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台湾 | 正午

源济

重返台湾 | 正午 

原创 2016-08-01 郭玉洁 正午故事

重返台湾，当时所感受到的断裂，在每一个层面都加深了。断裂的两岸，民族主义激情都已高涨。对于中国大陆的抗拒，正在演变成整体的敌意。文明、民主成为最重要的价值，新的身份认同，建立起区别于对岸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当台湾排斥内在的中国因素，靠否定的方式，不断提纯自身，提纯历史，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同质性很强的地方。温柔的台湾，也是文明压力巨大的台湾。

重返台湾

文 | 郭玉洁

1

回到台湾，是为了再次告别。

说“回”——十年间，台湾从一块遥远的陌生之地，渐渐移动至我的内心，它唤起的情感类似乡愁，亲切，惆怅，街道和人事浮现，在时间中微微地飘移，时或起了返归的激情。

最先浮现的，必定是温州街。1947年，台北建立起新的街道命名系统，日本时期的町通消失了，以中国各地重新命名。依据地理方位，这条街对应了辽阔大陆东南海岸的一座城市。数十年过去，那个城市已经成为中国最富有、最擅长商业冒险的城市，但街道全然不理，繁衍出截然相反的活力。这活力，来自邻近的台大。从红砖墙图书馆、椰林大道，校园扩散出一条马路，穿入诚品书店旁边的小路，经过一家专卖简体版的书店，一家锅贴店，面前长长的陋巷，就是温州街了。

街角的入口，突然塌陷，露出一个黑暗的洞口，沿着陡峭楼梯向下，你可以到唐山书店，寻找最新的文学、社科书籍。街道深处，另一个洞口，则要往上攀登，在同样陡峭的楼梯上等着的，是专攻性别议题的女书店，某一类游客的朝圣之地。

咖啡馆五步一个，左右错落。通常都是小小的，有美丽的窗。寒暑期末，咖啡馆突然爆满，赶作业的大学生，对着电脑和一杯咖啡，痴坐一日。有人走出来，在窄窄的屋檐下抽烟，呆看着雨中闪闪发亮的路面。

台北的天总是灰的，欲雨时透明的灰，下雨时低低的浓阴。即使天晴了，天空中也总是有大片的云，午时太阳奋力从云后挤出，在地上制造出阴影，人们像梦醒一样察觉，今天是晴天。

浓重的湿气，阴润了路边的灰色小楼，墙上流着雨水的渍。再新的建筑，也会迅速被浸湿，发霉，苍老于实际年龄。不过，也幸有雨水，每家阳台上、门口，都生长着茂盛的深绿色植物。台北，真正是一座森林。

温州街上，有一间叫做Picnic的咖啡馆，菜单做成书册的样子，碎花布做封面，内文是可爱的手写体。这种风格，人们会毫不犹豫地称为：小清新。我曾在这里，采访过小说家骆以军。他说，温州街的小巷、咖啡馆像褶皱，“一代一代文青在这些褶皱里孵梦、耍颓废、延后进入社会大机器。”

骆以军讲话，和他写文章很像，放烟花一般，一连串词语劈劈啪啪窜出去，一个句子结束的时候，距离点火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他讲起他这一代台湾小说家，生于1960年代，成长于现代化的、都市的台湾，第一本小说都极其相似，都是一个孤独的密室，一个疯狂的神经质的人，是“内向世代”。

骆以军壮大身躯，面庞黝黑，络腮胡子，像戴眼镜的张飞。但他和善柔软，一旦开口，就全盘托出，每个句子里都有的“妈的”，却一点不凶狠，更像是日常的标点。他曾在文章里写道，有一次，他开车撞到了一个骑机车的学生。他下车站在路边，等着太太处理。太太对学生说，你不要看这个伯伯很凶，其实他心里比你还害怕。

骆以军一边讲话，一边抽烟，抽几口，就把大半根烟按灭在烟灰缸，再抽出一支点燃。一会儿，烟灰缸里插满了长长的烟，好像白色森林，金色滤嘴的树冠上，有焦黄的火灾证明。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骆以军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但是只抽前面一段，可以把伤害减到最低。我心想，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但我没有说出口。也许我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毫不懂得含蓄的北方人。我总记得这个场景，它是一个小说家的悖论，在自毁和生存之间达成了妥协——一支吸了五分之一的烟。

大约一两年后，我在温州街看见骆以军。他和朋友边走边讲话，我高兴地站住，像采访、通信时那样叫他：以军！他站住立正，眼神下垂，对我点头哈腰：是！是！他客气，惶恐，一定不记得我了。我茫然地向前移动了。

温州街的尽头，是另一间著名的咖啡馆，“路上遇见一只猫”。吧台后面，留着长发的男咖啡师挑起眉毛看着我。我站在那里，苦苦回忆，上一次来这里时，喝的是什么咖啡？那次一别，我收到一封信，最后一句是：在一个可以喝到XX拿铁的城市，我又怎么会孤独呢？这XX到底是什么？我怎么也填不了空。

