面是一座空置的教堂，高高的尖顶在枯树的掩护下伸向奶油色的天空。

吴彤就出生在这里，已经住了34年，一切都再熟悉不过：电梯只能容下三、四个人，过道上摆满了各家各户腾出来又舍不得扔的旧家具，空间的促狭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显亲近，尽管对于这里的老邻居，吴彤并不很熟。

不善交际，这是大家对吴彤的印象。平日里她保持着表情冷漠，“但熟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她其实是太单纯。”了解她的朋友说。

吴彤和父母住在这个老式的两居室中，还有小Q以及父亲养的金鱼和龟。客厅有种90年代的氛围，沙发上方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棕色挂钟下是一架钢琴，铺着白色蕾丝桌布，地上铺着垫子，那便是小Q的窝，它趴在那儿，即使有人进门也不叫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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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Q在两个月大时来到吴彤家，因为吴彤喜欢的电影《导盲犬小Q》而得此名。

到如今，吴彤有些后悔没征求狗的同意，就信手拈来取了这个名字，“朝夕相处十几年亲密如家人，但有些事情确实没法商量。”

刚来时，它还只是一团小肉球，无名无姓只有未来。就像养孩子一般，吴彤看着它一点点长大，第一声欢呼、第一次走路、试探着撒娇、练习一只狗所需的生活技能，磨练着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和感情。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小Q在吴彤心中的位置也越发不可替代。

从养狗开始，吴彤就已经开始担心狗狗的离开。那时她想的是，把狗火化后一定要把骨灰带回家，或者是将骨灰撒入海里。她曾在网上搜索过“宠物骨灰盒”，得到的都是一长串旧式的红木骨灰盒图片，看着压抑、沉重、冷冰冰。

“我不愿意把小Q装到那盒子里面去。那盒子忒丑了，看着很吓人的。” 吴彤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从此成为了她的心结。

2013年，吴彤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在旅行修整了一年后，开始思索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她读到一本名为《Rework（重来）》的书，书中作者写道：“解决你实际遇到的问题，会让你爱上你做的事情，你所真正关心的就是最好的。”

这句话让吴彤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也许就是直面自己的恐惧。死亡不可回避，“学会道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于是2014年秋天，在这个静谧的大院中，她将大学时学的建筑设计派上了用场，亲手造了一个骨灰盒。她设想能为小动物设计一款温暖的骨灰盒，让它们体面地离去，而主人也可以将它们的骨灰留在家中，留在他们一直生活的地方，带来一点安慰。

为了给死去的小动物营造一种“家”的感觉，吴彤将第一个盒子设计成了房子的样式——毕业后从未做过建筑的她，却在辞职后造了一所房子，而对象居然是猫猫狗狗的骨灰——每当想到这些，她就有些想笑。

又花了半年时间设计、修改、联络工厂打样，最终吴彤带回来第一批骨灰盒成品。原木色的小房子摆放在窗台上，看上去像个精巧的装饰品，内里可以装骨灰，“烟囱”可以插上鲜花，即使家中有客人造访，也不会让别人察觉而感到不适。

这些别致的“小房子”很快引起了一些宠物主人们的注意，接下来的两年，吴彤又尝试了其他设计，照样选用原木来制作。她麻利地从家门口过道的柜子里翻出一个大盒子摆在客厅方桌上，盒子是用枫木和黑胡桃木拼配而成，木材的纹路细腻，摸上去手感光滑，散发着淡淡的木料香气。盒子正面雕刻有一个立体的咖啡色蝴蝶结，看上去就像盛满了礼物。打开盒盖，里面还有一层内盖，盖子上用激光雕刻着一张小Q的照片，照片上的小Q吐着舌头，满脸了无心事，照片底下标注着一排数字：2005.11.06-∞（无限）。

△吴彤做的宠物骨灰盒  作者供图

小Q的照片总是被拿去打样。“没经它允许就把照片印骨灰盒上，觉得有点不尊重，像是咒她似的，有点对不起它。”吴彤说，“但我希望它跟我的态度一样，就是根本不忌讳这些。”

3

“论及生死，愿我们从容”。这是吴彤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下的slogan。她觉得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挺扯淡的，反正我是做不到，我觉得没谁能做到。”

