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国人，不该这么难

源济

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学者贝淡宁认为，“中国人”身份应该根植于文化，而非种族。

贝淡宁（中）与他的学生。 图片来源：WANG PEI
DANIEL A. BELL
华尔街日报  2017年 07月 24日 17:03

谁是中国人？其前提条件似乎很简单：长得像中国人的人。

但是想象一下一个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年轻女性。她的祖母来自中国，而她正好遗传了祖母的许多特征。她不会说中文，对中国文化毫无认同，把自己视作一个自豪的美国人。当被称作中国人的时候，她会理直气壮地拒绝这一标签。

或者再以我自身为例。我出生在加拿大，有着高加索人的面貌特征，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会讲中文，认同中国文化，如今也已经是中国永久居民。但是几乎没有人把我视作中国人。

这两个例子都表明，中国人的身份仅属于某个种族的观念在当代中国仍是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并且这一观点在其他地方也至少间接地得到了认同。

在中国，我感觉自己受到欢迎和关爱。我的妻子是中国人，自从2004年来到中国内地，我一直努力融入这个国家。但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做到。我的中国朋友有时候叫我“中国女婿”。这是一种赞扬，但是这四个字也意味着我并不是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

这种障碍并不是法律层面的。外国人可以通过和中国公民结婚获得中国国籍，只不过实际中很少有人这么做。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13.9亿中国公民中只有1,448 人是归化公民。中国不允许公民持有双重国籍，导致转为中国国籍的决定更加艰难，但是原则上来说，种族并不是成为一名中国公民的障碍。

语言也不是中国人身份被普遍接受的主要障碍。我的中文远非完美，但是我可以用中文作学术演讲，叫车的时候我流利的中文会让司机感到震惊，通电话时他们还以为自己要接的是一名中国乘客。数百万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公民普通话讲得一塌糊涂，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们的“中国性”。

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我自身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信奉。我多年来一直从事儒家思想研究工作，这对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曾被多次告知，我对中国文化的信奉比很多中国人还要“中国”。在中国参加各种会议时，我往往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人。

获得普遍认同的真正障碍，是认为定义中国人属于种族划分的观点。对非我族类的偏见在任何文化中都十分常见，而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在古籍中找到对非汉族中国人的轻蔑评论，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族主义兴风作浪的悲剧。可能带有中亚血统的羯族建立了后赵政权，但却很快在公元350年被赶尽杀绝。据说这场杀戮专门针对高加索人种，许多留了胡子的人仅仅因为看上去太像羯族就惨遭杀害。

但是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一股更鼓舞人心的潮流。正如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历史学家Yuri Pines 所指出的一样，古代中国的主流精英文化将文化归属，而非种族或民族归属视作公民身份的最重要特征。中国人是遵循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 年）礼仪规范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学着成为中国人。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繁荣昌盛的年代，也曾是一个欢迎外国人的开放社会。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都长安是一个拥有近100万居民的多文化城市中心，吸引着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移民，其中主要包括突厥人、高丽人和粟特人（一个古伊朗文明）。阿拉伯学者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国最出名的诗人李白就可能有中亚血统。

但是唐朝的开放盛世最终势微。自公元8世纪爆发举世震惊的安史之乱、回纥人和吐蕃人攻占长安之后，中国对异族的态度陡然转变。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中国强大并且安全的时候，社会各界，包括政府最高层都对外国人表示欢迎，愿意雇佣外国人。当中国弱小的时候，外国人往往受到质疑，甚至仇视。现代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1899-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起义者们试图通过暴力将西方势力和基督教势力驱逐出中国。

事实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时期应该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百年国耻”期。中国精英群体开始意识到中国不仅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本身就是个难以立足的弱国。中国在战争中败给了西方列国和日本，领土被外国列强瓜分。

正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基于种族的中国认同观念开始紮根。当时的改革先驱，包括学者和政治思想家康有为在周游列国之后得出了一个悲观结论：各个不同种族正陷入为生存而战的殊死搏斗。他们将中国人身份视作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种族基础，并以此立足世界，抵御其他类似构成国家的侵犯。

这种经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态度。但是，中国已经重建了一个强大兴旺的国家，不必惧怕被他国欺凌，并且已经成为巨大的世界经济网络中的关键一环。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回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它对身份的概念可以回归更宽容的状态，接纳符合“中国性”文化标准的人。

同时，这种转变也具备现实主义基础。清华大学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阎学通先生就认为，中国应该雇佣更多的外国人担任公职人员，并且推动他们获得中国国籍。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硬实力超越一个必要的水平，中国要竞争的是人才而非经济或军事上的优势。

采取超越民族或种族背景、向所有人开放的精英移民政策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目前已经废弃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比例失调，老年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世界各地年轻精英移民的贡献，将让中国获益匪浅。

习近平主席将其治国指导思想描述为“中国梦”。本人的“中国梦”非常简单：不仅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人，还能成为中国同胞们心目中的中国人。

贝淡宁(Daniel A. Bell)博士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同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是贝淡宁博士的最新著作。 本文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