咖啡师没有表情地说，菜单在那边，你可以参考看看。

我已经看过了，门边的黑板上，白色粉笔写着菜单。有原味拿铁，杏仁拿铁，白巧克力拿铁。是杏仁拿铁吗，还是巧克力拿铁？不对，应该要更特别才对啊。

我灵机一动，能不能把杏仁和白巧克力放在一起？即使总是懒洋洋、处变不惊的咖啡师，脸上也出现了微微的困惑。他用犹豫的声调说，可以啊。

我从他的表情里，迅速明白了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杏仁加巧克力，是什么样的怪味道呢？算了，我各要一杯，一杯杏仁拿铁，一杯白巧克力拿铁。

我坐在窗前，一张弹簧坏掉的单人沙发，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面前一杯杏仁拿铁，一杯白巧克力拿铁。我喝了一口这个，又喝一口那个，恍然大悟，信中所写的，必然是其中一个。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已经不重要了，它们对我来说，都太甜了。

有这么多回忆的地方，我称之为故乡。

2

回到台湾，我的朋友们都在竞选。

温州街所在的大安区，是范云的选区。为什么选在大安？因为这里有台大，很多文青、知识分子，就像……范云想到她仅知的北京地名，就像三里屯！但是，选了一半她才发现，文青、知识分子只是在这里读书工作，户籍并不在大安，没有投票权。她要面对的，并不是咖啡馆里的咖啡客，而是灰色小楼里起烟火的人们。

距离选举还有两天了。范云坐在竞选总部，看着手机，大拇指焦急地划动屏幕。你平常喜爱和朋友聊天的她，显然没有时间寒暄。她正在阅读一则关于她的选举新闻。

范云的竞选总部，在大安森林公园（那里有肥胖的松鼠，湿润浓重的青草味）对面，左边便利店，右边奶茶店，是典型的台北街景。门口林立数十面粉色的旗子，上面印着范云的卡通形象——短发、戴眼镜的小人。总部，是大约三四十平米的长方形开间，门口的电视机永远在播送选举新闻，沙发上，几个邻居阿伯一边看电视一边用闽南语聊天。长桌上堆了很多文宣。墙壁上同样刷了粉红色，穿垒球服的范云微微笑着，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

范云是台大社会系副教授，但她更重要的身份，是野百合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90年3月，台湾的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已改为自由广场）静坐，反对独裁统治，呼吁台湾民主化。22岁的范云，是学运决策小组成员及总指挥，也是学运世代中少有的女性。在仰角拍摄的照片中，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手拿麦克风，站在行驶的宣传车上。

这一以台湾特有植物命名的学生运动，是当时全球民主浪潮的一部分。但是，和大部分学生运动不同，野百合学运身处历史机遇中，难得地实现了自身的政治诉求。时任国民党主席、台湾领导人，也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人物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学生和平退场。在之后的政治改革中，野百合学运的诉求陆续实现。

野百合一代就此赢得了历史位置。2000年，陈水扁赢得大选之后，起用了很多昔日的异议人士、NGO工作者，其中也包括一些野百合的学生领袖。然而，陈水扁在任内爆发了贪腐案，“进步人士”也纷纷受到质疑。现实政治的权力场里，并不容易保留理想的光环。

范云于1990年代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毕业后在台大教书。传说陈水扁也曾邀请范云“入阁”，她拒绝了。她始终密切关心政治，是国民党坚定的反对者，也有很多民进党的朋友，但是不曾担任任何官职，让她保持了相对超然的批判立场，也留住了野百合运动带来的历史声誉。

但她终于还是决定从政了。2014年3月18日，反服贸运动爆发——后来被命名为另一种植物，“太阳花”学生运动，各校学生纷纷罢课，前往立法院附近静坐。范云组织各校老师，在静坐现场上课，命名为“民主课堂”，朋友称她“范校长”。在广场上，街道上，很难说教学的效果如何，但是它有效地组织师生停留在现场，让运动的声势持续下去，支援了立法院的占领者。

“太阳花”落幕的晚上，有人组织了吐槽、恶搞太阳花学运的视频直播“大肠花”论坛，年轻学生们轮流走到桌子前，操着台语，骂着脏话，干了很多人。大学老师范云排队出场了，她痛斥运动中的性别歧视，说只有女性才有资格说“干恁娘”，她自信，幽默，不甚熟练地说着脏话。现场一片掌声、笑声。直播页面的评论中，跳跃着范云的名字。Facebook上，很多人转发她的现场发言。范云的声望，在野百合学运之后，再一次达到高峰。

“太阳花”运动结束那天，上街游行的人数大约有五十万。它召唤出了强烈的社会情绪，风暴已经形成。如此强大的情绪，该如何转变成政治力量？“太阳花”运动里的一些重要人物组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公民组合”，但是很快，“公民组合”分裂成为两个政党，一个是黄国昌领导的“时代力量”，另一个是范云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有人戏称，一个男生党，一个女生党。

社会民主党，这一参考自西北欧的政党，提出的主要是福利政策，老年照顾、劳工保护、征收证所税、同性婚姻，等等。2015年8月，社会民主党和主要致力于环保领域的绿党结成联盟，简称绿社盟，参与2016年的政党竞选。

