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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系列(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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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9 04:4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11-2 02:52 PM 编辑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 · 合法的彩票,也能要人命 | 人间 

 2017-10-19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赌博默示录》剧照


那天,他早上9点进入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一家彩票店,直到晚上11点才出来。他一天在这里输掉了8万块。“我们这个是正规的体育彩票,不是赌博。”彩票店老板说。


前言

基层民警的交际圈子很广很杂,但真正能做朋友的人却不多。作为外地人,日常警务工作之余,能够接触到的,除了同事和有业务联系的人之外,基本只剩各类“打击目标”和“工作对象”了。

驻守派出所的日子里,生活即是工作,工作也是生活。工作中的交往对象逐渐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朋友圈。在警务工作冰冷严肃的规章制度之外,我们之间也有着生活化的交流和沟通。

我曾努力走进他们的生活,并试图在权责允许的范围做好朋友该做的事情,且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和独一无二的活法,我只是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认真地生活。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篇


 

1


2016年6月的一个雨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强睁着眼睛看了下时间,凌晨两点,划开屏幕,肖宁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兄弟,能不能来‘浅水湾’一趟?”

“疯了么?这么大的雨,去那里做什么?”

电话那端陷入一阵沉默,我耳边只剩下窗外传来的滚滚雷声。

“我要出趟儿远门,想跟你告个别。”

“扯什么犊子?凌晨两点出远门!”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拒绝了他的请求。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肖宁又开口:“兄弟,哥借你那一万块钱暂时还不了你了。”

“拿去用拿去用,我又没催着你还。”深夜被吵醒,我不满地答道。

“唉……那没事儿了,我挂了兄弟。”听语气肖宁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犹犹豫豫,没有说出来。

挂断电话,我闭上了眼睛,刚要再次入睡,手机又叮地响了一声,还是肖宁的信息:“车在王俊琪那里。”

“车?什么车?”看到信息我有些迷惑不解——我没有车,肖宁也没有车。回信息询问,肖宁半天没有回复,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

“真他娘的有病!”我心理暗骂肖宁,把手机扔到了一边,继续睡觉。

 

    

早上8点,下楼去值班室点名,居然四五位民警都不在。同事说半个小时前东荆河边发现了死人,他们出警去了。

我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赶紧给出警的同事打电话。果然,同事说,死者是肖宁,身边扔着一瓶敌敌畏,初步勘察是自杀,具体死因还得等法医鉴定。

我呆立着,很久说不出话,直到领导叫我去办公室——因为肖宁留在现场的手机里,有发给我的信息。

 

2


肖宁殁年33岁,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那晚他约我去浅水湾酒店,到底要做什么。

他的父亲得到消息后来到派出所,坐在接待室里,老泪纵横。他始终不愿相信独生子自杀,坚持要求警方调查儿子的死因。

除了最后发给我的那条信息外,肖宁在人世间再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也因为那条信息,我被领导留在办公室里,等待督察支队的约谈。

我承认自己曾借给过肖宁一万块钱,因为那时他跟我说,在武汉打工需要租房子,缺钱。督察支队的民警问我有没有向肖宁逼债,我把手机交给了同事,让他去查阅我俩之间的通信记录。

督察支队民警又问,“车在王俊琪那里”是什么意思,我的确不知道,只能摇头。

不过,关于车的答案没有让我们等太久,当天下午,肖宁的前女友来派出所报警,称肖宁两天前借走她的日产轿车,今天他失联了。

同事恍然大悟。根据推测,我们很快找到了“王俊琪”——那是一家寄卖行的老板。王俊琪说肖宁把那辆轿车作为抵押,从自己手里借走了4万块钱。

“那笔钱呢,见过没?”同事问肖宁的父亲是否见过这笔钱,老人颤抖着声音说:“你们去卖彩票的店子里问问吧。”

根据“天眼”的监控视频,视侦中队的同事也迅速摸清了肖宁生前最后一天的活动轨迹:早上9点进入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一家彩票店,直到晚上11点才出来。我和同事赶到那家彩票店,才得知肖宁前一天在这里输掉了8万块。

“他人呢?今儿怎么没来?是不是跑了啊?他还欠我不少钱呢!”彩票店老板不住地向我们抱怨。

“一天(让他)输8万,你太过分了吧?!”

“我敞开大门做合法生意,他买我卖,有啥过分的?”店主毫不客气地回应。

我按照程序调取了昨天肖宁在彩票店的视频录像和所打的彩票副本,临走时,看了一眼彩票店的墙上,“理性投注,量力而行”的提醒公告分外刺眼。

 

3


肖宁生前原本是一个自信快乐的胖子,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因为和派出所有业务往来,所里的民警都认识他。我也与他打过不少交道,知道我也爱好摄影,肖宁经常给我看他在全国各地游览时拍摄的照片,这让我们的关系拉近不少。

2015年5月,局禁毒支队指派我蹲守监视辖区一家日用品店的人员往来情况,有家彩票店就开在日用品店的马路对面,我便将观察点选在了这家彩票店里。

一个星期的蹲守,没有查到日用品店有啥不正常,倒让我发现,肖宁竟然是彩票店的常客:每天上午9点,肖宁准时来到这里,坐定后,彩票店老板就会喜笑颜开地送上两瓶饮料和一包黄鹤楼“硬珍品”:“拿去抽、拿去抽。”肖宁也不推辞,气定神闲地拧开瓶盖儿,点上香烟,开始在小本子上计算今天的“热号”。

一开始,我惊异于彩票店老板的慷慨:一注彩票才2元钱,他送给肖宁的饮料和香烟加一起得50多元。

直到肖宁开始“打票”后,我才知道彩票店老板的“慷慨”,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肖宁玩的是体彩的“11选5”高频开奖彩票,购彩人可以从“1~11”这11个数字中任意选择1到8个号码,10分钟开奖一次,每天开奖80多期,一期开出5个中奖号码,根据购彩人购买号码的个数和猜中的个数,单注奖金从6元至1170元不等。

大多数时候,肖宁选择的是“任三四码”玩法——这是一种“高效投注法”:选择4个号码投注,只要猜中其中3个,单注便可获得19元的彩金,如果4个号码都被猜中,则可以赢得76元。“任三四码”单注需投入8元,但肖宁在投注时又会使用“倍投守号”的方式:第一、二期买1倍,第三期买2倍,第四期买4倍,第五期买8倍,第六期买16倍,依次类推,直到中奖为止。

这种投注方式在理论上号称,可以不断依据上一期开奖结果提高下一期中奖率,但投入的资金也十分惊人,等投注到第十期的那轮,肖宁需要一次性投入2048元,假如中奖,他至少可以获得4864元的奖金。去掉之前的本金,他还可以赚千把块钱——但如果没中奖,后面将会是继续翻倍的巨额投注。

肖宁坐在彩票店里,时而写写划划,时而苦思冥想。往往从第五期开始,他便紧锁眉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开奖电视的滚动屏幕。他最希望能在第八到十期之间中奖——因为太早中奖奖金不多,太晚了中奖则本金太高买不起。

肖宁总是信心满满地把选定的号码报给店主,店主并不要求他立即交钱,而是等到本金凑够一定数额后再一次性收款。肖宁“看号”的水平据说不错,能时不时中些小奖,有几次他见我站在旁边,还撺掇我也跟他买几注,我推说不会玩,他便替我选了几组号码,结果还中了几注。

一周过后,禁毒支队的任务结束,我也要从彩票店撤走。临走那天下午,我正和彩票店老板交代事情,只听肖宁在我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转头询问,肖宁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彩票,说自己中了两万多块。

我接过肖宁手中的一摞彩票,一看,这轮他总共投入了14000多块,终于在第十二期等到了他想要的数字。看他志得意满,我不禁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如果这期再不出那组号码,那么下期他要投入接近两万块才能继续他的“押注”。

“这东西,玩归玩,适可而止就行,别搞得跟赌博似的。”我劝了肖宁一句,把彩票递还给他。

肖宁正在中奖的兴头上,没接我的话茬儿,反倒是彩票店老板略有不满地说道:“我们这个是正规的体育彩票,不是赌博。”

我不好再说什么,摇摇头,收拾东西离开了彩票店。

 

4


没想到,没过两天,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彩票店有人打架。我和同事赶到现场,发现肖宁正跟彩票店老板撕扯在一起。

好不容易把两人分开,肖宁还是像一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一样凶狠地瞪着彩票店老板,声称要让对方赔偿自己几十万的损失。而彩票店老板也骂骂咧咧,要求肖宁把之前赊的上万块彩票款还上。

