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记者陷造假门，外媒如何对中国报道做事实核查？

源济

驻华记者陷造假门，外媒如何对中国报道做事实核查？ 

原创 2017-09-12 王磬 世界说

世 界 说

王 磬

发自 荷兰 阿姆斯特丹

前几天，一篇《我炒了写假新闻的外媒记者》的文章在媒体朋友圈流传开来。作者张超群在文中指控自己的前老板、荷兰媒体NRC（《新鹿特丹商业报》）的驻华记者Oscar Garschagen（中文名盖澄澈）存在长期新闻造假，并举出八处例证，称自己由于无法忍受这种行为而辞职。9月8日，张超群又发布第二篇文章，公布了更多关于造假指控的细节。

 

这件事儿引起了外媒和中国助理圈不小的波澜。我们联系了当事双方、涉事的报社以及多位利益相关方，梳理前因后果。也许究其根本，这不是中外对立，而是对错的对立。谁来监督外媒特别是小语种媒体的涉华报道，外媒记者有没有在用“殖民”的居高临下态度对待中国助理，也是需要我们来提问的。

 

△ NRC 大楼（来源 Frankwatching网站）

罗生门：揭穿造假还是劳工纠纷？

 

在NRC9月5日发表的声明中，引述了盖澄澈对于造假指控的回应，驳斥了张超群的部分指控。声明还提到，张超群在工作中表现不佳，缺乏新闻背景、缺少新想法、不够坦诚公开、跟国安部门有联系、并且不情愿参与十九大有关的报道，与盖澄澈早有嫌隙。声明表示，NRC认为此次事件本质上是个劳工纠纷。

 

张超群则向世界说表示，盖澄澈“对于造假的反驳都很无力”，而NRC则是在“泼脏水转移视线”，“自己几乎是一个人在跟组织对抗”。张超群表示，为盖澄澈工作两年以来，虽是以新闻助理的身份，但一直没有劳务合同。自己直接将造假公之于众、而没有先向NRC编辑部反应的原因是，NRC从没有人跟他联系过，“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否知晓我的存在”。

 

盖澄澈在回应世界说的采访请求时表示，自己“现在身在荷兰，会在适当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对整个事件做出回应。”

 

NRC的总编Peter Vandermeersch于10日向世界说表示，已经委托NRC的监察专员对此次事件做全面调查，会在调查结束后立即公布。至于“何时可以期待调查的公布”, Vandermeersch表示他尚不清楚。Vandermeersch主笔了9月5日NRC的官方回应。

 

△ NRC总编 Peter Vandermeersch（Michiel Hendryckx摄）

 

世界说于10日尝试通过邮件联系NRC的监察专员Sjoerd de Jong以询问调查进展，收到自动回复邮件显示其正在休假。目前尚不清楚调查是否已经开始。

 

谁来监督小语种新闻生产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媒体人方可成向世界说表示，这件事反映了新闻生产其实是一个并不具备严格质量控制的过程。“生产模式决定了新闻生产就是快速的乃至凌乱的，很难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他表示，目前新闻界并没有一个通用的质量控制机制，往往只是靠编辑的经验。但是对于驻外记者发回的报道，编辑往往没什么经验来应对。相比于英文报道，小语种的报道又更缺少读者和同行监督。他认为NRC的回应有些避重就轻，应该针对造假本身“就事论事”。

 

△ 来源：President of Russia 官网

 

NRC国际部主编Elske Schouten在接受世界说采访时表示，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是NRC编辑流程的一个部分，对国内报道和驻外报道都一样。不过NRC并没有单独设立“事实核查员”一职。在她看来，单独设立事实核查员是比较“盎格鲁-撒克逊的现象”。

 

黄昱帆曾在一家美国报纸担任过三年驻京研究员。他向世界说表示，每个行业都有“想出名又懒惰的人”，而记者这个职业“蛮靠良心的”。看到张超群的陈述和采访对象的邮件往来，他倾向于认为荷兰记者做了假，因为“引言都很有报道效果”：既符合报道的主题、又有戏剧性。“做过这些新闻题材的都知道，让别人开口对你说话、尤其你还是外媒的时候，有多难。这些采访只能通过这个中国人来做，如果这个中国人说他采访的人就是没有说过这些话，那只能是没有。”他表示。

 

他曾任职过的媒体有比较严格的监督机制，比如，所有匿名信源都需要经过亚洲总编甚至更高层的许可，才能使用。“你的遣词造句都是推敲过的。如果有不真实，你和同事这么多遍审稿自己都忍不了，更何况如此大段的编造。”他表示。

 

△ 来源：opposition24.de（ CC BY 2.0）

 

外媒看中秘，一种“殖民”的居高临下？

 