在吴彤宣布自己开始做宠物骨灰盒的那个晚上，第一位客人就找上门来，是原来吴彤工作单位的设计总监。早在盒子打样阶段，这位前同事就知道“小房子”的存在。等到盒子做好了，他才告诉吴彤，想买一个用来装父亲的遗物。想到这原本是为宠物而设计，吴彤本来觉得不太好：“虽然这盒子你装什么都行，但我觉得可能不够严肃吧……”而对方的坚决和利落则打消了她的不适：“我就喜欢你这盒子，别的盒子都看着事儿事儿的，我觉得不好。”

△吴彤用剩余的木料做的小铃铛  作者供图

本来吴彤打算给买木盒子的人附送一些赠品——那是用剩余的木料做成的祭品，比如木头小鱼送给猫咪，而木头小骨头则准备给狗狗——正在犹豫着要不要送给朋友这些可爱的小物件时，朋友主动开口了：“你别送我爸小骨头啊”。

原本有些沉重的氛围一时放松了下来。由此，这个编号001的故事其实为她此后的记录奠定了基调：“我特别喜欢他这种态度，本来是一个难过的事儿，但是会让你一点都不觉得沉重。”

吴彤发现，做宠物骨灰盒，自己不仅仅是作为设计师而存在，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和讲故事的人。每天她都会在客人的咨询中，听到很多与宠物有关的悲欢瞬间,那些为爱宠挑选骨灰盒的客人们，也并不单单是在购买一件商品，而是将对宠物的爱与思念，都传递到骨灰盒与墓碑上，也不介意和她分享自己的脆弱与无助——本质上他们和吴彤是一群人，只有拥有过宠物也失去过的人，才能拿到这里的通行证。

吴彤说话少有修饰，不拖泥带水，有时脸上会浮着些不在乎的神情。欣赏她的客人称她为“北京飒妞儿”，陌生人则感到她难以亲近。在决定做这个职业时，她给了自己另一个极佳的理由：“市场小众，没有竞争，也就不用打败谁。”对这个工作，她交付了全部的细腻与温柔。

2016年秋天，吴彤接受了一个客人的委托，为他家的狗“七喜”定制一个小墓碑。“七喜”死于2015年的塘沽大爆炸，那个夏日夜晚开始得如此寻常，当时全家人都在熟睡中，在第一声轰鸣时，只有机警的“七喜”听到了动静，并跑去客厅查看。

“它离开了，我们全家一点事都没有，它是我们全家的hero。”客人对吴彤说，他曾设想过种种与宠物告别的方式，但没有能预料到这样一场意外，“意外到你根本来不及告别。”最后在编号408的墓碑上，吴彤留下了“七喜”咧嘴欢笑的一瞬。那场大爆炸已经渐渐淡出人们记忆，而“七喜”的生卒年信息则定格在这里：2011.9-2015.8.12，偶尔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

一开始，朋友们担心吴彤接触太多悲伤的人和事，会陷如其中情绪受到影响。

后来，吴彤却慢慢发现，死亡的尽头并非只是悲伤，悲伤里也包裹着更为浓稠的思念，宠物的身影因此而长存。她的公号上陆续出现了很多饱含深情又从容的故事，这是她所理解的一种“酷”。她偏爱记录人和动物之间那些琐碎又真挚的情感，以及这份情感中最为有趣而无厘头的一面。

编号1273的故事里，一只名叫大Z的狗，寿终正寝于15岁。就在大Z离开后不久，宠物主人关关的父亲老关，一位60岁的北京老炮儿，居然去了文身店将大Z的模样文在了自己的右臂上——在大Z才七天大时，老爷子就将这小小的一团捧回家，15年来看着大Z成长、老去、离开——老爷子回来后，老伴儿看着他身上的文身直发牢骚：“哪有老头去文这个的？”而老爷子则安慰她：“你要是嫉妒，这么着，这半拉肩膀留给你，你挑一张年轻时候照片，我给你文上！”

编号244的故事则充满了童真。7岁女孩西西失去了她的宠物狗东东，在西西的整个童年里，大她5岁的东东都是像哥哥一样的存在：陪伴着她在院子里奔跑，在书房里写作业，还有和妈妈一起斗智斗勇。

