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1982-2010，他的镜头记录下时代变迁中的河南乡村

源济

1982-2010，他的镜头记录下时代变迁中的河南乡村
历史故事发布：2017-07-10  腾讯网

王立力不合时宜地按着快门，新人和旧人、洋装和土袄、时尚和乡村、传统和现代，同置一个画面。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作为商业符号的广告和作为信仰符号的圣像，与我们的生活现实和现实中的我们，形成一种奇特而诡异的共在状态。我们或将他者奉为神偶，让他们“代表”自己；或随大流进入角色，乔装打扮。然后热热闹闹，招摇过市，展演一场群体“认同”的戏剧。中国转型期某些独特的社会现象，寓言般地“显影”了。


   
作者 | 王立力
1952年生于军人家庭。自1971年接触摄影，1990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02年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摄影金像奖，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出版物提名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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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6日，河南省孟津县。庙会上等候进香的香客。





1982年1月15日，河南省洛阳市。市郊关林的骡马交易市场。这里曾是豫西地区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骡马交易日趋萧条，现在这种场景已不多见。





1999年2月28日，河南省宝丰县。赶会的人们通过简易的桥面往返于小河两岸。





1999年3月2日，河南省伊川县。孩子们在院子的秋千上玩耍。




2000年2月3日，河南省伊川县。春节前的年货市场上，一位小贩在向行人展示新潮年画。





2001年11月10日，河南省伊川县。从采石场上经过的西洋乐队。村民自己筹款组建了一个西洋乐队，为本村或外村乡亲们举办红白喜事、开业庆典演奏。





2002年4月26日，河南省伊川县。农民自发组织“三个代表”宣传队到庙会上宣传。“三个代表”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03年1月31日，河南省伊川县。一位男青年正在乡村照相馆照相。





2003年3月11日，河南省宜阳县。一位算命先生正在等候顾客。在中原农村，人们把算卦的人称为算命先生。这些人常年游走江湖，多熟记天干地支、五行及相生相克之理。算卦时，通过观察、询问等方式，套取求卦者口风，以了解其心事，并根据求卦者的心理，推算出吉凶祸福。在向求卦者指出避祸趋福之路后，向其索取卦金。




2003年4月4日，河南省宜阳县。乡村庙会上，人们聚集在山坡上观看县剧团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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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15日，河南省渑池县。村民用船将神像北渡黄河运往山西。




2003年5月16日，河南省孟津县。新郎张向辉和新娘贾艳艳在乡村婚礼仪式上。由于当时正值预防非典的紧张时期，凡是聚众活动都必须减少或取消。即使村民举行婚礼，也要上报乡政府同意才行。同时，村里要对婚礼现场的外来人员进行认真消毒，对举办婚礼的时间和参加婚宴的人数严格控制。




2004年2月7日，河南省浚县。在大伾山吕祖洞前的保安和道士。




2004年5月3日，河南省伊川县。在寺庙里守护神像的人们。




2004年5月6日，河南省孟津县。一位老人从演出结束的戏台和大鼓前走过。




2005年2月24日，河南省浚县。在古庙前的雪地上，行人从等候为顾客拍照留念的骆驼前经过。




2005年3月23日，河南省偃师市。赶庙会的人们，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2005年4月9日，河南省偃师市。乡村庙会停车场上的拖拉机驾驶员。




2007年4月19日，河南省宜阳县。一位村民在停满摩托车的山坡上放马。




2009年3月11日，河南省襄城县。一处正在维修的宗庙。




2010年3月27日，河南省南召县。行人从民间医生的广告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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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国家、照相机

河南是人文纪实摄影的富矿和宝地。1996年秋，我结束了在云南边防24年的军旅生涯，回到洛阳。在新岗位尽心尽责干好本职工作之余，我心中惦念着的，依然是摄影。

与摄影结缘，于我而言是件很偶然的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结束两年多知青生活回到城里的我，一天在一位同学那见到了他父亲的一部国产120相机，我感到十分新奇。后来，这位同学把相机借给我玩了一段时间。从那时起，我认识了照相机，并为之深深着迷。摄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也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真正让我拿起相机拍照，是在1973年6月，入伍不久的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当时我所在的是边防连队，文书除了大量份内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事宜就是摄影。起初，我并不理解摄影对于一个边防连队会有什么意义，但后来我逐渐明白，这种影响非但不小还很重要。当时中缅两国边界虽已勘定，但由于边境地区敌情、社情十分复杂，界碑与界碑之间又无明显的建筑物连接，所以，一旦界碑位置发生移动或变化，两国国界不仅难于甄别，而且还会引起两国的外交事端。