“时代力量”也好，绿社盟也好，看准的是这样一个政治机会：人们已经厌倦了国民党、民进党的两党政治，他们渴望新的政治力量。在2016年的大选中，除了最高领导人，还会进行立法院和政党选举。最高领导人固然无法企及，但是选上立法委员、赢得一定比例的政党票——假如得到3.5%的政党票，就会得到政府补贴的补助款，继续经营政党，得到5%，就可以送一人进入立法院——进入现有的政治格局。

范云是社会民主党的召集人，同时，她在竞选台北市大安区的立法委员。为了吸引中间选民，突破蓝绿对立的政治传统，范云的竞选口号之一是，何必泛蓝，何必泛绿，只要范云。

傍晚六点四十，范云出门扫街了。今晚的日程是跟垃圾车。扔垃圾，是台湾人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台北，有一套严格的垃圾回收系统，为了限制人们乱丢垃圾，街上很少有垃圾桶，人们必须在固定的时间下楼，等待巡街的垃圾车，把分好类的垃圾扔到不同的车上。常常有人声称不能出门聚会——因为要丢垃圾。而人们全体出动，站在街边等待垃圾车的场景，则像一场更大的聚会。

第一站是成功国宅，这是国民政府修建的住宅，住的多是公务人员、军人、教师，传统上的蓝营。单调的魔音《少女的祈祷》传来，黄色的垃圾车已经到了。范云披上写有自己名字的红色绶带，别上麦克风和小音箱。另外两组候选人也已经到了，在小区门口站好了位置。

人们从小区里跑出来，手拿粉色垃圾袋，冲向垃圾车。在短短的路途上，有三队候选人在等待他们。

如何拦住一个扔垃圾的人？在台湾选举中，这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问。首先，要有礼品——印有竞选信息的面巾纸、扇子、杯垫，面巾纸最佳，因为它有用。其次，快速说出候选人最重要的讯息，比如，“台大老师范云”，很多人听到之后，会愣一下，工作人员立刻说，范云本人在那边喔。这句话像二传一样，把球颠到范云面前。范云对经过的每个人半鞠躬，递过礼品，重复地说道，台大老师范云，本人拜托喔。如果是老人，范云会握住对方的手，说，特别关心老人照顾喔。再赢得一瞬，范云会说，换年轻人做做看喔。她的竞争对手，现任“立法委员”蒋乃辛，已经快70岁了。

老人多半都会接过，尤其是年长的女性，一边接过，夹在指间，一边微微点头示意。有的摊开手，示意手很脏，不方便拿。年轻人则从老远就卷起肩膀，一张冷脸切过工作人员的手指。也有人跑过来说，范老师加油！我们全家五票都是你的！

半小时后，垃圾车离开了。三组候选人也分别钻进自己的车，抄近道赶去下一个小区。今晚还有两个地方要跑。距离选举，还有两天了。

在我心里，范云是一个开朗、温暖的朋友。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时借住在她家。夜里，我常坐在她家的阳台上，看淡水河流向太平洋。深夜的河看似平静，却从不停留。我们一起谈论共同关心的话题，两岸政治，性别运动，文学，历史。像台湾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范云没有架子，没有居高临下的师长气，她对很多事充满好奇，也是一个认真的聆听者和提问者。我也曾数次目睹范云的公共演讲，那时我想，她如此有亲和力，又逻辑清晰、有政治头脑，应该是适合从政的吧。

但是这天晚上，身在竞选的现场，我觉得很沉重。这种沉重不仅是为朋友担忧，更是亲身体验政治的艰难。原来竞选，并不是我原来想像中的讲政见、理性辩论、说服选民，而是拦住扔垃圾的人，用一秒、两秒投掷语词的炸弹——多半都闷声死火了。大安区人数超过31万，候选人共有十二个。人们会依据什么来投票呢？除了旧有的蓝绿立场，首先，得是自己认识的名字。因此选举中最有效的方式是做广告，在这个季节，电视广告、电台、路边的广告牌，四处是含笑抱胸、握拳、竖大拇指的男女形象。可是，广告需要大量资金。于是没有钱的政治新人、小党候选人只好扫街——垃圾车、菜市场、夜市、公园、宣传车，一只手一只手地握，上万次地重复自己的名字。

原来一人一票，是这么困难。

在追逐垃圾车的路上，范云说，未来希望能改革台湾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她提到德国，为了支持小党和新的候选人，电视台会有公共的广告时间，让候选人轮流播放广告，路边也有免费广告牌，供候选人介绍自己。假如不改革，台湾的选举将会一直有利于既得利益者——财团、两大党，而无法诞生新的政治力量。

车里弥漫着焦虑的情绪。选举开始之后，范云和绿社盟的缺点就暴露了，她/他们的知名度都在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圈，很难进入主流。除了做广告，另一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上新闻。但是台湾的媒体早已堕落，追逐名人的巧语和蠢话，择立场而居，很少谈论严肃的政策。作为政治的新生力量，要想上版面，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助名人了。

