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一个贫困大学生的真实生存状况

源济

袁凌：一个贫困大学生的真实生存状况 

原创 2016-09-12 袁凌 大家

文 | 袁凌

我和吴小安在黑下来的校园里走。

他是个长方脸型的小伙子，两边眉毛离得有点近，体格则有点停留在少年时代。刚才在公交车站，他迟疑了一下，叫我“叔叔”。最初联系的时候，他在电话里也有些迟疑。我们去一家黄焖鸡米饭吃了饭，他不好意思地说让你花钱了。

我们聊的是他的父亲。

父亲吴利兴是和我的哥哥一个镇子上的人，就住在哥哥房子后面坡上，但他已经从家乡消失十几年了。我知道他是因为哥哥的一个电话。两个多月前，哥哥从连云港造高速路的工地上打给我，说家乡有个人死在河南那边了，看能不能找人报道。

哥哥说，那个人在一个砖窑里干了十年，没有工资，前一段说是生病死了，这头的人过去，还包括有镇政府和广佛村的蔡支书，那边厉害得很，直接不理。蔡支书托了哥哥找我。

我跟身在河南的蔡支书通了电话。

他说这人叫吴利兴，以前长年在山西、河北打工，后来牵扯到一起强奸案，大约是给人背锅坐了牢，据说他只是在旁边看，却被抓进去判了六年。他后来做工的砖窑就在监狱旁边，老板和监狱关系好，据说是帮他减了一年刑，出狱后就直接接到砖窑里去了，身份证也扣了，不给工钱，算作抵了伙食费和烟钱，也不让跟家乡人联系，这样一直干了十年整，杳无音信。家里的女人跑了，一个小娃子跟着叔叔。

前一段时间，那边的派出所打电话过来，才知道人死在砖窑里了。说是他喝了一种治骨刺的药水，结果喝得太多，人就死了。说他是智障吧，也还算正常人，就是有些老实。这边的人过去处理，跑了两趟，毕竟白干了十来年，想要老板给点赔偿，老板硬气得很，说人跟他没关系，只是偶然在他砖窑里待着，他一分钱不赔。这些内情，还是当地人偷偷讲的。

那边的政府部门也是一样说法，这边的民政、派出所和村镇政府都去人了，那边简直不接待，说“你们自己去起诉”。起诉又找不到证人。蔡支书很憋屈。

我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他们联系了《华商报》。以后我没有再过问这件事，过年回家，听哥哥说得到了一点解决，赔了几万块钱，是吴利兴的弟弟经手的。

弟弟就住在后坡上，起的楼房租出去一半，自己住了半边。他穿一身似乎是捡回来的烂了的西装，一双沾了泥的解放鞋，和我们坐在门口聊。他的身体有一种攲侧，似乎是有点瘸，但看上去又是正常的。

哥哥吴利兴和砖窑的事情，他听当地人说，砖窑老板以前开加工厂，和监狱住得近，经常拿一些手工活进去，让犯人加工，这样熟起来的。至于减刑的事，说不清真假。

到砖窑之初，大哥其实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当时让侄儿去接的，说是关心他的学习，要寄钱回来，但话说到一半就挂了，似乎是有人不要他打。以后就再也没有音信。

那个砖窑在黄河岸上，没有高耸的烟囱和很大的场地，只有一部水泥制砖机和几垛砖，像是没有手续。大哥生前的住处是一间碎砖房，堆满了东西，中间夹着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旧垫子，就算是床了。他就是在这里过了最后十年。

在殡仪馆里，他们只见过一次大哥的遗体，穿着两层大翻领旧西装，没有像样的过冬衣服，相貌老了不止二十年。死者的双眼紧闭，嘴唇咧开，牙关突出。两个鼻孔出的血，凝成长条的血痂。因为拍了照片，以后老板就不让见了。他们怀疑，大哥上了岁数干不动了，身体毛病又多，砖窑老板怕给他养老，故意给他不该吃的药，谋害了他，但又没有证据。那边的法医出的检验报告，说是误服药物死亡。

砖窑里有打手，听说大哥经常挨打。去年有个工人，似乎也是智力不行，挨了打过后还得病死了，由于是当地人，老板花了几十万。

当年哥哥离家去山西，又坐牢，嫂子再嫁了，留下一个老人和侄子，他看不过去了，把分了家的老的接过来，侄子由他一直养大，考上了大学。“是一本吗？”他说好像是。考上一本，在这个小镇上是件不寻常的事，他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没上大学。

他的神情似乎表示，并不认同侄子的学习比自家孩子好出多少，但也不觉得自己干了多大的善事。哥哥家有一座土房子，前几年镇子规划拆迁，他和侄子商量好了，把土房的地基卖掉，供侄子上学，签了协议，花销都记的有账，“大体是两头冲平”。

他的身体很不好，前几年得过肝癌，做了手术，腰上瘪下去一块，这是他看上去身体有点攲侧的原因，干不了重活。但说到生活水平，他又强调地说“那当然好”。

去河南处理的时候，侄子吴小安从西安去过一次，骨灰盒下葬时也回来了。坟埋在后坡自留山上。但是还没等到圆坟，侄子提前走了，说是打工的地方时间抠得紧。他也不懂他究竟是啥事。

我要了吴小安的电话，路过西安时联系了他。

这座大学靠近西安南郊的大雁塔，确实是一所建筑科技类的一本学校，有几幢楼看去颇有历史。由于尚未开学，校园里没有什么人，灯光也很暗，我们一圈一圈地来回走着，聊着父亲和他自己的事。