连队要经常组织小分队到国境线上巡逻，查看界碑。每次巡逻，文书必须要带上照相机跟随前往，对巡逻所经过的每座界碑的方位和环境进行拍照。下次巡逻时，还要带上前一次拍摄的照片，对每个界碑的方位和环境进行比对，一旦发现界碑移位等问题要立即向上级报告。当文书的那段时间，我为连队拍摄了许多界碑的照片。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摄影记录事物的属性，对于一个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1975年7月，云南省腾冲县，摄影师王立力在暗房放大机前调焦。

当时，连队配备的是国产120双镜头反光相机，用的是上海牌120黑白胶卷，每次巡逻只能使用一个胶卷。每次拍完，我都要自己配药冲洗，条件也非常简陋。我用军被把门窗捂严，保证不漏光，然后找两个搪瓷碗分别倒上显影、定影，用洗脸盆装上清水，就开始在黑暗中打开胶卷，放进装着显影液的碗里，两只手不停来回卷着胶卷，心里默默地数着数，直到显影结束。之后是定影，胶卷晾干再印成小样备用。


第一幅摄影作品

1973年10月，云南省腾冲县，四个小伙伴。

说起我的第一幅摄影作品，那是1973年10月的一天，我和连队巡逻小分队一起执行任务回来。经过一个村口时，突然发现有四个孩子正在看着我们，他们的神态一下子吸引住了我。这时看到相机里还剩两张底片，我来不及从取镜器对焦，大体估算了下距离，把焦距调到2.5米，来不及调整曝光，我按下了快门。当我想再好好拍一张时，四个孩子已经跑回村里了。胶卷冲洗后，我感觉这张不错，人物神态自然生动。于是，给它取名《四个小伙伴》。

后来，一位来连队搞摄影创作的记者住在连队，熟悉以后，我把这张照片的小样拿给他看。他看后显得十分惊讶，告诉我这张照片是有明显问题的。四个孩子不仅没有穿鞋，还有两个孩子没有穿裤子；他们的表情虽然生动自然，但没有笑容，显得不快乐。他让我以后不要再拍这一类照片，这一张也不要再给别人看，免得惹麻烦。

他的一番话，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文革还没结束，无限上纲、极左思潮在部队也依然存在。我小心地把这张底片用白纸包好装进信封收起，不敢再给别人看。

后来，在昆明市一次摄影研讨会上，肖敬志老师看到了这张照片，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鼓励我，这张照片真实感人，很有价值，我注意到拍摄身边的人和事，很有意义，拍摄的路子是对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人文摄影的真实性

在我的拍摄生涯中，也曾有过把摄影当艺术“创作”的阶段。记得在连队当文书时，曾陪同过一位从北京来的画报社记者。他来了以后，一直下雨，也沒地方去，就住在我们连队的招待所。三天后，雨停了。他非常兴奋，告诉我，这几天他想好了一个画面，咱们一起去进行创作。

他让我从驻地村寨找来两个傈僳族民兵，穿上民族服装，背上长刀、子弹袋和半自动步枪，一起跟他去河边。顺河往上，来到一段较窄的河面，只见一棵有一人腰粗、已经有些腐朽的麻栗树横跨河上，形成一座天然独木桥。一缕阳光斜射桥上。

由于连着几天下雨，河水上涨，波涛汹涌。记者见状，连声说好。他让我指挥两个民兵，他到离独木桥不远的下游选景。只见他转来转去，选好了拍摄角度，并端起那台黑色哈苏500相机，示意我让民兵从独木桥上跑过去，且动作要快、不能停。我当时想，雨后的路很滑，朽烂的独木桥湿漉漉的，让他俩跑过去能行吗？我只有仔细叮嘱两个民兵，按记者要求，一定注意安全，并让他们开始行动。结果，他们没有跑，而是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从独木桥上走了过去，然后又返回。

记者可能不满意，冲我又吼又叫，不停地摆手，意思是不行，重来。我把记者的意思告诉他俩后，当即遭到拒绝。他们说，树都糟了，上面很滑，河水又大，跑快了很危险。我随后向记者摆摆手，告诉他不行。可记者不同意，一直挥手让我告诉他俩要很快冲过去。无奈，我只有让他俩再来一次，尽量快一点。并告诉他们，北京来的记者，是进行摄影创作的，要宣传你们百倍警惕守边疆事迹的，好好配合一下。通过做工作，他俩点头表示同意。我赶紧示意记者做好拍摄准备。

