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政治风险在市场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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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政治风险在市场获利 

原创 2016-11-11 诸正 世界说

世 界 说

诸 正

发自 中国 北京

聪明人押注小概率事件，《黑天鹅》作者Nassim Taleb如是说。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之后，市场发现自己显然不是Taleb笔下的那个天才。连续出现的政治意外给市场带来波动的同时也为肥尾事件的押注者带来了机会。

对概率的普遍误解

人类从远古的巫术时代开始就热衷于预测，并依照预测结果行事。然而，在金融市场上，这却是个常见的错误。笔者的同事朋友无法理解为什么笔者一边预测英国留欧一边却往自己的美股账户里买入金矿股期权。事实上，投资者更需要关注的是自己测算的结果与市场概率的区别，而不是自己的概率是否大于50%。

 

在英国脱欧前，金融市场对英国留欧的概率估计一度达到了近90%，远远高于笔者估计的60%，使安全资产的价格被严重低估。如果英国留欧成功，安全资产的价格将不会出现大幅下跌；然而，如果预期被打破，那么此类资产的价格将出现大幅上扬。因此，买入黄金等低估的安全资产是一件非常划算的投资。

 

预测市场的失灵

笔者之所以认为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多数民调测量的是当时的支持率，但当时的支持率并不一定能够反映未来的得票率。选民投票率是其中最主要的变量。举例来说，年轻选民也许倾向于支持留欧和希拉里，但与年长选民相比投票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同时，坏天气等突发状况对投票积极性高的群体也更加有利。此外，民调结果不能准确预测大选结果还因为多达20%的选民依然有可能在选举最后关头改变投票偏好，这已经在多项学术研究中得到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通讯技术落后及人口统计数据的缺陷，民调还面临着样本难以反映整体的问题，因此结果的可信程度更加有限。

 

令市场预期更加扭曲的还有群体偏见。与评级机构类似，民调机构随大流的风险远小于做一只出头鸟。当绝大多数民调结果与自家不符时，民调机构面临着很大的内部压力不对数据或方法进行调整，这就造成了民调结果的同质化。同时，在预测大选结果时，几乎所有投资者们都非常依赖于类似的民调，而且金融从业者基本没有关于政治风险的知识背景和独立分析能力，容易盲目相信所谓专家意见。而所谓的专家们的社交圈子往往与中下层民众隔绝，不仅难以觉察到多数选民心态的变化，而且还会在圈子内相互加强错误观点。

此外，投资者们经常倾向于从数学的角度简化政治事件的复杂性。举例来说，出自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的多份研究报告在计算美国大选等政治事件的概率时把分事件的概率简单相乘得到最后的总概率，完全忽略了各事件的相互关联性。由于分析结果的同质化，大资金都倾向于押注同一结果，从而进一步扭曲了赔率。

政治事件的投资策略

民调失真和群体偏见可能使预测值大大偏离最终结果。在市场认定概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真实结果向下波动的空间和可能性远高于向上波动，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政治事件一般并不符合正态分布，有极其强烈的肥尾效应。

 

对于肥尾事件，最好的利用方式就是买入价值被低估的期权。目前的金融市场对绝大多数期权的定价依然遵循风险的正态分布假设，因此对于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同时，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参照历史波动率，而政治事件的“黑天鹅”属性可能使波动率在未来陡然上升。当然，买入期权不等于一定盈利。在多数情况下，买入期权将遭到损失，但期权的魅力就在于收益与风险的巨大不对成性。只要市场上存在着对风险的错误定价，投资者就有机会通过对多个政治事件进行分散化押注获得巨大的总体收益。

 

相比成熟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前沿市场更加适合押注政治事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更低，民调的准确性也更低。从2015年的土耳其大选，到2016年的哥伦比亚民众投票反对和平协议，新兴国家总是让市场大跌眼镜。

除了大选，一切深入涉及政治决策的事件都可能造成市场对资产的错误定价。两年前，当华尔街的分析师普遍认为委内瑞拉有超过93%的违约可能性时，委国债的价格反映了市场过分悲观的情绪。如果投资者认清委政府坚定的还债决心与来自中国的援助意愿，那么将会在两年内获得近45%的年收益率。

相反，在1998年的俄罗斯违约风波中，包括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内的各大投资者盲目相信核国家不会违约，最终受到了“黑天鹅”的惩罚。其中颇具声望的对冲基金经理Marko Dimitrijevic至今也无法明白为什么俄罗斯政府选择既让本币贬值又让主权违约，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经济学上的无解题只能用政治来解释。与之相反，那些深入了解俄罗斯政治的少数做空者则赚得盆满钵满。

 

结尾

 从最初的新兴市场到现在的发达国家，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政治风险的上升期。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全球化的倒退将使政治突发事件愈发频繁。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投资者将在肥尾事件这座金矿上大有可为。

END

作者介绍：诸正，别风险分析师，曾就职纽约荣鼎咨询公司和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世界顶尖机构。研究课题包括中国与欧美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求学于三大洲，游历过29个国家，朋友遍及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志于帮助中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海外政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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