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张明扬
如果卡尔·马克思先生泉下有知,他多半会对“英国脱欧”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沮丧。
当马克思在1840年代与恩格斯一起在《共产党宣言》文末壮怀激烈地写下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他一定不会想到,170年后,从脱欧的英国到大选前的美国,从民意分裂的欧盟到穆斯林世界,这个世界的无产者们,非但没有联合起来,反而正陷入日益撕裂与互相嫌恶之中。
当然,这个时代未必还有什么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在主流叙述中被称为“底层”。
在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中,我们分明看到,英国的底层成为了“脱欧派“的最大票仓,他们对欧盟的移民政策充满了天然的反感,害怕移民来争夺他们本已岌岌可危的工作机会,害怕移民拉低社会平均工资,害怕移民分走他们的社会福利。
而移民是谁?移民,或者说英国底层想象中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东欧,甚或来自伊斯兰地区的“底层”。在英国底层的思想世界中,那些其他国家的“底层们”正以欧盟的名义,气势汹汹地准备登陆大不列颠,毁掉他们的生活与一切。
我并不是说英国的精英和中产们就不讨厌移民。但在精英们的知识结构中,他们对移民潮的忧虑也是高大上的,更多是朝向着穆斯林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对所谓欧洲价值观的冲击;而英国底层们所关心的工作机会流失呢?精英们的立场是经济学教科书式的:只有一个更加充满流动性与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才是繁荣健康的。在英国底层看来,这样的理由就是bullshit,精英们不就是说不给我们涨工资对经济是好的嘛!
至少在底层的撕裂问题上,英国是一点都不“孤立”的。
在美国,演技浮夸的富豪川普先生似乎也成了本国底层的代言人。无论川普那些关于移民的言论多么反智抑或缺乏可操作性,在美国底层民众的心目中,他至少有别于那些奉政治正确为金科玉律的大人物,大声喊出了“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将工作机会还给美国人民”。
无论美国精英或者全球精英如何苦口婆心地告诫美国底层群众,限制移民流入是如何的不人道,是如何会伤害美国整体经济效率,底层群众们更相信他们的真实生活感受:我们本来一份工作非4000美元以上不干的,然后一个外来移民仅2500美元就干了,这不是抢夺工作机会是什么?至于整体经济效率,美国底层的逻辑和中国底层的“被平均”学说一样:这是你们而不是我们的经济效率,我只关心我的收入在下降。

嗯,还有被英国抛弃的欧盟。在底层群众心目中,照样的没有什么对国外底层移民的“阶级感情”,更别提什么“联合起来”。无论德国与法国的主流政治家多么的博爱与热爱天下大同,他们的很多底层群众仍然没有完成“启蒙”,他们或许会被海滩的死难儿童深深打动,在短时间内对移民温情脉脉,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仍然充满警惕地守护着工作机会与福利。最戏谑的是,一些正在承担着抢夺西欧底层工作机会的东欧国家,却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激进势力,逻辑似乎是:只能我抢,不能你抢。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在东方的语境里,移民更多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恐惧。无论在香港还是台湾,许多经济与政治困境被归咎于“大陆移民”以及各种变种(陆客、水客、新移民),在政治上的种种格格不入背后,“大陆移民”似乎成为了利维坦身上那个最为显性的恶之花。在台湾“反服贸”的最高潮时,有一种声音似乎倾倒宝岛众生:开放服贸就是让大陆劳工来抢台湾人的工作。恩,对于连茶叶蛋都吃不起的对岸来说,台湾22K的高薪会让他们举陆癫狂。
这倒也没什么,台海毕竟分治这么多年,而在中国大陆内部,特别是在所谓的一线城市中,“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正成为这些城市中的大事件,“硬盘”与“王德彪”,“宽带山”与“占海特”,“异地高考”与“汽车牌照”,在这些充满张力的词语背后,是公共舆论中无休止的撕裂与分化。在这个方兴未艾的“地域矛盾”中,底层与底层照常成为了双方角斗的主力。
当全世界的底层陷入普遍性的撕裂之时,全世界的资本与资产者,却以一种另类的国际主义情怀联合起来。
曾记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撕裂最厉害的似乎是列宁口中的各国“垄断资产阶级”,而各国无产阶级似乎在想象中理应达成一种集体反战的“联合”。
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最能理解欧盟统一市场情怀的是伦敦金融城的精英们,那里也是英国留欧派的大本营。在英国及欧洲精英的心目中,资本与劳动力这些经济要素天然就有自由流动的合法性, 如果说外来移民的存在的确拉低了工资水平,那也是大好事一件。这也很好理解,在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心目中,这些年他们抱怨最多的其中一条就是——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太快,所以要用机器人。
当然,如果移民也无法遏制本地工资水平的一直向上,全球资产者还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海外投资,去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对于那些拿着所谓高工资的欧美底层来说,他们自然没办法去关心海外投资如何提高了国家经济竞争力,因为他们失业了。
因此,在九十年代的新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经典桥段:在一年一度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中,美国各种工会总会站出来要求国会否决,而力挺中国的总是美国各种跨国大公司与精英。
当然,中美两国底层(工人阶级)的关系是微妙的,远不是一句“撕裂”可以解释。一方面,正是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使“中国制造”的价格低廉得以可能,得以让美国工人在收入没有明显上升的境遇下得以过上有尊严并且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但这也并不妨碍美国工人同时咒骂着抢走他们工作机会的中国工人;另一方面,美国工会对中国工人劳动福利的关心自然有出于人类(工人阶级)共同感情的因素,这一压力与关心的确也在推动着中国工人福利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客观上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与“低福利”也确实构成了对美国工人的竞争压力,就此施加某种压力对缓解美国工业的竞争劣势自然大有裨益。
而在台海的语境中,一则金句似乎洞悉世情:“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好吧,所以支持服贸的国民党被描绘成了台湾大资本的代言人,然后就和卡梅伦一样成为了票选中的失败者。
请原谅,我罗列了这么多可能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的现象,因为我实在缺乏理论能力去解释这个可能同样让马克思尴尬的问题,如果这真的构成一个问题的话:自19世纪资本主义一统世界以来,全球资本从未像今天如此团结,而全球底层也从未像今天如此互相撕裂。
如果民族主义不应当是答案,那么会有一个普世的答案么?
【作者简介】
张明扬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