2015年12月，出现了一则新闻：范云和蔡英文一起做便当。她们穿着围裙，并排站着，戴眼镜、短发、知识女性的样子颇为相似。这张照片出现在很多媒体上，却也在绿社盟内部遭到批评。很多人长期参与社会运动，对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好感，他们批评范云：原本声称要做第三势力，现在和民进党走得这么近，以后真的能监督吗？

在选举现实和党内同志的批评之间，范云左右为难。人生总是要面临选择，但是政治要求人们更迅即地进行判断和行动，然后用漫长的时间承担后果。

与此同时，从“公民组合”分裂出的另一个政党“时代力量”，用尽了绿社盟的朋友们不屑的方法：他们“贴着”民进党选，找民进党的大佬站台，利用明星效应（其中一个候选人是摇滚明星），制造鲜明的形象——甚至他们的政党名字“时代力量”，也更像一个乐队。他们是绿社盟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召唤着年轻的中间选民，“太阳花”学运中上街的五十万人。很多人预言，“时代力量”会大赢。绿社盟和范云又将如何？

好在，再有两天，这一切都结束了。

2014年3月30日，数十万人参加了台湾反服贸运动的闭幕晚会。这次运动也被称为太阳花学生运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范云的竞选车。 摄影：郭玉洁。

3

绍文也上街拉票了。早上七点的菜市场，他拉住买菜的阿嬷讲自己的政见：他是来宜兰种地的年轻农民，反对农地自由买卖……讲了一分钟后，阿嬷问，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绍文去北京时，我的一位同事见到他，她挖空心思形容这个令人惊讶的人：他好像个钢铁工人啊！这大概她能想到的最阳刚的比喻。绍文瘦高，像一株细细的直木，没有胸、没有屁股。短发，皮肤又黑又粗，穿着每个中年男性都有的咖啡色粗布夹克。自从到宜兰务农之后，他总是穿雨靴，只有一副眼镜暴露着他的出身。

从生理上来说，绍文是女性，但是他从小就喜欢做男孩打扮。长大后，他发觉自己喜欢被称为“他”、“he”、“哥哥”、“叔叔”……但是，他也并不想真的变成男人。他决定了，自己是“跨性别”——不男不女，超越性别。

一次去夜市拜票时，一个阿伯拉住义工，用台语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义工来自台北，她很自然地说，他是跨性别。阿伯傻了，啥？跨性别？义工慌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宜兰的老农民解释这个时髦的概念，慌忙说道，哎呀我不知道，你问他啦！

绍文这次参选宜兰县“立法委员”，提出的政策主张都是关于农业，但是没有人要听政策。拜票队伍走过之后 ，一堆阿伯交头接耳，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绍文听到了，站在街上回头大叫：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

2015年12月23日，竞选抽签，决定每个候选人的号码。绍文抽到7号，他站在台上，拿着抽到的号码，左边有人举着大幅竞选海报，右边举着宣传板，上写四个字“我是女生”。台下的记者笑翻了。对身份的调侃，意外地为绍文加了分。这张照片上了新闻，很多人都记住了，7号候选人，就是那个“女生”。

绍文曾经在台湾南部山区的NGO工作。在那里，他形成了自己的理念：长期以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剥夺为代价，因此今天农村凋蔽，一方面无人务农，另一方面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还导致了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等种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

2011年，绍文和三个女性组成了一个多人家庭，以务农和性别平等为主要志向，取名“土拉客”。她们在台湾北部包了一块地，开始学习耕作。2013年，“土拉客”迁到宜兰县员山村，那里已经聚集了一些从事有机耕作的朋友。他们都是离开都市、返回乡村的“新农”——和当地的“老农”相对。

从台北开车一小时，就可以到达宜兰。这个距离，使得宜兰成为台北人的后院。原本用于耕作的农地被卖掉，水田中建了一座又一座别墅。耕地破碎、减少、被污染，地价却越来越高。

2015年，宜兰有志于有机农业的小农、学者、NGO工作者一直在努力推动修法，遏止这一现象。这当然遭到了地产仲介公司、建筑公司的反对。宜兰县长期由民进党执政，被称为全台湾最进步的地方政府，但是，他们不敢得罪财团，政策左右摇摆。

8月，几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绍文做出了政治判断：接下来半年，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都会是选举，如果不介入选举，农地的议题就被淹没了，不仅如此，甚至会输——一位地产仲介已经宣布参选，借助选举宣扬农地自由买卖的概念。于是，绍文决定加入绿社盟，竞选宜兰县立法委员。

他当然不可能赢，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宜兰县只有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最大的胜算是现任立法委员、民进党代表，第二名是国民党代表。两大党拥有最大的竞选资本，金钱、人力，他们的竞选旗帜插遍了宜兰。宜兰人也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投票习惯，或绿，或蓝。但是，绍文和朋友们认为，重要的不是选上，而是在选举中宣传、辩论有关农业的理念，说服选民，监督即将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此前，绍文从未竞选过，一切从新学习。他也去扫街拜票，和人握手。早上五点去菜市场，碰到的是白领，她们那时去买菜，然后回家叫小孩起床，送小孩上学。七点去菜市场，碰到的就是阿嬷。他更喜欢去夜市，因为夜市不用早起，而且夜市有小吃，有游戏摊。