原来,这天肖宁选定了一组“任三复式四码”号码,连追了13期倍投。到第十三期时,需要投入16000多块,肖宁身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好说歹说,老板看在“老顾客”的份上给他赊了账。但不幸的是,这一期肖宁依旧没有中奖。

从第十三期出结果到第十四期开奖的10分钟里,肖宁一边打电话筹钱,一边要求彩票店老板继续帮自己追号,但老板坚决要求肖宁先把第十三期的彩票钱还上,否则拒绝帮他追号。两人争执间,第十四期彩票开奖了,肖宁选定的4个号码全部出现在中奖号码中——如果他按照原计划继续完成了“倍投”的话,他将会得到20多万的奖金,不但之前的投入全部能回本,而且还能大赚一笔。

“李警官你看,他这期要是给我打了(号),我一下就‘上岸’了!”肖宁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得了吧,想靠这个发财,死了那条心吧!不交钱哪个给你打彩票?抓紧把欠人家的钱还上!”我没好气地回吼了肖宁一句。

自知理亏,又看我不站在他这边儿,肖宁只好悻悻作罢,给彩票店签下一张欠条后离开了。见他走了,彩票店老板反而有些后悔。我明白老板的那点小心思:彩票中心按照彩票店的销售额给店主“返点”,肖宁是他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怕这次得罪了肖宁,肖宁以后再也不来他店里打票了。

同事敲了敲墙上贴着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标语,意味深长地瞪了老板一眼。老板明白同事的意思,连忙再次辩解体彩的“合法性”。我有些烦,冲店主摆摆手,示意他住口。

“他再来这儿玩这么大的,你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因为之前辖区里出过几个买彩票买到家破人亡的案子,和肖宁毕竟又是朋友一场,我想尽可能地控制他一下。

彩票店老板不情愿地点点头,走之前又听他不满地嘀咕:“多管闲事,又不是我一家店,他不来我这儿也会去别人那儿。”

 

5


肖宁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老弟,你知道买彩票最怕什么吗?”

“还能怕啥?怕不中奖啊。”

肖宁摇摇头:“不对,买彩票最怕中奖。”

“为啥?”

“有了希望,就让你永远停不下来。”

肖宁说,他第一次接触彩票,是陪朋友来玩。那天朋友买了几百块钱的彩票但一分钱没中,他只是随意的选择了一组号码便中了500多块,从此感觉自己“有财运”,便迷上了“11选5”。

“这种玩法玩的就是心跳、刺激!”肖宁之前经常这样说。因为“11选5”不像“大乐透”、“双色球”、“七星彩”这些需要一天或隔天才开奖的彩票,理论上号称超过50%的返奖率和高频的开奖次数,让人欲罢不能,虽然每张彩票限制最大投注倍数为99倍,但很多彩民会以多张连打的方式规避这一规则。

“你这个和赌博差不多吧?”我经常问肖宁。

每当听我这么问,肖宁都会连忙摇头:“不不不,这怎么能叫赌博?国家禁止赌博,但彩票是合法的。”

迷上“11选5”之后,肖宁对照相馆的生意也不上心了,很多次去照相馆找他,他都正专心致志地抱着本子研究彩票号码。我提醒他千万别走火入魔,他总是不屑一顾地摆摆手。

但分明已经沉溺其中了。

 

    

2015年12月,也是一个深夜,电话响起,电话中肖宁恳求我“以个人身份”去他家出一次警。听他吞吞吐吐,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然,更不可能“以个人身份出警”,便叫上当晚值班的同事,一起赶到了肖宁的家里。

没想到,肖宁家里在深夜“热闹非凡”,至少有三伙人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原来都是肖宁的“债主”。

与儿子同住的肖宁父亲呆坐在沙发上,眼前摆着一摞借款合同,全部署着肖宁的名字。我简单翻了一下,不算利息,光借款本金就有70多万。肖宁承认这些都是他借的,钱都被他买彩票了。

“买了70多万?”我吃惊地问肖宁。

肖宁点点头,说他从年初开始不断地筹钱打彩票,除了这70多万的“小额贷款”,还有10多万的网贷,也早已逾期,不知对方何时会上门讨债。

警察无法介入借款纠纷,我和同事只能从中尽力调解。我们说得口干舌燥,但“债主”们仍旧非要当晚就拿到钱。正僵持着,肖宁的老父亲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债主”们跟前,恳求他们宽限一个星期。

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肖宁更是一下跪到父亲旁边不断地抽自己耳光。“债主”们见状,也怕讨要得太过急迫会催生出其它事端,商量了一番,只好答应一周之后再来收款。

送走了“债主”,我问肖宁父子下一步怎么办。肖宁沉默不语,半晌,肖宁父亲长叹一声:“还能怎么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卖房子吧。”

 

6


肖宁父亲的房子加急卖,只卖了50万,肖宁又把照相馆盘给别人,找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总算把欠下的各种“小额贷款”还清了。

从家里搬出去那天,肖宁抡起菜刀要切自己的手指,说让自己长个记性。我一边拉住他,一边指指他的脑袋,说长记性靠这里,真要切,切脑袋。

肖宁的父亲自始至终站在客厅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墙面。我顺着他的目光跟着望去,墙上贴的都是荣誉证书。老爷子当了一辈子工人,在工厂里兢兢业业,工伤失掉了两根手指,也得了不计其数的奖状,这套房子还是当年单位退休时发给他的“终生成就奖”。

“别赌了,戒了吧。”我劝肖宁。

“真不是赌……”肖宁又要辩解。

“还他娘的不是赌?房子店子都进去了!”看他这样,我的火气嗖地窜了上来,恨不得打他一顿。

肖宁看我动气了,急忙摇头:“不赌了不赌了,再也不赌了……”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在我们派出所辖区的彩票店里见过肖宁。打电话给他,他说人在武汉一家影楼打工,赚钱还债。我很欣慰。他又说自己需要一些钱在武汉租房子,我打给了他一万块钱,并反复提醒他不要再碰彩票,肖宁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肖宁并没有去武汉,而是继续买彩票,只是躲到了城南的彩票店里去了。

再打电话问肖宁,他开始还不认账,但在一次通话时,彩票店里突然响起的开奖音乐出卖了他。我愤怒地要求他见面还钱。肖宁无奈,只好承认自己又开始玩“11选5”了。

“之前怎么承诺的?再赌切哪里来着?”见面后我冷笑着质问肖宁。

他低头不语。

 

    

肖宁父亲曾找到我,求我“处理处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那家彩票店的老板。我问原因,肖宁父亲说,那个老板最近几乎天天找肖宁推销“新玩法”,还说什么,“谁家孩子天天哭,谁买彩票天天输?”

肖宁过去在彩票店里一掷千金的事情早已在本地口口相传,很多彩票店老板都把他当成“财神”,城南那家彩票店刚刚开业,急需找人“冲排名”,所以老板三天两头的来“邀请”肖宁。

我怒不可遏,托城南管片的派出所民警约谈了那个老板,告诉对方肖宁目前的窘迫的经济状况,并尽可能地“敲打”了老板一番,让他少动歪心思。

面对民警,彩票店老板信誓旦旦地说不再撺掇肖宁,但事后表明,那些保证不过是他搪塞我们的谎言。

为了防止肖宁再去借钱,我又联系了一些有过“放码”前科的人和辖区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告诫他们不要给肖宁放款。这些人有的支支吾吾,有的点头称是,但我心里也清楚,他们都知道警察其实管不了这些,应付我的成分更多一点。

肖宁跟我透露过他始终不能“跳出来”的原因:“我对不起父亲,害他这么大年纪了要卖掉房子替我还债。靠打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给父亲买一套房子。我就想再搏一把,把房子钱赚回来就收手,以后绝对不玩了!”

而城南彩票店的老板依旧在私下里撺掇肖宁,并且给他提供“小额贷款”。肖宁也梦想着“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像无数赌徒一样,一步一步坠入地狱永不复生。

 

    

肖宁的不悔改让我失望,也就懒得再管他的事情,借给他的一万块钱自然也不指望他还能还我。但肖宁的父亲经常来找我,求我把肖宁从彩票店里拉回来。“你们毕竟朋友一场,年龄又差不多大,你说的话他听。”

看到肖宁父亲苍老无助的面庞和缺了两根指头的右手,我心一软,只好再陪着他去拉儿子回家。

一次在城南彩票店里,肖宁父亲气急之下冲店老板吼道:“像你这种人,坏了良心,迟早被警察抓去坐牢!”老板却微笑着指着我回敬说:“我这是合法生意,你看看他敢不敢抓我。”

看他竟然将矛头指向了我,我忍无可忍:“咱俩可以赌一把,就赌警察有没有办法抓你。”

 

7


肖宁的丧事办得悄无声息,之后半个月,他生前的各类“债主”因为找不到肖宁,开始陆续来到派出所,这些人大多都是之前被我告诫过的对象,他们有的借口“找人”,有的声称被肖宁“诈骗”要报案,但真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派出所找到肖宁,让他还钱。

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这半年里,肖宁又为买彩票借了一大笔钱,本金加利息足有60多万。

“他死了。”我告诉“债主”们。

有人错愕,有人质疑,还有人扬言“子债父还”,要去找肖宁的父亲要账。

找了一天下午,我把所有的“债主”约到警务室——包括城南彩票店的老板——肖宁从他那里借走了7.3万元的“小额贷款”,按照协议应当还他11万。

他们纷纷指责肖宁“不是东西”,有个别激动的竟在我面前喊打喊杀。我冷笑着看他们表演,等他们各自“秀”完,开口问他们:“之前警告过你们吗?”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不置可否。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借给他钱?”

