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电影 | 这部被禁32年的电影，究竟有没有恶毒用心？

源济

这部被禁32年的电影，究竟有没有恶毒用心？ 

原创 2017-04-12 乌鸦 乌鸦电影

1972年，意大利。

 

安东尼奥尼接到一封不同寻常的来信，因为，它来自遥远的中国。

 

彼时的中国，闭塞、遥远、神秘…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就像是海市蜃楼，听说过，却没人亲眼见过。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何许人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公认电影美学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中国政府邀请他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让全世界更了解中国。安东尼奥尼，世界著名导演，还是意大利共产党员，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而这部电影，最终掀起了滔天巨浪，改变了很多中国人以及安东尼奥尼自己的命运。

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首先对准了北京天安门。人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深蓝色和白色。唯一刺激的颜色只有城楼和旗帜上的红色。

 

为了和天安门合影，人们有序地排着队，然后摆出统一的姿势：双手放在两腿旁，笑容的弧度、身体的角度，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安东尼奥尼一行，必须遵守中方安排的行程拍摄，中方人员会告诉导演，哪些该拍，那些不能拍。

 

安东尼奥尼刚刚抵达中国，就曾与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放弃了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半年的计划，而是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现在，我们一眼便能看出什么是政府安排的内容：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歌声清脆嘹亮。

 

纺织厂女工下班后不愿离去，自觉的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她们激烈讨论着：再纺一米纱，我们就能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但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总会不经意地冒了出来。比如，安东尼奥尼拍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买卖，这在当时是违法的。

 

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不安，这与北京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对比。

自行车上，有人骑着骑着就放开手，打起了太极拳。

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镜头前走过。

在国棉三厂，安东尼奥尼还拍下了一位孕妇的生产过程，这是一场让人震惊的剖腹产手术。

 

医生用针灸给产妇麻醉，在产妇的腿上、肚子上插几根银针，再给银针通电。然后医生就开始剖腹了…

 

清醒的孕妇能听到手术刀的声音，她甚至能清晰地回答问题：肚子涨，有一点点疼，但不是特别的疼。

 

安东尼奥尼说：我像是到了月球一样。

河南，林县。

 

有一天，安东尼奥尼跑进了一个村庄，偷拍真实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吓坏了当地的村民。这里的农民，第一次看见一个欧洲人：金发碧眼，穿着奇怪，动作夸张。

村民们既害羞又害怕，他们躲在门缝里，石堆后，露出半张脸，好奇的盯着镜头后的那些人。

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像一个魔法棒：如果一个村民被拍中，立马变得肢体僵硬，然后掩着脸跑开。

 

安东尼奥尼在回忆录中写道：慌张的村民藏在自家门后，或逃离我们，然后又三五成群地回头看我们。

 

安东尼奥尼分明感到，他虽然和中国农民之间距离不到一米，却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真正的咫尺天涯，他们脸对脸，却对彼此一无所知。

1973年1月，《中国》在意大利首映。197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猛烈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洋洋洒洒近六千字，字字诛心。

文章中写道：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

 

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像。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甚至还说安东尼奥尼故意降低南京长江大桥的高度，使用冷色调，来消除中国真正的色彩和风景。

 

这部名叫《中国》的电影，在中国成为禁片，一禁便是32年。

批判活动从北京辐射到全国，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在1974年2月到3月，对《中国》批判的文字多达12万字，安东尼奥尼的名字还被编进儿歌：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这种批判不仅局限在中国，还波及到了身在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1974年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被一大群意大利左派激进分子包围，面对抗议和指责，他百口莫辩…

 

这部《中国》，成为安东尼奥尼这一生最不堪的回忆。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对中国的喜爱和善意，竟然会变成“反华势力”。

他在媒体采访中，用既愤怒又伤感的语气说：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不够尊重和革命...他们的语言深深伤害了我…他们称我“小丑”，我甚至找不到人为我辩护...

安东尼奥尼与当时的中国政府之间，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理解偏差？

 

我觉得，这很简单，中国政府把这部电影看作是一个“政治任务”，而安东尼奥尼把它当作了“艺术创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纪录片的真实之美，成了政客眼中的“别有用心”…

 

围绕这部电影的狂风巨浪，是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是艺术创作与政治需要的激烈冲突。

2004年，在被禁的32年之后，《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公映，一票难求。

 

当时中方邀请安东尼奥尼来华，但中风瘫痪的他已经无法长途跋涉。三年后，安东尼奥尼逝世。

时任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的外交官，因配合《中国》的前期拍摄，与安东尼奥尼有几面只缘，多年后，他在被采访时问到：如果再见到安东尼奥尼，会说什么？

 

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突然沉默了，望着远方，良久才说：我想...我会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