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影展】第77期：吴印咸：大时代的记录者

源济

腾讯网  2016-08-03
2016年 第61期 | 总77期
本期编辑：迦沐梓

吴印咸：大时代的记录者

吴印咸，一位以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时代的艺术家，作为世纪的同龄人，他所留下的光影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他的名字与他的作品刻入人们的记忆，也载入中国摄影史。吴印咸以对人生、对艺术的执着和热忱，创作出大量饱含时代精神的摄影作品，体现出老一辈摄影家艺为人生、赤诚奉献的真挚艺术情怀。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和电影摄影师，吴印咸当之无愧是中国摄影领域的奠基人。本组图片由腾讯图片和中国摄影出版社联合推出。



20世纪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后倡导社会改造和思想自由的思潮影响下，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乃至记录社会的手段，被具有新学背景且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1920年至1923年，吴印咸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求学，绘画训练对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印咸摄影艺术探索初期的作品多具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的风格特点，所创作的《晓市》、《田螺》等追求绘画趣味的画意摄影，表现出注重摄影构图和对黑白影调的实验尝试。图为晓市，1923年。





吴印咸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但家教良好并向往社会变革和追求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小接触底层社会，同情劳苦民众。在20世纪30年代经营照相馆及进行电影摄影的同时，吴印咸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其摄影艺术创作更多地呈现了社会现实景象，表现出具有批判意识和倡导民族觉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饥寒交迫》、《纤夫》、《乞斋果腹》和《呐喊》等表现下层百姓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社会隐喻的色彩和现实冲击力。图为饥寒交迫，1924年。





吴印咸的镜头时刻对准社会底层的人们。图为赌，1926年。





纤夫，1928-1930年。





归途，1928年。一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骑着小毛驴行进在崎岖小道上。





负重，1932年。搬运工艰难地迈着步子，扛着沉重的麻包，远方是外国的巨轮，这就是十里洋场的另一面。





难兄难弟，1933年。一对戴着面罩的毛驴，被认为隐喻了广大人民在高压下失去自由的生活。





田螺，1934年。该作品于1934年获得瑞士国际摄影沙龙荣誉奖。据吴印咸讲述，当时参加影赛都需交报名费，由于其当时的生活并不宽裕，所以极少参加。而此次是将其作品混在别人的作品里一起参赛，结果还得了奖。





拾螺人家，1934年。





呐喊，1935年。吴印咸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经过其对原作品的裁剪，使作品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地拓展。

源济

1937年，吴印咸为西北公司拍摄电影，在前往五台山拍外景期间同时拍摄了大量的民俗摄影作品。图为搬运石头的人，1937年。





前门，1937年。





五台山的僧侣，1937年。





海底捞金之一，1937-1938年。小舢板上光屁股的儿童向岸上人索钱，岸上人投小银币于海水中。儿童潜水捞取，取出后向投钱者致谢。1937年抗战爆发后，吴印咸与许幸之一起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万岁》，并前往香港做后期，该片因有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内容而被国民党当局销毁。摄影作品《海底捞金》拍摄于此期间。





乞斋果腹，1937年。寺庙中在舍粥。





1938年，吴印咸作为摄影师应邀前往延安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作为左翼思想影响下有一定成就的青年艺术家，吴印咸被与上海截然不同的延安氛围所感染，由最初打算拍完立即返回上海，到最终决议留在延安从事革命电影事业。图为被日军轰炸后的延安古城，1938-1940年。抗战初期日军经常轰炸延安，其中一次轰炸时，吴印咸和徐肖冰正在屋内准备修理摄影机。为了保护设备，吴印咸拼死用身体护住机器，房屋被炸塌了，所幸人未受伤，摄影机连一颗螺丝都未丢失。





吴印咸曾回忆，他放弃了为个人前途打算的生活态度，投入了一种新生活，培养了一切为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意志。其在1938年至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黑暗已过去，晨光照大野”。图为抗大午餐，1939年。





吴印咸克服了摄影器材和物质极度匮乏带来的种种困难，创作出了《艰苦创业》、《白求恩大夫》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等经典摄影作品。吴印咸也曾表达过：“延安造就了自己。”图为白求恩大夫，1939年。1939年10月，白求恩大夫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土地庙外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新中国成立后，此照片曾两次被用于制作纪念白求恩的邮票之上。





白求恩大夫的葬礼，1939年。





吴印咸以拍摄者的视角见证历史，其在延安时期拍摄的红色题材摄影作品，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时代篇章，在中国摄影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吴印咸此时期的摄影作品主题焕然一新，作品创作延续了上海时期形成的纪实摄影理念和技法，充分地表现和讴歌了延安军民斗志昂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为新的社会理想奋斗的家国情怀。图为纺线，1941年。

源济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1942年。1942年，吴印咸作为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室内昏暗无法拍照，所以只能在室外拍摄。现在已知有六幅由不同角度拍摄的合影，其中五幅由吴印咸拍摄。





吴印咸在20世纪后半叶已是以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和电影摄影师的身份享有盛誉的名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为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步入正轨，以及自50年代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全面、系统的教学体系建立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图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在操场上活动，1957-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吴印咸所拍摄的大量风光、人像、花卉作品与其在教学、著述、社会实践中所要探讨和实验的实际摄影问题相关联，与经历社会动荡和新中国社会艺术形态发展相联系。图为修建十三陵水库，1959年。





其作品表现对象之丰富多样，格局之高，视野之宽广，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性和时代感，体现出老一辈摄影家深厚的艺术素养，其中表现新中国劳动人民形象和建设场面的摄影作品，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形式美感，是有力量和温度的时代纪录。图为鞍钢炼钢车间，1960年。