“他说他去干正经事儿,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借钱给他啊……”一个人小声嘀咕。

“放屁!干正经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从你那儿借一万,两个月还,每个星期光是利息就要两千,哪个‘干正经事儿’的人借的起你的钱?”我愤怒地瞪着那个“债主”。

众人不语。

“人死账销也好,‘子债父还’也罢,去法院打官司解决!丑话放在前面,哪个敢私下里去骚扰肖宁他爸,别怪我到时不给你们面子!”

 

    

打发走了一众“债主”,我也返回派出所。路过辖区的彩票店,门面上悬挂着的火红条幅正迎风飘扬,上面是几行烫金大字:

“祝贺XXX彩票站开出双色球/大乐透头奖X百万元”。

条幅下面,抱着发财梦的人们进进出出。

编辑:许智博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 02: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被全家人逼着去卖身的女孩 | 人间 

 2017-11-02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榴莲飘飘》剧照


除了学费之外,方巧每月给大弟要转2000元的生活费。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书本费、培优费、实习费、考试费、建校费、通信费等等。她实在拿不出来,只能去做那种事。


前言

基层民警的交际圈子很广很杂,但真正能做朋友的人却不多。

作为外地人,日常警务工作之余,能够接触到的,除了同事和有业务联系的人之外,基本只剩各类“打击目标”和“工作对象”了。驻守派出所的日子里,生活即是工作,工作也是生活。工作中的交往对象逐渐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朋友圈。

在警务工作冰冷严肃的规章制度之外,我们之间也有着生活化的交流和沟通。我曾努力走进他们的生活,并试图在权责允许的范围做好朋友该做的事情,且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和独一无二的活法,我只是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认真地生活。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  第二篇



去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在省厅办完事,晚上一起到街道口吃饭。

正在等菜时,有一家三口走进了饭店。妻子齐耳短发,手里抱着年幼的孩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丈夫憨厚敦实,一手提着大大的购物袋,一手轻轻扶着妻子。

服务员将一家人引到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前面,丈夫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一旁,亲昵地接过妻子手中的孩子。这间隙,妻子放松下来,四处望了望,目光掠过我们桌,停了下来,眼神中有喜悦、有错愕、有吃惊,还略过一丝忧虑。

四目相望,我也愣了一下,下意识想起身打下招呼——但又意识到不妥,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只是轻轻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便收回了目光。

“认识?”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转头看了一眼,轻声问我。

“嗯。”我点点头,然后岔开了话题。

其实,目光交错的那一刻,我很想像老友相见一样,上前和她寒暄,听她讲讲最近的境况,还有那个以前她向我提起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

但我不能那样做。我怕我贸然上前,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

“相见不如怀念,愿一切安好。”当晚,我在QQ空间里突兀的写下一句心情。

没过多久,有人留言。是一个陌生号码,只有两个字。

“谢谢。”

 


1

 

她叫方巧,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很不光彩的地方。

2014年初,公安局组织了一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在突查辖区一家酒店时,方巧被我逮了个正着。

派出所里,她没怎么抵赖,也没做过多辩解,还算配合。民警审讯她时遇到的唯一困难,是她不会说普通话,那地道的山东方言,让来自南方的同事们一筹莫展。

我是山东人,自然被派上了场。老乡见老乡,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这种环境下相见,谁都愉快不起来。

方巧那年21岁,来自鲁西南山区,“从业”一年有余。

讯问过程按部就班,方巧说自己家中困难,不得已从事了这个不光彩的职业。对于她的话,我懒得深究,因为之前被抓获的失足妇女,大多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做完方巧的材料,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等待的间隙,我坐在讯问室里,便找话头和这位老乡聊了起来。

“家中困难,还用这么好的手机?”我指着桌上的一堆手机问她。

现场收回来的手机摞成一摞摆在我面前,基本都是当时上市不久的iPhone 5S。

方巧却摇摇头,指着其中一部显然不太入流的翻盖手机说,那个才是她的。我反而有些不解,以前进到派出所的失足妇女大多人手一部高档手机,她们的钱来得快,一般都舍得在这些方面“犒劳”自己。

“少见啊。你留着钱干啥用?”

“给我弟用。”

方巧说,她的弟弟在南京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她来负担,赚的钱基本都给她弟弟转走了。看我不太相信,还让我打开她的手机相册,看他弟的照片。

我打开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个男孩子的几张照片,看长相,和方巧有几分相似,看背景,也确实是南京某大学的校园,只是那个男孩子的衣着打扮,看不出是家庭困难的样子。

“你父母呢?去世了?”我顺着方巧的话问她。一般来说,这些失足妇女总会顺势编一个类似父死母病危的“感人”故事,然后试着“恳请”我“放她一马”。

可方巧却说他的父母都在,自己是自愿干这行承担弟弟学费的。我再深问,她就不说了。

同事从局里回来,告诉我法制科裁定,对这批失足妇女拘留10天。我向方巧出示了处罚通知,让她在上面签字捺印,方巧紧张地问我她会不会被送去劳教。

“不想去劳教?怕耽误‘赚钱’吗?”其实在2013年底,劳教制度刚刚被废除,但我不想直接回答她,反问了一句,希望她断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方巧说,年后弟弟开学要带各种费用回学校,钱她还没凑齐。

“怎么着?你还真打算接着干啊?”我继续反问她。

方巧赶紧怔怔地摇摇头。

 


2

 

方巧的住处在辖区内一个老旧小区里,原本,她是和另外一个“姐妹”一同租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白天做一些手工活,晚上去夜场“上班”。两人都不是“全职”,大多数时候是在夜场陪酒陪唱,只有当客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并支付高价,才会“出台”。

这样既可以让夜场老板摆脱“容留、组织卖淫”的罪名,又能吸引一批抱着不纯目的前来消费的客人,因为陪酒、陪唱并不犯法,警察也拿夜场老板没什么办法。

后来,方巧的“姐妹”嫌夜场老板“提点”太狠,辞了工作,在自己的房间里专职“开工”卖淫,结果遭到邻居举报,被警察抓走。但房子租期未到,所以方巧依旧住在这套房子里。

专项行动之后,领导要求我“处理”一下涉案的失足妇女。所谓处理,就是暗示我,要把她们全部从管区里“赶走”,我心领神会,找到房东,让他把方巧二人剩余的租金退掉、把房子收回来。房东虽不情愿,但还是连连点头。

拘留了10天之后,方巧回到了住处,发现房东已经把她的行李扔到了楼道里,让她“拿东西滚蛋”。方巧要求房东把剩余的8000多块租金和押金退给她,但房东坚决不肯,不但很露骨地说了一些侮辱她的话,还动手打了方巧。

那次,还是我出警帮方巧要回了租金和押金。方巧很感动,说没想到警察还会帮她。我说,一码归一码,你“捞偏门”该打击就打击,他“趁火打劫”该处理就处理。

方巧拖着行李满城找了三天房子,也没找到合适的。市里的便宜房子基本都在我们的管区里,她又跑回来求我网开一面,让她继续在附近找地方住,并保证一定会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绝对不再“捞偏门”。

我勉强同意了方巧的请求,明确告诉她,再被我抓住一次,马上收拾东西走人。方巧千恩万谢,不久就在附近租到了合适的房子,然后又在步行街的美甲店里找到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

领导责问我为什么不把人“撵走”,我解释说,人在这儿我还能看着,撵到别的地方成了“暗娼”,更难管控。何况,我们的管区本身就在三个城市交界点,外来人口鱼龙混杂,赶走了方巧,再搬来个张巧、刘巧,谁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还不如把这个“在控”的管好算了。

领导听完,还亲自去步行街“暗访”了一圈,看方巧确实在那里规矩上班,方才作罢。

 


3

 

步行街是管区的“重点部位”,上级要求我每天必须完成两次巡逻。方巧工作的美甲店位于步行街的第一家门面,每次巡逻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一眼,看方巧有没有“脱管”。

