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Vol 2 | 沈雷：中国体育不可避免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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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Vol 2 | 沈雷：中国体育不可避免的尴尬 

原创 2016-08-02 沈雷 大家

文 | 沈雷

就在比赛开始前仅仅数小时，国际冠军杯中国赛组委会宣布取消北京站曼联与曼城的“鸟巢”之战，理由是“近日连续强降雨天气，为保证球员和球迷的安全”。尽管前一日确有雷雨惊扰了两队训练，但官方宣布取消比赛时，北京正艳阳高照，天气原因只是托词而已，让这场足球商业赛流产的真正理由是“鸟巢”糟糕的场地状况。

连续降雨确实会影响足球场地的草皮质量，但如果有精心的维护和足够的软硬件配套设施，雨水并不足以成为一座现代化球场不可抵抗的外力。但当下的事实却多少有些令人尴尬，“鸟巢”——这座正处于足球热之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体育场——却无法抵御几场大雨的侵袭。

▲ 资料图：网友曝光的“鸟巢”草皮

其实关于“鸟巢”场地糟糕的批评由来已久，早在2009年在此举行的意大利足球超级杯中，时任国际米兰主帅的穆里尼奥就公开抱怨了场地问题。而那场比赛，是“鸟巢”在北京奥运会落幕后首次举行的体育赛事。

▍鸟巢的“尴尬”

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落幕后，作为奥林匹克遗产中最庞大的存在物，“鸟巢”却始终缺乏足够的存在感。无论是承接商业演出还是体育赛事，这座中国国家体育场都有先天不足：容量过大，启用费用过高，配套软硬件条件不佳——被穆里尼奥鄙视了两次的足球场场地问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体现。尽管在2022年，“鸟巢”将以首座同时举行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体育场而名垂青史，但它的辉煌似乎注定只与奥林匹克有关。

“鸟巢”为奥运会度身定制，并长久地成为城市记忆的一个地标，仅此而已。在筹建这座庞然大物时，曾经有过诸多美好的设想。比如它是中国首例实行BOT融资模式（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兴建的大型体育场馆——2003年，中信集团、北京城建集团和美国金州控股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鸟巢”项目后，与政府出资人代表（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了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国家体育场的投融资和建设工作——但如今已经没人再提及这个开创先河的首例，“鸟巢”的BOT融资模式在北京奥运会落幕后仅仅一年就宣告破产，中信联合体放弃了30年特许经营权后，北京市政府重新成为国家体育场的大股东。

“鸟巢”的尴尬，恰恰又是北京奥运会最典型的一个注脚。奥林匹克盛会终于来到中国之际，国内体育界人士曾无不充满期待，尤其是对于这届了却心愿的盛事能否为中国未来的体育发展模式有所创新充满了猜测。但八年过去了，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举国体制不仅依然健在，甚至焕发出更大的吸引力，一些曾经的突破口也开始重新倒向了体制一边，“鸟巢”失败的BOT模式或许正是一个缩影。而中国体育仍然是一个无法独立在市场中成长的巨婴。

巨婴会给人带来某种错觉，如同北京奥运会后获得单飞资格的网球名将李娜那样。李娜在国内大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大满贯头衔，更多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她被树为反体制的英雄，在很多人看来，李娜的成功说明了中国体育挣脱举国体制的可能性。

北京奥运会前，李娜已是一位世界一流选手，而在获准脱离体制“单飞”后，娜姐跃居顶级行列，并书写了一段传奇。尽管李娜曾对体制多有公开抱怨，但毫无疑问，她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没有网管中心的全力输血，以她的家庭条件根本无力实现职业化——可以不计成本地参加各级别巡回赛，身后有完备的教练和后勤保障团队，李娜早早拥有了这些世界前一百甚至前五十选手才能享受的条件。

▍考核不应唯成绩至上

没有用钱堆出来的呵护，天赋只是让人遗憾的一声叹息。譬如柏衍，这位曾经在世界青少年球员排名进过前十的选手确实有不俗的天赋，但“单飞”后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他只能孤身一人四处征战，时常因为等不及伤势完全恢复就冒险出战，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柏衍仍是中国最好的网球男单选手之一，但他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又譬如王蔷，这位长相靓丽的姑娘早在15岁时就拿过中国18岁组冠军，她曾是真正自由成长、与体制无关的中国网球手，但每年接近七位数的训练比赛支出让其家庭难以承担，最终不得不退回体制寻求保障，如今成为里约奥运中国代表团的一员。

