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抵制麦当劳化的时代

源济

马立明：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抵制麦当劳化的时代 

原创 2016-07-28 马立明 大家

文 | 马立明

每次与同学们讨论全球化议题时，我多次提到广州小北路那家倒闭了的茶餐厅，它的招牌是“整个越秀区最好吃”的鱼皮饺面。

这家店铺是几年前倒闭了。它熬了十几年，终于在麦当劳、星巴客、肯德基、小肥羊的包围下走向了衰亡。那些大品牌，有些是国际品牌，属于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有的是国内大企业，是顶级饮食集团。

在市场竞争中，财大气粗的国际大品牌横扫一切，而国内品牌中的佼佼者也形成了方阵，占据了剩余的市场。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商业浪潮摧毁了旧秩序，剩下的老字号，如小北茶餐厅，带着它的荣光在时代中没落。

我猛然想起，过去十几年，那些倒闭掉的餐饮店、士多店，数不胜数。小北茶餐厅已经算撑得久的了。

当知识分子讴歌市场调节机制及哈耶克主义时，却遗忘了那些市场竞争的失败者。诚然，社会在不断进步，竞争带来了更优惠的价格、更好的环境，还有更优质的服务。那些落后“生产力”，他们只能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在几十年的狂飙猛进之后，总有一部分人被甩出了发展的列车之外。

墨西哥左翼学者卡德纳尔说，“资本主义只在世界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而对于80%的人来说，则是失败的。对于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中国在跳出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之后，推行市场经济，也奉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结果呢，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马太效应，不少穷人在竞争中落败。

我有个小学同学Y，他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愤怒。他对7-11（便利店）的愤怒令人吃惊，他宁死都不愿意在那里买瓶可乐。他说，他的父亲曾经是开杂货铺的。九十年代，个体户可谓风光无限，开着Honda的摩托，但是，仅仅过了几年，他们就在更进一步的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吉之岛、沃尔玛等零售巨头强势进驻，带来致命一击的，是Y的杂货铺旁边开了一家7-11。最后，这个杂货铺就毫无尊严地关门了。

▲ 2015年6月16日，广州小北路的登峰超市即将结业。图片来自东方IC

对于民众而言，看到的不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而是来势汹汹的资本。就像Y，他不恨工商局，却恨7-11。这种恨，说不上有多么严格的逻辑论证，就是不爽。因此，我也可以想象，很多小饮食店的经营者，同样也憎恨肯德基、麦当劳。当中美之间一旦出现什么纠纷之时，就有一群人号召“抵制肯德基”“抵制麦当劳”。有些知识分子将他们理解为头脑简单的爱国者，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觉得，在抵制的人潮中，肯定有不少市场竞争的落败者，原本被时代遗弃的他们，借此重新回到舞台上。这是一次反全球化的激进运动，以爱国为名展示出来。

再往深处说，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发明了一个词，叫做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是指一个社会经历着速食餐厅之特色的过程。换言之，效率优先、标准化、量产、顾客至上。“速食餐厅的准则，正逐渐支配着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层面。”这一轮全球化，甚至就可以概括为“麦当劳化”。因此，当这个世界掀起反全球化运动之际，从首尔到里约，从西安到伊斯兰堡，麦当劳（有时是肯德基）都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这绝对不是巧合。因为，这个快餐品牌就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标志。

▲《社会的麦当劳化》/里茨尔 (Ritzer) 著/顾建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在拉丁美洲的左派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新自由主义构筑了一个“全球体系”。在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一套方案——简单地说就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路径的最初版本。

将全球化所塑造的世界，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恐并不为过。它带来财富的几何倍数地上升，跨越式的发展，但也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撕裂了整个社会。全球化造就了巨富，但全球化掠夺了更多的人。“拉美化”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病”的最直观的描述。因此，不难想象，全球化逐渐失去动力，所谓“合作共赢”的神话恐怕要幻灭，底层民众的不满开始高涨。

早在10年前，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中被边缘的国家，比如中东、非洲的一些“失败国家”——原有的秩序在全球化浪潮中被瓦解，但新秩序却无法建立起来——发出了不满的呼声。产业结构单一、生产力低下、竞争能力不强，全球化放大了他们的弱点。比如加纳、坦桑尼亚、多哥等国的领导人，多次抨击新自由主义。坦桑尼亚曾有一个官员曾在国内某高校演讲时说，“无论我们生产多少粮食，最后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有时是生产越多，亏损越大。”这让我们想起了已故的老左派加莱亚诺的话：“不发达不是发达的一个阶段，而是发达的后果。”

令人意外的是，就算是发达国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受益者的美国，也听到了国内底层民众的排山倒海的抗议声。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角就是所谓的“99%”群体。这个说法，比起卡德纳尔的“80%”而言，是更进了一步。

前几天，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就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可以理解为“孤立主义”的回潮，也可以理解为美国草根民众的愤怒呐喊。美国也有类似小北茶餐厅的小饮食店，在资本大鳄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他们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源源不断的外籍移民（尤其是外籍精英），某种意义上都将成为掠夺者。因此，他们能依靠的就是手中的选票，寻找替穷人说话的总统。

▲ 占领华尔街示威者高举“我们就是那99%的人”标语

“穷人的总统”，“穷人的作家”，“穷人的英雄”，“穷人的宗教”……当草根民众夺过了精英手中的麦克风时，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穷人的代表——也就是左派斗士将大行其道。经常口不择言的特朗普不是偶尔出现的“黑天鹅”，他背后已经站满了愤怒的群众。当我们迎来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捍卫本土价值的时代，一个全世界抵制麦当劳化的时代，一个自说自话的时代。曾经来之不易的共识，恐怕又将被各方否决。

吉林大学的孙兴杰博士在《远去的全球化》一文中指出，“在权力大门之外的愤怒人群，就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挑战着当权者。大西洋两岸已经是民粹泛滥，政治思潮的转变借着选票的力量正在改变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风貌。”他告诉我，写完此文后心情沉重，因为这一波全球化若真的难以为继，那恐怕一个黄金时代终将结束。

新自由主义引起的民间情绪，其实早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拉美，在东南亚，在东欧，甚至在中国，都引起了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不满。早在十几年前，拉美多个国家左翼领导人上台，愤怒地谴责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平等”或者将变成比“发展”更优先的议题。

精英的话语方式，也将要改变。两个星期前，我与K博士吴强打了个电话，讨论了这个话题。带有启蒙色彩的精英话语，或者已经不适合于这个时代了。当草根觉醒、影子走上舞台之际，他们已经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话语体系。这应当引起知识界的警觉。

【作者简介】

马立明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评论员，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