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

源济

刺死辱母者 

2017-03-25 王瑞锋 南方周末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右），于欢及其母亲曾在这里被催款团伙控制、侮辱，最后酿出了血案。（南方周末记者 王瑞锋/图）

全文共3413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 催债人用极端手段侮辱被告人的母亲。有人报警，民警来到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被告人欲离开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4个催债人被刺中，其中一人失血过多死亡。
  

• 法院认为，虽然当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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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血案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因暴力催债引起。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近4个月后，吴学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被刺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1

还不清的高利贷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工贸”）职工刘晓兰看到三辆没有车牌的轿车进入工厂，是在2016年4月14日下午4时许。她预感不妙。

他们一行约十人，拉来了烧烤架、木炭、肉串、零食和啤酒，将烧烤架支在公司办公楼门口，若无其事地烤串饮酒。

堵门，是这伙人催债的方式之一。此前，他们曾拉来砖头、木柴和大锅，在公司内垒砌炉灶烧水喝。“在当地只有出殡才这样烧水。”刘晓兰说。

位于冠县工业园内的源大工贸，2009年由苏银霞创办，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片。因公司资金困难，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两次分别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

苏银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于欢的上诉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表示，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工商资料显示，2012年吴学占成立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网上流传的一封举报信显示，吴学占以房地产公司名义高息揽储，招揽社会闲杂人员从事高利贷和讨债业务。

在山东冠县，不少企业热衷于向吴学占借款。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一旦企业无法还清高额本息，将面临暴力催债。“工业园有几家企业还不上钱，被卡车堵门，我也被恐吓过。”园区内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案发后不久，冠县工业园区22家企业联合凑钱，给源大工贸送来十多万捐款，帮助苏银霞打官司。“捐钱是因为同情她的遭遇。”上述企业负责人说。

2016年4月13日，苏银霞到已抵押的房子里拿东西。据她提供的情况说明，在房间里，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通话记录显示，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随后，她将自己的恐惧和绝望，哭着告诉了职工刘晓兰。

民警过来了解完情况，准备离开时，苏银霞试图跟着警察一起离开，被吴学占拦住。多名源大工贸员工证实，工厂多次被卡车堵门，不让员工进出。

2

“只有死路一条”

第二天，2016年4月14日，催债手段升级。

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限制在公司财务室，由四五人看守，不允许出门。“在他娘俩面前，他们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说的话都没法听。”于秀荣说。

当晚8点多，催债人员杜志浩驾驶一辆迈腾车进入源大工贸，将苏银霞母子带到公司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两张黑色单人沙发和一张双人沙发，苏氏母子分别坐在单人沙发上，职工刘晓兰坐在苏银霞对面。11名催债人员把三人围住。

刘晓兰说，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其间，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刘晓兰看到母子两人瑟瑟发抖，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

让刘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接待室的侧面是一面透明玻璃墙，在外面的一名工人看到这一幕，赶紧找于秀荣让她报警。当晚，于秀荣老伴的电话一直拨不出去，他走出去几百米，才打通了110。

22时13分（监控显示），一辆警车抵达源大工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于秀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名催债人员拦住她，“他问是你报的警不，接着抢走了我的手机，翻通话记录没查到报警记录，就把我的手机摔了，然后把我踹倒在地。”

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期间，接待室内发生骚动。刘晓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

又过了4分钟，22时21分许（监控显示），于秀荣看到有人从接待室跑出来。她和民警一起返回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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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紧接着，第二辆警车赶到源大工贸，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并把他带到派出所。于秀荣说，那是一把水果刀，加刀把十几厘米长，平时放在接待室的桌子上用来切水果。

在办公楼门口，于秀荣迎面看到，杜志浩捂着肚子走出来，“他还说了句，这小子玩真的来。我的迈腾呢？”其他人也陆续走出办公楼，开车离开。

杜志浩等人受伤后，自己开车去了冠县人民医院。于秀荣的老伴说，事发后他曾去医院打听，杜志浩因琐事还在医院门口跟人发生争执。

尸检报告显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杜志浩的家属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索赔830余万元。于欢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目前，于欢已提出上诉。他的上诉代理人殷清利仍继续主张，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他还认为，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4

“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在冠县工业园内，与源大工贸邻近的一家企业老板说，事发不久，他曾被警方喊去了解情况，“第二天吴学占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公安局说了啥”。

警方对吴学占涉黑团伙介入调查。苏银霞则另因一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也被警察带走。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张贴在源大工贸门口的布告显示，受聊城市公安局指派，2016年8月3日，东昌府分局将冠县“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摧毁，首犯吴学占已被抓获，迅速查清了吴学占等人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公安机关鼓励群众举报，并呼吁在逃人员主动投案。

