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清理低端人口，能治大城市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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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清理低端人口，能治大城市病吗 

原创 2016-08-10 刘远举 大家

文 | 刘远举

昨天，有媒体报道，有专家称：“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一天之内，“清理低端人口”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引来很多批评。其实，这本身是一个误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是：“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另一位专家张翼也表示，“国外的大城市，不管是巴黎、东京还是纽约，其大城市核心区人口仍然在保持上升趋势……目前为止，国内超大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值仍然很低。”他还表示：“要走城市友好型发展之路，不仅要对本地户籍的人友好，还要对流动人口友好。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是按照规划、计划方式来治理城市，往往会把城市逼上另一个极端。”

可见，专家并不赞同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不过，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却实际上存在着，比如，落户打分、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大城市病。

▲ 北京，部分地铁线路连接通道人满为患。东方IC供图

▍城市居民与农民群体的博弈

大城市病是当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得一个问题。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大城市病的本质是什么？

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症状中，恐怕是集各种“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贫民窟，此处也是超越交通堵塞、医疗、教育资源最典型的，并最令当下很多中国人恐惧的。

此前，一位住建部原领导就发表过“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的观点，引发舆论争议。他认为：“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对于城市化中的贫民窟，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当大量仅有低素质劳动技能的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因缺乏技能，没有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工作岗位档次低、收入低，他们往往聚集在相对廉价的地段，长期下来，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贫穷的生活区域。虽然中国没有贫民窟，只不过由于严格的市容约束，很多人住在北京唐家岭那样的某种程度上的贫民窟，甚至“很多人常住热力井下”。

▲ 热力井下的蜗居者。CFP供图

“贫民窟”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对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负面影响是，低端人群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不过，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窟却是正面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这里生活，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农民工妈妈，在城市从事捏脚、按摩这样的低端工作，最终在各种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下，无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被赶回了农村。由于收入的下降，周遭观念的影响，以及农村或小城镇，更低的人口密度导致的更差的教育资源，她的子女，长大之后，仍会延续她母亲的命运，仍然进城当一个捏脚工，为城市居民的孩子捏脚。

如果城市更加宽容，靠着微薄的收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生活下来，受周围的影响，以及大城市因为集约而更加便宜的教育资源，她的下一代，就会通过读书接受教育，转而从事更高的工作。她的子女，就能努力实现和城市居民的子女平起平坐。于是，城市居民的孩子，就不再能享受到廉价的捏脚服务了。

从这个角度，大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改革成果，纠正着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

这种纠正与利益分配比例的改变，必然带来城市居民的痛苦。以堵车为例，按计划经济原本的分配格局，财富通过剪刀差涌向城市，城市居民能买得起车，修得起路，而城乡维持1:8的人口比例，大量人口仍在农村，自然城市居民可以畅快地开车。但在同样的财富总量下，当中国的城乡居民比例已经达到了当下的1:1时，能够买车的人多了，在城市的人多了，自然会拥堵。

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对于贫民窟、大城市病，是否是“不可容忍的、必须解决的”目标定性，本质上，就是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人与还未成为大城市居民的两个群体之间，为了自己以及自己下一代的博弈与争执。

▲ 山区的留守儿童，东方IC供图

▍谁该牺牲？

解决这个矛盾，似乎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严控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大城市帮助小城市发展。不过，这个解决方案，缺乏经济理论与市场依据，从人类的城市发展史来看，这也并不符合规律。目前全球人口分布的趋势，仍然是向一线城市集中。相关叙述，已经非常之多。

那么，政策选择上，是让一线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强力抑制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赶走原本不属于一线城市的进城农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线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续过去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与一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息息相关。

不妨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列车驶入，车门打开，站台上的人争先恐后地涌入，希望进入列车，通向一个美好的终点站。这个时候，本来在车厢里面的人觉得人太多太挤，影响到自己，不情愿了，于是叫乘务员把这些人赶出去，乘务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执行了这意愿。那么，原本在车厢上的人与站台上的人，该听谁的？谁更高贵、谁更低贱？同为中国公民，谁该牺牲？

中国有着长期的二元人口政策，在农产品低价格、工业产品高价格的剪刀差下，中国大城市长期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吸取农村利益，农民经济利益受损。于此同时，严控人口流动，人口更低的密度都导致了更低的政治权利。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城乡按8：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1995年修改的选举法把城乡选举人大代表的比例变更为4:1；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决定城乡按1: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行“同票同权”。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废除黑人奴隶制度，黑人有了一定的选举权，但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选举权法》的陆续颁布，黑人才有真正的选举权。而中国农民则在建国后60年，获得了理论上与城市人相同的选举权。在现实中，报纸、广播、社交媒体，城市居民都有更大发声权利与机会。在政治权利缺乏系统性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更大的发声权仍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权利状态。

既然权利一边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边倒的。由此，当下中国从政策制定到城市居民一致的判断是，原本在列车上的人更高贵一些。这些判断通过各种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留守儿童体现出来。

▍城乡政治权利的二元分化

所以，当下中国激进地治理大城市病的本质，是城乡政治权利的二元分化。只有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政治上不平等的状态下，大城市病才会被视为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推出激进政策。反之，则会被视为成长中的烦恼，态度会更加温和，印度与巴西的贫民窟，美国的黑人社区，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大城市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效应。在以前，大城市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而现在，大城市可以赋予居民更高的权利程度。所谓逃回北上广，逃回更讲规则、更具公民意识的一线城市，正是这种效应的具体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激进治理城市病的本质，可以修改为：中国城乡政治权利二元分化下，城市居民的有意识共谋。

【注】本文原标题为《大城市病，一定要解决吗？》

【作者简介】

刘远举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