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2）中美台争夺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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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2）中美台争夺唐人街

作者：邓海桐

“争夺”？言重了吧？犯得着吗？

美国的唐人街不是在美国吗？对于美国来说，还需要争夺吗？只要华人不把事闹到唐人街以外，死了人也好，房子塌了也好，也不算个事。唐人街死人塌楼的事天天有，可是，你不会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媒体上看到。报道的频率还比不上朱海洋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杀了杨欣呢。你在唐人街竖一个孔子像（建于1976年）、一个林则徐像（建于1999年），甚至竖一个毛主席的像，纽约市政府估计都不会反对。

我们知道的美国唐人街的阴暗面很多是从1985年拍的《龙年》那里得来的。但是，那些年，美国纽约的联邦检察院反复动用RICO《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来起诉意大利黑手党和经济犯罪，怎么找也找不到美国政府用它来起诉唐人街的华人的大案例。最大的要算1993年“金色冒险号”人口走私和非法移民案件。这个案件一直搞到2006年才算了了。但是如果把事情搞到唐人街以外，处理方法就不同了。举一个例，2002年，马里兰不知那一个中国人从唐人街买回来了几条“生鱼”（广东叫法。北京叫青鱼，美国叫Snakehead Fish蛇头鱼），广东人用来手术后吃的，说是能让伤口加快愈合。不知怎么，让几条鱼跑了。让美国人在几个水塘发现了。CNN等各大媒体狂轰滥炸，大肆报道，连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都惊动了。说是这种鱼会在岸上走，能从一个水塘走到另外一个水塘，专吃其他种类的鱼。政府派出了动物学家、环保专家，警察共同围剿。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福青帮”，“天生杀手帮”，但是让美国人关注的还不如几条“生鱼”。这说明：第一，在美华人十分地遵纪守法；第二，华人的事情被有效地控制在唐人街里了。

用“生鱼”来比喻唐人街的华人，扯远了吧？不远，不是说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去处理事情吗？美国对人群流动和行为的控制有以下几个科学理论：1）工程控制理论，2）射流技术，3）混沌数学模型（Chaos）和4）蝗虫理论。

这里我只是想说，我们说来了美国了，住在美国了；其实生活在美国的唐人街，不能算生活在美国。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大张旗鼓的宣传关怀和优惠华侨政策；无论是何人执政，中国政府一直把华侨和华人当自己人看待。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为民父母官，一定要照顾好治下的民众。这是中国政府责无旁贷的。一直到了2008年，这“责无旁贷”的价值观才有了稍稍的改变。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识的政策性改变，还是个别侨务办官员的觉悟？什么改变呢？就是呀，中国政府，侨务办不再是华侨华人的父母官了，华侨华人是自己当家做主，首先要遵当地的纪，守当地的法，为所在国作贡献。2008年广东省侨办主任访问了美国，所到之处，他反复说的就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是不是有某些经验教训呢？

2003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向大华府华人社区发出了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意向。整个大华府华人社区马上被发动起来了。庆祝活动按照中国传统模式，在美国首都的唐人街搞群众集会、领导讲话、各团体遊行。我可以肯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搞这样中国模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活动不会有第二次。庆祝活动的那天，我作为一个义工，在帮忙发瓶装水。作为一个局外人，这个活动，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来的人挺多，但组织的比较勉强，特别是跟美国首都周围的气氛不协调，美国本地人参与不进来。给人的感觉像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不管地主老财愿意不愿意，把家给抄了，把人给杀了。又让人想起了2000年，法轮功在美国国会前集体练功，在“不许践踏”的草坪上，身穿黄衣服的几百名法轮功队员，整整齐齐地在打太极拳。一大片的“卐”字旗，迎风飘扬。不明袖里的美国人以为是纳粹德国又打回来了。换个位置想一想吧，如果让一拨美国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到天安门前这样搞“群众集会、领导讲话、各团体遊行”，北京市政府会不会批准呢，你说？反正华盛顿市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是批准了的，2000年批准了法轮功，批准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人，2003年又批准了大华府华人社区的大规模活动。

2006年，中国开始改成中国文化节，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搞演出。

从2002年开始，台湾驻美政治经济代表处在华盛顿搞了一个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在乔治城下面的那一段波多马克河里搞龙舟竞赛。这个活动已经成为美国首都年度活动的一部分。成功之处在于，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参与，在美国首都划龙舟。我参加了2002年和2004年的比赛。2002年参加了马里兰大学队，2004年参加了BBSCHINESE队。让美国人和中国人一起在美国做中国的事情，这一个大华府地区的“争夺”，台湾赢了一个回合。