拜票的过程中，绍文逐渐形成了自我介绍的方式：我是在宜兰种田的年轻农民，请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在菜市场、夜市，人们并不会听政见，但是他们听到是竞选者“本人”，会认真看他一眼——大党的候选人，很少“本人”来——看到他脚上的雨鞋，眼神里似乎更有点赞许。当然，问得最多的，仍然是性别。一个阿嬷问，你是谁的媳妇？绍文说，我是宜兰人的媳妇！

有时候，绍文会在街头短讲。他站在路口，等红灯一亮，摩托车在斑马线前停了下来。绍文就开始对着摩托车上的人演讲。他很喜欢这个方式，红灯有60秒，他要在60秒之内，讲清楚自己的政见，又要能够被理解，这是很大的挑战。而且，“每个红灯，路口会有大约一百台摩托车，有一百个人听你讲耶！”

一次，他在街头短讲的时候，一个捡垃圾的人走了过来，对他说，你选举又不请人家吃东西！（有的参选人会开酒席，请选民吃饭）绍文说，我没有钱啊。捡垃圾的人说，没钱你选什么选！

下一个红灯，绍文讲道，刚才有一位大哥说你没钱选什么选，我就是没有钱哪，种田的人哪有什么钱！他讲着，突然觉得心酸：我们就是一群年轻人白手起家，没有拿父母的一分钱，哪像人家，家大业大……突然有人在摩托车上说，加油！投给你！绍文发现，“白手起家”、“没有拿父母钱”的演讲效果特别好——台湾人的文化里，勤劳、独立仍然被看作重要的品质。

在宜兰的新农里，有两个艺术家。他们花了一个半月，把绍文送菜的蓝色小货车改造成咸粥车。原先敞开的后车厢，加了盖，里面可以放桌椅、锅碗，停下就是一个小吃摊。从11月底开始，绍文开着咸粥车，出现在宜兰的很多地方，邀请人们喝粥，谈农业问题。熬粥所用的米、菜，都是小农自己耕作的；改装货车所用的木材，是二手木料；盛粥的碗，借自宜兰民间的碗盘博物馆。

移动的咸粥车，也是一个农业议题的宣传队。这种新颖的竞选形式，象征了贴近民间、与选民对话的理念，再加上网络的放大作用——每次咸粥车出去，回来之后绍文都会在Facebook上写一则日记——咸粥车一炮而红。

在2015年12月5日的《咸粥车日记》中，绍文写道：

“今天晚上我开着咸粥车，来到罗东拜票。我避开明亮热闹的罗东夜市，来到罗东车站后站首都与葛玛兰客运的下车处，想为回家的宜兰人奉上一杯猫小姐食堂炒制的黑豆茶，以及深沟国小妈妈们今早做的手工黑糖粉圆。

“意外的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是附近工地里的工头大哥。他说想跟我买东西吃，我说我们是来奉茶的，我们想请工地里的大哥们吃粉圆。大哥推辞了半天才接受，吃完以后把碗都洗好还给我们，十分钟以后又小声地来跟我说：‘小姐，谢谢你诶，我们因为这个赶工，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晚餐。’

“我看看手机，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12月11日深夜，咸粥车开到了海边，看望捕鳗鱼苗的渔民。绍文为渔民送上稀饭和槟榔，渔民一阵欢呼，说这是第一个亲自到海边的立委候选人。

咸粥车所到之处，聚集的最多不过几十人，但是这些举动感动了在键盘前打字的年轻人，他们惊讶，台湾还有这样的地方，而竟然有候选人去了这样的地方！

绍文在大学里学习了社会运动的理论，毕业后进入NGO工作，能够讲很多理论术语，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是我见过的最能深入群众的知识分子，他可以很快地和各种底层人搭话，说他是个钢铁工人，原住民，农民，都是可以的。

在宜兰，绍文常常和老农聊天。他站在老农的立场，理解了他们为什么卖地：他们的老年生活没有保障，也没有年轻人可以继承土地。因此，他认为，尽管农地是一种特殊资源，不应该自由买卖，但是不应该止于简单的反对，必须整体考虑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经过长期的讨论和思考，绍文和他的竞选团队参考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拟定了一个完整的农业政策，包括立法制定农业预算、设置耕地红线、老农退休金制度、土地续耕等一系列的政策，让农业经济活络、永续，而不是作为怜悯救济的对象。

已经是选举前最后一天了。在细雨中，绍文的宣传车队行驶在宜兰的乡间公路上。车队是两台小货车，两台小汽车，绍文站在货车车厢上，穿着绣有自己名字的红色马甲，两边是印着绿社盟和绍文照片的旗子。路边没有什么人，偶尔路过小商店，绍文和工作人员呼啸起来，拿起喇叭喊：7号吴绍文！拜托拜托！店里老板见惯了这种场景，回喊道：冻蒜（当选）！冻蒜（当选）！想必他们对每一个经过的候选车队都是如此高声祝福。