一切就绪后，我让他俩开始行动。谁知第一个民兵刚跑到中间独木桥就断了，连人带树掉进河里。第二个民兵因为跟的太近，没有反应过来也直接冲进了河里。见状我惊出一身冷汗，立即转身朝下游跑去救人。记者此时也慌了手脚。幸好他俩会水，终于在下游离独木桥100多米的地方爬上岸来。上岸后，两人怒气冲冲地拔出长刀，要把记者砍了。

通过这件差点闹出人命的事，我对摄影有了新的认知。我觉得，如果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设计一个情景和事件，然后去组织拍摄，并把这个当作摄影艺术创作，的确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这样的人文摄影不适合我。因为只有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去进行拍摄，才能保证事件的真实性。

回到河南后，我依然坚持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拍摄，坚持用相机记录自己熟悉的生活，继续关注身边的人和事。


庙会，必去之地

2010年3月，在南召县庙会上进行拍摄。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我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干好。为了平衡好摄影与工作的关系，我把工作放在首位，闲暇时再考虑摄影。这样做，得到的是工作做出了成效，对得起组织和同事；失去的，可能是一次次的拍摄机会。

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进行摄影，困难很多。第一，不了解河南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生态，不了解河南的风土人情；第二，河南的人文纪实摄影已是高手云集。老一辈的王世龙、魏德忠等奠定了影像高度，之后的于德水、姜健、闫新法、武强等更是凭借扎实的纪实摄影功底，在河南乃至全国声名显赫。我怎么拍？拍什么？去哪里拍？的确是一道难解之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自己定位：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入手，扬长避短。我努力了解河南的情况，积极参加省里和市里组织的摄影活动和摄影比赛，了解河南摄影人关注的选题和内容，虚心向河南摄影界老师学习。渐渐地，河南的摄影人接纳了我，对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为我后来的拍摄提供了动力和信心。

在河南拍摄人文纪实，住地周边大大小小的庙会是我的必去之地。因为庙会是河南城乡群众的民间博览会，也是集中反映人们宗教信仰、商贸活动、文体游艺的大聚会，是人们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庙会的渊源始于轩辕皇帝。上古时期，“庙”是帝王、贵族用来祭祀祖先的场所。“会”指的是天子与诸候之间的会见。“庙会”在当时是帝王、贵族们舞乐祭神的重要政治活动，平民百姓不能参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此时道教也逐渐形成，唐宋时期达到昌盛，出现了规模庞大、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宗教仪式中大量增加了舞蹈、戏剧等娱乐活动。与此同时，原始民间信仰也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庙会发生演变，成为集祭祀、宗教、游玩于一身的定期不定期举行的民间聚会。

唐宋时期的庙会虽然在规模和数量上已相当可观，但主要以群众参与和娱乐为主，商贸活动还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明清以至于近代，庙会才逐步完善和发展，商贸活动日趋活跃，宗教活动逐渐淡出。在明末《 帝京景物略 》一书中曾对当时参与庙会的各色人员作过一番统计：庙会上看热闹、游玩的人占60％，购物的人占30％，进庙烧香拜神者占10％。

2005年3月23日，河南省偃师市。在牛心山顶举行的乡村庙会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河南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至今仍保留了许多与土地、农业、生活有关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神灵武士等。人们之所以如此崇拜神灵，祀求平安，和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河南在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中，儒、释、道精神根深蒂固，人们的精神生活、信仰崇拜与這些不无关系。

庙会是民间信仰和图腾崇拜展现地最为完整的场所。这里，既有原始的自然崇拜，也有对祖先、圣贤、佛道、鬼神的敬奉。

在对自然的崇拜中，人们首先是对天象的崇拜，如人们常说“老天爷”“苍天”“上天”“天意难违”等。同时，人们还崇拜大地、山石、水火、动物、植物等。认为“天为万物之父，地为万物之母”“天地君亲师”就是天地为首。人们在宅院门庭正对路口的大门外竖一石块，上书“泰山石敢当”，认为石能镇邪；称石磨为“白虎神”，石碾为“青龙神”等；还有视河神为“水龙王”，火神为“火神帝君”，灶神为专司人间烟火的“灶王爷”等等。以及人们对于龙、凤、狐狸、喜鹊、燕子、鱼、牛、驴、羊等动物的崇拜，对松、竹、梅以及桑、柏、榆、柳、槐等树木的祭祀和崇拜。