1997年“双十”节，我收到了迈阿密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请帖。迈阿密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于1994年开馆。那时候正值中美台关系超级紧张的时期。李登辉在台湾搞民主选举，进一步要搞台湾独立。台湾不同于中国或美国。中国和美国比较大，要独立，要建国，对外宣布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成了。根据国际关系理论，这叫“宣布说”。台湾比较小，要独立，要建国，宣布一下不行，还得有人承认。大国不承认，就找小国。那时候台湾有29个邦交国，其中15个在迈阿密附近的加纳比海地区（2009年剩下24个邦交国，12个在加纳比海地区）。台湾领导人要访问这些邦交国，没有直通飞机，必须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转机。迈阿密常常是转机的首选地方。迈阿密，人称“拉丁美洲的首都”，那可是台湾的半边天下啊！因此，争夺迈阿密的“唐人街”成为了台湾外交侨务的重要一环。

台湾驻迈阿密的经济文化代表处处长一级一般有西班牙或中南美洲的学历和生活经历，精通西班牙文。因为75%的迈阿密人讲西班牙话。当时的陈明德处长，毕业于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太太是西班牙人。1980年代，台湾的电子产品向中南美洲推销，经迈阿密转口，于是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附近建立了很多台商公司。台湾驻迈阿密的经济文化代表处把这些台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迈阿密的华侨华人分成了4拨。

第一拨，台湾驻迈阿密的经济文化代表处和直接从台湾来的台商。

第二拨，团结在迈阿密华人基督浸信会的香港人。刘广华牧师一再叮嘱，千万不要把教会当作一个华人社团。教会里的许多香港人和华人是先到中南美洲，然后几经周折移民到美国迈阿密的。

第三拨，美华协会（OCA）的牙买加华人。美华协会（OCA）成立于1973年，基本由美国出生的华人ABC组成。从牙买加移民到迈阿密的华人因为说英语的关系，融入迈阿密的西班牙语环境有困难，找不到组织。牙买加是加纳比海上少数说英语的岛国之一。1988年他们终于找到了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专业华人组织-美华协会，他们在迈阿密成立了分会。

第四拨，安良工商会的广东老华侨和陆陆续续移民过来的亲属。

对了，还有第五拨，就是像我这样的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和毕业后到迈阿密工作的大陆中国人。

这5拨人组成了迈阿密的华侨华人社区，也组成了全美国的华侨华人社区。这5拨人是老死不相来往的。

还有一个更加与华侨华人老死不相来往的就是香港贸易发展局和它的工作人员。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我们搞了一个大型庆祝活动，请来了姜昆等人到迈阿密演出，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吴祖荣总领事到会了，香港贸易发展局（后改名香港经贸办事处）迈阿密分部应邀却没有参加。当时我是迈阿密政府亚太事务顾问。之前，在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粤港司法协助的谈判。我请了，但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没到会，我深感工作没做好。当时我以为香港贸易发展局迈阿密分部还归太古洋行双重领导。香港4大洋行之一的太古洋行在1980年英国政府刚刚透露要进行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时候，就在迈阿密河的出海口与迈阿密中心商业街Brickell Avenue 的交界处买下了Brickell Key这个岛。到了1996年，太古洋行开始大举开发该岛，建商业楼宇和高级住宅。香港贸易发展局迈阿密分部就设在该岛上。他们没有跟华侨华人社区来往，但是在和记黄埔开发巴哈马和巴拿马运河建深水集装箱码头工程上，他们起了积极的作用。

台湾开始密切关注在美国的华侨华人是在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1975年，台湾侨务委员长毛松年在美国整合各地的中华会所、同乡会和宗亲会，成立了一个全美华侨华人社团大联谊会，每年开一次大联谊会大会。在侨务上取代“全美华人福利总会”。1984年第11届代表大会以后，“全美华人福利总会”便停止了活动。

