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欧美科学家走上街头大游行？

源济

一些科学家表示，他们参加游行是因为感到国际政治环境对科学的怀疑气氛越来越浓，而且他们也日益认识到，发表论文并不是与公众交流的最佳方式。

图片来源：PLOY ACHAKULWISUT
DANIELA HERNANDEZ
华尔街日报  2017年 05月 16日 16:44

4月22日，各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及其支持者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首次“科学大游行”(March for Science)，组织者希望借此吸引全球逾500座城市的民众共同参与活动。

很多科学家向来回避公共政治活动，原因是怕别人质疑自己的科学客观性。这次的“科学大游行”以及4月29日的“人民气候游行”(People’s Climate March)也有很多科研人员选择不参加，他们认为科学团体和政治团体（成员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有很大区别。

不过我们采访了大约24名科研人员，他们表示，自己参加游行是因为觉得国际政治环境对科学的怀疑气氛越来越浓，而且他们也日益认识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不是让公众了解科学对社会和经济的促进作用的最有效方式。部分科学家表示，即使不走上街头，他们也会以教育计划、公共政策工作等方式倡导科学。

我们同一些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他们不同程度地参加过各种社会及政治活动，他们认为科学家很有必要走出实验室，让公众了解自己的工作。

MARYAM ZARINGHALAM，28岁。她在大约一年半以前和同学一起做了一档专门关注政府科学政策的播客节目，名为《科学肥皂盒》(Science Soapbox)，她此举既是为自己今后去华盛顿工作做准备，也为年轻科学家展示了一条学术之外的职业道路。今年再过些时候，她就要前往首都华盛顿成立一个政策团体。身为分子生物学博士的Zaringhalam表示，提起科学家，人们马上想到的往往是白人男性，她希望通过为科学代言来扭转大众的印象，让人们意识到，科学家也有像她这样属于移民后裔的年轻女性，从而最终推动科学的多样化发展。她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游行。

分子生物学博士Zaringhalam。 图片来源：ERIN BROW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ANIEL WESTCOTT，36岁。WESTCOTT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今年是他攻读植物生物学博士的第三年，他觉得人们对科学越来越“漠不关心”，思及职业前景，这样的现状令人“心灰意冷”。他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很少与科学家交流，还把科研人员视为“怪人”。为了消除这些刻板印象，他和伯克利的同学前往农贸市场等地组织社区活动，在普通场合向邻居介绍自己的工作。他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游行。

植物生物学博士WESTCOTT 图片来源：JAKE NICOL/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RYN AUSTIN，50岁。AUSTIN是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一名教授，为了将饮食功能失调的相关研究成果落实为公共政策，她在本学院开展了“预防饮食功能失调策略培训计划”。她指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游说议员为饮食功能失调研究提供更多资金，并建议他们就存在健康隐患的减肥药品和膳食补充剂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制度。Austin博士还指导学生在州立法听证会上为立法案证言。她表示，以上种种“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能让我们在立法过程中发声。”她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游行。

BRYN AUSTIN（中）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SARAH SHOLES/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ACK RYAN，18岁。RYAN和他53岁的老爸MARTY从位于印第安纳州费希尔斯(Fishers)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华盛顿参加科学大游行，他们说，这是他俩人生中头一次“抗议活动”。为了参加游行，原本要上班上学的两人各请了一天假。MARTY说：“我认为科学实力和经济实力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现在吸引着全世界最好、最聪明的人才，这种情况能一直持续下去吗？”这个年轻人则表示：“科学不属于红营也不属于蓝营。它就是科学。”（译者注：红色和蓝色分别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色）。他打算明年秋天前往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进修化学和工程学，同时也希望和其他科学爱好者联系交流。

DANIELLE LEE，43岁。LEE最近刚刚担任爱德华兹维尔(Edwardsville)的南伊利诺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生物科学助理教授，她推动科学多样化发展的方式是为圣路易斯(St. Louis)地区底层社区的学生提供指导，并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上发声。她的目标是：确保少数族群学生获得成为成功科学家所需的资源。她表示，不提供支持其实就是将他们拒之门外。“行动主义就是利用资源找到机会，纠正错误。”她说，“在这个例子中，就是为那些原本被阻隔在科学大门外的人提供机会。”她没有参加科学大游行，因为她觉得组织者“在多样性问题上做得不够好”。

南伊利诺大学生物科学助理教授DANIELLE LEE 图片来源：ALECIA HOYT PHOTOGRAPHY

LYLE CLUGG，76岁。CLUGG是一名有着数学背景的退休计算机系统分析师，他说自己从大选以来就一直参加各种游行活动。他住在科罗拉多州蒙特罗斯(Montrose)，不仅参加了当地市政厅会议，还给议员们打电话反映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拨款以及竞选筹款法等。“虽然算不上什么，但已经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做得多了。”他说，“我不喜欢我们国家现在的走向。”他因故无法参加此次游行。

LUCKY TRAN，33岁。TRAN是科学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传播学者，他认为，科学家要与社会公众“真正地交流互动”，“而不是任由数据说明一切”。若要改变公众对科学的看法，让科学推动法规政策的制定，这样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推行不合理的科学政策，受影响的将会是实实在在的人……尤其是低收入边缘群体。”身为越南裔难民的TRAN博士表示。这位前分子生物学家希望这次游行能帮助科学家和科学拥护者与“普通民众”联系交流，让他们“能够探知了解”大众的想法，从而做出改变。

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传播学者LUCKY TRAN 图片来源：ERIN BROW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ANNIS HARGROVE，34岁。HARGROVE在米苏拉(Missoula)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农村社区残疾人群研究与培训中心(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on Disability in Rural Communities)担任研究项目主任，HARGROVE表示，近十年来，她不停地给当地报纸去信，“每周，有时候甚至是每天”都给议员打电话，呼吁他们关注医疗保健渠道、生育健康以及公共土地管理等问题。她参加了在米苏拉举行的科学大游行。

DANIEL SANCHEZ，29岁。SANCHEZ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化学工程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斯坦福大学卡内基科学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做博士后。他决定今年秋天离开校园，前往华盛顿参加国会研习计划。Sanchez博士希望“真正了解影响科学圈和相关公共政策的法律背景”，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科学知识的法律化（尤其是能源相关领域）。他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游行。

斯坦福大学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博士后DANIEL SANCHEZ 图片来源：JAKE NICOL/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AVE KUNG，44岁。KUNG是马里兰州(Maryland)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的数学教授，他时常写信给报纸编辑，还参加了数十次游行活动，主题多与薪酬平权、女性权利以及打击假新闻。“科学正在政治化，当下尤为明显。我想以前肯定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回到每个人都关心讨论科学发展的时代。”他说，“我希望科学让我们的全国对话能更多地以科学为依据。”他开设了一门《社会正义数学课》(Math for Social Justice)，帮助学生从数学角度理解投票权和种族偏见等问题。他因故无法参加科学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