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彩票的那一刻，你从历史中得以挣脱。你手中的彩票就是一张入场券，进了这道门你就能暂时忘记你的身份、地位和教育背景。在这里，财富、职业、智商、人脉、品德通通不管用了。这是一个伦理上的中立国，既无好坏善恶之分，也无富贵贫贱之别。一张彩票，就是进入平等、民主世界的诱人护照。只要手里捏着它，你就能进入幸运女神主宰的魔幻王国。”
美国民主党政客Alan J. Karcher在其著作《彩票》（Lotteries）中，用上文这般夸张的笔墨，将购彩行为描绘成一张通向快乐彼岸的船票。但Karcher却并非美国州立彩票制度的支持者，恰恰相反，曾任新泽西州众议院议长的他，在自己的书中对彩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Karcher认为州立彩票并非一种公正的财富分配方式，反倒是对穷人的剥削。政府以此敛财，形同税收。
“伴随着每周开出的巨奖，彩票已经成为普罗大众心里惦记的一件大事。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穷人而言，彩票即使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驱动，也很可能是主要驱动。彩票是他们的止痛药和兴奋剂。”Karcher写道。
2012年6月17日，彩民在上海静安区一家中出500万大奖。
Karcher的《彩票》一书出版于1990年，彼时，美国现代彩票制度已趋成熟。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彩票的发行仅仅开始了三个年头。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彩票在红色中国被视作“赌博的变种”，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因而被长期禁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逐步解禁。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社会救助体系遭遇了资金短缺的困局。原有的民政事业仅依靠政府拨款难以为继，必须拓展新的筹资渠道。而在当时，彩票作为一种筹款方式，已被世界上许多主要国家用于弥补福利事业的资金不足。于是，被长期禁止的彩票筹款机制，进入了中国政府的视野。经过长期调研，民政部于1986年向国务院提出了发行社会福利彩票的建议。
由于彩票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被人为地贴上了过多负面标签，所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行彩票，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道德正当性的困境。有鉴于此，1987年内地发行的第一张福利彩票名称为“全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有意回避了“彩票”二字，试图赋予其更多的“公益”色彩。并且，在中国早期的彩票发行过程中，确实“募捐”痕迹明显，甚至出现了动员、摊派和强买强卖的情况。
直到199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政部才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次年，又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而从1995年起，市面上发行的“中国福利奖券”也变成了“中国福利彩票”。至此，“彩票”二字终于在内地彻底着陆。
自发行以来，内地彩票的规模一直呈几何倍数增长。1987年当年的销售额仅为0.17亿元。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大胆”预测：今后10年，中国彩票规模将达到846亿元。实际证明这一预测的胆子仍然不够大，彩票的发展大大超出学界预期，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全国彩票销量达到了3946亿元。
在这一系列爆炸式增长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坚定的彩民群体，他们铸造了中国彩票市场的繁荣。
1997年8月，上海，临平路上一处拆迁房子后的空地上，搭起了卖中国体育彩票的台子，场面十分火爆。
对大奖满怀期望的彩民们聚集在遍布各个城市角落的投注站，挤在小小的店面里，摩肩接踵，张望着贴在墙上的走势图，在小本子上记下自己挑中的号码，和其他人交流选号的心得。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软件也成为彩民聚集的主要场所。只需输入“彩票”或“双色球”等关键词，就能搜出成百上千个类似的彩民QQ群。
开奖前的午夜，在网络上，某个彩票交流群里仍热闹非凡，大家都在预测着今晚的双色球开奖号码。他们中的多数人相信，开奖号码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老彩民每日研究走势图，试图从中归纳出自己的一套算法。“往前30期的走势图，我不用看都能给你画出来”，群中有人这样说。甚至还有人为此花费大把时间和精力，苦心研读《周易》，以求能辟得蹊径。
群中不时可见各类“计划大师”的自荐广告，所谓计划大师，即指可预测中奖号码的人。有些广告甚至宣称其计算之后的中奖率可高达90%。
实际上，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小于一千七百万分之一，人为计算中奖号码更无可能。上海师范大学彩票研究中心的李刚博士就曾向媒体表示，“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事。对于中奖号码是用摇奖机摇出来的彩票，中大奖是小概率事件，预测都是没有一点点科学根据的。”
不相信随机性的人在彩民群体中数量庞大，澳门理工大学的曾忠禄教授在调查了1100多名博彩者后发现：博彩者对随机性缺乏认识，并不清楚中大奖的概率及其含义，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行为影响结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号码规律。