随着邦交国日益减少，中南美洲邦交国在剩余的邦交国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台湾把外交侨务注意力转向了中南美洲。1980年12月10日，由国民党国大海外代表梅卓友推荐，时任安良工商会总理、全美华人福利总会总理的梅培德先生成为侨选中华民国监察委员。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政权架构有点不同，台湾有5院，比大陆多了监察院和考试院。国大代表又分有海外国大代表。监察委员又有侨选监察委员。梅培德监委在监察台湾政府外派机构的同时，要把中南美洲的各华侨华人社团联合到联谊会里，成为一个“全美侨团”。1981年，全美华侨华人社团大联谊会在迈阿密开了它最盛大的一次大会。从1981年起的以后的10年里，梅培德等人一直为整合中南美洲的华侨华人社团而努力。一方面要跟大陆争华侨华人社团，另一方面要跟台独争台湾人社团。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随后中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台争夺唐人街的做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6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马利昂"巴利在华盛顿的唐人街竖起了一个牌楼。作为唐人街的地标。唐人街的牌楼还在，但两位市长都先后锒铛入狱。

美国的做法基本没变，还是把华人的事情有效地控制在唐人街里了，唐人街里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人认可的法律。譬如，在唐人街，中国人可以杀猪，然后把猪肉摆到街边上卖。出了唐人街的华人，自然会认可美国的价值观和遵守美国的法律。第一没有杀猪的执照不可以杀猪；第二有杀猪的执照杀了猪不能马上摆在街边上卖，必须经过消毒、急冻，才能出售。出了唐人街的中国人，第一代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改不过来，第二代基本都能改过来。譬如卫生习惯和待人接物的礼节肯定改过来了。

中国对唐人街的做法也正在改变。上边已经说过了。“普天之下”并非“皆是皇民”。现在侨务办谈的比较多的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台湾的做法日益向只照顾台湾人的方向改变。其他的华人都不在台湾侨务的关注范围了。

华侨华人社区对这些变化比较敏感。1996年，我第一次拜访梅培德先生的时候，他让我看了不少他的收藏：有总统蒋经国送的条幅，有监察院长余俊贤送的条幅，有与李登辉的合影；也有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万国权送的《和平统一中国启动书》。他说他的生活来源是靠他自己的时新公司经营中国杂货。货物大多数是从中国进的。而台湾方面，生意来往比较少。主要是台湾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比较少，高科技他又不懂，什么宏基企业、电脑等等，他都插不上手，所以要靠中国生活。他们一拨老华侨们都愿意靠近中国怀抱。

我知道以上所说的5拨华侨华人互相老死不相来往的状况。就算是大学同班同学，一个进了唐人街，一个进了一般的美国社会，共同语言也就没了，见了面都不知说什么好。难得我的同学黄河，他志愿到大华府广东同乡会去，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去把各个华侨华人社团沟通起来。

我始终对华侨华人社区抱有热情，无论怎么说自己都是其中一员。但是，社团活动就参加得越来越少。本来答应会长黄河说今年接他大华府广东同乡会的班。去年参加了一些活动，了解了一下成员情况以后，又打了退堂鼓。上文所说的安良、协胜和其他广东会所的人全部不在广东同乡会，大华府广东同乡会大多数是从越南来的广东人。另外还有一个广东会馆，由从东南亚和台湾来的老广东组成。还有一拨中华公所的台湾来的广东人。1998年，克林顿政府拨款修缮华盛顿唐人街的时候，这几拨人还争过中华公所的主席。后来台湾来的王燕怡当了主席。我的一个老乡邓志新，80岁了，争不过，回来还发了一通牢骚。

其他的华侨华人社团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大家兴致来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搞一个协会。然后又搞一个总会。其实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而每个人都是会长、总会长、总干事等等。

香港政府对香港在美华侨的关注，始终是一个谜。现在香港特区政府驻美国的最高机构是香港经贸办事处。你可以看到它一年一度在华盛顿搞的香港电影节，你可以看到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道送给美国国家大教堂的花展，但是你不会看到它跟香港留学生开座谈会，或为侨民搞的学习班。当年我请香港贸易发展局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他们不来，我就想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想通了：每个团体，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位置，处在了那一个位置，就做那一个位置该做的事。香港一直处在两个强国之间。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回归了祖国，但是经济体制还是独立的，还是市场经济的。怎么说怎么做都有可能得罪任何一方。外交侨务的事以前是英国的事，现在是中国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否则就是朁越，就是篡位。做一个人也一样，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既然出国当了侨民，那就要既忠于所在国，也要对得起原来的祖国。有时候这样的立场不容易处，但是不管容易不容易，都必须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