聊城警方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源大工贸一案是吴学占涉黑案件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三名伤者中，严建军、程学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这两个被害人在于欢一审受审时已被“羁押于山东省聊城市看守所”。

死者杜志浩出生于冠县斜店乡南史村，因在家中排行老三，被人称为“杜三”。

南史村一名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三常年不在家，一直住在县城或东古城镇，给村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因琐事“揍他舅舅”。

杜志浩曾因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冠县东古城镇人所熟知。2015年9月30日，东古城镇一名14岁女学生被撞身亡，身首异处，肇事司机逃逸。

这名女学生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肇事当天杜的父母来给她送过东西。她后来收到了中间人给的28.5万元赔款，但自始至终没见过肇事者一面。“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民能怎么办呢？不然他得坐监狱，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晓兰为化名）

源济

山东辱母杀人案 | 正义感是块肥肉，谁都想来割一块 

原创 2017-03-26 陈香香 Vista看天下

1、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中国的社会，大概还徘徊在水浒传描绘的生态里。

就好比，「辱母杀人案」一出，很多人都在拿用水果刀保卫母亲的于欢和刺死淫妇的武松做比较，企图证明齐鲁大地上从来不缺少侠肝义胆之人。

的确，故事都发生在山东西北部的小城；二人都是热血满满的壮汉；母亲被辱，刺死恶人，被判无期，更像是从水浒的书页中跳脱出来的情节——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可于欢与武松毕竟不一样，在于欢身上发生的可不是什么行侠仗义和替天行道的故事。在媒体的披露中，他更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儿子：

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南方周末》

而于欢的归宿，也不再是聚集了同道之人的梁山，而变成了每个义愤填膺的群众。

2、众驴怼大巴

在这片魔幻的大地上，我们以前也经常看类似的社会新闻。无论案情多么一边倒，总会有人发出「虽然如何，但毕竟不该杀人」的声音，而这次，没有一个人觉得催债的流氓不该死。

是的，一个都没有。

不是「圣母」变少了，而是因为在这起「辱母杀人案」中，少有地聚集了在当下舆论场中倍受憎恨的群体：黑社会、警察、法院、政府、律师、媒体、银行，都在热腾腾的汤锅里扔了一颗老鼠屎。

尤其是警察，媒体报道中的他们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使用漠视的态度激怒了当事人，直接导致案件升级，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媒体报道外的警察，除了带着小话筒转发官媒消息以外，却统统禁声。

唯一敢说话的是聊城公安的好基友@济南公安，发的还是一条「毛驴怼不动大巴」的挑衅文。不管是密码被盗了，还是雇的临时工，都只能说双商欠费到简直看不下去。逼得人民群众纷纷伸出手指奔向警方的打卡机——

滴，毛驴卡。

3、如果是你

群众队型整齐的另一点原因，则是公众的情绪中「辱母至此，谁都忍不了」的最朴素的正义感。

这背后不仅仅是对于欢个人命运的判断，也是每个人内心的不安全感。毕竟我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新闻里面对权力、金钱、地位等不公时的愤怒似曾相识，这些愤怒都因为22岁的于欢，在此处汇流了。

更何况这次的「辱母杀人案」中，还赤裸裸地摆着两个字「辱母」。儿子救母，天经地义，涉及到每个正常人最不可侵犯的底线。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触动人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换你会怎样？

大家自动了带入这个绝境，发觉其中一施暴者，曾在两年前开车撞死过一名14岁女孩后逃逸，害起人来心狠手辣；

发觉当暴力机关都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的时候，眼前只有「杀人」或「自己死」这两条路；

更发觉当自己做出了和于欢一样的选择时，却没有成为名留青史的救母英雄，面临的却是判决书上的一句「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和法官口中「无期徒刑」。

任谁都会忿忿不平：他是个英雄而不是罪犯，他做了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都会去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被判刑呢？

4、舆论场上的无罪论

毋庸置疑，从情感的层面而言，于欢被判无期徒刑着实冤枉。

可公众号的盛宴，公知们的狂欢，网民们的愤怒，却随之演化出了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我恳求判于欢无罪。他们都会用一句话做结尾：

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马雅可夫斯基

先不论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马雅可夫斯基说的，但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就算不可耻，前提也还是犯罪。

事发之后，很多法律专家都已经分析过了：若要认定于欢是正当防卫，需要足够的证据表明辱母行为与刺伤举动的连贯性，刺伤发生在辱母进行时，还是行为中止之后，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

