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山河小岁月的第五十九次推送。推送之前忽然发现,我终于成为了原!创!号!!大家也终于可以直接评论了,撒花!!!!
嫖娼指南还在继续,但今天要聊一个光(bei)明(shang)的话题,新社会,妓女如何脱胎换骨,变成新人。
因为我得到了一本奇书。
这本书的前言是曹漫之写的,1949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主管任务中,有一项是禁娼。
这大概是因为他之前在解放区有过多年的禁娼经验。
但很快他发现,上海的娼妓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根本非解放区可比。
连市长陈毅的警卫也领教到了南京路上的香风究竟有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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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禁娼的方法,由各地独立展开。北京的方法最激烈。一开始是限制嫖客去妓院。据说特意刻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查到嫖客,把戳子盖在嫖客的身份证上。有一次,一个50多岁的老汉逛窑子,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民警便在老汉的白汗衫两边领角盖上了两个鲜红的“嫖客查讫”大圆戳。后来,一提“打戳子的来了!”就会把嫖客吓跑。
再后来,索性由公安局长带头,一夜之间将所有的妓院关闭,妓院主老鸨法办,13013个妓女被运往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这当然是很激烈的做法。上海人做不来。更何况,上海的娼妓数量,更为庞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警察局民国35年调查称,全市估计有妓女4万人。民国37年,仅会乐里,就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妓佣374人,总数逾千。
曹漫之去做过很多调研,上海的许多妓女圈子里,流传着不少谣言:
“据说要送到东北配伤兵!”
“共产党啊要共产共妻的!”
“剃光了头送到苏北去敲石子!”
……
之前,上海也不是没有禁过娼妓,但国民党的手段实在是太!幼!稚!了!
只听过摇号买车,谁听过摇号关窑子?
真的有。民国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纠风委员会举行了首次摇珠禁娼。摇珠仪式在南京路议事厅举行。珠上标明妓院执照号码和门牌号,凡摇到号码的妓院限令停止营业。第一次摇去174家,妓女500人,皆予以登报公布。
这不过是过场而已。
妓馆给政府带来了不菲的税收,这是国民政府一直不能禁娼的主要原因。1949年5月10日,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也不得不强调,“既然娼妓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仍旧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
1949年6月,上海市终于开始了万里禁娼第一步。
首先是针对嫖客。嫖客去妓院,必须实名制(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备查)
这招太厉害了,很快狎客大幅度减少,一批高级妓院首先遇到了冲击,自动停业。
然后规定,妓女不准当街拉客,有性病的不准接客。这主要针对的是三等妓女,也就是拉住陈毅市长的警卫员的那姑娘。
紧接着,是废除妓女和老鸨之间的一切契约,老鸨不允许阻碍妓女脱离妓院。也就是说,愿意主动从良的,可以立刻走人。同时,一旦从良,阶级成分也会被划分成“贫民”。
但收效甚微。
最根本的问题是,妓女们觉得,做妓女挺好的。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来说,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若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会考虑洗手不干。
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1951年的11月25日,上海市也走了北京的路,警察出动,封闭全市剩余妓院72家,收容妓女501人,同时逮捕老鸨、龟公等324人。
虽然当日上海的报纸上表示,妓女们对这一行动是非常支持的,还拍下了她们满面笑容奔向新生活的照片:
但根据曹漫之的回忆:“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她们被安置在位于通州路418号的上海妇女教养所。截止1958年教养所撤销,这里一共收容了7513名妇女。
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大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妓女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
做劳动报告的曹漫之也被妓女们集体抗议了:“有一个妓女喊了,姐姐妹妹,哭!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教养干部们很想不通,她们认为,教养所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比一般市民都好。妓女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每顿饭也有四菜一汤。
他们都没看过我的文章啊,不知道从前的妓院,待遇究竟有多好。
一位曾经参加过改造的妓女说,“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
还有个妓女公开对教养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
英明的党对付这些小娘们儿还想不出办法?必杀技是:免费给她们看病。
据《1950年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96.6%,没病的只有44个人。”在上海,被检查的妓女中也发现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这一举措得到了许多妓女的好感。她们开始渐渐愿意走上改造之路。
首先要改变的是作息。这些人以前一向是夜间活动,白天一觉睡到下午4时,大白天不睡觉就浑浑噩噩,无精打采。(这条是在说我们吗?)
然后要劳动,当然,不是说妓女们以前不劳动,但性质不同。一开始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上厕所、大姨妈……各种理由溜号。后来劳动项目换成了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改造妓女们正在做针线活
开忆苦会必不可少。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上海也仿效北京的做法,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老鸨和龟公。
△老鸨们在批斗会上做检讨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释放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治好;没有恶习;有技术。
释放之后,在上海有亲戚的就地释放,包分配工作;没有亲戚的送回老家。一些先进学员在教养期间,就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书里的配图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如意郎君:
最终剩下的那些姑娘,则被送到了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因为“那里没有的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
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那些姑娘们究竟过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