▲ 资料图：柏衍

在高度职业化的网球世界中，中国网球选手的数量处于绝对劣势，但举国体制用外部世界所不具备的物质条件让这些选手迅速提升为二三流水准，而非体制内选手中的绝大多数早已折戟于青少年转职业的这一台阶之上。但要完成从二流跃升一流的质的转变，对举国体制而言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超出了体制对于属下选手的要求——对于最高水准的网球选手，奥运会相比四大满贯只是蛋糕上的樱桃，但举国体制恰恰相反。

从某种程度而言，李娜乃至郑洁、晏紫、彭帅这第一代中国网球明星得以实现单飞，为北京奥运会所赐。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的成绩，总局各运动中心无所不用其极，而对于网管中心而言，对这几位当打球员许以单飞、满足她们出去看看以及争夺个人自由度的强烈意愿，无疑是最好的心理安慰疗法，而时任中心主任孙晋芳的开明及其在体制内的威望，也是促成这一巨大变革的关键。

但偶有的闪光并不足以掩饰既有的体育发展模式在一些方面的弊端：2013年第12届全运会网球比赛，除李娜以外的全部奔走在职业道路上的中国网球手悉数参加。当时尚未卸任的孙晋芳不无得意地说：

“这就是全运会的魅力，吸引那么多单飞的职业明星来参赛，这对观众、球迷乃至对手都有好处，对网球项目也是最好的推广。”

但尴尬的是，除了中心球场和临时搭建的半决赛场地，全部17块球场中的14块一律不设观众席，而且统统包裹着两层以防球员比赛时受干扰、隔离场内外视线交流的网罩，就连孙晋芳自己也不得不扒着铁丝、隔着两层网眼朝场里张望。这幅拒外人于千里之外的尴尬画面与这位体制内开明领导所言的“推广”，距离着何止十个光年。

在旧有模式下，考核每个环节的标准几乎只剩下竞赛成绩，地市一级之于省运会，省一级之于全运会，国一级之于奥运会，环环相套，缺一不可。体制内的机构大多只需考虑竞技层面的元素，作为游离于市场体系之外的独立系统，有关市场推广、开发、利用的问题，反倒显得多余，甚至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也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诱发游泳中心与两位游泳明星矛盾的重要原因。从2013年曝出的与孙杨间的重重矛盾，到出征里约前的宁泽涛退役疑云，问题最早的爆发都在于运动员对个人利益分配的不满，并最终扩大为个人与中心或地方体育主政部门之间的冲突。

相比前述的职业网坛，整个游泳领域的市场开发程度不高。奥运会的大多数项目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项目自身的曝光度以及市场开发过度依附于奥运会，缺乏日常职业体系的赛事支撑——这意味着这些领域无法诞生能靠比赛奖金生存的职业选手，而赞助商的出手仅仅局限在本领域寥寥数位超级明星，万千光环集一二人之身，一如菲尔普斯、朴泰桓。

在孙杨之前，贵为中国游泳第一位男子世界冠军的张琳曾经尝试过组建个人经纪团队，试图摸索市场开发的可能，但这个尝试迫于市场接受度不大以及张琳个人成绩的滑坡而流产。

孙杨在伦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扬，让其具备了市场开发的成功可能性。但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游泳中心和地方主政的体育部门都对这种尝试无甚兴趣，这种拒绝的态度背后当然有着运动员自身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体育部门缺乏核心动力，毕竟考核这些部门及主政者的标准是竞技成绩而非市场开发能力，至于运动本身的发展能从各类赞助商的市场推广行为中获利，虽然道理谁都懂，但因为不可能量化为考核指标，而无法得到积极响应。

▲ 资料图：孙杨

而在现下这个时代，明星运动员注定不会再满足于靠着一块奥运金牌从各级部门折换成四五十万元物质奖励的交换，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无可厚非的急切需求，与体制完全不将此等利益视为利益的这对矛盾无从解决，也就注定了类似的冲突会一再发生。而冲突的输家却是体制。

明星选手是成绩的保证，最终体制不得不向自己的考核标准低头，游泳中心对屡次犯事的孙杨的屡次处罚都可谓色厉内荏，而宁泽涛也在最后时刻得到了出征里约奥运会的机会。

比起雅典奥运会后因为类似原因而被直接踢出中国跳水队的田亮，孙杨和宁泽涛的运动生涯得到了保护，你可以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新的时代，更可以庆幸他俩所在的中国游泳队无法像中国跳水队那样，如流水线般批量出产奥运金牌选手。

▍不可或缺的“举国体制”

距离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二年，今日之中国较之当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举国体制的核心内容以及对中国体育的影响力却从未发生过根本改变。

在一些缺乏世界全民参与度、难以职业化的项目，举国体制塑造出了无敌的“梦之队”，譬如跳水，譬如羽毛球，又譬如乒乓球——尽管国乒不得不为项目自身发展而早早喊出“养狼”，但在举全国之力打造的中国乒乓队面前，至多举全家之力的境外选手又如何能是对手？

