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Stamlee 新浪图片出品 2016-07-05
逃不出的贫瘠
图/文 Stamlee
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使我国进入持续近40年的快速增长期,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巨量能源资源需求,作为中国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区位栉比相邻。在这一带,煤炭被叫做“黑金”,煤矿被称为“金山”。半个多世纪以来,陕西铜川搭乘煤炭能源经济发展这辆马车一路高昂,踏着得天独厚能源丰沃的土壤飙歌猛进,曾创造一个个关于财富的神话。
因煤建城
20世纪初,煤炭行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暴利的行业利润如魔法般吸引各类资本涌入,甚至是房地产、装备制造、烟草等毫不搭边的企业都跃跃欲试。在黄金十年期间,身处“黑金”中的村民,投身小煤窑,承包土地、集资建矿,比比皆是。
位于陕西省北部的神木,曾是全国第一产煤大县。GDP破千亿元、全县医疗免费、15年教育免费、千万富翁扎堆、顶级轿车满街跑……这是塞外名城神木昔日特有的标签。
中国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区位栉比相邻。黑色,也因此曾被当作外人眼中铜川的代名词:一个仅有80余万人口的城市,煤炭产业工人和家属就有21万。这座因煤而建的城市。煤矿工人一度是这座城市的令人艳羡的饭碗。“吃饭捂着碗,走路眯着眼,看露天电影得打伞”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铜川十里长街的真实写照。从高速公路下来,一座高10多米的矿工塑像,迎风而立,昭示着曾经的骄傲。
矿竭城衰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节能减排要求提高、能源结构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主要用煤行业耗煤减少,使得煤炭需求减少,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2年下半年,煤炭行业开始走下坡路。
“一煤独大”让铜川饱受环境污染之苦,也失去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机,这个因煤设市的城市,曾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为全省经济产值的旗帜。但在2009年3月2日,在国务院确定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中,铜川市赫然在列,成为全国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走进东坡煤矿、金华山煤矿、王石凹煤矿、下石节煤矿、陈家山煤矿……走进那些曾经的矿山所在的村子。我们本以为,身处“金山”中的人们,经过这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哪怕没有富得“流油”,也应该是豪宅、小车……
但现实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且更加残酷:据2015年统计,铜川市4个区县中有3个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全市有208个低收入村。始于2002年的中国煤炭行业“黄金十年”,让国有煤企迅速壮大。10年后,当这些大型煤企陷入巨亏泥潭,昔日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整个行业的问题更为集中地暴露出来。
“挖煤卖资源,挖石烧水泥”的资源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这座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饱受污染之苦,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城市之一。
难逃沉陷
199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称铜川是“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成为当地人难以言说的痛楚。哪怕就是如今,大多数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矿已经被关停的情况下,2016年4月25日上午8时许,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照金煤矿还发生透水事故,11人失联……
71岁的陈良是铜川市印台区人,原本家有两个儿子。2004年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市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在井下的293人中,有127人安全升井,造成166名矿工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在遇难者名单之中。家中的两个顶梁柱没了。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他说,在煤矿里寻生计就象是“在刀口上舔血”——黄金十年里,小煤窑多得数不清,有时一个月要听闻四五起矿难,矿工还生率只有20%左右。
铜川金华山村,82岁的李树庄老人,种了一辈子的地,也修了一辈子的房。如今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的他说,“这是采空区,房子修好不久就裂。从1970到去年为止,已经搬了四次家,从谷底搬到山腰,从山腰搬到山顶,地越陷越深,家越搬越穷。这辈子攒点钱,就修房,攒点钱,就搬家……”。
从白手起家到坐拥亿元财富,王兴从跑运输卡车到煤老板只用了不过十年。然而,在煤炭工业“供给能力持续过剩”、“去产能”背景下,他的煤矿被陆续关闭,从名车豪宅到负债千万,王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已沦为贫困户的他,以给别人看管果树园为生,还得处处躲着债主。
煤矿悉数关停,沉陷区的村民大多数搬迁到村落新址。留守的村民并不多,陈建宏是其中之一。
铜川市广阳镇陈家山村陈建宏,已年60多岁,是政府定点的扶贫对象。他也曾在煤矿上工作过,可挣的那点工资,全花在修房、建房上了。陈家山村整体已被定为“沉陷区移民村”。新的村址在山顶上的公路旁,政府不但划拨了宅基地,还给了每户家庭每人发放4000元的建房补助,村里大多数人家已经搬走。陈建宏是最后还在老宅中生活的四户人家之一。他说,自已的情况和别家不同。一是,别人家本来就住在土屋或者窑洞里,那些房子是实在住不下去了。自家的房子才建了没几年,虽然也有裂缝,但还能住。二是,虽然搬迁新房有每人4000元的补助,但如果真要建成新房,自己还得拿出约8万元钱来。去年,亲人过逝,再加上儿子结婚,他已经欠了10多万的外债,如果再借钱,他害怕还不上。那些搬家的村民,也大多是欠了外债的。三是,新房地点离自己种的地,距离太远了。来回要步行山路1个多小时,实在不便。
关树,在矿上做过矿工,失业后,去了一座烧炭的小作坊工作。每月工资1000多元,勉强维持生活。
陈远航,实在忍受不了,这20年来,一次又一次搬家。去年,他干脆举家迁移去了云南,承包了一块荒地,开始新的生活。
黄土高坡上,一位老人,在坡顶上抽着旱烟。他在煤矿上工作了40多年。老人说“无论是挖煤,还是种地,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也就是个糊口,挖了一辈子的煤,地下都挖空了,我家,还是那么穷……”
老一代农民要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再搬家,也得回到自己的口粮田里来再耕种。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只是搬了房,并没有搬离沉陷区。
铜川,这座因煤而建的城市,并未从自然的馈赠中获得富足,却在涸泽而渔的疯狂开采中变得土地贫瘠,失去生存的土壤。在“黄金十年”的煤炭产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外衣卸去后,其后果赫然暴露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