后来跟方巧熟了,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去省城或南方的大城市找一份工作。方巧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大城市消费水平太高,去了也只能重操旧业,还是留在这里学点手艺吧。

像方巧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少有没完成义务教育的,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老家也并非极端落后,正常人家孩子不至于连小学都读不完就出门工作。

我问她原因,她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我原委。

方巧一岁那年,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了给了现在的父亲,婚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

继父本就是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更何况方巧又不是自己亲生,因此方巧从小就不受继父待见,动不动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方巧家境贫寒,继父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母亲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做清洁工,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年幼的方巧身上。到了上学的年纪,继父想让方巧留在家里继续照顾两个弟弟,一直拖着不让她去上学,后来,还是村镇两级政府来干预,继父差点为此进监狱,方巧才终于得以读上了书。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方巧已经10岁,比同学们足足晚了三四年——那时,8岁的大弟已经读二年级,7岁的二弟也入学了,方巧和二弟同班,所以,方巧还要继续负责照顾他。

方巧上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读到四年级,二弟放学之后和同学一起玩耍时,失足掉进养鱼塘里淹死了。继父把小儿子的死全部归咎于方巧当时没有在场、没“看住”弟弟。等二弟的丧事办完之后,继父把方巧狠狠打了一顿,剥夺了她继续上学的“资格”。

“你后爸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当地(政府)没再管吗?”我有些生气地问方巧。

“管了,后来我又去读了两年……”

在当地政府的再次干预下,方巧总算读完了小学,本该继续读初中,但就在她小学毕业那年,继父在工地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造成重伤,几经抢救,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却残废了,在家卧床需要人来照顾。母亲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无奈,小学毕业的方巧又一次辍学,回家专心照顾继父。

“实话说,也是我自己确实不想再上(学)了,我不是个读书的材料,年龄大,学习差,同学都笑话我。而且,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想起二弟来,总觉得是我没看好他,害死了他……”

出于对死去的二弟的愧疚感,方巧对大弟疼爱有加。大弟也算争气,一直读书,考上了二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大弟看到家徒四壁和躺在床上的父亲,发愁学杂费无处张罗。方巧又主动承担起了供大弟上学的责任。

最初的一年,方巧卖过衣服,打过零工,去电子厂站过流水线,但无奈学历太低,收入太少,挣来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大弟在南京读书的开销,最后只好听人介绍,跑到我们这里做起了“小姐”。

知道了方巧过去的经历,我有些动容。不幸的家庭有各有各的不幸,警察不是救世主,我也没法给她太多的帮助,只好劝她想开点,真要缺钱缺得厉害,可以从我这儿先拿一点去应急。

“你不怕我拿钱跑了啊?”听我说可以借钱给她应急,方巧不好意思地问我。

“敢借就不怕你跑,警察追债的手段可比一般人厉害多了。”我也笑着跟她开玩笑。

 


4

 

方巧从我这里拿走过9000块钱。

那是2014年4月,她说弟弟要交“实习费”,自己手里的钱不够。我心里有些疑惑,大学生实习为什么还要倒交费?但毕竟自己承诺在先,也不好多问,便把钱转给了她。

方巧十万分感谢,一个劲说发了工资马上还我。她那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我也没指望她很快还我,只好说不急。

之后的每个月,方巧都会转给我1000块钱,但到了那年8月份,方巧居然一次性把剩余的5000块钱还给了我,我正奇怪方巧怎么突然有钱了,她却因卖淫又一次被邻市公安机关抓获。

因为涉及违法,方巧美甲店的工作自然也丢了。从拘留所出来,她躲了我很久,但最后还是被我堵到。我愤怒地质问她当时怎么跟我承诺的,为什么又去重操旧业。

“我需要钱……”方巧低头说。

“我不是一再跟你说,我的钱不急着还嘛!”

“不只是你的钱,我弟弟那边还需要一大笔钱……”

方巧说,大弟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开学之后就读大四了,想准备考研究生,要报一个“包过”的培训班,需要一万块钱,加上新学期的学杂费,总共要两万多块钱。

方巧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又不好意思再找我开口借,思来想去只好再去以身试法,想着“赚够了就收手”。

“警官,我怕给你惹麻烦,没在你的辖区里干,求你别撵我走……”

我有些忍无可忍,但愤怒的理由并不单纯是因为方巧又去“捞偏门”。

“你弟弟一年学费多少钱?”

“学费一万,住宿费……”

“胡扯!哪有收一万学费的二本学校?你弟在那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

“南京XX大学,XX专业。”

方巧见我不信,连忙掏出手机,找到弟弟发来的催款短信给我看。

我拿过方巧的手机,她大弟近期确实发短信找她要“学费”。再往上翻,看到以前的通信记录,我不禁火冒三丈。

除了学费之外,方巧每月给大弟要转2000元的生活费。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书本费”、“杂费”、“培优费”、“实习费”、“考试费”、“建校费”、“入党费”、“通信费”、“服装费”等等。

这些在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看起来荒唐可笑的“费用”,却成了大弟找方巧要钱的理由,其中那项4000元的“通信费”,方巧晚给了三天,还被大弟一通埋怨。

我告诉方巧,大弟可能在骗她,高校压根儿没有这些收费项目。方巧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可依旧不太愿意相信大弟在欺骗自己。

 


5

 

2014年国庆节假期,我要去南京看望女友,想到方巧的大弟,便问她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给他。

方巧先是说有点东西请我帮忙带,但后来又说不用了。我猜她大概是怕我把她的事情告诉弟弟,便没再提。

结果临行前,方巧又找到我,犹疑了好一会儿,才说请我帮忙查探一下,看看她大弟到底在大学里做什么。

“什么意思?”我问方巧。

方巧说,大弟又来催款了,继上次的两万元之后,大弟又说学校要求“补交”以前的“实验费”5000块,可这次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了。上次给大弟汇过去两万块钱之后,她也找别人问过,谁都没听过学校有大弟说的那些收费项目,所以想请我顺路去大弟那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到南京,我找到方巧弟弟所在的学校,却没有见到她大弟本人。我自称是他的老家亲戚,问他的同学人去哪儿了,同学说国庆节他带女朋友去厦门旅游了。又问同学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没想到那位同学不屑地回了我一句:“富二代嘛,家里有钱,在学校不都这一个X样儿。”

我又提了一句学校收“实验费”、“通信费”的事情,几个学生都摇头说没听说过,我暗自摇头,心里暗骂方巧的大弟“不是东西”。

在南京待了五天,也没有等到方巧大弟从厦门回来,假期快结束了,我便回了湖北。回来不久,方巧来单位问我大弟那边是什么情况,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方巧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听完默默地离开了。

 

    

之后方巧消失了一段时间,房东几次上门收水电费都找不到人,电话也联系不上,便来派出所举报方巧“逃费”,我让房东先从她的押金里扣水电费。

房东嘀咕几句走了,我连忙给方巧打电话,提示对方关机。我以为她悄悄搬走了,心里还埋怨她“不够意思”,走之前也不来告个别。又转念一想,毕竟我和她非亲非故,人家好像也没有来跟我告别的义务。

一个多月以后,我竟然在医院遇到了方巧。她正在办出院手续,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我急忙上前问她怎么了,为啥病了也不说一声。

一问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并没有搬走,而是独自去南京她弟弟就读的学校。直到她到了南京,大弟仍在厦门旅游,方巧找到了他的辅导员老师,向老师询问弟弟在校的表现和三年来学校缴费的情况。

弟弟的所有谎言不攻自破,方巧踉踉跄跄地走出辅导员办公室,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去学校后面的“堕落街”租了一间日租房等弟弟回来——她依然不肯彻底相信弟弟骗了自己。

又过了半个月,弟弟终于带着花枝招展的小女友从厦门回了学校,两万块钱“学杂费”花得一分不剩。见到愤怒的辅导员和在学校待了半个月的姐姐,他几乎惊掉了下巴。

在周围人鄙夷的目光下,方巧大弟花了三年时间构建起来的“富二代”形象轰然倒塌,刚刚花重金追到的新女友也毫不犹豫地和他吹了。大弟恼羞成怒,和方巧大吵一架,动手打了方巧。

方巧一路哭着坐上了离开南京的列车。

伤心至极的方巧刚回到住处,没想到家里的“问罪”电话竟然也随之而来——原来弟弟在她离开南京后,向父母狠狠告了方巧一状,说她因为不想给自己交学费,跑到他学校里大闹一场,弄得他没脸继续读书,要退学。

一听儿子要退学,父母不问青红皂白,把怒火全都撒到了方巧身上,指责她“自私”、“混蛋”,方巧电话里争辩了几句,继父开口就说她,“当年害死了一个弟弟,现在又想害另一个”。

方巧又冤又气,急火攻心大病了一场,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你电话咋还关机呢?”