这天十点以后，就不能进行任何竞选活动了，台湾将在夜里安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投票。十点以前，各派候选人都在游街，进行最后的造势。范云和社民党的其他竞选人一起，站在台北街头的宣传车上。而蔡英文浩大的车队，已经结束了南北各地的巡回，在众人的欢呼中进入台北。台北照例在下雨，天照例是灰的。夜里民进党最后的集会上，据说有几十万人到场，几十万把伞在空中扰攘，提前庆祝胜利。

绍文的选举，也没有悬念。对他来说，选举已经结束了，也终于结束了。四个月早起晚睡，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只有很少的广告牌、很少的旗子，他和竞选团队走街串巷，开咸粥车，在Facebook上写日记，去水利会跟农民演说。他觉得他已经赢了。在竞选后期，有四五个候选人喊出了“农地农用”的口号。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词，尽管对它的理解不一。

绍文决定继续选下去，一边种地，一边从政。他说，选举就像种田，要有耐心，第一年，第二年，只是改良土壤，第三年，才会真的有收获。选举，只是一个开始。

绍文和他的竞选团队在竞选前一天。 摄影：郭玉洁。

4

去台湾前，我在朋友家玩了一个游戏。是那种拿纸牌、代入角色、进入故事情境、在情节推进中定输赢的桌游，游戏名字叫《美丽岛风云》，故事情境是：竞选。

首先，每人抽到一张角色牌，牌上画的人物就是这局的竞选者。这些角色，全部是当前台湾政治人物的变形。比如马皇，就是马英九，空心菜，是蔡英文。根据原型的历史，每个角色也拥有不同的技能。

游戏开始，庄家可以任选一种竞选场景，电视辩论、造势晚会、地方扫街……每一种场景都有特定的规则。我们轮流摸牌，进行攻防，比如媒体爆料、负面文宣、特侦查弊、有罪宣判……攻击、防御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得到票数、减少对方的票数（一些红点）。第一个得到12个红点的人，将会赢得这次竞选。

四个“玩家”中，只有我熟悉台湾政治，有时我向他们解释某个人物、场景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多数时候不用，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和其他宫斗游戏并无两样。

一个晚上下来，我最强烈的感受是，设计者一定非常讨厌这些政治人物，讨厌选举。这副牌画风阴暗，黄色的脸上，用黑色横纹描出丑陋的横肉。而选举被分解成了各种招数，角色所拥有的只有招数，无关政治理念，更无关社会现实。

在台北东区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了游戏的设计者小伍，他白皙清瘦，戴着眼镜，下巴上有参差的胡碴。

三年多以前，小伍还在一家银行做放款员，是“不错的工作”。但是，那年他三十岁，想赌一把，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他喜欢桌游，也关心政治，于是他辞职，成立了神游工作室，开始设计《美丽岛风云》。

小伍捕捉到了社会的情绪：人们对政治人物不满，需要发泄的渠道。而选举，则是台湾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他选好政治人物，搜索有关他/她的新闻，从这些新闻中归纳出这个人的性格、技能，交给画师去画。风格是：恶搞。

半年后，《美丽岛风云》上市。2014年，洪秀柱宣布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大选。小伍又以IRON LADIES（《铁的意志》）为名，出了精装铁盒版，封面上是当时的两位女性候选人蔡英文和洪秀柱，哦不，空心菜和小辣椒的对决画面。这两个版本，总共卖出了将近一万套。小伍说，在台湾的桌游市场，算是很不错了。

像典型的台湾人一样，小伍非常礼貌含蓄，强烈的情绪总会挡在牙齿后面，当表达“很好”时，他说“不错”；讲到政治问题——台湾主体意识、对两岸问题的愤怒，他总会犹豫，并放低了声音。他问，你觉得，玩这个游戏，会让你们认识台湾的民主吗？会影响你们吗？

我说不会，玩这个我只会觉得选举很无聊，只有斗，只有计谋。

小伍有点意外，他立刻解释说，我是希望反讽，不断地反讽，这样在选举的时候，你的眼睛要放亮，你要看到这些人做过什么——我希望大家了解政治，了解选举文化。

小伍从小受正统的国民党教育，他记得有一篇课文，讲蒋公小时候就立志做大事，他经常去一条小溪，看鱼逆流而上，于是立志要跟那条鱼一样，遇到困难也要往前行。小伍说，这不太可能是真实的事情吧。课本里的历史地理，里面讲的都是中国大陆，黑龙江的省会是哈尔滨，京沪铁路是从北京到上海……那是台湾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时代，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小伍对课本里的内容充满怀疑。

2004年，22岁的小伍第一次有了投票权，他投给了陈水扁。很快，陈水扁贪腐案爆发。2008年，他投给了马英九。因为马英九宣称，要重建台湾的信心。但是上任之后，马英九的政策和他本人，都成了台湾人嘲弄的对象。