父亲是在他六岁那年走的。记忆中父亲脾气特别暴，喜欢喝酒，喝了酒下手特别重，“往死里打”。

从小父亲就不照家，长年在本地的煤矿上打工，一个一个洞子地转，几个月不回来，也不寄钱，自己挣自己花了。印象最深的是有年过春节，叔叔到八道河的煤口子一个一个找，一大圈才找到他在牌场子上，从他身上抠出输剩的几十块钱，拿回家给母子俩过年。

六岁那年，母亲实在受不了，离婚改嫁到塘防坝。母亲走之后，父亲就出远门，把爷爷和自己丢在家里，叔叔看到不得了，才接手过去。

说起叔叔婶婶对自己怎样，吴小安微笑说，“还好”。

日常的相处中，难受的是一件事：对账。叔叔似乎是有意把这件事分得清楚。卖房子的合同叔叔让小安签字盖手印，钱存到信用社以后，双方各置了一个账本。上高中以后，每次开学吴小安下县城，从家里带钱走都两边记清楚，在县上交了多少学费伙食费，买了什么东西，也一笔笔记在本子上，周末回家时叔侄对账，从卖房子的大数里减去吴小安的花费。每年末吃完年夜饭，叔叔还要跟吴小安对一次账，一笔笔理清这一年的花费，两边记上年末存折上的数字，利息也记下来。

叔叔和吴小安对账的时候很仔细，神情严肃，像是两个陌生人之间，这让吴小安非常不习惯，叔叔一下子变得很远，自己想要拉近一些却毫无办法。他越来越惧怕两个人对面掏出账本的时刻，盼望回家的心情也渐渐被这种畏惧压下去。他感到叔叔掏出账本的时候，不光是在给自己，也是在给村里的旁人看，或者是杳无音信的父亲哪天突然回来时看。他宁愿待在空荡的周末校园里，两个周回去一次。

有几个同学也是大周回家，小安被他们带着，加上两个县城的同学，迷上了扎金花。虽然手头没有多少零钱，扎得很小，但耗费了很多时间，学习明显地滑坡了。“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就是烦，不想好好学习了。”

扎金花输了钱，也不好往账本上记，只好编理由，虽然叔叔说你花的是自己房子的钱，并不多过问花销的项目，只要数字对，但吴小安依旧脸上发烧。两个弟妹也到了县中上学，怕他们听到风言风语传回去，这样进高三，学校管理加强，自己猛然也醒过来，知道再下去要毁了，忽然看到了在煤窑里打牌的父亲。以后再也没碰过扑克。高考考数学前一天晚上，还有几个同学在宿舍扎金花，弄得数学没考好。

第一年只考起了个二本，是关中一个地级市的师专，心里不满意，去咨询老师毕业是否有前途，老师说那样你还是早日准备再考研吧。这样一想，就跟叔叔商量补习一年，发了狠，总算考上了这个学校。当时说要补习，叔叔似乎不是太认可，但也只是说了一句，你自己算一下剩的房子钱够不够你读大学。

考上大学报到之前，吴小安在建筑工地上当了一个暑假的小工，提灰浆背水泥，挣了三千多块钱。开学时从家里拿了一笔学费钱，到寒假又去浙江一个做太阳能的厂，做电池板的硅片，把钱寄给了家里。第二年开学没再从家里拿钱，靠助学金、助学贷款和自己打工维持。这样算下来，其实上大学就没再动用卖房子的钱，也就不再用和叔叔对账。暑假回家，小安总算能轻轻松松地喊“叔叔、婶婶”了。

学校第一年在户县，小安只能在学校打点零工，也得到过奖学金。搬到西安之后，就有了在肯德基固定打工的机会。父亲圆坟那次，小安只请了三天假，因为时辰不对，家里延期了一天安葬，小安只好赶回西安上班。过年小安没有回去，期间在肯德基上班可以拿三倍薪水。除夕晚上，餐厅组织员工一起吃了顿火锅。这张照片发在了他的微信上。

除夕晚上，吴小安还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嫁的第二门身体也有病，住土房子，是塘防街后街上唯独剩下的土房子了，而且只分了一间，家什和锅灶全堆在地上。母亲从来没有上来看过小安，但往年有两次过年小安去玩，母亲都给了他一两百块压岁钱。

“我不恨妈妈。有点恨爸爸，”快走到校门口时，吴小安说，“不过现在都过去了。”

父亲那年从砖窑打电话回来，“我还小，话都是大人在教着说”。他按照婶婶教的，用硬硬的语调问爸在哪里，啥时回来，却没能喊出来一声爸。爸爸的声音听上去老了，柔和了一些，问他学习好不好，说是要寄钱回来，说到这忽然就断了。

这个变得柔和的印象，就只存在过了这么一点儿，直到这次去河南，也没有见到殡仪馆里躺着的爸爸。原因是头一次过去调解，他说话被大人认为“不着天不着地”，第二次不让他去了。

“当时有个本家爷爷，算是家族里见识多的人，提出赔偿六十万，对方不答应。我当时开口说，爸爸已经过世了，我也不要什么赔偿，你们给几万块安葬费就行了。”

吴小安的想法是，自己跟父亲没什么感情，“也不想借他的死来捞什么，安葬入土就行了”。

告别时，他提到自己的疑惑。大学毕业的工作去向是各个大型钢铁公司，现在产能过剩，不知明年就业形势如何。假如考研究生，助学贷款又怎么办？

在他的微信上，没有任何关于父亲身故的信息。但在一条转发本校患病同学求助的消息前，他评论说：“在别人的世界里，我们是一滴雨。”

（本文原标题：《奴工的儿子》）

【作者简介】

袁凌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