“家里天天给我打电话,一边骂我一边让我去跟大弟赔礼道歉……”

我心里有些自责,觉得自己不该“多管闲事”,又怕方巧想不开。脑子里组织了很多语言,打算开导一下她。然而还没等我开口,方巧却抢先对我表示感谢,说如果不是我提醒,她还一直蒙在鼓里。

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

 


6


2015年初,看方巧一段时期以来行为良好,没有再去“捞偏门”,我便把她从“临控”人员面单上撤了下来,平时主动和她接触的次数也相应减少了。

但方巧却时不时来找我,问我一些培训的事情。我有些奇怪,以为她大弟又来找她骗“培训费”,方巧跟我说,是她自己想学点东西开个店,二十多岁了,“要为自己活着”,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

她的观念转变令我十分欣慰。从警以来,抓过那么多“失足妇女”,在派出所里个个都掏心挖肺地承诺以后绝对会改行,但一从拘留所里出来,基本都把自己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而方巧这句“要为自己活着”却很有深意,她本性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孩子,若不是家庭的原因,她也不会去“捞偏门”赚钱。

我问方巧想学什么,她说高技术的东西她学不了,就学点动手能力强的吧,“美容美发美甲、裁缝、化妆、家政什么的都行。”

“那你回山东呗,你想学的这些专业蓝x技校都有。”

方巧却说她再也不想回去了,那个家已经把她伤透了,她在努力学说武汉话,决定以后就留在湖北了。“我想以后学好了,回来自己开一家店,做老板!”方巧笑着说,眼神中充满了向往。

我也替她高兴,还上网找了几家培训机构,反复考察了广告的真实性和教学实力之后,推荐给了方巧。她选了武汉的一家,又找我借钱凑够了学费,便兴高采烈的准备上学去了。

“那个,到了武汉……”我有些担心,想给她提个醒,毕竟她有过前科,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能不伤着她。

方巧立刻听出了我没说出口的下文,直白地告诉我,以后哪怕再难,她也绝不会去碰那个行当了。

“你弟那边的学费……”

“前段时间我妈打电话替他跟我求情,说他研究生没考上准备找工作,手里没钱,让我不计前嫌再资助他一下。我把工资卡里所有的钱都打给了他,但以后不会再出了一分钱了。”

“那个家,以后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方巧的语气很决绝。

我想劝她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吧。

 

      

尾声

方巧在武汉培训了半年,取得从业资格后,进入了武汉一家有名的连锁美容美发机构工作。

参加工作之后不久,方巧给我发来了她的工装照和工作环境照片,说老板很赏识她,准备把她列入“储备店长”序列加以培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夸她越来越漂亮了,好好干,以后争取做“女强人”。

方巧要把之前欠我的钱打给我,我说钱不急着还,你之后不是想回来开店嘛,开店也需要本钱,那点钱你先拿着吧,选地方的时候欢迎选在我的管区里,我负责“罩着”你。

电话那头,方巧犹豫了许久,说自己打算就此留在武汉发展,不再回来了。

“也好,武汉毕竟是大城市,发展空间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能比的,好好赚钱。”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突然有些莫名的失落。

方巧听出了我的失落,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是……想彻底忘掉以前的那些事,警官,之前……谢谢你!”

“放心,你在我这边的一页儿翻过去了,你不提、我不提,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祝你今后一切顺利!”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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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4 11:5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为兄弟两肋插刀,兄弟却总是插他两刀 | 人间 

 2017-11-13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你是我的兄弟》剧照


喜子本以为之前在派出所工作过两年,外加看在自己舅舅是老民警的份上,所里的民警多少会给他些面子,对他从轻甚至免除处罚,结果没成想“老同事”们当天晚上就把他送进了拘留所。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篇 

民警深蓝和他的朋友们  第二篇

 

1


我刚到派出所不久时,就知道喜子这个人。

喜子一直跟舅舅生活,舅舅退休前在派出所工作,而喜子退伍后暂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来派出所当过两年协警。后来,不知为何离开了派出所。

虽然离了职,但喜子依旧常来所里玩,平时在外面见了民警也是一口一个“大哥”。

与喜子对人的热络相反,所里民警似乎都不愿与他“深交”。有时和同事在路上遇到喜子,喜子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递烟,同事的反应却很冷淡,即便是有些常常吸烟的同事也会推说自己“刚刚灭了(烟)”。

起初看到同事们这样对待喜子,我心里多少有些凄凉,感叹喜子虽是个协警,但毕竟在所里干过两年,怎么人一走,茶凉得就这么快。

虽然当我分到派出所时喜子已经离职,但后来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比我小三岁,自来熟,经常趁我值班的时候来派出所找我,遇到有人在值班室扯皮,他还会插嘴说几句话。喜子从小在这一片长大,周围很多熟人,有时他三言两语的“公道话”还真能把人劝开。

看他做起调解来“轻车熟路”的样子,有时我还说他,不在派出所干真可惜了,喜子听了,总是摇头笑笑,不多说什么。

喜子不干协警后,并没去找个固定工作,总是这里跑跑、那里混混。他是一个讲究义气的人,平时说话做事“江湖气”很重,身边倒也聚了一帮朋友兄弟。

每每和同事聊天时谈到喜子当时从派出所离职的原因,感觉同事们对此事大都避讳不愿多讲。问多了,同事就会有些不耐烦地说,“那个事儿你别再打听了,总之尽量和他拉开些距离就是了。”

直到后来,终于有位要好的民警悄悄告诉我,喜子当时离职,是因为“出事儿”了。

“出啥事儿了?”

“他犯了个蛮大的‘忌讳’……”民警讳莫如深地说。

 

2


那是2011年春天,一天中午,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突然到访,在同事们惊诧的目光下,带走了还在值班的协警喜子。临走时,所长命令喜子脱掉警用外套,去向邻市公安机关“把事情交代清楚”。

还未等同事们回过神来,本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和纪委干部便出现在所里,对所有民警进行了约谈。

原来,喜子惹下了大祸:一周前,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有一起“部督”(公安部亲自监督、必须侦破的案件)毒品案件到了收网阶段,几个重要嫌疑人的行踪已被确定,其中一人是本市户籍就在我们辖区居住,抓捕时需要我们派出所民警配合。

邻市公安机关通报了案情和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所里也安排好专人做好配合抓捕的准备。然而,就在行动前夜,那名嫌疑人却突然失踪了。

邻市禁毒支队的民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将差一点就逃出边境的嫌疑人从云南抓回。

经过审讯,嫌疑人交代,称是自己的表弟提供了警方即将对自己采取行动的消息。民警随即又抓捕了嫌疑人表弟,审问他的“消息”从何而来,表弟便把喜子供了出来。

喜子作为协警,本没有获知抓捕行动细节的权力,办案民警又是几经查问,才知道是我们所里的一位民警,无意中把行动的事情透漏给了喜子。

喜子和那名嫌疑人并无瓜葛,但却和嫌疑人的表弟是“好兄弟”。得知行动消息后,喜子本是好意提醒“好兄弟”规矩一点,风口浪尖上别跟他表哥在一起瞎混。“好兄弟”不明就里,非要问喜子原因,喜子想了又想,在得到对方“绝不泄密”的保证之后,把实情告诉了他。

没想到,嫌疑人的表弟可没有将喜子当作“好兄弟”。喜子前脚离开,他后脚想都没想就打电话通知了表哥,还特地跟表哥强调说:“是派出所上班的喜子漏出的消息,绝对错不了!”

真相大白之后,嫌疑人的表弟被判了刑,泄密的民警也被调离了公安机关,喜子虽然没有直接向嫌疑人通风报信,但行为也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了巨大损失,最终被所里开除。

那个被调离公安机关的民警,之前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本来前途光明,但因为这事儿脱了警服,所里很多民警都认为,是喜子害了他。何况“通风报信”是公安机关工作中的大忌,因此喜子走后,没人愿意再跟他打交道。

“所里的民警大多是他舅舅退休前的同事,他有事没事的来派出所晃悠,民警们看在他舅舅份上,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赶他走,但也都不想和他有什么瓜葛。”

“他在派出所工作了两年,起码应该有点政治觉悟,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人是个好人,讲义气,但脑子好像不怎么够用,加上交了一帮别有用心的朋友,把他给坑了。”

 

3


刚认识喜子时,他给我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他经常说自己“兄弟多”、“路子广”、“遇到难事儿跟他说一声”,而且确实说到做到,有时辖区组织一些群众性的互动活动,需要有人协调、帮忙,只要一个电话,喜子从不推脱。

2013年底,我买房差两万块首付,急得焦头烂额。本没打算向喜子开口,但他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二话不说给我把钱打了过来。

我问他,你也没有工作,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他说这是他的退伍安置费,让我先拿去用。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还钱的时候,我要付给喜子利息,他坚决不要。

喜子爱喝酒,说自己特别喜欢在酒桌上被众星捧月般的感觉,我也经常在夜间巡逻时遇到醉醺醺的他与一群人吆五喝六地走在大街上。喜欢喝,自然就喜欢“攒局”,彼此相熟之后,他经常打电话约我去参加他组织的酒局。

“你是外地来的,在本地认识的人少,没事儿我给你多介绍介绍!” 