可这一点，在当下的舆论场上却并没有出现。反而最热门的评论都是简单粗暴的辱骂和结合情色的夸大（网传的口交蹭脸吃屎等行为都不存在），并以最快的速度被大众信服。

不能否认的是，每个看客都为于欢案件的重新引起关注出了一份力，把跳出「北上广房价」之外的「地方江湖险恶」又一次带到我们眼前。

可司法和带有个人主观好恶的舆论，还是不一样的。

最新进展是，山东高院已经受理了于欢的上诉。希望法院这次可以把「当事警察渎职」和「施暴者肇事逃逸」的舆论关注点提上日程；

但也要给高喊着「于欢无罪」的人提个醒——于欢杀了人是既定事实，应当承担法律后果，只存在量刑问题，就连于欢的辩护律师都没敢做无罪辩护。

5、高潮后的失忆

照着目前的态势，这无疑是舆论的又一次胜利。毕竟连人民日报都做出了妥协，在社评中打脸了此前警方「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的发声，称法律有时也应该向人情让步。

可一切真的这么简单吗？

回到问题的最开始，这是一起由媒体曝光的，由媒体调查的案件，连带暴露了多个社会问题：小企业破产保护、非法民间借贷乱象、黑社会的猖獗、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媒体的作用与尺度、小城市中产阶级的现状等等。

这些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却很有可能结束于一句「于欢要改判」，便不了了之。

或许说，对于「山东辱母杀人案」，我们知道不知道，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把自己的知道看得太重。

因为更多时候，我们不是自己以为的「正义的执行人」，而是一不小心，就会被放到各个立场的铡刀之下，成为下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

换言之，于欢判死判活判轻判重都不重要，捅死一个逼债人也不重要。因为稍微关注点儿社会新闻的人，就知道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于欢，下一个悲剧并不遥远。

当下一个于欢出现的时候，只要背后的问题没人重视，我们的希望就仍然只能寄托于一篇篇10万+的新闻稿，再一次靠舆论跟法律死磕；

而总有人躲在暗处，等待着向来记忆力不好的我们忘了于欢，继续作恶。

这才是最悲哀的。

源济

吴钩：宋代一起“刺死辱母者”事件 

原创 2017-03-26 吴钩 大家

文 | 吴钩

我今天想讲一个“刺死辱母者”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南宋绍兴年间，发生的空间恰好也叫做绍兴。

绍兴府在南宋初年出了一个状元——王佐，是一个很有操守的士大夫，他当秘书省校书郎时，恰好是权相秦桧之子秦熺提举秘书省，同僚都忙着奉承秦公子，惟王佐“未尝交一语”，话都不跟秦熺说一句。

王佐的母亲去世，葬于绍兴狮子坞。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月，王佐母亲的坟墓突然被人盗掘，遗骸被乱丢于荒野。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掘人坟墓、戮人尸骸，是对人最严重的羞辱，也是罪同杀人、法有严惩的恶行。当时王佐的弟弟王公衮，刚刚被提名为乌江县县尉（相当于县警局警长），还未赴任，正居家候任。得悉母亲遗骸被辱，当然十分愤怒。

但是，当地衙门却迟迟破不了案。王公衮是一个有着刑侦天赋之人，决定亲自出手抓捕盗墓贼。经过一番明查暗访，果然让他查出发掘母亲坟墓的人，是本村无赖嵇泗德。那个嵇泗德，也是一个盗墓的惯犯，“掘冢至十数”，曾因掘墓事败而被官府逮住过，却未知何故，又给放了出来，继续偷偷干着盗墓的勾当。

王公衮访得嵇泗德下落，很快就将他抓住，押送到绍兴府治罪。按照《宋刑统》，“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犯下盗掘他人坟墓罪行的人，判加役流刑；如果不但掘墓，还打开棺椁，属于侮辱尸体，罪至绞刑。嵇泗德掘墓开棺，曝人尸骸，显然已经触犯了死罪。

▲ 资料图：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剧照

然而，不知为什么，绍兴府的法庭却给嵇泗德判了轻刑。关于嵇泗德所获何刑，史料的记载略有差异，有的称“止从徒断，黥隶他州”，即刺配他州；也有的称“杖之而已”，只是打了十几板子。总之被轻判了。

王公衮得知侮辱母亲遗骸的罪犯才给判了一个挠痒痒一般的刑罚，“不胜悲愤”。此时嵇泗德还被关在绍兴府钤辖司的监狱内，尚未释放。王公衮便寻了一个理由，诱使监狱的守卒饮酒，结果将几个守卒都灌醉了。随后，王公衮手执尖刀，进了关押嵇泗德的牢房，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嵇泗德的性命。又斩下嵇泗德的脑袋，用手提着到衙门投案自首。