在投票——行使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小伍似乎对选举、对政治非常失望。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实现选举时的诺言。小伍说：“我们小老百姓，辨别能力不是很好。”这种对于政治的不信任，正是恶搞节目、恶搞游戏的心理基础。

2016年，小伍投给了蔡英文，政党票则投给了独派中最坚定的台联。

民进党一向擅用年轻人，他们聘请年轻的设计师聂永真负责蔡英文的竞选文宣设计。小伍也为蔡英文团队策划、制作了两个视频，其中一个是《20岁，去投票吧》。二十年前，台湾第一次直接选举，那时出生的小孩，今年刚刚拥有投票的权利。视频以中学女生争取不穿裙子的权利为题材，画面清新美丽，结尾处是蔡英文的选举口号：点亮台湾。

在《美丽岛风云》之后，小伍又以大埔案中陈为廷丢鞋事件为原型，设计了《让鞋子飞》。但是社运类题材并不适合做桌游，它不像竞选一样，天然具有宫斗的游戏性质，普通玩家也并不熟悉其中的人物。

但是他们的第三款游戏大获成功。这款游戏以国民党的内斗为故事原型，以众筹的方式在网上预售，原本筹集的目标不到十万台币，但上线不到一个月，已经达到了两百八十万。

小伍一一向我解释国民党政治人物的形象，马英九、洪秀柱、朱立伦……他们听取了人们对竞选游戏画风的批评，这次的美术风格是塑造英雄，让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魅力。洪秀柱处于画面的中心，身材火辣，左手持刀，这是模仿《杀死比尔》中女主角的造型，吴敦义有大块的肌肉，朱立伦像是超人，手扬在头顶，正在飞奔。非常奇特地，小伍的政治理念和商业操作分裂了。小伍在现实中厌恶、怀疑的人物，个个化身为救世英雄。我问小伍，这种风格不会美化了国民党吗？

有可能，小伍笑了一声，有可能我帮到了他们。

桌游《美丽岛风云》的角色牌之一，它所影射的政治人物为前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桌游《美丽岛风云》的角色牌之一，它所影射的政治人物为国民党政治人物林益世。

5

选举前，一切都和选举有关。

四年一次，这是台湾最大的权力变动。每一个年满20岁的台湾人，都通过一个具体的行为——投票，参与了这一权力变动。投票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台湾的命运，决定了历史进程，它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自己对政治的影响。于是，在选举前，个人的情感与利益、对台湾未来的想像与恐惧、对历史的记忆，全部被调动起来，投入选票箱，成为一个笔划，计入最后的数字。

在选举实行的早期，这种激情是最强烈的。在专制统治下生活了数十年的“顺民”，体会到了选票的威力，位于高堂的政治人物也要降尊纡贵，“拜托”一张选票。不难想象，这会使人感受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是，谁更应该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在选举中，政治人物有效地挑起了省籍矛盾，这一矛盾又通过选举，渗入了日常生活，使得人们互相拷问。本省人认为，外省人长期占据高位，压迫本省人。外省人则相信，如果民进党当选，会把外省人扔进台湾海峡。小学生在学校里形成蓝绿阵营，进行“代理人战争”，重复着父母的政治立场。如果家庭中各持蓝绿，战火就烧入家庭。绍文的父亲是杭州人，幼年随父母迁到台湾，母亲是本省人。每到选举，母亲就会发脾气，大骂外省人。父亲总是沉默，一言不发，背地里向绍文诉苦：你妈妈为什么要这样？

2007年，我第一次到台湾，作家朱天心跟我讲起族群政治对社会的撕裂：如果还想做朋友，最好不要谈政治。那时，陈水扁贪腐案已经爆发，百万红衫军在总统府前静坐。第一个本省人政权，贫苦、进步的台湾之子，没能经受住权力的诱惑。台湾社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失望。

那时，台湾作为民主的象征，吸引了许多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使人免于恐惧、可以凭选票决定自身命运的体制——我也带着这样的想像前来。这当然是真实的，台湾人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很快，他们又开始了对自身民主的嘲弄。我觉得困惑，也觉得沉重，原来建立民主制度之后，人们仍要面对如此多的难题。身处此岸和彼岸的裂隙之间，我失语了。

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曾经在选举中投注了巨大激情的人们，或多或少意识到，其实自己的选择不多，不是国民党，就是民进党，不是马英九，就是蔡英文，不是朱立伦，就是蔡英文。两党格局已经形成，四年一次，通常连任一届，八年之后，政党轮替。时间久了，人们投票，更可能是因为厌倦，失望，而不是出于信心。

而现实的困难重重，两岸局势、国际博弈、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台湾主体意识的呼声……很难想象，得是如何有手腕、有经验和政治想象力的领导人，才能在这些困难中开辟出一条路。然而，全民选举，更可能选出一种“形象”——草根、奋斗的陈水扁，清廉、斯文的马英九，而不是具有政治能力的领导人。一旦上任，百废难兴，只会越来越快地让选民失望。

这种无力感——不再真的感觉到自己参与、并影响了台湾的未来，让人们逐渐对政治冷漠，投票率日趋低迷，到2016年，是66.2%，历史新低。而另一些对选举失望的人，决意挑战这样的政治格局，包括2002年开始主张人人参政的左翼组织人民火大行动联盟（曾名为工人行动立法委员会），以及绿社盟的朋友们。