人们除了对自然的崇拜，还崇拜祖先和圣贤。人们深信祖先的灵魂不灭，并会对后代的生活产生影响。民间有“女娲造人”的故事；庙会上有女娲庙、太昊陵、伏羲庙；人们还把春节、清明节、农历十月一定为祭祖日；在中堂神案按辈分摆放和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和新逝长辈的遗像；一些世家大户则在村里建立祠堂(或称家庙)，祀奉祖先。

在民间，人们还建庙宇，把各行各业尊奉的神视为行业保护神。民间对圣贤的崇拜，比较常见的如：关羽、孔子、老子、周公、吕洞宾等等。铁匠、铜匠、银匠以及炉匠、补锅匠、烧窑匠等手工业匠人都以老子为祖师，建老君庙进行祭祀；又如木匠、石匠、画匠、泥水匠等土木建筑业等尊鲁班为保护神；还有裁缝业尊轩辕为祖师，认为轩辕发明了衣服；医药界尊孙思邈为祖师，在各地建有药王庙奉祀；商界敬财神，又分文财神(赵公明)、武财神(关羽)；戏曲业尊唐明皇为祖师，“拜过唐明皇，演戏胆就壮”……

除了对自然、祖先的崇拜，人们还崇拜鬼神。民间有“人死成鬼”的说法。对于鬼神，也有善恶之分。敬善鬼，远恶鬼。城隍庙里的城隍，据说是由《周礼》蜡祭八神之一的水（隍）庸（城）演化而来。所以在河南各地，城隍庙比较常见。

城隍庙大殿内供奉着威灵公的木雕像一尊，两侧塑判官、速报二神。每年春、秋、冬三季各地城隍庙都会请城隍出巡。春季在清明，为“收鬼”；秋季在农历七月十五，为“查鬼”；冬季在农历十月初一，为“放鬼”。民间视这三个日子为鬼节，只有城隍爷出巡，才能弹压群鬼。

在民间，人们遭受灾祸，认为是恶鬼作祟，于是就有了驱逐鬼魂的仪式。信鬼者一旦遇到灾祸，便请来僧人、道士或巫婆、神汉在家里驱鬼去灾。民间还有在门前种桃树、门内种夹竹桃避邪；门上贴门神镇邪；门顶悬“照妖镜”驱鬼；春节、端午在门上挂柏枝、插艾叶鎮鬼；门后放一桃木棍防鬼；放爆竹去秽撵鬼等等。

这些年的庙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像半坡山庙会，2003年的时候，人们聚集在山坡上看戏，2007年，山坡上已放满摩托车。还有1982年的关林牲口会，那个年代农民视牛、马、驴、骡等大牲畜为家庭主要劳动畜力，而现在，这样的骡马交易会早已退出市场。


如数家珍的底片和发黄的采访日记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我感到愉悦。在河南的二十多年，我利用业余时间，拍摄完成了《朱仙镇木版年画》《建在地下的四合院》《民间手艺人》《牛市上的“经纪人”》《庙会档案》《拆迁记事》《黄河边的古柏》《仿古青铜器的传人》等专题。

因为业余，所以我没有专业摄影人那样的工作压力，也没有专业摄影人那种被光鲜亮丽光环笼罩着的苦痛。在拍摄之前，我会尽量做好功课和文案，拍摄时就不会很盲目。我坚持用传统的机械相机(135，120，4x5)和黑白胶卷进行拍摄，坚持自己在暗房冲洗，用纸基纸放大照片。

有一次，朋友来访聊摄影。当他看到我桌案上堆积如山的十几万张底片和近百本采访日记时，不胜感慨：且不说你这几十年拍摄这些底片和采访文字花费了多少心血，把它们完好地保存并整理出来，已经很不简单了。

夜深人静，当我面对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如数家珍的底片和发黄的采访日记时，有欣慰也有困惑。欣慰的是，我熟悉的人和事都被我留在了影像和日记中；困惑的是，整理起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可时间和精力于我来说，则显得愈发珍贵了。

关于王立力

王立力，祖籍安徽，1952年生于军人家庭，1968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2年应征入伍，1996年转业地方。自1971年接触摄影，1990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02年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摄影金像奖，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出版物提名奖、第三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年赛（文体游艺类）一等奖、全国摄影艺术展“纪实类”优秀作品奖、全军摄影艺术展优秀作品奖、云南省摄影艺术展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