我去过几次,发现喜子的酒局上各色人等俱全,而且基本酒过三巡,都会无一例外地拍着胸脯说,“喜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啥时候有用得着兄弟的说句话就行!”

酒席结束,见喜子还在兴头上,其他人便开始撺掇他:“去‘好乐迪’唱歌吧,听说那儿新上了设备!”

“量贩式KTV有啥意思?还是去‘钻石国际’呗,听说那儿新来了几个姑娘……”

喜子一挥手,“好!今晚去‘钻石国际’,我请客!”

但一转身,我却分明听到,有人刚出饭店,便躲到一旁打手机呼朋唤友:“快点过来,今晚那个‘憨货’请客‘HAPPY’……”

我把喜子拉到一边告诉他,喜子说我肯定听错了,他们都是“兄弟伙”的,不可能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后来,我渐渐感觉自己很不适应这种聚会,便推说有事不再参与,也劝喜子注意交友的分寸。

“年纪轻轻多去学点东西,你才二十出头,出去上上学,整天在家瞎混什么!”

“我这怎么是瞎混?!人在社会上走靠什么?就是靠兄弟多、朋友多、够‘江湖’!”喜子向我阐述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对我的建议很是不屑一顾。

“兄弟都是平时处下的,我现在是没啥事儿,你看不出来,等我万一有事儿了,才能体现出这帮兄弟的‘价值’来!”喜子总是憧憬着有朝一日他的这群“兄弟”可以为他“两肋插刀”。

“你当人家是兄弟,人家拿不拿你当兄弟呢?”我想起他当年被“好兄弟”坑得丢了工作,忍不住怼了他一句。

那件事对喜子的刺激很大,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一时住了嘴,不再说下去。

 

    

一次,遇到喜子的舅舅,提起喜子,老人对我说,“这孩子真就是个憨货!”

“为啥?”

“你看不出来他那帮‘兄弟’都是什么货色吗?”

喜子的舅舅说,以前聚在喜子身边的那帮人大多是辖区麻将馆、网吧的小老板,和一些靠“捞偏门”为生的人。那帮人跟喜子走得近,就是因为他当时在派出所当协警,多少知道点事情,指望他关键时刻能漏点消息出来,后来喜子离开了派出所,那帮人就不和他玩了。

现在聚在喜子身边的这帮人,则是看喜子手里还有点退伍费,哄着喜子带他们吃喝玩乐。

“你看着,等他把那点儿退伍费花完了,那帮人还跟不跟他玩!”

“叔你也别太悲观,喜子毕竟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不会那么不开窍。”

“唉,干咱们这行的,社会上的朋友,究竟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也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喜子这孩子从小就不会交朋友,你有空儿帮忙看着他吧。”

我点点头。喜子交朋友没原则,这一点,他舅舅和我一致认同。

“这孩子从小不会拒绝人,就这毛病迟早把他给害了!”老爷子叹气说。

 

4


2014年5月,我从外地学习归来,听同事们说喜子“又出事儿了”。

就在我出外学习的几天里,有人举报辖区一家网吧里偷偷摆了几台“老虎机”组织赌博。民警出警后查获了老虎机,并将网吧老板带回了派出所。审问老板老虎机是哪儿来的,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审讯还没结束,喜子却突然来到派出所,找到带班副所长,说老虎机是自己的,跟网吧老板没有关系。

带班副所长自然抓了喜子,并准备沿着线索“深挖”。喜子暂时被判治安拘留十天,如果后期还有新的发现,再转刑拘。

我回来时,喜子还在执行期里。我感觉事情有些蹊跷,连忙开车去了拘留所,把喜子提出来问话。

“老虎机真是你的?”按照我对喜子的了解,他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门路”,我怀疑他是在替人“背锅”。

可是喜子坚定地点点头,一口咬定老虎机就是自己的。

“别跟这扯淡!你说是你的,那你告诉我,你从哪儿弄来的?难不成是你自己生产的?”

“哥,你别问了,这事儿我一个人扛了!”喜子被问急了,回了我一句,摆出一副不再搭理我的样子。

“这事儿你扛得了吗?!你别以为拘留十天就算了,你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吗?两台以上老虎机就是刑事案件,你这事儿真要坐实了,准备好坐牢吧!你档案上留下污点,将来你找工作、结婚、入党,甚至孩子的前途都会受到影响!”

喜子听我这么说,有些动摇,但又拗不过自己的“义气”,依旧坚持说老虎机是自己的。

我看说不动喜子,便开车去了网吧,将网吧老板从后院扯出来,瞪着他说:“你但凡有点良心,就别让喜子给你扛这事儿。这些东西进出货都有固定渠道,我们顺线查下去肯定能找到主家。你最好现在告诉我,不然之后被我查到了,你的网吧准备关门吧!”

网吧老板支吾了半天,最终还是担心网吧被封,对我说了实话:老虎机是网吧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买来,放在他网吧里“赚外快”的。我向所里作了汇报,所里组织民警很快将网吧老板的亲戚抓获归案。

我再次来到拘留所,提出喜子来把他痛骂一顿,问他为什么替人扛这事儿。喜子寻思了半天,说网吧老板被我们抓走后,老板娘就请他帮忙去派出所“求求情”,说那个弄老虎机的亲戚家中情况特殊,有老母亲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一旦亲戚进了监狱,老母亲也完了。

那女人一个劲儿地称喜子“重义气”、“够江湖”、“一看就有做‘大哥’的气质”,这下算是抓住了喜子的要害。喜子头脑一热,便跑到派出所,声称网吧里的老虎机是自己的。

“放他娘的屁,那家伙的娘死了快十年了!”我气得忍不住爆了粗口,“你脑袋让门夹了吗?别人只是让你去求情,你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扣起‘屎盆子’来了?!”

喜子说,他觉得这是一个证明自己“朋友圈”能力的好机会——本以为之前在派出所工作过两年,外加看在自己舅舅是老民警的份上,所里的民警多少会给他些面子,对他从轻甚至免除处罚——结果没成想“老同事”们当天晚上就把他送进了拘留所。

“你他娘的真是头猪,忘了你的工作是怎么丢的了!”我气得不知再说什么好。

 

5


老虎机事件之后,网吧老板一家不但没有感激喜子,反而认为是喜子出卖了自家亲戚,先是取消了喜子在网吧上网的优惠,然后又不断地在坊间传话,说喜子是派出所的“耳目”、“二五仔”。

一些“好兄弟”开始疏远喜子,还有人甚至扬言要“教训”喜子,喜子请客“攒局”,那些人也不来,他很苦恼,跑来派出所找我诉苦。

“以前都是‘兄弟伙’的,他(网吧老板)做事怎么这么不‘江湖’!”

“这下看到你这帮‘兄弟’的真面目了吧?你还指望自己出了事儿他们帮你扛?醒醒吧,平时不坑你就阿弥陀佛了!”

可最终,没过多久,喜子还是被他的“兄弟”害了。

2015年初,喜子在市里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包吃住,月薪3500。我还没来得及替他高兴,就听说他被兄弟单位抓了。

喜子的舅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叫上我一起去兄弟单位打听案情,一问,居然是“容留他人吸毒”。

讯问室里,喜子垂头丧气地坐在审讯椅上。我要过他的讯问笔录,想看看这次他是不是又在帮人“扛包”。

案情是这样的:喜子找到工作后不久,一个“好兄弟”找到他,请喜子喝了一顿酒,说想“借”厂子分配给他的宿舍用一下。喜子爽快地答应下来,还给“好兄弟”配了一把宿舍钥匙,但不成想,这个“好兄弟”来“借”他的宿舍,是为了吸麻果。

“我们在他屋里一共抓了三个,都不是第一次在那里吸麻果。这三个人早就上了公安局的‘常控’,只要在宾馆登记开房就会引发‘常控’报警,民警就会去做‘临检’,所以他们为了躲避监控,就找到喜子那里。”兄弟单位的同事向我们解释。

“喜子知道那帮人在他屋里吸毒不?”我急忙问那位同事。

同事点点头,说,喜子在宿舍里撞见过三人好几次吸毒,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既没有立即报警,也没有阻止他们。

进了审讯室,我把笔录摔在喜子面前,质问他是不是也跟着那三个人一起吸麻果,喜子连忙摇头,说自己当过协警,知道麻果的危害,不会跟他们一起吸。

“亏你还记得自己当过两年协警!既然自己不吸,为什么让别人在你屋里吸?!”喜子舅舅怒不可遏,抬手就要打喜子。我急忙拦下,讯问室里有监控,不能给兄弟单位惹麻烦。

“都是‘兄弟伙’的,我说了他们几次,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硬赶他们走……”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这是什么行为?知不知道后果?!”