绍文从小受妈妈的影响，是本土认同强烈的台湾人。在选举中，他一直投民进党。直到2012年，姑姑向他拉票，要他投马英九。绍文提出了一个交易，他投马英九，姑姑把政党票投给绿党。姑姑同意了。得知这件事之后，很多朋友谴责绍文，不该出卖自己的政治立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通常都更痛恨国民党。但是这场交易，正说明了绍文对两党政治的怀疑。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服从于现有的竞技发展政策，而无法解决他关心的土地、农业问题。必须有新的政治力量，进入台湾的政治体制。加入绿社盟，投入选举，就是这一理念的延伸。

可惜，她们输了。马英九在任时，实行了一系列举措，改善两岸关系，向大陆靠拢。这激发了台湾年轻人的恐慌。于是所有的社会矛盾，世代危机、贫富分化，都归结到了中国大陆这个敌人身上。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就是这种社会情绪的总爆发。突如其来的周子瑜事件，更强化了民族主义，两岸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尽管绿社盟被称为政策最扎实的竞选政党，但是重心并不放在统独立场，种种原因，她们只得到2.5%的政党票，远低于预期。

我为我的朋友们惋惜。我也清醒地看到了，我认识的台湾是多么有限，只有2.5%。但这2.5%的台湾，在我看来，却是最珍贵的。

在台湾历史上，总有这样的挑战者。“白色恐怖”时期的左翼人士，《自由中国》，党外运动，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这是离我最近的一次。十年来，我观察着台湾朋友们在各个领域为了平等、正义而努力，敢于行动，又充满智慧。我们跨越各自的身份、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也分享着共同的政治理念。

政治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参与政治——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民主，不是简单的一张选票，一味百灵丹，民主是一种精神，是人们起而参与管理共同的事务，协商、尊重，设计制度，是在漫长道路上一次次具体的行动。

2016年1月15日，竞选前夜，民进党的造势大会上。人们预测蔡英文必定会当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6

中央山脉有落雪的消息，但是在台北盆地，只有雨，落在房屋的铁皮屋顶，落在鞋袜上。这是台北的冬天，无论穿得多厚，皮肤表面总贴着一层凉气，而手指总是湿润的。

最好的旅行，是恋爱，其次，是采访。总得与人交谈，凝视人们的面孔，听得懂言外之意，看得懂微妙的表情，才算了解这个地方。在台湾待了很久，我才明白了台湾人过分的委婉：“我们之间的认知有落差”，意思是我不同意你；“还有进步的空间”，意思是你做得不够好。

2008年，台湾对大陆开放旅游，很多大陆知识分子涌入台湾，包括作家陈丹青和韩寒。在人们的想像中，台湾有两个重要的象征，一是民主体制，二是保留了中华传统，所谓“温良恭俭让”。最初，我也拥抱了这样的想像，但是隐隐地，我感受到更大的断裂。台湾正在大规模地“去中国化”，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而所谓“温良恭俭让”，也不过是此岸出于历史空虚而发生的一厢情愿，一种误解。

重返台湾，当时所感受到的断裂，在每一个层面都加深了。断裂的两岸，民族主义激情都已高涨。对于中国大陆的抗拒，正在演变成整体的敌意。文明、民主成为最重要的价值，新的身份认同，建立起区别于对岸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当台湾排斥内在的中国因素，靠否定的方式，不断提纯自身，提纯历史，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同质性很强的地方。温柔的台湾，也是文明压力巨大的台湾。

作家唐诺说，台湾，是一个大国的灵魂塞进了一个小岛。曾经的经济奇迹、文化奇迹，都诞生于这段梦一样的历史。现在，梦醒了。今天的台湾人，要创造出新的台湾，用诗歌，小说，政治文明，而不是想像中的优越感。

而我，在被辨识、被排斥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中国人。一次次的指认，朝向一百多年来在战争、变乱中反复出现的深沉疑问：要做什么样的中国人？做什么样的人？

2014年3月30日，太阳花学运落幕。我在台北车站，准备乘火车回花莲。忠孝东路对面，穿着黑衣的太阳花支持者正在退场，浩浩荡荡，像黑色的海洋。马路这边的广场上，有两三百穿着白衣的人，喊着反对太阳花运动的口号。和黑衣人相比，他们如沧海一粟，而且，很少年轻人。几位老人，坐在轮椅上。他们的白衬衣很旧了，不白，也不时髦。他们的牙齿都已掉光，嘴唇紧闭着。没有喇叭，没有叫喊，只是静静地坐着，手里握着青天白日旗。他们的人生，不仅在现实中被遗忘，也在书写中被遗忘了。

就在那个下午，我知道自己必将离开。台湾，作为一所学校，我毕业了。我要回家。而家，是你选择建设的地方。

题图：2016年1月16日，新北市，蔡英文一早现身新北永和区投票站。当日，第14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副领导人与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正式投票。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