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劝说也无法扭转他们对号码规律的笃信。“彩民服务中心”热线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曾坦言：“我们在电话这头告诉他们彩票是随机性的，劝他不要相信预测，可他身边有一百多个彩民都在预测，这就像在拔河，我们的劝导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在网络上，彩民们喜欢把自己挑中的号码发到群里和众人分享，每一期开奖之前，群里都会出现大量的推荐号码。称其为“分享”或许并不确切，一些彩民的“分享”行为其实只是为了寻求合买的伙伴。
以深受彩民喜爱的双色球为例，投注时需同时从两个号码区中分别选取号码，即从红色球号码区的33个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再从蓝色球号码区的16个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成一注进行投注。只有当6+1个号码全部选对时，才能获得一等奖。
一等奖奖金单注封顶为500万元，但是为了增加中奖几率，许多彩民通常不会只买一注，而往往选择复式投注的方式。即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至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至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号码。由于复式投注的成本往往高得惊人，并非单个彩民可以负担，因此，“合买双色球，共分500万”成了许多彩民的选择。
类似的合买成本并不难计算。如果采用复式投注的方法，即从这15个号码中挑选6个进行随机组合，一共可得5005种组合，再加上16个蓝球号码进行组合，则总共需要投注80080注，每注2元，则此次复式投注一共需花费16万余元，价格不菲。
待到开奖之后，群里又会掀起一波高潮，不同于开奖前的期待和紧张，这一次，多了些扼腕叹息的声音。“又捐了”，许多人叹道。偶中小奖的人会在群里晒出彩票，引发众人的一阵羡慕和求教。
叹息过后，数百人的群又会归于沉寂，只剩下“计划大师”的广告仍如潮汐一般规律。在失望与羡慕之中，人们等待着下一次开奖。
1997年10月27日，北京某公园内彩票销售场景。90年代，中国彩票销售进入火爆期，很多人至今仍记得当年人潮汹涌，大奖成堆，武警、保安左右护卫的火爆场面。
“我有一些思想保守的朋友，他们将彩票称作‘白痴税’。这个说法很残忍，但是没错。那些对中奖几率缺乏概念，且经济上最窘迫的人，成了彩票的盘剥对象。”美国乔治城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员Andrew Hanson是彩票的坚定批判者，而且坚定地认为，“作为政府推行的项目，彩票无疑是最愚蠢的发明之一。”
自彩票诞生以来，围绕其合理性的争议便从未停止。《凤凰周刊》查阅了近年来十余篇中英文论文和调查报告。尽管调查、抽样的时间、地点、样本数量各有不同，但有一个结论却是肯定的：低收入群体较之中高收入者，彩票花销占其全部收入的比例更高。这一点，无论在美国或中国都是如此。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曾于2007至2008年进行过一项大规模彩民调查。通过对9015个样本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成为购买彩票的主力。其中4.4%的彩民，每月的购彩花销不低于月收入的20%，每年的购彩花销高达近万元。
中国的彩票研究者曾用“三低”一词形容中国的彩民群体，即低收入、低学历、受保障程度较低。而具备较高消费能力和中奖概率认知的人，对彩票则往往缺乏热情。若非出于娱乐或捐赠的目的，一个理性的投资人不会选择彩票。
虽然“穷人购彩，富人置产”的情况成为一种世界现象，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存在穷人热衷购彩的现象，但相较之下，中国彩票市场还存在另一特点，即“少人多买”。据中国彩票行业沙龙2011年的调查估计，中国的彩民群体大约在1亿至1.5亿人，占全国的人口的1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彩民比例往往在50%以上。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膨胀的彩票发行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巨大的彩票消费是由少量的彩民支撑起来的，购买结构十分畸形。
但彩民的心理也不难理解，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海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房价这么高，很多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仅靠辛苦地工作永远也买不起房子。所以他们购买彩票，以期改变自己的命运。”
“2009年人均彩票消费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9%至7.62%，彩票消费水平显然是太高了。”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老是那一拨彩民在买，还买太多，甚至影响生活。”
本文综合整理自《穷人的彩票经济学》（记者/吴如加 张蕾 特约撰稿员/孔德继）和网络数据。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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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 12: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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