喜子点点头,“我也担心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平时都不怎么回宿舍住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被牵扯进来了……”

那天,喜子那三名吸毒的“好兄弟”就关在隔壁,我进去讯问他们为什么坑喜子。三个人辩解了半天,最后终于有个人说了一句心里话:“那孩子脑子打铁,好说话……”

事已至此,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三名吸毒者不过因为吸食毒品被“治安拘留”,喜子却因为向他们提供场所,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最终被法院判入狱半年。

 

6


2015年8月,喜子出狱。

以前的工厂早已将他开除,那笔退伍费也早都被他用来“处兄弟”花光了。喜子找他之前的“处下”的那帮兄弟,想借点钱开个小店,但“兄弟”们大多推说没钱,借来借去,只凑了不到一万块钱。

他的“兄弟们”依旧每日吃喝玩乐,只是不再招呼喜子参加。喜子有时无聊想找以前的“梗兄弟(好兄弟)”们“联络一下感情”,然而,对方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推说自己在外地,谁也不愿见他。一次,喜子听说几个“梗兄弟”晚上摆酒,自己主动找了去,没想到当晚一帮人谁也不点菜,硬生生的在包厢里坐到酒店打烊。

半年的牢狱之灾和出狱后“兄弟们”的落井下石,让喜子伤心至极,他终于不再将自己那套“兄弟多”、“够江湖”的“生存法则”挂在嘴边,经常一边生气地喝着闷酒,一边骂那帮兄弟“不是东西”。

最终,喜子还是从舅舅那里拿了三万块钱,加上我借给他两万,总算把店开了起来。

看喜子开店,以前的“兄弟”们又接连有人来找他“出去耍”,喜子见到他们,二话不说就把人往街上推,买东西想赊账的也一概不允。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喜子你个X,现在当老板了!牛逼起来了!赊条烟都不行,打算和我们这帮穷兄弟划清界限哩!”一次,路过他的店门口,听到一个以前的“梗兄弟”站在门口骂他。

“滚!”喜子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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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3 08:5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父母犯了罪,一切都完了丨人间 

 2017-12-03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踏血寻梅》剧照


她一直以为,父母不过是从网上“收集”点资料换些钱,没杀人没放火,不会有多大的事情。


前言

2015年1月,省内发生一起性质恶劣的系列电信诈骗案。

湖北仙桃籍主犯王某伙同多人冒充公检法部门人员,使用改号软件拨打受害人的电话,以“快递包裹藏毒”、“信用卡被冒用”、“企业账户被封”等借口,欺骗受害者将所有资产打入他们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内,前后共诈骗受害人、受害单位人民币900余万元。

2015年4月,王某及其同伙先后被抓获归案。为了将省内培植此类案件的土壤彻底清除,省厅要求各办案单位对这起电信诈骗案进行深挖。

次月,我所在的公安局抽调了5名民警组成专班,在省厅技侦、网安等部门的配合下,对向电信诈骗团伙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抓捕。




1


5月8日中午,我与同事们进入位于武汉光谷附近的一栋高层住宅中。有情报显示,该栋22楼的一个单位内,盘踞着一个专门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团伙。

在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敲开了目标单位的房门,出乎意料的是,现场并未出现想象中整齐排列的计算机和惊慌失措的人群。房间里,一个三口之家出现在我们面前。

整洁的客厅,温馨的居室,正在准备午餐的男女主人,还有坐在沙发上抱着宠物看电视的女孩。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几乎要质疑自己的情报产生了偏差。

面对一家三口的错愕,有同事甚至还劝慰他们,“先别紧张,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带队领导急忙联系技侦和网安部门,对方表示情报完全准确。

接下来的调查也证实了技侦和网安部门的说法,我们在男主人张超的电脑硬盘里找到了80G的公民个人信息,又在书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三个移动硬盘,里面总共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总数高达2TB。

这些信息以Excel表格的形式保存,里面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陌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账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辆牌号、工商注册信息等内容。

登录张超的QQ号码,赫然看到多个转卖公民个人信息的QQ群,还有频繁的交易记录。

此外,大量银行“黑卡”(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冒用他人姓名登记办理的银行卡)、记录有交易金额的笔记本、银行转账记录单等物品也被一一起获,面对这些证据,夫妇俩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随后,技术部门在张超的QQ上找到了他与诈骗团伙的交易记录,又从附近银行的ATM摄像头中截取了妻子存取相关款项的视频记录。

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我们需要将张超夫妇带回办案场所进行讯问。

临走之前,按照程序,我们还需要对张超夫妇做一份现场笔录。面对民警的询问,夫妻二人似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妻子多次小声的询问民警,“能不能少罚点款算了。”

“你不知道自己这事儿有多大?”同事抬头看着张超的妻子。

“嗨,能有多大?不就是些姓名电话啥的,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你看你们兴师动众的......再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从别处买来的,没赚多少钱......”

“你账上有记录的就有四五万,你觉得多少是多?”

张超妻子一时哑口无言。

 

2


我们进屋时,张超夫妇的女儿张晓颖正在看电视。张晓颖20出头,脸上带着学生气。

张超一开始就说,女儿还在读大学,平时一直住校,对于他们夫妻做的事情并不知情,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孩子的情绪,让她回避。

做父母的谁都不想在孩子面前现这个眼,我们也理解,便简单和张晓颖谈了几句,安排她回房间暂行回避。

我和同事们在屋外忙着采集笔录、取证、拍照、拷贝资料、拆卸电脑设备时,隐隐听到张晓颖的房间里传来哭声。正在做现场笔录的张超夫妇也停了下来,带着担忧的神情望着女儿的卧室。

带队领导担心张晓颖一个人在屋里出什么事,便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进屋里看看。

走进张晓颖卧室,她正伏在床上抱着被子哭泣。看到她这副样子,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尴尬地坐在她书桌旁的转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劝她“放平心态”。

张晓颖对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依旧趴在床上低声啜泣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兴师动众的搜查以及前路未卜的父母,换成是谁也很难“放平心态”。

虽然带队领带没有直说,但我明白,自己此时的任务其实只是“看好”张晓颖,万一她想不开,闹出点事情,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  ●  

我竭尽所能地劝说着张晓颖,几乎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够宽慰人心的语句都搜刮了个干净,但始终得不到回应。我说得口舌发干,却没有效果,只好闭上嘴巴,也静静地坐在那里。

门外做笔录的对话声一直在持续,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实在无聊便掏出手机,打算解解闷。张晓颖却突然停止哭泣,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盯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急忙收起手机,也看着张晓颖。

张晓颖思考了一会,终于开口说话了,语气怯生生的,问我她爸妈这次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后果。

我就怕她问这种问题。

因为此时,我既无法给她确切的答案,也不忍心将心中预判的结果告诉她,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了句,“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得看你爸妈的配合情况,具体结果也得依照检察院和法院那边的意思。”

“我爸妈不是坏人,求你们放过他们吧.....”张晓颖的脸上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下意识的苦笑一下,表示自己现在也无能为力。

我理解此时此刻张晓颖的心态,但父母的大祸已经闯下,法理难容,真不是我们肯不肯放过的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换个话题和她聊几句。张晓颖时年22岁,在武汉某高校读大四,即将毕业,有一个谈了很久的男朋友,希望毕业后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

我与她聊了聊有关学校生活和学习的事情,希望能暂时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但她心中终究有所牵挂,两人的对话时断时续。

 

 ●  ●  

谈话中,张晓颖不止一次提到,父母不过是从网上“收集”点资料换钱,没杀人放火,不会有多大的事情。

不知是她真的不懂法律,还是故意安慰、或是欺骗自己,我只好向她简要讲解了一下,“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和认定标准,并希望她对父母的事情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虽然张晓颖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但毕竟已经成年了。

张晓颖显然一时难以接受我的劝慰,但也没有什么过激反应,只是坐在床上抹泪。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客厅里的同事通知我现场笔录已经完成,准备收拾东西走人,我起身向张晓颖告辞,走到门口,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张晓颖说,“目前事实就是这样了,你是个大人了,有些事情需要撑起来了。”