依大宋律法，故意杀人，当判死刑。但在中华法系中，这类“刺杀辱母者”的血亲复仇，一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即便在现代法治国家，王公衮的行为通常也会归入暴力型“私力救济”的范畴，跟一般杀人罪行不太一样。宋朝政府也是将血亲复仇跟一般杀伤罪区别开来，《宋刑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又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据此法意，“刺死辱母者”显然属于“情理可悯”的行为，对这一刑案，地方无权作出终审判决，需奏请中央法司裁决。

因此，绍兴府将王公衮系狱之后，马上呈报朝廷裁断。王公衮的兄长王佐当时是吏部员外郎，得知弟弟杀了人，入了狱，也赶紧设法相营救——他将自己的官告交还皇帝，说愿意用自己的功名、官职来替弟弟赎罪。

宋高宗下诏让给事中杨椿、中书舍人张孝祥等人议法。这叫做“杂议”，是宋代裁决疑案的一项司法机制：“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

议法的时候，张孝祥发表了一番立意深刻的演说，阐明国家立法与司法的基本精神。他的这番意见，我觉得值得今日的法官细细体会。

张孝祥首先提出：“复仇，义也。夫仇可复，则天下之人，将交仇而不止。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当诛也，吾为尔诛之；当刑也，吾为尔刑之。以尔之仇，丽吾之法。于是为人子而仇于其父母者，不敢复，而惟法之听。何也？法行则复仇之义在焉故也。”

——张孝祥认为，血亲复仇乃是自然正义的表现，但是，如果任由复仇行为肆行，则天下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死循环。故而，需要国家立法控制私人暴力，由法律来实施正义。为人子者，当他们的父母不幸被人侮辱、杀害，却不敢以私人暴力复仇，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将会给他们主持公道、实现正义。

基于这样一种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张孝祥又说：“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戮尸也，父母之仇，莫大于是。佐、公衮得贼而辄杀之，义也。而莫之敢杀也，以谓有法焉。律曰：‘发冢开棺者，绞。’二子之母遗骸散逸于故藏之外，则贼之死无疑矣。贼诚死，则二子之仇亦报。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杀之于其始获而必归之吏也。”

——张孝祥的意思是说，王佐、王公衮兄弟的母亲安葬于地下，却被嵇泗德挖出来，曝尸于野外，王公衮抓获嵇泗德，若是私自杀了，也不违自然正义。但王公衮没有杀人，而是将贼人交给法庭。按大宋律法，嵇泗德理当判死刑。此人伏法，即表示法律为王氏兄弟伸张了正义。这也是王公衮没有私自复仇的道理。

然后，张孝祥锋芒一转，指向审理嵇泗德案的绍兴府司法官：“狱成，而吏出之，使贼洋洋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杀也，盖不敢以私义故乱法；今狱已成矣，法不当死，二子杀之，罪也；法当死，而吏废法，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于人也哉！佐有官守，则公衮之杀是贼，协于义而宜于法者也。”

——王公衮之所以最后杀了嵇泗德，是因为法律没有替他受辱的母亲讨回公道。假如嵇泗德法不当死，而王公衮杀了他，那显然需要问王公衮杀人之罪；但现在分明是嵇泗德罪已至死，却被法庭故纵。看着掘墓戮尸的贼人逍遥于法外，请问如何告慰受辱的母亲地下之灵？为人子者又如何心安于人世间？因此，王公衮杀嵇泗德，合乎自然正义，也不违背国家立法的精神。

说到这里，张孝祥提出他的司法建议：“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

——王公衮刺死辱母者，应判无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赎罪之请，请朝廷驳回；依法追究绍兴府法院司法官员“故纵失刑”的法律责任。

张孝祥的演说，显然说服了议法的同僚，他们一致同意张孝祥的看法，呈报给皇帝。宋高宗诏：“给舍议是。”命王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王公衮不用负刑事责任，只是他毕竟杀了人，所以还是受到“降一官”的行政处分。

张孝祥提出的裁决意见，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宋孝宗乾道年间，王公衮被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主持立法的官员）。一日孝宗皇帝召王公衮入对，跟左右说：“这位，便是当年手斩发冢盗的王先生。”对王公衮昔日的复仇行为颇为赞赏。当世及后世的学者，但凡提及王公衮复仇案的人，都一致认为王公衮无罪。明代学者丘濬还在《大学衍义补》中为王公衮受了行政处分而鸣不平：“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

今天，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呢？

【作者简介】 

吴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