▲ 资料图：中国乒乓球选手

作为确实拥有众多受众及品牌厂商的中国国球，作为屈指可数的中国强大到足以为项目本身制定行业标准（而非仅仅是包揽比赛金牌）的世界性竞技项目，中国拥有了改变项目本身的能量，学习NBA模式也一早就被中国乒乓界高层挂在口中。但塑造多年的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却成了四不像，归根结底依然是整个环境对于竞技成绩的过度追求。运动员产权依然归属于国家而非所谓俱乐部，参赛重心依然是代表国家有相应奥运积分的各类国际比赛，一个支离破碎的联赛最终只能徒剩职业联赛的虚名。

同样的问题在羽毛球、排球也有着相同的演绎，只不过后两者所谓联赛的参与者只是地方队的变体，换了一身马甲而已，甚至叫了数年的排球职业联赛已经默默将职业二字摘下，完全否认了这一路径的伪装。

曾经敢于开口声称自己为职业的竞技项目联赛，在中国前前后后不下十余个，真正能和职业联赛沾上边的也仅有足球、篮球这两项，而即便它俩，也每每被人称之为“伪职业”。足球职业化起步早篮球一年，圈内曾有半真半假的戏言；CBA草创时各项规章制度，不过是篮管中心工作人员托了自己在足管中心就职的亲戚拿了一份甲A联赛章程依葫芦画的瓢。

戏言归戏言，足球与篮球的模仿对象恰是一西一东，足球学欧洲，篮球仿美国。两项联赛各在新世纪之初迎来高潮，前者由国足冲入世界杯所刺激，后者享受球星接连加入NBA之利好。两大联赛初创时都是地方专业队翻牌改名，与领导部门运动管理中心和运动协会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保持步调一致。

日后足球革自己的命革得更彻底一些，成年队及青训后备体系逐渐脱离体制，逐渐演变为大多地方将男足项目从举国体制中彻底割除的局面——而这也终究造就了中国足球的畸形模样，地方体育主政部门逐渐失去对地方俱乐部的控制力，而这些俱乐部所参加的联赛、所制造的最好球员组成的国字号队伍又受制于仍属体制内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头脑与身体的各奔东西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巅峰，为了确保奥运会成绩，甚至在足球世界里远远重要得多的世界杯预赛被作为了练兵场地，而最终，中国足球输得一败涂地。

各级队伍成绩的一再走底，假球黑哨从根子侵袭足坛，当年没人敢预言，2008年就是中国足球的谷底，人们只知道它依然在疾速坠落。而在北京奥运会落幕后一年，一场扫黑风暴突如其来地出现，涤清的市场逐渐开始赢来资本的回归。中国俱乐部成为亚洲冠军，天价明星蜂拥而至，联赛转播费卖出了十位数，足球重新成为民众日常的热门话题……这些景象，在八年前恐怕无人敢相信，而今却真实地发生了。

或许可以说，中国足球的复苏始于2009年的扫黑风暴，但这并非中国体育的自我净化，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面。从某种意义而言，净化与复苏都更像是又一次举国体制的洗礼，只不过这一次体制所涵盖的能量远远突破了体育的界限。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国足球被抬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资本趋之若鹜地涌进足球市场。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景象：本在举国体制之内的项目主政部门将逐渐以“管办分离”的方式去体制化，而方案中所提出的多处美好愿景的实现（譬如若干年后在全国拥有数万所足球特色学校），正默默地由另一个系统以更轰轰烈烈的举国体制的方式展开着。这仍然是一种撕裂的构架，但结果如何，我们尚且无从断言。

2008年北京奥运会落幕已过去了整整八年，关于旧有的体育发展模式的争论，仍将在长时间内继续下去。允许争议本身是一种进步，但这场逐渐呈现非黑即白格局的争论既无法动摇旧有模式之于中国体育的控制力，也无法清晰地表明中国体育对于旧有模式的依赖度。

▲ 资料图：2008年奥运闭幕式

即便是今日看来，市场开发度最大、体制插手最少的路跑领域，脱离了体制又有哪场城市马拉松可以顺利举办？涉及安保、急救、路政、竞赛组织等全方面的工作，是体育部门都无法独力承担的责任，又何况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公司？体育终究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却又是社会系统的一枚齿轮。

举办奥运会需要举国体制，维持中国选手的竞技水平需要举国体制，而让各阶层民众有意愿、有闲暇、有能力投身体育，在短期内看，同样需要举国体制。

编者注：本文为腾讯体育奥运专题“六国论”特约稿件。

【作者简介】

沈雷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文汇报体育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