张晓颖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无助地看着我。

“方便的话通知你本地的亲戚,过来帮忙处理一下爸妈的事情,后期你爸妈办各类法律手续、聘请律师之类的事情,还需要你们来做。”

张晓颖迷茫地点点头。

初步工作完成,众人准备离开,张晓颖也走出门外,张超夫妻需要向她交代一些事情。

现场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我内心非常紧张。带离嫌疑人是整个办案过程中最容易出事的环节,尤其此次带离是在他们家中,还当着女儿的面。

同事们经验丰富,两名民警看似无意地隔在张晓颖和张超夫妻之间,而后微微朝我点点头。我感觉没什么问题,便和同事各自掏出手铐,迅速上拷并将张超夫妻二人往门口带。

“妈妈——”张晓颖突然朝我们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屋里的同事急忙示意我赶紧把人带走,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处理。

回公安局的路上,同事把车开得飞快。我从副驾驶上回头,看看张超夫妇,他们面无表情,各自望向窗外,不知在思考什么。

 

3


5月9日凌晨,上级要求连夜突击审讯张超夫妇。好在两人都没有犯罪前科,刑警大队讯问室里,张超和妻子没怎么抵赖,便一五一十地向我们供述了自己参与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经过。

两人原本都是武汉某国企的职工,19年前双双下岗后,张超以开出租车为生,妻子则在亲戚开办的超市里打工。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一家人齐心协力,自是其乐融融。张超开出租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应事务交给妻子打理。

张超妻子是典型的武汉主妇,精打细算、善于持家,虽然收入有限,但在她的筹划下,不仅家庭生活井井有条,还赶在光谷房价飙升之前置办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商品房。

在旁人眼里,张超妻子是个“蛮精明”、“路子野”的女人,超市打工之余,她开过淘宝店、做过微商、炒过股票、做过家政、摆过夜市,只要能赚钱的事情都做过。

张超妻子说,她竭尽所能地搜索和尝试任何可能赚钱的门路,一来为了偿还房贷,二来也是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

“女儿大学读的是三本,学费生活费林林总总加起来,每年接近三万块,经济压力大得很。”张超妻子抱怨。

 

 ●  ●  

2014年底,一个偶然机会,她从朋友口中获得一条“赚钱门路”,朋友介绍她加入了一个名为“信息服务”的QQ群,花1000元购买了一个文件包,又在另一个QQ群里以15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转手赚到了500元钱。

整个交易过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张超妻子看着账户里多出的500元余额,心中激动不已,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此后,张超妻子便开始沉迷于这一“捷径”,开始只是作为超市打工之余的“兼职”,后来感觉“兼职”有时一天所赚的钱要比在超市辛苦一月的收入还高,便索性辞去了工作,在家成了一名专职的信息售卖商——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也不再仅限于QQ群里的买卖了。

张超起初对妻子辞去超市工作专心做“信息服务”感到不解,但看到妻子支付宝账户里不断上升的余额后,也被这条“财路”吸引,主动加入了进来。

有了张超的协助,妻子开始将“业务范围”由线上发展到线下。在“同行”的指点下,张超夫妇陆续从各种渠道购买了一些没有实名认证的手机卡和银行“黑卡”;除了直接购买QQ群里那些已经被整理完成的“二手”公民个人信息外,张超夫妇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了房地产商、汽车4S店、电信营业厅、旅行社、金融服务企业等单位的个别工作人员,从他们手中购买客户的各种个人信息,自行整理后挂在QQ群和一些非法论坛上销售。

由于夫妻二人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一手”、“质量高”、“内容全”、“新鲜”等优点,在QQ群和论坛里的销售量一直名列前茅。有些购买者出于各种目的,有时甚至点名要求出高价购买张超夫妻整理的信息。

几个月的时间,夫妻二人卖出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上百万条,看着账户里不断上涨的存款数字,夫妻俩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你们自始至终就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吗?”我一边打字记录,一边抬头问张超妻子。

她摇摇头,说自己开始确实有些顾虑,但后来听群里的“同行”说这些东西不涉及国家机密,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获得的信息,顶多算是“灰色产业”,完全谈不上违法,自己也就打消了顾虑。

 

4


不到半年的时间,张超夫妇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水就超过20万,从中获利6.7万。

至于这6.7万赃款的去向,张超妻子说,这笔钱他们一直存着,没舍得花。

“女儿马上大学毕业,男朋友也谈了两三年,双方父母都见过,孩子说他们两人准备考上公务员后就结婚,对方家庭条件不错,已经在汉口买了新房,我们也想给孩子攒钱买辆小轿车。”

“唉,都是讨生活,别的赚钱门路我们两口子也找不到,不都是为了孩子嘛,怕她以后在婆家面前没面子......”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继续说了,同时心中暗自叹息,现在已然东窗事发,买轿车给女儿挣面子是别想了,也许他们更该关注自己的行为将会给孩子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警官,我们两口子不懂法,平时从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次也真的没安害人的心。你看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啥的,如果把钱退了,能不能放我们一马?罚多少钱我们都认!”另一间询问室里,张超不断忏悔,也不断恳求警方能不能“下不为例”。

“罚钱?你还觉得你们这事儿就是交点罚款这么简单?”

张超也许不知道,在夫妻二人通过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6.7万元背后,是十几个同他们一样的家庭被骗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有的家庭因此破碎,有的受害者因此精神失常,甚至服毒自杀。

我和同事曾在武汉某医院见到一名受害者的老伴,他的妻子被这个诈骗团伙骗去了一生积攒的58万元巨款,得知受骗后当场心脏病发作离世,他也因悲痛过度住进了医院。而侦查结果显示,他老伴的个人信息,就是通过张超妻子收集并售卖出去的。

“这次的事情你们是过不去了,如果真是心存悔意,就把交易的上下线一五一十交代出来,争取个宽大处理吧。”同事冷冷地说着,把一本厚厚的受害人笔录甩到张超面前。

“看看吧,别觉得委屈,上面全是被你卖出信息的受害者情况!”

张超怔怔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笔录副本,先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而后绝望地将头抵在了卷宗上。


●  ●  

当晚,夫妇二人如实交待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大量与其一同从事公民个人信息搜集和销售的人员情况。根据夫妻二人的供述,公安机关继续出击,将整个通过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的地下链条连根拔起。

2015年7月,经法院审判,张超夫妇虽有立功表现得到了从轻处理,但依旧因涉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五年。

这件案子就这么了结了。

 

5

 

2015年底,我再次遇到半年前配合我们敲开张超家门的那位社区民警时,他忽然告诉我,张晓颖死了,跳楼自杀,在2015年8月的一个深夜。

“跳楼死了?为什么?”我眼前浮现出张晓颖的容貌,还有押解张超夫妇出门前的那一声绝望的“妈妈”。

社区民警说,张晓颖今年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已经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成绩很不错。但在入职前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因父母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羁押,张晓颖未能通过主要家庭成员的政治审查,被录用单位取消资格。

男朋友顺利考入理想单位,男友爸妈却担心,此次家庭变故以及张晓颖父母的罪犯身份,会给儿子未来事业发展带来潜在危害,便强令儿子与张晓颖“划清界限”。

男朋友考虑再三,最终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向张晓颖提出了分手。

面对家庭、工作和感情的三重变故,张晓颖一时没能找到出口,便在深夜拉开家中阳台的窗户,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你们抓走她爸妈的时候,孩子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考公务员这事儿基本上没谱了,只是心里还有点侥幸,觉得父母的事情不大,应该过不多久就能被放出来,结果......”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所里找到了张晓颖的前男友,他是这样说的。”

专案已经结束,张晓颖的父母也早以被收监服刑。我无法获知夫妻二人听到女儿死讯后有着怎样的反应,也不敢去想象,张超夫妇出狱后该如何面对残酷破碎的现实。

“这孩子也真是够惨,事情都赶在了一块儿。”社区民警的表情中既有惋惜,也有无奈。

“那家人也真是......”我忍不住想挖苦张晓颖的前男友一家几句。

“唉,啥也别说了,这种事儿放咱谁身上也难说会怎么做.....”社区民警打断了我的话。


 ●  ●  

尾声

后来,每当同事提起2015年的电信诈骗专案,我都会想起张晓颖。

心中情绪复杂,难过?惋惜?甚至有时会感到莫名的内疚,但转念一想,又不知自己的内疚从何而来。

更不知她从22楼跳下的那几秒钟里,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

“你说,那孩子跳楼之前,最想不开的是什么?”我问同事。

同事也摇摇头。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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