此次事件在外媒圈引发了诸多讨论的同时，也将“中秘”这个群体推到了舆论的中心。

 

中秘，即外媒的中国雇员，有时也被称为新闻助理、研究员、翻译。外媒记者的大量日常工作需要依靠中秘来完成，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的规定，中秘没有新闻采写权，无法在报道中单独署名。

 

“中秘的话语权小、认可度低、责任却重大”。在一家国际通讯社供职了十年的记者伊女士这样总结中秘的特质。薪酬不对等、上升空间小、没有成就感、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成为了中秘们最常见的考虑，也常常导致外媒记者与中秘之间紧张的工作关系。“中秘俱乐部”等微信群常被中秘们用来倒苦水，甚至还定期制作排行榜，吐槽合作过的奇葩外媒记者。

 

张超群的揭发行为被中秘圈力挺。曾身为中秘的黄昱帆向世界说表示，张超群愿意站出来大家都很支持，因为认真敬业的记者都会对造假本能地厌恶。他合作过不少让人敬佩的外媒记者，但“这个行业也和很多行业一样，良莠不齐”。

 

一位名叫Yajun Zhang的前中秘针对张超群事件写了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将中秘的困境形容为“夹在国家机构和外媒之间”，他们是“媒体中的夏尔巴人”，类比青藏高原上助人登山、不计功名的夏尔巴人。文章引起不少中秘的共鸣。

 

△ 来源： UNclimatechange （CC BY 2.0）

 

在外媒记者伊女士看来，这次事件反映出外媒在中国当前的运行机制，需要有所改变。这种建立在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之上的机制，有时会给不道德的行为留下漏洞。“中文很难，中国文化很特殊，中国政治很复杂”，这些都意味着很多外媒记者需要严重依赖中秘来完成工作，但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很可能还不如中秘。中秘如果发现记者有问题，但没有一个好的举报机制，声音往往不被听到，甚至可能会影响他们找下一份工作。

 

中秘的晋升机制也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外媒记者向世界说表示，中秘不能成为外媒正式记者、不能署名的规则非常不公平。他目前供职于一家国际财经媒体，自己刚开始入行新闻业时也是从助理做起，18个月以后转为了全职的记者。但他周围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媒体人，因为规则的限制只能多年一直停留在助理的位置上。

 

伊女士还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不少外媒记者在看待中秘时，会有一种类似“殖民”的态度、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记者在回到自己母国时是不允许有这种态度的，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时就有。这当然也不是新闻业专属，跨国企业也会有。“但记者应当该按照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否则我们怎么能说，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公共利益呢？”伊女士说。

 

至于事件是否会对外媒的整体声誉造成影响，伊女士认为，肯定会有，但这只是个例，并不是所有外媒都这样。外媒社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反思下外媒在中国的运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她认为，驻华外媒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联结”角色，而不是敌对。

 

“在我看来，这次事件并不是什么中外对立、中西对立。”黄昱帆说，“而是对与错的对立。”

 

荷兰媒体的冷感回应

“我感到很惊讶。他（盖澄澈）可以说是荷兰最受尊敬的记者之一，经验丰富。”荷兰记者Jannie Schipper向世界说这样描述了她看到造假丑闻时的感受。多位荷兰媒体界人士向世界说表示，盖澄澈在荷兰新闻界从业多年，非常资深，有很多忠实读者。他曾外驻过多个国家，明年即将退休。

 

NRC在荷兰媒体业有着超过百年的根基，与Volkskrant（《人民报》）和Trouw（《忠诚报》）被认为是荷兰最重要的三家报纸。左翼自由派的立场、国际化的报道角度为它迎得了不少精英读者。

 

△ Trouw媒体大楼  来源：Alper Çuğun摄（CC BY 2.0）

△ Volkskrant大楼    来源：tmarringa摄（CC BY-NC 2.0）

但驻华记者涉嫌造假一事并未在荷兰媒体圈引起太多关注。截至世界说发稿时，除了NRC的回应声明，在其他的荷兰语媒体中，只有一家名为villamedia的媒体行业网站援引NRC回应做了报道。荷兰的主流媒体尚未看到相关报道。

 

“一个丑闻事件，如果没有引起国内的足够关注，报社的重视程度会不一样。”荷兰媒体Trouw的驻华记者施云涵表示。她所供职的Trouw几年前曾在荷兰经历过一场造假丑闻，当时一名报道国内事务的记者编造了海牙地区穆斯林极端化的故事，引起震动。事后Trouw出台了比之前更严格的实名采访制度。该制度也被应用于Trouw的驻外报道中。

 

Jannie Schipper曾担任包括NRC在内的多家荷兰媒体的驻中东记者。她感到，大多数情况下媒体编辑部与驻外记者的合作，“更多是基于高度的相互信任，而并非系统的事实核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