东东走了，西西隔一会儿就会问妈妈，“人能去汪星么？人不能去，咱们以后怎么找东东啊？”“妈妈，那我想等我长大了，让东东来我的肚子里，我给他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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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上海，大概只有1%到2%的宠物主人会将死去的宠物选择火化。而在二三线城市，这个比例则更低，能为小动物实施火化的场所也更少。许多人选择将宠物埋在小区，为的是每天遛弯时还能跟它打个招呼。但在吴彤看来，土葬虽然最为便利，但问题也不少：“土葬如果你想环保的话，就要挖到1米以上的坑，然后撒上生石灰，但这一般人很难实现，你都没有专业的工具。”

宠物丧葬在国内作为一个小众行业，大家对此也知之甚少。北京的几个宠物火化场，吴彤也曾去过，克隆火葬场的流程总是让她哭笑不得，“通常会先将小动物送火化炉，然后再将骨灰装入盒子，在主人的陪伴下举行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伴随着听不懂的佛教经文”。

在做宠物骨灰盒的几年里，吴彤觉得，比起人类的丧葬，宠物的后事可以设计得更有想象力，并且兼具美感。“只要你足够了解你家的动物，就能找到一个适合它的纪念方式”。

在她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曾经养了一头名叫“二郎”的宠物猪。在“二郎”忌日时，姑娘用粉色的纸叠了上百只小猪，在家摆了一个“阵”，当中是一只自己用黏土捏成的小猪，旁边摆放有木盒子、墓碑和生日蛋糕，而那百只叠纸小猪则团团围在“二郎”身旁像是给他拜寿。

前一阵，一个客人找吴彤做小墓碑，并没有像别人那样选自己狗狗最美的照片，而是选了一张狗狗拉屎的背影：“我们家狗一辈子都是一逗B，以后别人再看到，哪怕是一个墓碑，也会笑出来。”

另一只名叫糖糖的狗狗则在去世后陪着主人去了趟电影院，在自己的盒子里陪主人一起看了场《火锅英雄》。主人说，这些公共场合，狗狗生前都无法进入，没想到在它离开后，终于能一起做件浪漫的事。

4

小Q在一天天恢复中，依旧穿着那件褐色的带蝴蝶结的“病号服”，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瞌睡。生活在这座城市12年，它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二环这处院子里。院子不对外开放，只有此处居民刷卡才能进入，周遭一切它都熟得很。

小Q深知自己安分的本性，这个院子足够它散步玩耍。院子南面的幽深处有一个墓园，四周竖起一人多高的雕花砖墙，小铁门上落了锁。这是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墓地，在他墓地的东侧是南怀仁，西侧则是汤若望，都有几百岁了。虽然是市级文物，这里鲜有人至，正好，落得清净。

每天早晚，吴彤都会带着它下楼来到小径上溜达两圈。参天的树木投下浓荫，时代的变迁在西二环这片区域仿佛发生得很慢。哪怕是懒散地一瞥，小Q也觉得这里还和12年前相似。

与每年都要远行两三次的吴彤相比，小Q更喜欢宅在窝里。在它温柔而平静的一生中，最远只去到过天津塘沽。那会儿它才两三岁，正是活力四射的年纪，在吴彤的连拐带骗下，它才同意出门看一看大海。那是一个早春，一人一狗从北京出发，车子行进在漫天的沙尘暴中，一路颠簸了几个小时，没有什么浪漫，倒是晕车让小Q满头浆糊。

吴彤认定小Q喜欢大海的，虽然压根没有什么依据，但见见世面总不算坏事。有次吴彤聊起小Q名字的由来，说，“人家好歹是导盲犬，我家这个屁也不会”，小Q吠了两声，表示不服气。

或许大海有多美，小Q至今也无从理解。当吴彤和它终于抵达塘沽的海边，看着那一片灰蒙蒙的海，她们的背影像是嵌进了海天之中。吴彤当然没有告诉小Q，她那曾闪现而过的海葬念头。而小Q和主人一起吹着风，打定了主意，这是它第一次去海边，毫无疑问也是最后一次。

编辑：许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