吴印咸镜头下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以及具有优美特质的风光摄影作品，同样是其深入生活、表现时代的创作，这些作品更多地传达出对中国古代绘画理念和审美追求的认同，是吴印咸情感诉求的艺术表达和精神寄托之所在。图为北大荒人，1965年。





广西女民兵，1965年。





农业丰收，1972年。





西安地毯厂，1972年。





知青在陕西，1972年。





翻看吴印咸写的《摄影艺术表现方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摄影艺术是时代生活最真实的记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最忠实的形象见证。”吴印咸一直秉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他拍摄的人物和事件保持着和社会生活的链接，同时他的美术素养和不断的摄影实践，也让那些充满人性魅力的摄影和电影作品既有着摄影艺术的感染力，也有着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图为漓都渔船，1973年。



   
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16年，考入淮阴江苏省立第四工厂，一面做织布工人，一面学文化。1920年，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校学习期间，用省吃俭用积攒的三块银元买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

吴印咸是中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二、三十年代吴印咸从事摄影活动的初期，他所拍摄的作品十分注重形式和光影技巧。但年轻的吴印咸怀有对旧中国现实的深刻不满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厚同情，将镜头更多地对准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

1994年9月7日，吴印咸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4岁。

源济

吴印咸的摄影人生
文/张益福

吴印咸1900 年生于江苏沭阳，青年时期就读于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过正规的基础绘画训练。他在美专学习的时候，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从旧货市场上买回一台老式方匣子照相机，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摄影技术。

1922 年他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后，一面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授美术，一面继续心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许多如《晓市》等反映苏北农村小镇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的照片。他拍摄的《田螺》，画面构图与影调构成尤为考究，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吴印咸在青年时代的摄影创作，更多地把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拍摄了《饥寒交迫》、《纤夫》、《负重》等作品，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的同情。

1927 年，吴印咸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在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并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他拍摄的灯光人像及其他摄影作品在艺术造型方面很有特色，使吴印咸享有相当的社会知名度。此后，吴印咸又受邀参与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等影片的拍摄，在作为图片摄影艺术家的同时，也成为知名电影摄影师。

1938 年夏，当时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邀请电影导演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拍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袁牧之一同奔赴延安！他们到达延安后，立即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简称“延安电影团”)，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来任电影团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重任。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吴印咸在华北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片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1945 年初，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由吴印咸主持并主讲，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使学员们学会了拍摄与制作摄影图片。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在那里先后举办了四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讲授电影摄影技术与电影制作的基本知识，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前线战场工作，成为摄影报道的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1955年，吴印咸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任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北京电影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自20 世纪50 年代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唯一一所培养电影艺术创作人才的高等学府。自建立之日起，吴印咸便任该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认为经过大学的教育，应使学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付出了许多心血。

吴印咸一边担负领导工作，一边执教，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开课之初，他总是像讲故事一般，用亲身经历，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向年轻的同学们描述一番，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谈到，在延安拍电影时，器材之匮乏、条件之不足难以想象。不仅底片不够用，而且更难的是没有印片机，没有电，何从印制电影拷贝？但是，困难吓不倒电影团的同志们。他们把“埃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卸下来，将已显影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紧紧叠在一起装在里面，让它们一起通过摄影机的片门，利用日光进行接触印相，硬是把拷贝印制了出来。

在当时，拍照片也遇到不少困难。延安没有电，怎么放大照片？他们筑起一间像岗亭那样没有窗户的小房子，房顶留个小洞，在那儿安装了一架带延伸皮腔的旧照相机，权作放大机。要放大的底片放置在照相机取景磨砂玻璃处，镜头朝向放大纸。助手在小房子外面随时通报阳光之强弱变化，借助小洞透射进来的日光，透过照相机镜头使相纸感光，制作出宣传用的照片。摄影系的学生听了吴印咸讲述的这些传奇般的故事，受到极为生动、极有说服力的教育，对于他们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继承了他们的恩师吴印咸的精神，毕业后对我国的摄影事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吴印咸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其治学精神是十分严谨的，对同学们极其负责。他极为重视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而且亲自拍摄和制作成套的照片，加强教学效果。为了说明不同的光线和气候对摄影造型的影响，他不辞辛苦地在北京景山针对同一场景用顺光、侧光、逆光、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天、早晨、正午、黄昏、傍晚等不同的自然条件拍摄制作了一系列组照，向同学们讲解；在人像摄影课程中，为了说明光线效果对被摄者造型的影响，他亲自在灯光室拍摄了一套套成组的照片，仔细向同学们讲解……他的敬业精神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了同学们由衷的尊敬。

吴印咸在授课过程中，十分重视古今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他在讲授摄影造型表现手段时，常常有针对性地引用我国传统绘画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启发他们继承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他结合南齐谢赫的“六法论”讲授摄影的画面构图，使学生加深对该著名画论中提及的“气韵生动”、“经营位置”、“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含义的理解；他还结合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传神》篇的精神，讲授人像摄影课程，阐述人像摄影要达至“形神兼备”的境界，防止只重外貌描绘和只抓神态表现的片面性，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系的教学期间，高瞻远瞩，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对于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这是很有远见并十分负责任的主张。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教师的艺术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使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时间，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无疑，这些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几十年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他们在摄影教育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成为摄影教学的中坚力量。

吴印咸对我国摄影事业和摄影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赢得广泛的尊敬和崇高的声望，荣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后改为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等职，还是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北京电影学院“荣誉教授”，港澳摄影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荣衔，世界摄影理事会颁发给他“名誉会员”称号，并在1988年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授予的“功勋证书”。在中国摄影界，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唯有吴印咸。吴印咸是获得大家公认的我国电影摄影教育和图片摄影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